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标准汉语 1911年以前
古代书面汉语称为文言文。
可推断夏商周的语言差不多。例如《尚书·汤誓》里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以及《孟子》所记《夏谚》和《逸周书》所记《夏箴》，这些谣谚都的押韵系统类似。古华夏人的语言是夏言。
在春秋时期，汉语标准语称雅言，《论语》有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游历各国，传道授业所用的正是这种语言，而非家乡的方言。最古的汉语词书《尔雅》，是解释雅言以逼近正音。“雅，合乎规范的。”“雅言，古代指通行的标准语。”[1] 雅言来自夏言。《孔子诗论》中有“大雅”、“小雅”作“大夏”、“小夏”；《墨子》中有“大雅”作“大夏”。
据汉代扬雄著《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所载当时的汉语标准语称为“通言”。《论衡》中有记载小学的第一步是认字，要教标准音，不能教土话。
在东晋时代，汉族正统朝廷及南迁汉民带来中原洛阳雅言，又称“士音”，金陵本地居民的语言称为“吴音”，又称“庶音”[2] 。此后中原雅言和吴音在金陵融合。南朝梁时学者顾野王著《玉篇》整理京师金陵雅音，即为中原洛阳雅音南下后与南京吴语的结合体[3] 。
隋时期的《切韵》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代表南北朝至隋时期的标准音，但并不是都城长安音，而是洛下和金陵所传读书音的音韵纲领。经《唐韵》、《广韵》、《集韵》等等一脉相承的增补，一直是官方承认的正统。
唐时期的《唐韵》推崇洛阳正音。例如李涪曾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洛阳“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
宋时期的《广韵》是陈彭年等人根据更早的《切韵》、《唐韵》等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正音非都城开封音，陆游《老学庵笔记》有“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
《中原音韵》元代周德清编著，有“欲正语言，必宗中原之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但在《中原音韵》收了更多元代口语音，《中原音韵》对于当时以及以后的北曲创作起过很好的指导作用。
《洪武正韵》明初乐韶凤、宋濂等11人编著，“一以中原雅音为定”。
北京官话是满清以来以北京音为代表的北方话。满清政府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得送试”。
现代标准汉语 1949年以前
现代标准汉语书面语是指典范的现代白话文。
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汉语标准语历史上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1910年，将官话定名为“国语”的提议者、资政院议员。江谦再次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自清末以来的国语制定运动，主要确定了标准语音的制定和国音符号（第一式）。在标准语音的制定方面，以北方官话（京音）为基础。
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华民国教育部于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用每省一票的多数票方法审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6500多个汉字的国音，决议融合各地方言制作出标准国音，即老国音。它的特点是：声母和韵母95%左右与北京音相同；保留入音。会议还通过了注音字母。
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了国语研究会。
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国音字典》。
1920年，教育部正式通令从该年起公立小学“国文科”一律改为“国语科”，教学白话文、“国音”和“注音字母”。
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1920年爆发了京国之争。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于1920年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承认“国音”，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响应者众。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并开始在学校推广。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定兼采二者，使用标准国音中的京音声系，是为“国音京调”。
1924年至1926年，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修订了老国音，将汉字读音改为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即新国音。
1928年国民政府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各地的国语标准一致化。1949年以后的国语系统、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这个时期的国语系统。
现代标准汉语 1949年以后
1949年之后，台湾和大陆的汉语标准（分别为国语系统和普通话系统）沿不同的轨迹发展。此外，在东南亚等华人地区，有源于国语系统的华语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说：“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1955年后采用“普通话”一词取代“国语”。
