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文献中的“士”主要是指下级贵族。《左传》桓公二年：“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国语amp；#8226；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足以说明士属于低层贵族。所谓“士食田”，是指士享有禄田，与庶人受田耕作的性质不同。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仪礼》记载先秦名物制度甚详，其《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五篇，皆冠以“士”。姚际恒指出：“其实多通大夫以上而言，盖下而为民，上而为君卿大夫，士居其中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士是处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一个低层贵族等级。作为贵族，士要具备当时贵族所必需的一些专门知识。学习的科目是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顾颉刚认为古代之士皆武士，士之学“表面固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故六艺之中，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耳”②。强调士之训练以射、御为主是对的，但认为礼、乐训练是表面文章，“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这个说法似难以成立。作为低层贵族，礼、乐训练也是治民必备之知识。《国语amp；#8226；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礼记amp；#8226；王制》说：“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士之所以是士，身份地位高于“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这些“执技以事上者”，除了因为他属于低级贵族之外，他的文化素养也远非后者所能比拟。如果只会射御而不懂礼乐书数这些道艺，那就不成其为合格的士了士nbsp；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分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原来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nbsp；。春秋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徕士众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经营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穿梭于各国间，充当说客，纵横家便是其代表。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nbsp；、修身nbsp；、齐家nbsp；、治国nbsp；、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nbsp；。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范围。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nbsp；，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予各种官职。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仕为品官。于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种特定阶层的含义。士庶对立，渐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显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nbsp；，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过秦论中有的：nbsp；谋士：宁越、徐尚、苏秦、杜赫；nbsp；相：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nbsp；将：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越奢；nbsp；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nbsp；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nbsp；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nbsp；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nbsp；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主要言论传于《战 查看原帖>>
士人，古时指读书人，也是指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集体。他们学习知识，传播文化，对国君的政治尊重， 学术方式，在道和国君之间旋转。他们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和继承人。士是只有在中国古代才有的特殊身份，是中华文明独有的精英社会群体。
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西周、春秋时代，士，在政治上居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处于贵族的最低层，几与庶人相接；在宗法上，大夫臣士，士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举；在经济上，士有一定数量的“食田”。
禄足以代其耕，可以不劳而食；在文化上，士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多种教育。他们的社会职业因而是多样化的，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一般职事官。
春秋中后期，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逐步解体。由于礼崩乐坏、宗法制松弛以至于瓦解，士失去了生活保障，除了六艺知识，已经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士在失去“铁饭碗”的同时，也摆脱了宗法制的束缚，不再受卿大夫的役使，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
而大国争霸的政治需要，使得各诸侯国争相“尚贤”“使能”，从而刺激了社会对智能、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以传播文化与政治知识为主的私学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不仅培养出大批文化人，而且形成“不争轻重尊卑贵贱，而争于道”的文化理念。种种历史机缘的遇合，促成了士人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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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产生：
周朝政治文化主要为乐师和史官。经过长期演变，在战国时期，乐师变成了儒生，史官变成了吏，这两个代表儒家和法家的群体长期存在这尖锐的矛盾。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坚守法治，专用文吏也就是刀笔吏。
