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从此“换尽旧心肠”，成为白个人际遇和生活的转折点，从所谓“兼济天下”到了所谓“独善其身”。
这次被贬，白居易自以为天涯沦落，牢骚满腹，顾影自怜，很是写了几首好诗。江州司马青衫湿哪，所以后世同情白的大有人在，认为白的被贬是当时唐政府的不是
。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就这次贬谪，于白而言，纯属活该。这是对白一贯喜欢出风露头的合理惩罚。
白之遭贬事出宰相武元衡被刺杀案。元和十年（815年）6月3日，淄青节度史李师道派中岳寺僧人刺杀了主持平定藩镇叛乱的宰相武元衡，武当场死亡，当时武正主持进攻吴元济（就是后来李朔雪夜入蔡州生擒活捉的那位）。刑部侍郎裴度亦被刺成重伤（伤在头部），幸赖随从拼死相救，才抢回一命。一时朝野震惊！明摆着，敢同时刺杀宰相和刑部侍郎的后台老板，毫无疑问是和中央政府对着干的藩镇。这是藩镇对中央政府的公然挑战。
宪宗皇帝（文治武略均应为中唐首指）龙颜大怒，下诏捕贼。并于刺杀案发三天后，下诏任命尚在重伤之中的裴度接任宰相，以显示平定藩镇之叛和惩凶的决心。
追捕刺客的工作激烈紧张地进行着，但一时头绪纷繁，侦查工作难度不小。几天下来，进展不大。所以兵部侍郎许孟容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横尸街头，而刺客不被抓获者。故而宪宗又于6月8日（离刺杀之日仅隔5天）下诏天下大搜，明令谁敢窝藏
刺客，诛灭他的九族。6月11日，案情取得进展，捕得张晏等八人，按问具服罪。
6月28日，杀了张晏等5人，复杀其党羽14人。唯不及元凶淄青节度史李师道。之所以此时不动李师道，前面说了，是因为唐政府这时正在攻击吴元济。若贸然去动李师道，则李师道必然举兵反，则唐政府就有两面受敌的危险，大大地不利了。所以
唐置李不问的策略是对了，此后不久就消灭了吴元济。元和十四年（819年），消灭了李师道。
从追捕凶手的过程来看，可见唐政府反映迅速，宪宗之雷厉风行，办案官员也是很负其责，尽心尽力的。
而这个白居易呢，当时任左赞善大夫，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会说话似的，急匆匆地上书要“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言下之意，责怪办案官僚办事不力。人家群策群力辛辛苦苦在那里紧张侦察追捕，他一个“官非谏职”的闲人，跑出来怪这怪那还指手画脚地干嘛？瞎嚷嚷什么呀？ 纯粹是站着说话腰不疼。于是触怒了执政群僚，于是贬乱说乱动的白居易为江州刺史。
白居易在任江州刺史道上，当时的中书舍人王涯又上疏追论白居易平时言行之过，认为白“所犯状迹，不宜治郡”，（白居易那神经失常的母亲坠井而死，似与白居易兄弟有关，这事比较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以后再提），于是又追贬白为江
州司马。（后来，甘露事变，王涯被杀，白居易听闻后，非常开心，到东都香山寺游玩，写下了“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的诗句，其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
从整个事件来看，白居易实际上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当然，白并不觉得是自己的过错，他很牢骚，很愤懑，见看花就流泪，看见鸟就伤心，还真写了不少好诗。如大家都很熟悉的《琵琶行》。
白居易在被贬为江州司马期间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其中的《琵琶行》是代表作。而诗中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和篇末的“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等名句令人读后生出许多感慨。从白居易自己的仕途而言，被贬为江州司马也许是他的政治生活落入了低谷是不幸的；但是，从我们读者而言，正是他的被贬，才使得他有机会了解、接触社会底层并创作出了伟大的令人百读不厌的《琵琶行》等诗歌，从这一点上说，他又是幸运的。
那么，白居易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从京城的左赞善大夫被贬为江州司马了呢？
据史书记载，在白居易担任左赞善大夫期间，当朝右丞相武元衡被人当街残杀，整个京城为此震动。而当时，由于这是一桩明显的政治谋杀案，百官迫于当时的情势，噤若寒蝉，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上书朝廷。而白居易虽然深处低位，却出于正义和忠诚，在事发的当天中午就写了一封奏章，要求朝廷迅速彻查此事，严惩杀人凶手。这当然触动了当时的宰相张弘靖等人。于是，张就以白居易越权奏事为名，将他贬为了江州司马。
