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从中国方面看，日本之所以将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作为主要侵略对象，是因为中国地大物博，是一块“肥肉”，且距日本很近，便于日本用兵；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国力衰弱，中华民族存在着重大弱点和缺陷，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历史证明，对于一国家也好，一个团体也好，内战的规模与程度与遭受外侮的规模与程度成正比。内部团结了，对外就有力量，外交政策就强硬得起来；反之，内部不团结，甚至打得不亦乐乎，两败俱伤，那么它的力量就弱，对外就不得不妥协退让。
一个人的愚蠢疯狂和一群人的愚蠢和疯狂，所造成社会破坏终究是有限的。假如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也一起愚蠢疯狂起来，那就太可怕了。不仅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还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极端的政治宗教势力，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大狂，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会转化成一种自觉的全民性的暴力活动，这就是战争，这种事例从古自今太多了。我们的史学家往往简单的归罪于统治者的残暴欺骗与贪婪，但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很多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在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里，他们的民众和统治者一样是战争狂热的支持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着某种强烈和神圣的使命感，并疯狂而又勇敢的投入之中，很少有人认识到那是错误和犯罪，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统治者才能轻易的发动和扩大那种战争，有时候统治者甚至是被民众狂热推向了战争。
很多社会性暴行的运动和战争都是在看似正义的口号和旗帜下进行的。发动运动或战争的人，和那些在运动中或战争中积极参与和英勇作战的人。一开始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正在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只是在时过境迁后，在给世界和社会带来严重灾难，而他们自己也受到了严厉的报应时，他们中的有些人才意识到自己当时的非人性和丑恶。就拿侵华战争而言，许多日本士兵原本在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从未想过要去杀人，但在“国家主义”、“种族优越”、“解放亚洲”等“崇高”的名义之下，他们却没有因为执行任何暴虐的杀人行为而寝食不安。相反认为这是在为国家、为伟大的职责而工作。他们把对邻国的仇恨与做炮灰捐躯的快感完美地统一起来，把民族的前景与对“东亚病夫”中国的征服以及对欧美国家的打击联系起来。象这样的例子我们也曾经历过，如文革，几乎全民族都卷进了，又有多少人先知先觉认为它是一场错误的运动？对文革的清算是在过了十年以后，才意识到这场运动是错误的毁灭性的运动。那些日本侵华日军，有几百万之多，其中还有被长期殖民化后忘掉国籍的朝鲜人和台湾人，他们不也是在所谓正义的口号和旗帜下，来到中国烧杀强虏的吗？
共产党人认为，广大日本人民和士兵是被欺骗的，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我不想为日本侵华辩解，但是我很想知道，在日本军方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国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力量让那些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来到中国，由人变成了野兽？我不相信那些士兵天生的是强奸犯和杀人犯，他们也许在国内都是些优秀的合乎道德标准的好青年。还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非日本籍的如朝鲜人台湾人被卷入进来。当你看到有那么多朝鲜人和台湾人在听到日军取得什么胜利后，自发的跑到街上欢呼时，你做什么感想？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了汪伪政权，还有一个满洲国？ 仅仅是某些人的欺骗和强迫造成的吗？其中原因一定很复杂，只不过我们硬给简单化了，归之为其本身卖国贼的本性。我们应该听听这些人当时是怎么想怎么讲的，这样才能了解到当时他们的一些真实情况，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却很难再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时间湮灭了许多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事情，让我们很难再了解事情的真相了，有些甚至是在人们的鄙视下被某种情绪掩盖了，没有人愿意认真的研究一下被他们唾骂的对象。
据历史资料记载，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并没有做什么战争动员工作，“九一八事变”甚至是军方一些人一手导演的，而他们的首相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可以说侵华战争是在日本整个国民狂热推动下才越演越烈的。当时在日本政府中也同样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但日本军队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扶植了满洲国。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连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承认满洲国。