曾经秦始皇也想过兼用儒法两家，甚至给了儒家以优厚的待遇，可是儒家顽固不化，一心要复古制。秦始皇终其耐心也没有完成儒家法家的融合。儒家遭到了严重打击，秦帝国不久也以灭亡而告终。
之后汉高祖建立了大汉帝国，因为刘邦对儒家不甚喜欢，因此儒家在汉初也没有得到重用，此时的帝国统治阶层依旧是秦时所用的文吏。
直到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儒家才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自此汉帝国的政治体系为儒法兼用，外儒内法。可即便这样，儒法冲突依旧激烈，这体现在西汉政治的方方面面，比如盐铁论上儒法斗争的短兵相接。
直到西汉末年，王莽的横空出世，他立志做一个大儒，精心修习儒家诗书礼乐，在他当政之后，文吏彻底成为帝国的陪衬，儒生成为了帝国的核心。这时他们终于可以去创造自己那个不切实际理想化的王国了，而王莽新政实际上就是汉儒长期复古改制的产物。
而最终，儒家梦想中的新政结果就是帝国崩溃、哀鸿遍野、战乱四起。最终新莽政权也以极快的速度走向灭亡。东汉时期，帝国的统治阶层又变成了重文吏而轻儒生。儒生阶层痛定思痛彻底反思，之后直到东汉末年出现了大量的儒生文吏化，文吏儒生化。
此时的儒生和文吏基本达到了融合继而形成了后来的士大夫阶层。直到魏晋时期，选官制度也由原来的分途择选变成了只看经学不看文法了，当然前提是儒生文吏化。
从原来的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缙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到后来的吏服训雅，儒通文法。几百年的融合之路，真可谓长路漫漫啊。
秦和新莽的灭亡切实的证明了儒法的缺一不可。儒法注定要从分化冲突走向融合。官员也要高学历，学者也可走仕途，这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独具特色的士大夫体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士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士大夫
春秋中后期，由于深厚的经济、政治、社会诸条件，社会上崛起了新的阶层——士阶层。这个阶层的特点在于：（1）从土地关系中游离出来；（2）有知识、有技艺；（3）身份自由，已极少宗法血缘关系的束缚。 春秋中后期，是大动荡，大变革、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多变的时代，各国统治者及公卿贵族为加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以便在兼幷战争和战争倾轧中占优势，纷纷“聚士”。〈左传〉等史籍中多见公室和私门好施养士，士多归之的例子。所聚之士有如下作用：一是为主人出谋划策，在政治斗争中审时度势，以应急变；二是著书立说，在理论上为统治者寻找统治根据；三是在各国奔走游说，为本国同统治者谋利；四是为主人经办各种事务，主持政事；五是保护主人的人身安全；六是为主人争夺政治地位，除掉政敌或仇人；七是以勇武壮大主人声势。其中前四者是属于文士范畴，后三者很明显属于武士的范畴。刘向就分出四种为君主服务的士：智士、辩士、仁士、勇士。 “士”，即知识分子，不过这里是指社会地位比较低的知识分子。至于社会地位高的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就不能称“士”。在讲“士”的出现之前，要先讲一下“私学”的出现。“私学”就是私人收学生，传授知识。这在今天就是常事，但在春秋以前是没有私学的，即没有私人收学生的做法，那时知识的传授归国家掌握，既国家设学校，专收贵族子弟入学，一般平民无法入学。因而也很难学到文化，也就是说，春秋以前，文化知识是被官府垄断的，但到春秋中期以后这种官府垄断文化的局面被打破了，出现了“私学”，既私人收学生传授知识，“私学”出现，自然产生了许多有文化的“士”，如私学的师与生都是“士”，这些“士”自然不是贵族，（贵族在官府可以学到文化），这些“士”大多是中间阶层，到战国，士的数量变得非常多，这一方面是由于私学越来越兴盛，而出现许多士，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阶级需要更多的人为他们效劳，于是广泛收罗士，由于现实的需要，“士”的数量自然越来越多，士的增多，是诸子散文兴盛的一个原因，因这些诸子散文都是“士”写的，但光有士，还不能形成散文的兴盛。 “士”掌握较多的知识，他们的思想都较敏锐，他们每个人对当时的新事物，新问题，新形势都有自己的看法，由于当时思想解放，还没有哪一种思想统治着学术（儒家到汉以后才成为统治）所以这些士对社会的种种看法都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的发表出来，凡观点，思想相同，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如儒家学派主张仁义，法家学派主张用严酷的法律，道家学派主张回到没有阶级斗争的原始社会，还有其他如墨家，兵家等都提出自己的看法，不管是哪一家都纷纷著书立说，互相辩论，这样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就出现了诸子散文兴盛的局面。 在所聚之士中，勇武之士非常活跃，但其中不少是宗法性的下层贵族武士。我们需要考察的是新兴士阶层中文武分途而出现的非宗法性武士。先看灵辄：他“宦三年矣”，归家途中“不食三日”，赵盾“食之”幷兼及他母亲。后来他当了晋灵公的甲士，力脱赵盾之厄以报恩。 灵辄是一个脱离了土地而求仕宦却处境不佳的典型例子。他后来成为晋灵公的武士，当为非宗法性的武士，是新兴士阶层中文武分途之证。 又，齐景公时期的三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时事以勇力博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进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尊其位，重其禄。’”结果，晏子以二桃智杀三士，“公殓之以服，葬之以士礼焉”。 从这段材料可知：1、当时国君“蓄勇力之士”是一种普遍风气。2、这种“勇力之士”绝非指军队而言，因为晏子此论专对三子而发，且“尊其位，重其禄”，不可能指整个军队而言。3、国君身边的勇士是对内禁暴、对外威敌的重要工具。所谓禁暴，当指对政敌的镇压。若是人民造反，应是军队镇压。4、三勇士出身微贱，不懂尊卑礼节，而勇武之技令人生畏。死后国君以士礼葬之，其生前非贵族武士。因此，此三士当为新兴士阶层中出现文武分途的确证。 春秋时期国君贵族有蓄勇力之士的传统习惯，而下层贵族武士逐渐沦落，启用非宗法性武士当为自然之理。可以更换主人的栾氏之勇士州绰、刑蒯、武子胥所求“死士”，都属非宗法性武士之列。
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文献中的“士”主要是指下级贵族。《左传》桓公二年：“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足以说明士属于低层贵族。所谓“士食田”，是指士享有禄田，与庶人受田耕作的性质不同。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仪礼》记载先秦名物制度甚详，其《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五篇，皆冠以“士”。姚际恒指出：“其实多通大夫以上而言，盖下而为民，上而为君卿大夫，士居其中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士是处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一个低层贵族等级。作为贵族，士要具备当时贵族所必需的一些专门知识。学习的科目是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顾颉刚认为古代之士皆武士，士之学“表面固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故六艺之中，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耳”②。强调士之训练以射、御为主是对的，但认为礼、乐训练是表面文章，“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这个说法似难以成立。作为低层贵族，礼、乐训练也是治民必备之知识。《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礼记？王制》说：“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士之所以是士，身份地位高于“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这些“执技以事上者”，除了因为他属于低级贵族之外，他的文化素养也远非后者所能比拟。如果只会射御而不懂礼乐书数这些道艺，那就不成其为合格的士了
