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我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在外部金融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动荡不安、国内自然灾害又频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经济运行风险骤然加大，过去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一时间蒙上了阴影。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困难，其中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与外部环境变化有很大的关系，短期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传统发展模式导致瓶颈的一种表现，是经济向新型工业化模式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外部环境变化无疑是首要的诱发因素，但目前的困难也凸显了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正忍受转型前的痛苦，对此，我们不能仅仅从周期角度分析，而应从深层次问题着手，为长远发展扎扎实实地做好基础性工作。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应该在缓解短期风险的基础上，从发展模式、战略选择、制度建设等长期措施着手，为未来更长时间的平稳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不能一味为了短期目标而延误改革的时机，为了谋求长远的发展，一时之痛也只有忍受，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中国经济的外向型性质，决定了我国在这一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动荡中面临严峻挑战。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与内部总需求结构矛盾的加深，将使我国现阶段出现较为严重的制造业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的衰减；而未来人口红利的消失或生产要素供给条件的逆转，则否定了现行增长方式的未来可持续性。两者共同提出了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未来3-5年内，我国GDP增长速度下调2-3个百分点是完全正常的，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所必需的。同时，在2020年之前，我国经济发展会面临许多挑战。 通货膨胀走高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投资品价格指数在逐月攀升，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通货膨胀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而高物价对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也正在不断显现。 一是高物价侵蚀了居民实际消费购买力，加大了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困难。
二是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三是出口竞争力有所削弱，为促进就业带来更多的变数。受成本提高和汇率升值的影响，中小企业出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而产业转型一时又难以完成，短期就业压力有所增大。
1、处理好国际关系：
要协调好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之间关系，共享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收益。中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体系，不应轻率地引发贸易摩擦。
2、要推动内需：
要在广阔内需基础上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企业要利用广阔的内需市场，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
3、要转变产业结构：
将全球价值链升级和国内产业结构转变结合起来，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加强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产业融合，抓住国内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通过服务业，特别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转移。
4、要提升技术实力：
要通过技术能力提升和品牌建设等，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位置和地位。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要努力向“微笑的曲线”两端攀升，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和地位。
5、要懂进退取舍：
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之所以出现减速现象，与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放缓甚至逆转密切相关。因此，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环境下，中国要韬光养晦，在修炼好内功的同时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为抓住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经济全球化报告
第一、稳政策。
中国经济总是陷于大起大落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大起大落，其根源在于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政府的过度干预不会造就一个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只会让市场低效，并且滋生寻租和腐败的空间。保持政策相对稳定的核心就是要减少政府频繁的短期宏观调控，代之以加强长效的市场制度建设，这也是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比如，股市和楼市就是中国经济的缩影，在很大程度上由政策调控，总是大起大落。股市相对稳定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股市不稳，大幅度下滑，会大幅减少家庭资产，加上居民的现期收入上不去，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的教育)等消费预期不断增加，现期的消费就会受到挤压，内需不足的情况会不断恶化。再看楼市，自2003年国务院发布18号文以来，政府每年都会出台若干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但是总给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感觉。不可否认，房地产行业存在着很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房产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近期又伴随着房价上升过快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频繁的价格管理和政策手段，而是切实加强房地产市场长效制度建设。
应从促进土地城乡流转、开征房产物业税种、加强银行风险管理、构建住房保障体系、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建设、完善土地拍卖制度等涉及面广、影响面大的制度建设方面入手，多管齐下，实行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建立有效市场，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引导有效供给与需求，从而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尽管有一些好的措施，与我们的建议有重叠之处，但我们对其将政策目标瞄准高房价，而不是房地产市场严重的结构失衡，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非法律定义的行政手段感到担忧。它可能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而且会破坏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激化供求失衡的矛盾。如果房价被人为遏制，不能提供足够的投资和生产激励，也就无法保证有效供给。当前的房产宏观调控政策，已带来如下一些负面效应。
一是产生激励扭曲，使得政策目标与实际结果相背离。比如，提供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条款，本意是遏制投机购房，恰恰无法挡住外地有钱人(不需贷款)异地购房，却将那些要靠信贷支持才能在城市里购房的非户籍人口挡在了门外。这也背离了城市化规律。
二是引发道德风险，使得市场沉迷于政策预期和博弈。由于信息很难对称，很多政策的监督成本巨大，将会引起五花八门的社会乱相和道德失范，如虚开证明、借名买房、假按揭、行贿受贿等，更有甚者上演起假离婚的把戏。
三是破坏政策相对稳定，使得政策随着房价上下起伏。一旦打压房价的新政影响到我国经济平稳增长(不是没有可能)，如何处理这些限制性政策？临时性的政策撤销之后，消费者暂时被压制的刚性需求再又报复性反弹，政府又要如何应对房价上涨的卷土重来？因为从长远看，中国房价的上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四是阻滞市场改革，使得计划手段扰乱市场自发秩序。比如，将稳定房价的责任归于地方政府，实际也赋予了其超越法律权限干预市场的权力，可能会导致价格的扭曲并增加政府权力寻租的机会。政府应该管的是法定的住房保障，而不是市场的住房价格。
第二、调分配。
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社会财富“蛋糕”的快速变大，但是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不合理程度却日益加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与民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收入比重由1988年70.5%的最高点下降至2007年的59.1%，国家财政收入在1993年至2008年之间的平均增速超过19%，大大超过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政府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好处远远多于居民收入，且财政支出又大多用在推动GDP增长和自我消费上，而不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等事业上，使得老百姓捂住钱袋子不愿消费；二是贫与富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基尼系数由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社会各阶层的差距越拉越大，因制度性利益冲突和不均等而产生各种矛盾趋于尖锐化，已成为很多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的主要直接源头，如不加重视将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三是城与乡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57倍增至2009年的3.33倍，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固化和加剧的趋势。这些问题不解决，都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进程。