1931年12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反对在满洲搞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但犬养的行动不仅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还激怒了广大的日本的民众。1932年5月15日，在全国民众舆论的纵容下，一伙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犬养被杀后，再也没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和狂热的日本国民控制下的政府。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国联进行表决，以四十一票对一票（一票为日本）通过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日本的代表松冈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大会一片谔然。松冈回国后却受到了国民热烈的夹道欢迎，日本国内的舆论一致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这种狂热的气氛，尤其是军人的狂热，虽然让政府中的文官集团倍感担心，并采取抑制军队的措施，但在与军人的权利争夺中，文官集团的所有努力最后都化为了泡影。
为什么在日本会出现这样一种国民狂妄的思想情绪呢？谁在操纵这这一切呢？这也许和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有关系，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工业化，军事变得强大起来，日本是唯一没有被白人征服的亚洲国家，在有色人种中，大和民族是唯一能与白人平起平坐的民族，这一事实让它的国民倍感骄傲，这在年轻的军人中更是如此。于是原有的民族自大狂在这种情况下无形中被强化了，那种势力扩张思想也迅速的膨胀。在“爱国”思想的教育下，它的国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所谓的责任感，就象我们在文革中想要解放全人类那样，日本人觉得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来拯救亚洲，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亚洲新秩序。大部分日本人觉得这个亚洲应当是日本的亚洲，只有日本人才能让亚洲人民幸福和发展。那时的日本人对西方殖民主义者有一种特殊的仇恨，当他们看到那些白种人在亚洲四处插手时，就难以忍受了。当他们看到亚洲各国的混乱以及它们的政府的落后腐败，更是觉得自己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来拯救亚洲了，“解放”亚州的“落后民众”了。不惜以战争或者其他暴力形式推进他们的“理想”，逐渐成为日本政界主流精英的心理情结，并通过广泛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宣传，成为笼罩在广大民众头上的“集体光环”。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由于世界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些较早进入到资本主义的国家，为了满足其资源和市场的需求，势必要寻求“海外”原材料基地和商品市场，这是其本性所决定的。因为当时很难建立起以经济原则为核心的全球市场，有时不得不靠武力来获得。这就必然要和那些处在封建或蒙昧制度下的国家发生冲撞，于是很自然的产生殖民主义的侵略行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天生的敌人，必需要消灭封建割据，资本主义才能够发展。这不仅仅是日本，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日本处于岛国，经济对外依赖性很强，要想发展就必须获得足够的资源和市场，因此它目标很容易的就放到了它的邻国身上。在当时日本的不采取扩张手段，其经济就很难得到进一步发展。只有获得了一个庞大的稳定的亚洲市场，日本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军事大国，才能完成它的“黑白对抗”的政治主张。当看到无法用和平的手段获取时，以及亚洲被欧美渐渐殖民化时，它自然难以按奈了。加之大亚洲主义思潮的兴起，就使得日本有了足够的借口来“拯救”（实际上是统治）亚洲了。想想如果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的话，当时也进入到了相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会怎么样？也同样不会坐视亚洲落入他人之手。而无动于衷的，也同样会出现殖民扩张的思想。殖民扩张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必然出现的历史现象。
对中国，日本人早就觉得自己有权利和义务了，他们曾在东北和俄国人打，也和德国人打，既是利益之争，也是出于这种民族自豪感和所谓的“责任和义务”。在“大东亚共荣圈”的信念之下，普通的日本国民都坚信，日本人将协助中国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中国。
从二十世纪初起，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中国的教育、军事、警察和监狱系统、法律、司法和宪政改革，都是以日本为榜样的。使日本人觉得自己是在帮助中国人，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早期的革命者大部分是在日本接受过先进教育，中国革命就是接受了日本的影响，他们曾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很多支持。所以很多日本人理所应当的认为中国的事就是他们自己的事，这使他们不能容忍中国人反对他们。
当他们企图以本土朝鲜满蒙和台湾为基地，建立起强大的帝国，以此为资本来和欧美抗衡时。由于在东北问题上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利益，而遭到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和抵抗，在中国全国上下出现了反日排日运动，这让日本人很难忍受。他们进一步扩大了侵华战争，企图消灭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扶植一个亲日的傀儡政府，完成他们“大东亚共荣圈”目标。
