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书的篡改反映了清政府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
清朝对古书的篡改主要是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
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大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觉得别扭而加以改动。
再如宋代《契丹官仪》记载辽国见闻：“胡人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四库本则篡改为：“契丹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异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国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改掉“胡服”“胡人”等。
历朝历代都有篡改是不假。但汉人王朝终归是汉人的历史，篡改都是对前朝末期的统治合法性。其它的都遵循事实，古诗词文化类更不会去改！换句话说汉人篡改还有底线。元朝蒙古时间太短来不及篡改。满清女真人，是异族，本身人口又少，为了维护统治。对汉民族文化的篡改已经毫无底线了！把异族胡人夸上天，什么女真满万不可敌。把汉人描绘成唯唯诺诺毫无血性！把汉奸宣传的高大上。直到当代，汉奸文化仍然大行其道！ 满清对历史文化的篡改，奴化人的思想是对华夏最大的伤害！！相比起屠杀多少人都是小事了。满清真该挨千刀！！
摘要：《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开编，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成立四库全书馆，正式启动编修工作，历经十年，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著成。本书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先后共计4200余名学者和专业人员参与此书的编辑工作，其中任命的正、副总裁以下的官员就有360多人。历时14年最终完成。《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图书典籍非常丰富，其中有不少珍本秘籍。那么它又是如何成为史上最具规模的丛书的呢？本文简单分析一下《四库全书》的编纂特点及历史影响。
关键词：《四库全书》；编纂特点；历史影响；文化典籍；丛书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47-02
一、内容繁多，涉及面广
《四库全书》内容囊括范围甚广：分经、史、子、集4部，之下又分44类66属。
经部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个大类。
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杂史、别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个大类。
子部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大类。
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
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二、编纂《四库全书》条件充沛
（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
1735年，弘历登基，改年号为乾隆。乾隆年间国家富庶，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安定。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
（二）统治者十分重视。
所谓“盛世修书”，康熙年间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帝也要以丰富的文化成果来彰显自己的“文治”，于是决定编篡《四库全书》。另外修书一事还可以笼络羁縻知识分子，以浩繁巨大的编篡工作将他们的时间精力耗掉，防止作乱。
《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帝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
（三）资金来源比较雄厚。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
（四）组织系统特别严密。
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
（五）人才录用不拘一格。
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这几个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乾隆的破格录用使人才云集于此，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三、《四库全书》的历史影响
