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苐一个提出什么时候打破铁

冯根生，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喜欢传统文化，痴迷中药国粹。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中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以期能让中药造福于全人类。
这个执著的人出生于一个医药世家，其祖父冯云生、父亲冯芝芳均是声名遐迩的国药老字号胡庆馀堂的资深药工，而他自己，也在14岁的时候踏进这个江南药王的门槛当学徒。5个月后，杭州城解放，他无可选择地成了胡庆馀堂的“末代学徒”。三年漫长的学徒生涯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炼狱。但冯根生却在这期间汲取了足够多的医学养料，这为他以后在中药界扬名立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2年7月1日对冯根生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他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宝事业。那时他刚刚38岁，在杭州的桃源岭下，一个由胡庆馀堂制胶车间升格而来的中药二厂，正在向他这个新任命的厂长展露着荒凉与简陋。但冯根生惊鸿一瞥，却依稀看见了一个气势恢弘的中药城。
今天，他所领导的青春宝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只有37万元的中药作坊了，在其后不断发展的30年里，冯根生带领青春宝不断涉足家电、服装、房地产、通讯、金融、旅游等多个领域，它的资产规模比当初整整放大了4000多倍！到2013年的青春宝已经是个拥有30多家全资、合资和参股企业，总资产达15亿元，年利税3.6亿元的以中药生产为核心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王振国是一个人，一个典型的依靠个人奋斗而发迹的成功者。这个如今已经拥有近十亿个人资产的东北人，曾经拥有诸如全国首届十佳青年等荣誉。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功成名就之时，仍然念念不忘一个18年前谋过一面的人，这个人就是冯根生。王振国对冯的由衷感叹是：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
1984年，屡受排挤的王振国受命到杭州搞医药工业调查。杭州中药二厂作为全国仅有的五个中药业样板厂之一，自然在学习考察之中。当时同行的同志仅仅在无意中说出一句：“我们这个小王挺钻的，业余还搞些抗癌药研究呢。”就这么一句，冯根生就来了兴趣，没问职称和学历，只急忙要了天津的实验报告，虽然当时只是S180瘤谱的实验，但冯根生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马上安排小汽车，拉著王振国绕着西湖看，最后提出要聘王到药厂工作，并给他的爱人安排工作，给家庭安排住房，并允诺安排一个单独的实验室，同时配备几名助手。“够气魄，够豪爽的”，王振国感叹。虽然王振国最后没有答应，但冯根生却抛下一句让他一生都在回味的话：即使你不来，需要钱就吱一声，我们支持你搞研究，目的是让全世界认识中药。事实上，在冯根生身上类似的事情不知发生了有多少。对于18年前仅仅只见过一次面的王振国，现在的冯根生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但直到现在，冯根生有一个信念却一直没变，那就是对于企业而言，竞争的根本在于人才。
在知识经济愈益彰显的今天，企业家有这份对人才的爱戴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地方。但在70年中期，在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的时候，一个企业家却在四处网罗落难的专业人才，无疑是一个惊人之举，没有超凡的眼界和魄力，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智慧就藏在这些看似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上：在成功网罗了马心舫、李学杲、戴培兴等诸多医药专业人才后，冯根生在别人问到他这么冒险怕不怕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怕，当然害怕。不过反反复复一想，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等‘老九’们名声香了，境遇好了，凭杭州中药二厂这个条件，哪个金凤凰愿意落脚？告诉你们一句实话，千万别给我外传，旧社会讲发国难财，我这也是在发财，为咱们社会主义发人才之财呀。”
实际上，冯根生人才观念的前瞻性还不止如此，当时他不仅招医药专业人才，而且像机械、化工、建筑等看似与青春宝不沾边的专业人才，他也一并揽下。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种立体式的人才结构，才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腾飞。 “狂商”是香港媒体送给冯根生的一个称号。虽然有些夸张，但纵览冯根生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却也名副其实。
冯根生至少“大狂”了七次。第一次是1978年，青春宝抗衰老片虽通过药理检验，但由于相关部门从中作梗，始终未能获得生产批文。坚冰未破，冯根生怕错过药品推出最佳时间，毅然决定先投产。这无疑是个胆大妄为的决定，说白了，做了这个决断后，冯根生和青春宝都是命悬一线。好在有国家医药总局的一帮老专家的支持，再加上有一位国家领导出面过问，最后此事才化险为夷。