士
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分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原来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 。春秋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徕士众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经营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穿梭于各国间，充当说客，纵横家便是其代表。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汉代，士人特重士名（即人格名望、风骨气节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利官位会接踵而至，故士人或着意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恪守封建纲常名教；或浮华交游，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清议品题人物之风极盛 。这种人物品题属于民间范围。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确立 ，品评士人之权收归政府。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家族阀阅而给予不同品第（乡品），然后授予各种官职。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仕为品官。于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种特定阶层的含义。士庶对立，渐露端倪。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父祖官爵得以入仕清显并累世居官的家族，是为士族。士族在东晋时达到极盛，至南北朝始衰。隋唐以后，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士作为一特定阶层的观念仍然保留。宋以后 ，士或士人一词逐渐成为一般读书人的泛称，不再特指品官过秦论中有的：
谋士：宁越、徐尚、苏秦、杜赫；
相：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
将：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越奢；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死士：荆轲、专诸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百家”表明当时思想家较多，但也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
、杨子、公孙龙子、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吕不韦等。
百家争鸣，反映出群星璀璨般的各种不同学说流派互相争辩的异常活跃局面，其灿烂、其多彩，在我国学术史上、文化史上、思想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各个学派在建立时大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如邹鲁（山东曲阜）是儒、墨的发祥地；三晋（山西翼城）是法家的温床；南方是道家的摇蓝；而燕、齐（河北北部、山东临淄）是阴阳家的诞生地。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战国时期，从王廷到社会底层，到处都可看到“士的身影。探讨这个阶层的活动，对深入了解战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文化，很有裨益。
一、士的类分
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不仅说明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为了区分不同的士，当时的人便开始对士进行类分。《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槁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根据士的特点、社会地位等情况，大体可分成三大部分：
(一)武士。其中又分不同类别。第一类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由于技能、职掌、兵种以及国别等不同情况，又有各式各样的称谓：“选士”、“练士”、“锐士”、“精士”、“良士”、“持戟之士”、“射御之士”、“材伎之士”、“虎贲之士”、“剑士”、“死士”、“甲士”、“爪牙之士”、“教士”、“庶士”、“吏士”等。第二类是侠士。典籍中称之为“侠”、“节侠士”、“游侠”。这些人的特点是见义勇为，为知己者死。第三类是“力士”，指力气大而勇悍之士。
(二)文士。《韩诗外传》卷七说：“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这里把操笔杆的称为文士。其实文化人，包括辩士，皆可称为文士。早在战国之初，墨子就曾对文士的特点与文士的不同类型作过划分，他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1]。德行、言谈、道术应该说是对文士的类分。战国史籍中有关文士的各种称谓不下三、四十种。这几十种称谓，大体可归入如下几类。第一类可称为道德型。这一类的士把道德修养作为奋斗目标。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从道德品质意义上给士下定义或概括士的特点和本质。如孔子说：“士志于道。”[2]《吕氏春秋？正名》记尹文与齐王的对话：“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道德之士的称呼计有：“通士”、“公士”、“直士”、“志士”、“修士”、“善士”、“信士”、“廉士”、“劲士”、“正士”。第二类可谓之为智能型。这些人重在知识和学以致用，有如下称谓：“文学之士”、“游学者”、“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有方之士”、“法律之士”、“弘辩之士”、“游说之士”、“游宦之士”、“察士”、“巧士”、“博士”、“智士”、“贤能之士”、“策士”、“任举之士”、“倾危之士”等。隐士可以说是以上两类的附类或兼类，这类士因种种原因不为官。不出仕并不是都不关心国计民生、社会政治大事；相反，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甚至提出系统的理论，成为一家之言。有些隐士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君主贵人派使臣再三延聘，却拒不受命。也有些隐士是一时的，隐居只不过是静观待机之术。与“隐士”相同或相近的，还有如下称呼：“居士”、“处士”、“山谷之士”、“江海之士”、“岩穴之士”、“贵生之士”、“高士”、“闲居之士”等。第三类可谓之技能型。这部分人又可分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之士三部分。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的人。《商君书？算地》说：“技艺之士资在于手。”《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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