毋庸置疑，收入分配改革必须要谋划长远，但久拖不决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短期内还是应该拿出若干能够起到实效的具体措施。建议政府下大决心从国企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政策改革等硬骨头入手，促进政府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首要的是，改革现有的国有资产收益分配制度，将大部分国有收益真正转移到公共支出领域，如充实到社保中去，让作为国有资产名义所有者的全民，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其次，应该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建立必要的减免退税机制，切实降低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税负，同时开征(或加大)资源税、房产税、遗产税等国际经验表明可有效缩小收入差距的税种等，让税收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第三、拉两头。
首先，我们认为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教育的投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使粮食供给保持稳定增长，建立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增强8亿农民的消费能力，有效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当然，我们更应该将三农问题置于中国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去考虑，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这才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其次，我们认为要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目前，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45%左右比重不仅与成熟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都低不少。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通常占GDP的65%以上，而巴西、印度、俄罗斯、韩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水平也都在55%以上。
相对而言，服务业对能源、资源等要素的消耗较低，它并不会像需要大量基本原材料投入的行业一样，由于当前持续高企的原材料价格而显著地引致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相反地，一方面，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有助于缓解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并可以减轻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过度膨胀所引致的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等负外部性。另一方面，发展智力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则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升级转变。
第四、优中间。
经济金融危机的一个作用，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深层次的结构优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二产业而言，一要引导和支持工业部门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促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端优势工业产业群，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方面应注意充分发挥民企的作用。因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创新体制，往往不计成本，在动机上可能是忽视经济效益的，也许在某些特定领域或特定目标上能成功，但不会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经济。相反，以民企为主体的创新体制，由于对利润和效益的密切关注，以及分散决策所需的信息量较少，使得它更容易导致整体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
二要转变发展方式，提升能源利用水平，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由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基础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经济的转变，淘汰落后产能，实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要改变国有垄断行业封闭、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继续扩大民营资本市场准入，不断完善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体系，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让其进入原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促进市场竞争，让生产要素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以提升整个经济的效益和效率。由于中小企业的大量存在而形成的竞争和创新文化，促使创新型大企业不断涌现，也正是发达国家保持强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没有充满活力和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一国经济很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数据也显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规章。比如，新《劳动合同法》无论是从出台时机还是立法依据都很有问题，使得大量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用工体制僵化，生存空间恶化，属于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究其原因，就是用热情和愿望替代了经济规律，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管得太死太细，结果导致有法必依则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有法不依则法律威严受损的两难局面。建议对大、中、小企业实行区别对待，避免用《劳动合同法》这样的“一刀切”做法，挤压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极小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而无法大量吸收过剩的农业人口以促进城市化转型。
第五、扩内需。
可以预期，一直以来支撑中国增长模式的外部需求在未来几年内都将会比较疲软，原因在于主导全球经济消费需求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居民家庭当前都面临着去杠杆化和重建储蓄等重要任务。因而，当务之急是促进从外需支撑的出口型发展模式向内需支撑的消费型发展模式转变。
如果说前述的调分配可以增加居民的购买能力，那么要真正有效激活消费需求，还需要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通过一次性转移支付或财政补贴来扩大居民的“半强制性消费”，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是这种补贴性消费行为一旦长期化，将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并且会为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筑高藩篱。
建议在进一步延续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提高特殊人群补贴、降低部分产品消费税等刺激政策的同时，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5到10年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以稳定居民收支预期，提高自发消费信心，扩大自主消费需求。
第六、促出口。
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等公共福利政策还处于改革摸索的情况下，经济由出口导向向内需驱动的转变无法一蹴而就。当前政府应该在扩内需的同时，在促出口方面同样有所作为，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缓解庞大的就业压力。
首要一条，就是近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数据显示，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纺织品企业利润也将降低1个百分点，而其本身的利润只有3%至5%。因此，尽管从长期看人民币还存在一定的升值空间，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仍然不稳的情况下，要尽量顶住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这对缓解中国企业出口成本的上升，帮助出口依赖型的企业稳住一定的外部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的贸易赤字涉及90多个国家，是一个多边问题，不能通过简单的双边汇率调节来解决。在美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极力鼓动下，美国政府寄望于通过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这是一种自己生病别人吃药的做法。事实上，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有相当比重的外国企业、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使得人民币升值对其他国家是一柄双刃剑，这也会大大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其次，要继续运用财政、信贷、外贸基金等多种手段，为企业降低出口成本，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克服隐性贸易壁垒，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同时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帮助企业不断开拓新兴市场贸易、东亚区域内贸易及自由贸易区内贸易(如成立不久的中国-东盟、中国-秘鲁、中国-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等双边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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