找出当时日本的报纸，会看到很多日本老百姓对中国反日和排日运动不满的言论，甚至有人觉得中国是“忘恩负义”。他们既不能容忍中国军阀混乱和蒋介石政府的无能，更不能容忍中国人反对他们，他们觉得日本有责任结束中国这一切“把中国引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日本国民中还有一种盲目乐观的狂热情绪，他们觉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经腐朽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只要用一个师团就能解决它，并扬言三个月到半年就能“班师回朝”，却没想到中国人没那么容易被打败，打了八年，中国人越打越厉害了，于是他们觉得这是美国人的支持结果，又愚蠢的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当时日本老百姓的想法很可笑很荒唐，觉得你中国应当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结为“日本领导下的以朝鲜满蒙和中国组成的大东亚共荣圈”，把亚洲从欧美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现在看日本人多愚蠢啊！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换过来，不是日本当时强大，而是中国迅速工业化了，强大了，会出现什么情况？也许在那样的历史环境和国际条件下，中国人可能也会像日本人一样那样想要去“征服”亚洲的。在当时的日本人和现在的右翼分子都认为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是“哥哥和弟弟”的关系，他们愚蠢到错误估计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抵抗能力。
日本为什么发动太平洋战争？按一般学者专家的解释是：履行轴心国军事同盟的义务，日本缺乏石油和橡胶美国又禁运，和美国英国争夺东南亚殖民地等等。除此以外，还与当时日本强烈的国民思想情绪，以及中国战场上的形势有很大关系。日本从一开始发动战争就是以解放亚洲为口号的，占领和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强大的亚洲和欧美抗衡。狂热的大国主义思想推动着军方一步步的往前走，逼使他们走进了死胡同。中国战场形势让他们欲罢不能，中国在美国的援助下越战越强，使日本陷入到了长期战争的泥潭之中了。当时连最普通的的日本人，也认为只有封锁了太平洋，日本才有时间和精力来解决亚洲和中国问题。当时日本人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干掉美国人的军舰，让他们无法再过来插手亚洲事物，争取到控制中国必须的时间，于是发动了珍珠港事件。但没有想到美国的工业化生产能力如此之强，会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他的军事力量，反过来将日本灭亡了。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美国相比差得远多了，以致后来根本无法保证战争最基本的需要。难道日本政界包括军方一些人就没有意识到什么吗？很多政界包括军界的人都认为日本走得太远了，有些人提出收缩兵力保住台湾朝鲜和满洲国，从中国大陆和南洋撤军。但在那种狂热的国民舆论下，谁敢这样说，更不用说要去做了，既便是政府不处理掉他们，他们也会被日本老百姓干掉。日本人就是在这种全民性的狂热推动下，愚蠢的一步步的走向失败。
日本人在亚洲发动这场战争为什么会引起亚洲各国的那么大的反响？有许多国家都卷入了进去，自愿成了日本人的帮凶。，二战中日本海外军队总数184万。大量的朝鲜人自愿参加日军，在日军中服役的有42万，在日军中台湾籍士兵也有20多万。在中国伪军更多，连同伪满政权和汪伪政权人员共有200多万人，这些人中许多是自愿投敌的。伪满“铁石部队”，这是伪满的精锐，自愿要求入关和华北八路军作战。此外还有伪蒙军、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义勇军、缅甸昂山军、菲律宾的劳雷尔的旗卫队、泰国军等等。日本人进入南洋时，居然会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日本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啊。不仅仅是这样，在日俄战争那一段时间，日本人在中国也受到普遍的欢迎，有很多人欢呼“黄种人的胜利！”，日本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影响了亚洲，他的那一套“振兴亚洲”“解放亚洲”的理论也影响了亚洲，使很多人自愿成了日本人的走狗，很多日本人的走狗甚至和日本人一样高呼“天皇万岁”，他们把日本人当作了“救星”。
日本当时的确引领了亚洲的政治革命，许多亚洲国家的革命者都是在日本就受了教育后，回国后举起革命的大旗的。当他们无力革命掉自己国家的腐朽政权和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时，便寄希望日本的到来能借此来改变自己的国家，日本在这些国家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但没有想到日本人的到来给他们的国家带来的事更深重的苦难。在当时韩国和台湾实际已并入了日本的国土，长期的殖民统治已经使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国家。韩国排了不少有关抗战时的电影，日本宣布投降后，一些朝鲜籍的士兵在被遣返回来的路途中反问自己：“我的家在哪里？我们该回到那里去？”，他们忘掉了自己的国家是朝鲜了。38年－39年日本在华慰安妇达到15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是朝鲜人，有7万人左右。韩国又一个片子专门演抗战时期被争招倒南洋朝鲜慰安妇的故事，她们很多人居然是在所谓的“爱国”感召下去的，她们中的一些人早就忘记了自己的祖国，用她们的身体来抚慰那些从战场上下来的士兵。当日本战败，她们被抛弃时，她们才清楚她们不是日本人了，当她们听说辛苦赚来的大量“军用券”变成了一堆废纸时，她们很多人发疯了，把那些“军用券”抛向大海，然后跳海自尽。日本宣布投降后，有不下10万计的朝鲜人以各种形式自杀，按常理国家自由，民族解放。人们应该欢欣鼓舞才对。但是在一个美军记者看来。1945年的朝鲜半岛到处是哭泣，哀号，自杀。有如世界末日一般。他在日记中写到：我来到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在这里我看不见一丝被解放的高兴气息。却犹如置身在日本一般，处处是哀号，哭泣，自杀。