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通过了普通话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标准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指北京的语音系统，即北京话的声、韵、调系统，并不意味着北京话就是普通话的标准发音，事实上，两者有着相当的差异。“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是指方言分区意义上的“北方”，包括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江淮地区等，由于北方话使用区的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左右，而内部虽然有着“次方言”的存在，但是各地词汇系统的差异相对较小，适合作为普通话词汇的基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因为“白话”与人们日常交流的口语基本一致，但是语法的规范程度更高，这样若以书面的形式存在，更有利于人们学习和掌握。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2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入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中华民国于1945年至戒严结束，一直以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国音作为国语标准。之后的语音，常带有闽南方言口音，而出现所谓的台湾国语。
在东南亚华人社区里，华语指汉语的官话，而不指东南亚华人最常见的母语（几种汉语南方方言）。东南亚华语的标准语大致继承了老派国语-普通话的体系，但是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发音、词汇甚至语法往往带受母语方言和非汉语（主要是英语）的影响，与国语、普通话有一定的差别。
从夏至清朝中后期，洛阳读书音（洛阳雅音）一直是各朝代的官方语言。
华、夏两部落融合后，周代时语言达到成熟阶段，《诗经》是由东周人按洛阳读书音写成。周朝800年，周人将《周礼》及洛阳读书音传播到全国，洛阳读书音成为全国的官方语言。
秦时代的标准语已无可考，但从李斯的《谏逐客书》来看，古代文言的基本语法已经成型了。这种语法体系，也成为后来“官话”的语法体系。
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扬雄著书《方言》，“方言”即与“通语”相对。
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南京），洛阳雅音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南朝沿袭。
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
唐朝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融入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元素。
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仍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
元代法定蒙古语为国语（主要为蒙古族使用）），定以元大都（北平），将汉语定为域内共同语言，称为“天下通语”，元朝汉语语音的标准仍然是唐宋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原汴洛音 。
明以中原雅音为正，明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官话为基础，南京音为国家标准汉语语音。
明朝及清朝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一直是南京音。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所传授、使用的中国语也是南京官话。
清初名义上以满语为国语，随后汉语官话成为国语。由于明至清代定都北京的关系，南京官话的腔调逐渐染上以北京语音和北方话的腔调，经过时间生成了北方官话，通行范围主要在北京及周围地区的民间，地位较低，因此清初仍使用南京官话的声调为标准正音。
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取得国语的地位。1909年清正式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此即清末的国语。
民国初期，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其中，平翘、前后鼻、尖团区分、部分音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音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符合普通话。后来改为以北京话为国音，并且去除了北京话里的尖团区分。
扩展资料
中国约70%的人口以官方语言为母语，主要分布在中国秦岭—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江苏大部、安徽中北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大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和江西沿江地区等地。
中国的官话（官方语言）可细分为八种次方言：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中国境内人数使用最多的官话方言是西南官话，中原官话次之。
大多数官话的特点包括：除了江淮官话有入声外，大体上无入声，新增了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中古汉语中原有的六个辅音韵尾大体上只剩下？n，？ng ，原本连接i，ü韵母的z，c，s声母颚化成j，q，x，即尖团合流。官话未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官话
一、先秦时期
上古时代，五帝时期和后来的夏、商时期，中原黄河流域地区是华夏先民的主要活动地带。周以前汉语的具体形式已无可考，据传当时的标准语是周时期标准语的前身。
周期的汉语标准语，一般认为就是《诗经》的语言，即雅言。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
据专家称，周代文字学的是殷商文字。而殷人又是向夏人学习的。古代的雅言（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就是夏言。
夏建都在洛阳，然后殷代建都也在洛阳周边。所以历代雅言标准音的基础就是在洛阳一带，可以说古代的普通话是以古洛阳话为标准音的。
二、秦汉两朝