1。系统保存了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并扩大了这些典籍的传播流通。《四库全书》收录之书都是从全国各地广泛征集的数万种图书中遴选出来的，并经当时的一流学者如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王念孙、周永年、金简、任大椿等精心校勘考订，自先秦至乾隆年间尚存和新版的重要典籍藉此得以以新的定本形式保存下来。江浙三阁向社会读者开放，读书人和藏书家纷纷入阁阅读、抄录各种平日难以寓目的善本，对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2。对传统学术做了全面的总结评价。《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中，编纂官为每一种过目的书撰写一篇提要，对作者的生平，写作旨要、成书经过、内容篇章、学术价值等情况做出概述。提要原来粘贴在各书开卷副页右方，随书进呈。后来，各篇提要被分别辑出，汇编成为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单行流传。《四库全书总目》按四部分类编辑，部和类前各有总序和小序，说明源流和立类根据。各类先列著录书，次列存目书。所谓著录书，甚至已经收入《四库全书》的书，共计3400余种。所谓存目书，是指经纂修官过目并撰有提要、后来因是非重要典籍而没有收入《四库全书》的书，共计6700余种。此一万余篇提要，再加上几十篇部、类的序，对先秦以来的传统学术作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价。这些提要都成于学有专攻的著名学者之手，最后经过总纂官纪昀笔削定稿，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总目》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经武英殿刊行后，在阅读治学和目录编纂方法方面影响全国。
后人给予此书以高度评价，有人曾经这么说“《四库提要》成书较晚，介绍最详细，对我的启发帮助尤大，我感到从它那里得到的教益，比学校中任何一位老师还多。”可见，《全书》对个人也是有着深刻的影响的。
3。不过，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乾隆下令编修《四库全书》，是想通过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完全禁除各类书籍中有碍满清统治的思想内容。当时，清廷设立了三个查办机构：红本处、四库全书馆、军机处，对进呈之书进行严厉的审查。在《四库全书》编篡过程中，乾隆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审查，通过大量的查书、禁书，试图完全禁除各类书籍中有碍满清统治的思想内容，以达到文化专制的目的。十余年间，清廷禁毁书籍达几千种，其中全毁掉的有2453种，抽毁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目前我们看到的《四库全书》是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官员们奉命对书籍中所谓有问题的文字进行武断的删削，使人见到的《四库全书》中的一些著作，已经不是本来面目，其文献价值是大打折扣了。据悉，四库全书著录的书籍有3461种，被乾隆皇帝禁毁的书籍也达3100多种，而禁书的时间比征书的时间还要长的多。 当时乾隆皇帝一方面鼓励各地藏书家把自己的善本书拿出来，并为此专门承诺，在书籍抄录工作完成之后，一定发还给本人，不影响个人收藏，且对献书量大的收藏家，他还会加注御批。另一方面却在征书过程中作出了禁书的决策，把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全部毁掉。自康熙以后，清代的文字狱开始出现，经过雍正至乾隆年间达到高峰，尤其值编纂四库全书期间愈演愈烈，每次文字狱不但要禁书还要罪人。
乾隆42年，有人告发王锡侯，说他删改康熙字典，另外编了一本字贯，而且在字贯里不避皇帝的名讳，结果乾隆皇帝下令把王锡侯斩首，还株连了王锡侯的儿子孙子共7人。乾隆皇帝禁书的决心相当大，连他祖父康熙皇帝御批过的《通鉴纲目》，乾隆皇帝也严令禁毁。
其大量篡改古籍的行为，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由于“胡虏”和“匈奴”犯清廷的忌，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再如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又犯忌，改作“凋零”，让人完全读不懂什么意思了。
其次，在长达十余年的编纂过程中，3000多种底本经过抄写、校对、撰写提要等诸多程序，出现了众多丢失、抵换的情况，在这种抄写和校勘过程当中，经常有人用丢了又不敢声张，然后又偷偷拿别的书来换上，最后这样的书加起来的数字达到了500多种。这种状况也使得许多部书的内容无法保证是否与原著一致。
还有一点，负责编书的官员们常常在书稿中故意留下讹误，准备让乾隆帝来发现。乾隆帝在四库全书编纂抄录的过程中事必躬亲，常常去检查抄录的情况，翻阅书稿，他能够发现错字及讹误，这帮士子便趁机歌颂当今圣上圣明。然而，皇帝再圣明，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把所有的讹误全部指出，那些被设置了却没有被解决的陷阱，那帮士子想必也未能一个不漏地更正过来，这种儿戏般的编纂态度，导致珍贵的文化典籍遭受了空前的劫难。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利用《四库全书》时应该加以了解的。
四、结语
《四库全书》的编修，堪称我国文化史上一次工程最浩大的图书编辑活动。它更是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但是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乾隆帝亲自组织的编纂过程中毁书也是颇多。编书与毁书同在，保护与破坏共存，关于这样的编纂特点，我们应该辩证地来看待；而《四库全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依然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流传下来的不只有四库全书啊，四库全书虽然改了，实际上普通人是很少能看到四库全书的。因为体量太大，数量有限。
而在其他的一些书籍中同样有记载，哪怕现在都还有很多清以前的古籍留存，而且除了书籍还有类似石刻一类的记载。
在加上一些考古的发现，可以得知一些书籍古今的区别，所以一些东西是可以找到原始版本甚至可以流传下来的。
但有的已经散失了的，那就只有期待以后新的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