且看白居易在他写给好友杨虞卿的信中是怎么说的：“贬官的诏旨已经下达，我明天就要出京东行。心中满是不平，所以写这封信想把委屈向阁下倾诉。去年六月，强盗在大街上杀害了右丞相武元衡。那是我亲眼所见，震撼之大，无以言表。当时武丞相满身血浆，头发和肉体全砸烂了。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下去。满朝文武震惊不已，都不知如何是好。据我所知，有史以来朝中高官都未曾遭此厄运，真实太令人愤怒了。无论是谁看到右丞相的惨状，即使是田夫奴仆也不该闭口不言，更何况我还是朝廷大臣呢？已故右丞相黎明时分咽得气，我的奏章中午就呈上了朝廷。两天之内，全城皆知。那些不高兴我这样做的人，有的
个人觉得是白居易
白居易算得上唐代大诗人中在世时最为显达、仕途最为顺遂者，这一点，连出生于名门望族的王维都不如。他于大历七年（772）出生时，李白已离世十年，王维辞世十一年，杜甫故去两年，大唐诗坛领跑的接力棒，历史性地交到这位神童的手上。以官场成就而言，他年年轻轻就授翰林学士，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是二品大员。从文学成就而言，他生前就文名妇孺皆知，文集流传天下，这是死后多年文学成就才被承认的杜甫所不能比的。最关键的是，他活了七十五岁，在古代士大夫中，是绝对的高寿。退休后他在洛阳的豪宅里诗酒会友，远比晚年卷入政治风波的李白、王维和死在漂泊途中的杜甫幸运。
撇开这些庸俗的指标，我认为一位文豪的成功标准应该考察其所担负的责任完成得如何。对读书出仕的文豪来说，他身上的责任无非是这几方面：作为诗人所尽到的文化责任；作为官员所尽到的社会责任；作为男人所尽到的家族家庭责任。
文化责任，应该指这个人当时和后世的文化影响如何，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就此而言，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三座高峰。
社会责任，主要是作为一个士大夫对整个社会的治理做出贡献。这差别大了，不仅仅要看能力，更要看运气，因时势、地位不同而差别甚大。李白、杜甫、白居易可以说年少时都有安世济民、澄清天下的伟大抱负。但李、杜一生不得志，白居易除在中枢担任过重要职务外，还做过苏州、杭州、同州的一把手，自己的政治抱负有不错的施展舞台，李、杜若地下有知恐怕会十分羡慕。
家庭责任是一个男人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兄弟的责任尽到了几分。这一方面，李白和杜甫亦不能交出较好的成绩单——李白一生像个独行侠一样，到处游历，常年把老婆孩子寄居在别处，他的几位老婆对他都是不满意的。杜甫一家的生活更是凄惨，妻儿跟着他到处流浪、受苦，有幼子缺粮而饿死。
于家庭责任这一端，白居易的成绩单比李、杜更是好得多。自古诗人皆多情，香山居士更是如此，到处留情乃寻常，然而他的家庭是幸福的。他早年在徐州遇到了初恋情人湘灵，因故未能结为夫妻，他一生为之不忘，在诗人中常常思念；他晚年有樊素、小蛮几位年轻漂亮的侍妾。然而他对妻子杨氏一直很尊重。杨氏是豪门女，几位哥哥是大官。两人新婚后，白居易写了一首《赠内》，诗中云：“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据说婚后白居易有些惧内，丈夫怕老婆的家庭一般说来比较和谐。
除小家庭外，白居易对整个家族也是尽心尽责的。白居易有四兄弟，上面有个哥哥白幼文，四十来岁就死了。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九岁就夭亡了，另一个就是文学成就相当高的白行简，比白居易小四岁。元和十二年（817），东川节度使卢坦死了，在其手下当掌书记的白行简没了靠山，于是离开巴蜀，顺长江东下。第二年春天来到江州与任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团聚。兄弟俩会面后，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白居易诗中所言“复有双幼妹，笄年未结褵。昨日嫁娶毕，良人皆可依”。
这一年白居易虚岁四十七，行简四十三。那么两位幼妹很可能是白居易父亲小妾所生的。古代过了及笄之年（十五岁）就应该出嫁，二十岁便是老姑娘了。白父卒于贞元十年（794），即使他死前某位幼女刚刚出生，到元和十三年也虚岁二十五了，已是不折不扣的剩女。父亲亡故后抚养幼妹成人并择婿嫁出去的责任落在白居易、白行简肩上。如果两位幼妹长期呆在娘家不出家，于死去的父亲而言，白氏兄弟是不孝；于社会而言，有损两位大文豪的声名。