秦朝具体用什么语言无法考证。汉代国语为“洛语”，洛语承袭先秦时代的雅言。汉朝的汉语标准语称“正音”、“雅言”，也称“通语”。
三、两晋与南北朝
西晋承袭汉代，以洛语为国语。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东晋迁都建康，洛语与中古吴语结合形成金陵雅音，又称吴音，为南朝沿袭。
四、隋唐时期
隋朝统一中国，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唐承隋制。隋、唐国语为“汉音”，或“秦音”。
隋唐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
五、宋朝
宋代国语称“正音”、“雅音”。
六、元朝
元朝法定蒙古语为国语，后以元大都的汉语语音为标准音，称为“天下通语”。
七、明朝
明以中原雅音为正，明前中原地区经多个北方民族融入，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官话遂以南京音为基础，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
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从各地移民北京，其中南京移民约40万占北京人口一半，南京音成为当时北京语音的基础，而南京官话则通行于整个明朝。
八、清朝
清初开始以满语为国语，随后汉语官话成为国语。
清代早期，南京官话仍为汉语主流标准语，雍正八年清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而北京音是在元时旧北平话与南京官话相融的基础上，融入满族语音的一些要素而成。
到清代中后期，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1909年清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即清末的国语。
中国这么多朝代，每一个朝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官方语言。语言看似只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但是却代表着皇权的至高无上，所以这选官方语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扩展资料：
汉语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联合国六种正式工作语言之一。汉语是中国汉民族的共同语，中国除占总人口91.51%的汉族使用汉语外，有些少数民族也转用或兼用汉语。
现代汉语有标准语（普通话）和方言之分。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2000年10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定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
现代汉语有标准语（普通话）和方言之分。汉语方言通常分为十大方言：官话方言、晋方言、吴方言、徽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平话土话。
各方言区内又分布着若干次方言和许多种“土语”。其中使用人数最多的官话方言可分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八种次方言。
除汉族外，我国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49%。
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许多人转用或兼用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还使用不同的语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中国语言文字
雅言 汉族的本来名字是华夏民族。华夏这个名字有很深奥的意思。简单说，华就是衣冠之美；夏就是礼仪之盛。雅言，就是夏言。
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各地方言的统一，于是出现了“雅言”。《辞海·雅言》条说：“雅言，古时称‘共同语’，同‘方言’对称。”孔颖达在《正文》中说：“雅言，正言也。”“雅言”就是我国最早的古代通用语，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雅言”是以周朝地方语言为基础，周朝的国都丰镐（今西安西北）地区的语言为当时的全国雅言。孔子在鲁国讲学，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孔子正是用雅言来讲学的。《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它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的认为是周公所作，经后人增益而成。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
关西秦声，在古代之所以称作雅言并做国语使用，除了王朝一统天下的必然需要，其语调发音还有高雅、文雅、风雅、清雅、幽雅等大雅脱俗之义，娓娓道来圆润清丽，美妙悦耳，理应成为国家正音，人人学范，学说秦声雅言成为附庸风雅之风尚。《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论语骈枝·释雅言》曰：“夫子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为此，王朝定期召集各诸侯国雅语推广人员进行语言文字教范和语音训练，统一通用文字和发音标准，以“达其志，通其欲。”
中原雅言的历史达一千五百多年。周以后，各朝随着国都的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也随之修正，历代正统汉族王朝，都不遗馀力的推广雅言。雅言在唐宋时期，发展到了最高峰，达到了一字一音，唐诗宋词作品大量涌现，各周边国家皆争相学习中原雅言。隋代
《切韵》系韵书 隋代陆法言《切韵》是前代韵书的继承和总结，又是后世传统韵书演变的基础，是韵书史上划时代的著述。原书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可以看到的只是敦煌出土的唐人抄本《切韵》原书（传写本）的片断和一些增订本（见《切韵》音）。
唐代
《唐韵》 这是《切韵》的一个增修本。唐代孙愐作，时间约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 (732)之后。因为它定名为《唐韵》，曾献给朝廷，所以虽是私人著述，却带有官书性质，比起较它早出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还更著名。