在中国有两个汉奸政权一个是伪满洲国，一个是汪伪政权，哪个不是自愿组成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真的一点“良心”也没有了吗？仅仅是为了权力和金钱才投靠日本人的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太少了。汪精卫是对日本存有幻想的，他企图用“曲线救国”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汪精卫曾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汪精卫不抗日吗？客观的说，一开始他是主张抗日的。尽管他是“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倡导者，但他正是借口“共赴国难”，在胡汉民等支持下逼蒋下野，重返政坛。在洛阳由汪精卫主持召开的四届二中全会上发表宣言，空喊要以实力收复东北。28年在武汉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他当选为国民参政会议长，会议上发表了共同救国宣言，确定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后胜利”。显得比蒋介石还积极。这个人极具欺骗性，在国民党内部很有“人缘”，但他第一次以左派面目和共产党合作反蒋不久就把共产党给出卖了，这次又把中国给出卖了。“七七”抗战一开始他就开始主张投降，在《最后关头》《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讲话中说：我们是弱国，所谓抵抗就是牺牲，战必大败，抗战是对中国的不负责任等等。38年11月日本五相会议，提出只要中国承认伪满经济提携，共同防共，中日人杂居等条件，日本就承认废弃治外法权，交还租界。38年12月逃到河内投降日寇，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在汪精卫“曲线救国”的召唤下，到1943年8月投降的国民党中央军政要员80余人，军队60万左右，战伪军总数60％。在抗战最关键的时候，汪精卫就这样把中国给出卖了。但汪精卫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汉奸，他自认为他在救中国。
就是蒋介石也对日本存有幻想，在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时，他采取隐忍政策，试图通过外交和施加国际压力来解决东北问题。当中国民众反日运动如水如潮时，他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劝导和压制民众的抗日活动，不希望扩大事端。就在日本占领他的大本营南京之后，他虽然竭尽全力抗击日寇，但一直没有宣布对日宣战，并没有放弃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的想法，并未放弃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张。这不能说明蒋介石不抗战，而是一种外交策略。
有人说是老百姓的反日排日运动，导致了日本扩大了侵华战争，而日本侵华战争又逼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最终是共产党在中国坐大。这话尽管荒谬，但也有一点道理在里边。不是日本人，蒋介石几乎可以统一中国了。只要日本人给蒋介石两年时间，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但日本人却愚蠢的发动了战争，因为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成为美国人的走狗了，他们不可能期望能利用蒋介石达到他们“华蒙满日相互提携”的目的，由于他们占领东北后，全中国的抵抗排斥运动，使日本在华经济已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他们担心蒋介石站稳了脚后，会反过手来 处理东北问题，那时候日本在想对付蒋介石就来不及了。当他们发现蒋介石竭力争取欧美的援助和支持时，就急不可待的发动了战争。但战争的结果完全出乎于日本人的想象，并非速战速胜，而使陷入到了持久战的泥潭之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壮大起来，他们在敌后建立了广大的根据地，让日本人首尾难顾。对日本人也好，蒋介石也好，都不希望出现的情况终于出现了，应验了汪精卫的“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的断言。难怪毛对田中角荣说：“日本帮了我们大忙。”
看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吧！
历史资料一：世纪转换之后，日本人为中国及其他亚洲学生提供了比书本知识更多的东西。日本也是一所生活方式的大学校，在日本，中国人能学到现代世界文明公民应有的社会习惯。正如梁启超所说：“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
中国留学生在横滨、神户或长崎一登岸，就急急忙忙剪掉标志着政治和文化粗俗野蛮的辫子。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对自己模棱两可的处境很敏感。一方面，日本从与西方列强相比的不平等地位摆脱出来的惊人成功，是中国人要效仿的榜样。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到达东京时，日本已经是帝国主义俱乐部中完全合格的成员，日本宣传机构正在冷酷无情地嘲弄留着辫子、傻头傻脑的中国佬。
初到日本的中国青年，一般都会经历一段“文化震撼”的心理过程。如何适应一种更加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如何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民族尊严，是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必须面临的难题。
历史资料二：
一九零五年，随着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也达到了顶峰。小小的日本成功地战胜了庞大的沙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标志着立宪政治战胜独裁统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白人并非天生就比黄种人优秀，其关键在于采取何种政治制度。曾经考察过日本的工业、教育和政府的张謇由帝国状元变成了立宪派领袖。一九零五年六月四日，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封疆大吏联名上奏，要求立宪。