所以我们能明白为什么白居易将两位妹妹一次嫁出去，而且所找的丈夫是“良人皆可依”，他是那么高兴，要和弟弟喝酒庆贺。正因为对家庭最后的大责任尽到了，一身轻松，才能和弟弟共勉，“不叹乡国远，不嫌官禄微。”
白居易于国，于家，于文化的责任成绩单是相当不俗的，无疑他是唐代文豪中少有的幸运者。可在宋代，白居易这样的幸运者屡见不鲜。“诗人多薄命”在宋代基本是不成立的，原因无他，宋代总体上政治清明、经济富足、文化繁荣、社会安定，文豪们所受的人生苦难自然比唐代前辈少得多。
顾况便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便称赞。白居易也因此在长安出了名。几年之后，白居易考取了进士。唐宪宗得知白居易的名气以后，立即提拔他为翰林学士，随后又担任了负责向皇帝建言献策的左拾遗一职。至此，白居易开始踏上了他的仕途之路。
刚开始，白居易的仕途之路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由于白居易不善于阿谀奉承，又不喜欢争名夺利。只是一味地创作新诗歌，揭露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还多次在唐宪宗面前冒死直谏，反对宦官掌握兵权，最终惹怒了唐宪宗。据说，唐宪宗即位以后，大刀阔斧地对当时的国家政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对一些人才的选用。他任用正直的李绛担任当朝宰相一职，但是对宦官却依然宠信。为了讨伐藩镇，他居然任用宦官头领为统帅。对于这样的任命，当时朝中很多的大臣表示反对，其中反对最为激烈的人就是白居易。唐宪宗认为白居易是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如今居然如此大不敬地谏阻，实在是让他忍无可忍。
身为宰相的李绛却劝唐宪宗说，白居易之所以敢如此冒死冒犯皇上，实在是因为他对国家的一片忠心。如果因为这件事就要治他的罪，恐怕会造成以后没有人敢说真话的情形了。对于李绛的这番劝解，唐宪宗只好暂时压下怒火，没有立即对白居易做出处罚。但是，不久之后，白居易还是被撤去了左拾遗一职，改派了别的职位。
尽管白居易的诗歌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喜爱，但是由于他的诗歌抨击了当时的社会现象，揭露了一些宦官的罪恶行径，触犯了当权的宦官和官僚们的利益。所以招来了这些人的嫉恨，但是这些人却苦于找不到陷害白居易的借口。
几年之后，白居易就任太子东宫的大夫(太子的老师)的时候，宰相武元衡被刺客暗杀，由于复杂的政治背景，只有白居易首先向唐宪宗上呈了奏章，请求缉拿凶手。正是因为这件事，让一直嫉恨白居易的宦官和官僚们终于找到了机会，他们指斥白居易不是一个谏官，居然越位对朝廷大事乱做主张。同时，另外一批官员也趁机污蔑白居易是一个大不孝之人，白居易的母亲在赏花时掉到井里淹死，他还曾写过《赏花》和《新井》这样的诗。白居易对于众人的污蔑可谓是百口莫辩，也无法很好地为自己进行辩护。最终，降职担任司马(掌管军事)一职了。这次的无辜降职对白居易的打击很大，在前往江洲就任以后，白居易的情绪非常低落、抑郁。也就是在此时，白居易写下了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直流传至今，被后人广为传诵。
此次遭贬之后，白居易也曾几次返回到京城，就任过几任的朝廷大官。在唐穆宗继位之后，就因爱惜他的才华，把白居易召回京城先后担任过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国君、太子亲近属官)等。但是当时朝中非常混乱，大臣之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而唐穆宗政治荒怠，听不进任何劝谏。在这种情况下，白居易请求外放，先后出任了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职。并在晚年的时候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相对早年，晚年的白居易为官消极多了。在当时朝政十分混乱的背景下，白居易的正直性格使得他不可能有所作为。最终，白居易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创作诗歌当中。白居易一生共创作了两千八百多首诗，是我国文学宝库里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除了白居易留下的这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之外，他身上的那种不畏强权，敢于揭露丑恶现象的正直性格，也为后人所敬仰和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