宋代
《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
全名《大宋重修广韵》，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陈彭年等人奉诏根据前代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它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官修的韵书。由于《广韵》继承了《切韵》、《唐韵》的音系，是汉魏以来集大成的韵书，所以对研究古音有重要的作用。
《广韵》共5卷，计206韵，包括平声57韵（上平声28韵，下平声29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每一个声调中的每一个韵部和其他声调中相应的韵部，有一定的搭配关系。入声韵只和有鼻音韵尾的阳声韵相配，不和阴声韵相配。这样，原则上每一个阳声韵部都有平上去入四声相配。每一个阴声韵部都有平上去三声相配。音系是比较清楚的。
《集韵》分韵的数目和《广韵》全同。只是韵目用字，部分韵目的次序和韵目下面所注的同用、独用的规定稍有不同。 唐代初年， 许敬宗等人曾经奏请批准把《切韵》里的窄韵和音近的邻韵合并使用。宋景祐初年，贾昌朝也奏请“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玉海》）
《礼部韵略》
《礼部韵略》和《集韵》都是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由丁度等人奉命编写的。《集韵》成书稍晚两年，《礼部韵略》在景祐四年当年就完成了。这部书是宋真宗景德《韵略》的修订本。由于它在收字和字的注释方面注意举子们应试常用的，较《广韵》、《集韵》都简略，所以称为《韵略》。
元代
汉儿语音
随著蒙古人的入主中原，汉人的语言变成汉蒙混合语。称为“汉儿语音”。
蒙元政权因是人口少数的部族政权，为了更稳固地统治中国，就必须要分化其统治下的人们，为此制定了严格的等级待遇制度以离间汉人。具体做法是，把来自中亚、西亚等地的外国人，即“色目人”定为准统治阶层的二等人，把本属同一民族的汉人分成两个不同的被统治等级，即把旧金国内的汉人定为第三等人，把旧南宋内的汉人定为最底层的第四等人。两者不但等级不同，名称也不同，前者称之为“汉人”，後者称之为“南人”。
在蒙古统治者皮鞭加糖果的统治下，一部分汉人、特别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出身阶层，即地主阶级，成了蒙古统治者的奴才，心甘情愿地为其效劳。因为蒙元统治者只对如何榨取中国感兴趣，对公共事业既不热心。几十年统治下来，作为中国经济支撑的水利设施、道路、运河变得支离破碎，洪水、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瘟疫频发，中国经济陷入了崩溃状态。人民流离失所，饥馑、灾荒、瘟疫夺去了大批百姓的性命。
蒙古人极端歧视汉人，所以不少汉人不但剃发留蒙古式辫子，连服饰都主动改成了蒙古式的左衽袍衫，对汉人精神的摧残相当严重。汉语在蒙古统治下受到的摧残。由于蒙古统治者的长期歧视性的高压统治和强行推行蒙语直译文体的政策，汉人的口语也发生了变化，其口语词汇和语法结构带有明显的汉蒙混合语色彩：口语词汇，常常采用俗词意译外族语的词来代替汉语中的固有词，如“肚皮”表示“贿赂”，“先生”代替“道士”，“根脚”表示“官员出身”等等。口语语法，也因混有蒙古语语法而变得乱七八糟，似胡而非胡、似汉又非汉。例如直接套用蒙古语语法，句末常用“有”来表示动词现在时的时态，或用作系词“是”，如“这店里卖毛施布的高丽客人李舍有麽？”；“黄杏未有里，大水杏半黄半生的有”。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明初朱元璋就下令禁辫发，禁胡姓，胡服和胡语，可还是不能彻底清除蒙古人的影响，之後不得不反复颁布该指令，才总算基本清除了蒙古人留下的恶劣影响。
《老乞大》
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里边的明以前“衚衕”的写法，是汉语“胡洞”。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除了蒙古元（也有一部分），都普遍换用了的汉语，这种阿尔泰化的“北语”历史上称之为“汉儿言语”。明清“官话”是专指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语，并不用来称呼北方“汉儿言语”。《老乞大》中还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
《中原音韵》
《中原音韵》是元代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真实记载了蒙元式汉语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没有了入声。《中原音韵》是元代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作，用来指导作曲用韵，调平仄声律，由元代许多著名戏曲中押韵的字编成。
明代
《洪武正韵》
为了恢复汉族语音的正统性，祛除蒙元时期对汉族正统语音的影响，明朝颁布《洪武正韵》。《洪武正韵》的归并旧韵，不同于刘渊等人只是把整个的韵部合并在一起，而是要把每一个字都重新归类。这种方法与编《中原音韵》一样；但何字归何韵，却与《中原音韵》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变。
《中原音韵》是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洪武正韵》是反映官话即读书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异。《洪武正韵》恢复了入声，不采取周德清入派三声的作法。在明代屡次翻刻，影响很大。元朝的“汉儿言语”，是到了明朝中期，才完全绝迹的。 清代
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或者普通话。
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平，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语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词汇量更是少。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
满式汉语