可以说，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更广阔世界的某些社会习俗，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某些内容，某些历史和政治，以及哪怕是作为旁观者的某些感情上的进步、决心和自信。
源于日语的现代汉语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纯粹日语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服务、方针、解决、申请、想象等；第二类是日本人用古代汉语翻译欧美语言并赋予其崭新意义的词汇，如封建、法律、共和、经济、社会、思想、文学和政治等；第三类是日本人用汉字组合意译欧美语言、再由中国人加以改造而成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如美术、抽象、现实、原则、科学、观念、政府、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
在以日本为桥梁的时代里，中国是一名热忱的学生，而日本是中国人的老师。在日本国内固然有不少热爱中国、支持中国进步事业的人士。日本刚刚萌芽的军国主义者们发现了中国的虚弱，而这种虚弱激发了他们的野心。许多人到了日本之后才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当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成功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都远赴日本留学和考察，他们把日本当作向西方学习的桥梁，到日本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政治领袖，还是梁启超、鲁迅这样的启蒙先驱；无论是秋瑾、陈独秀这样的革命弄潮儿，还是蔡锷、阎锡山这样的军事将领，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都真诚地把蓬勃发展的日本当作中国的榜样，梦想明天的中国就像今天的日本这样繁荣和富强，梦想明天的中国人就像今天的日本人这样勤劳、敬业、勇敢而团结。他们意识到，只有向日本学习，“老大帝国”才能迅速脱胎换骨成为“少年中国”。
历史资料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依然“昏睡百年”的时候，日本已经跃身世界军事大国的行列。当不少保守的中国文人嘲笑日本人采用阳历、生活欧化、学习吃牛肉的时候，却不知道日本已经萌生了向中国叩门的想法。“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迅速膨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意想不到的胜利，使日本国内对外侵略的强势意识迅速扩张放大，并逐渐孕育出以“大陆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怪胎。
历史资料四：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理事、副总裁松冈洋右，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主要建构者之一。一九三一年，松冈洋右在《动乱之满蒙》一书中明确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不断鼓吹日本的使命是“振兴亚洲”、“挽救人类”，由日本来充当“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和“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
近卫内阁发布了《基本国策要纲》，其根本方针为：“皇国的国是为八纮一宇，基于建国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为本，应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巩固日、满、华之结合，以作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根干。”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声称：“要根据我们皇道的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以贡献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树立。”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使用“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说法。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以日本为殖民者的亚洲新殖民大帝国。亚洲各国将成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经济上之原料供应地、文化上之仆从。“亚洲盟主”这样一种东方式的“集体权威人格”，以“文明扩展”为充足理由，经过一系列思想畸变，最终被凝固化和体制化。
近卫文麿又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该声明指出：“帝国所祈求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以此为基石，期望在 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
历史资料五：
日本众议院议员、海军参赞栗山博在《支那大陆充满了无限希望》一文中，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日本现在抱着一个块头比自己大得多的叫支那的孩子，这就是支那事变。为了把远比自己块头大好多倍的孩子牢牢地抱在怀里，日本要为这个孩子的体重出很多汗，一定很辛苦的吧。可是，无论这孩子捶背还是从侧面用头撞，日本都不能撒手。一撒手日本就自取灭亡了。连稍微松松手都不行。所以不论政治、外交，还是经济，日本都必须以和这个孩子的关系为基础进行运营、促进和完成。”这正是当时一般日本政客和国民对侵华战争的想法。
日本人视天皇为神，他们怎么可能去推翻自己崇拜的人呢？
中国人是在反压迫···他们渴求的是明君而不是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