北京城里的很多东西，小到一种普通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等，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达。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形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
此时，面临着如何统治汉人这个大难题的八旗贵族，又遇到了一个比汉人的抵抗更为头痛的问题--语言危机。徵服可以使用屠刀，统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为了巩固统治满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满人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语言，想在短时间内改良丰富满语显然不现实。
至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于是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词汇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满清这种虚心学习，绝对不是他们所鼓吹的推崇汉文化，实在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无奈之举，是一种“工作需要”，完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普通话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普通话，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他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圣谕广训》
雍正年间，颁布“圣谕”，成立“正音书院”，把《圣谕广训》作为教材，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话”条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两省的乡试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官话，有时学政还要亲自面试学生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实际收效甚微，据清末探花商衍鎏说：“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见同治继修《南海县志》)甚至到辛亥革命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前两广优级师范学堂)还闹出这样的笑话：“外省教习以不谙方言，教授不便解职去，自是本校各科教习，悉乡先生矣。”于是福建、广东两地语言得以保留。
《康熙字典》
满清统治者对文化思想控制异常严厉，康熙、乾隆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为此三书（《佩文韵府》也，《渊鉴类函》也，《康熙字典》也），以借此销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一般学者多被迫从事与现实无关的古书整理和考证工作，所以，汉语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学者也大都比较保守，所以在编辑用于正音的汉语字典和汉语韵书时尽量保留古汉语成分。《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声系统和分尖团音。 汉语（雅言）的特点
雅者，得体、得度、得当是也。雅言听感，跟乡音相似，细听起来文绉绉的。王安忆曾经到陕西一带听取乡音，言到，“这话好听，是北音，可却柔极了，字与字之间，有舒缓的拖腔，用字有那么斯文。”
古人对语音相当考究，汉语的特点有八音，尖团音，做诗词有平仄，并最早使用切韵的方法记录语音。
八音
八音是汉语的主要特征，汉语的声调是全世界各种语言所比较特殊的。 虽然， 韩国， 日本的语言也都有汉语的词汇。。但是这些阿尔泰语系的语言都没有声调。
八音取法于《周易》八卦。八音分阴阳，而阴阳再分“平上去入”四声。就是“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八音听感大致如下：“平声平道莫低昂”即声音响亮而舒长；“上声高呼猛烈强”指上扬而重浊；“去声分明哀远道”是指声音轻尖而尾长；“入声短促急收藏”指声音极轻，并迅速收起。
尖音与团音
尖音与团音在於发音是在舌尖，还是在舌面。汉字和汉语，尤其是汉语的语音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分尖团更是汉语语音的瑰宝，是古往今来汉语语音发展的最高阶段。
自从有汉字，就分“尖团音”，“尖音字”和“团音字”在1932年以前的有史以来的中国字典上一直是泾渭分明、严格区分、丝毫不混，直音字典是这样，切音字典也是这样。自东汉用反切注音以来，尖音属于精系（声母为zi ci si），团音属于见系（声母为ji qi xi），历经一千八百年，历朝历代的法定字书都是这样。
从尖音翻案诗序，可以明确分辨尖音和团音的区别：
“酒本不读九，箭也不读剑，酒箭属尖音①，九剑属于团②。尖团音有别，声母是关键；舌尖z c s ，齐摄拼为尖，舌面j q x ，音节皆为团。”
反切注音方法
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是中国传统的注音方法。有时单称反或切。
用作反切的两个字，前一个字叫反切上字，简称切上字或上字，后一个字叫反切下字，简称切下字或下字。被注音字叫被反切字，简称被切字。反切的基本原则是上字与被切字的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的韵母（包括介音）和声调相同，上下拼合就是被切字的读音。例如，《广韵》“冬，都宗切”，就是用都的声母、宗的韵母和声调为冬注音。
平仄
所谓平仄，是对汉字声调的分类，它把汉字的四和声调分为平声和仄声。阴平和阳平（即一、二声）合为一类，叫作平声；上声和去声分为一类（即三、四声）合为一类，叫作仄声。
平仄的规律分为相对和交替，具体的例子有：
海酿千钟酒（仄仄平平仄）
山栽万仞葱（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例：江山无限秀
仄仄仄平平 祖国万年春（国依古声为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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