第二次是1984年，冯根生向旧体制发出挑战，在全国还没有实施厂长负责制之前，率先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全厂员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第一个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同时打破传统的医药企业供销模式，凭自己的努力，消解了二级站的发难，建立了企业自身完整的供销队伍。
第三次是1991年，面对名目繁多的对国有企业厂长的考试，冯根生率先“罢考”，引发一轮轩然大波。最后，在《人民日报》等强势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为企业领导人松绑”的大讨论。
第四次是1992年，青春宝受困于机制，发展缓慢。为求一个好机制，冯根生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并让外方控股。但与当时大多数合资不同，冯根生独辟蹊径采取了母体保护法，保留品牌，总资产重新评估，只将其核心部分与对方合资。此举既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为企业发展赢得了机会。
第五次是1996年，冯根生在胡庆馀堂濒临倒闭、负债近亿元的情况下，没有看著这块金字招牌关门倒灶，而是毅然接手。儿子兼并老子，一时传为美谈。
第六次是1998年，青春宝改制，实现“工者有其股”，冯根生作为经营层，必须持有2%的股份，折合成人民币是300万元。但以冯根生的收入根本买不起，这就引起了著名的“冯根生难题”。为了改革成功，冯根生一咬牙，向银行贷款270万元，再加上家庭所有的积蓄30万元，买下了股份，使改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第七次是2000年，冯根生再次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企业家的贡献有多大？身价几何？冯根生要“量化”一下。浙江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最后做出评定：冯根生的贡献价值是2.8亿人民币，利润贡献价值是1.2亿，其管理要素对效益的综合贡献率是15%—20%之间，现阶段是18%。
作为一个企业家，冯根生狂狷的性格使他总能引起世人的瞩目，但同时也使他遭遇了种种麻烦。他的一生，曾无数次面临着走钢丝一般的惊险时刻，但他无怨无悔。他说：人是一口气，如果没有这一股子狂气，冯根生也就不成为冯根生了。 冯根生有两句言论，一是好的企业家要懂政治；一是经营管理里面有政治。冯认为，青春宝的成功与他的敏感有很大的关系。考察青春宝的发展轨迹，我们就可以发现，事实上，它每一次面临的发展机遇，都与某种形势联系在一起：1978年以前，企业发展不快，国家投资拨款根本轮不到青春宝，但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成了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冯根生“闻”到工作重点要变，冷静分析，大势明朗，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提出要申请搞技改，尽管有关部门犯难，但最终冯根生还是如愿以偿。又如，1984年中央决定城市改革以国企为突破口，冯根生于是静中求“变”，率先打破国企“三铁”，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同样，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时，冯根生对此做出的反应，就是试验在全厂进行了职工持股的改革。
“许多国企领导人对形势的敏感不够，其实中央精神就已经告诉你可以怎样跟上形势的发展，你错过了就错？了。”冯根生说。被很多人忽视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冯根生的敏感，以及他与一些部门的干部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原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在其工作期间，就与冯根生经常交流看法。在不少关键时刻，正是他们为冯根生抵挡了不少风雨。 在冯根生的人生词典里，戒欺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戒欺就是他的“圣经”。他认为，戒欺就是一种道德，一种诚信，做人如此，做企业也同样应该如此。而要做到戒欺，那就必须做到没有私心。灵隐寺有副对联，叫“人无私心便成佛”，那是极有道理的。
冯的一生可谓大气磅礴，魄力过人处简直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私心方面的“胆子”却是那么地小。冯根生有一个观点：“以权谋公，胆子要越大越好，以权谋私，胆子要越小越好。”一般常人很难想像，冯根生这样一个在70年代就享誉全国的企业家，直到1999年，一家好几口人还住在一间只有69平方米的房子里。为什么？因为他把分房的机会全都让给了别人。
企业家都很爱惜自己的名声，冯根生也不例外。但在他一生都在为之拼搏的中药事业面前，他甚至连“爱惜名声”这点私心都舍弃了。1996年，当他得知胡庆余堂病入膏肓时，他没有犹豫就出手了。说实话，兼并胡庆余堂并非没有风险，市场经济残酷无情，厮杀每一天都会发生，弄不好冯根生会名声扫地。但他说：“风险大我清楚，可是胡庆余堂不救回来是会丢中国民族药业脸面的，号称江南药王，结果却关门倒灶，外人会笑掉大牙，想到这，我怎么会睡得着吃得下，我对中药业的感情是什么语言都形容不了的，为了这份感情拼一拼老命，还管自己什么名声。” 冯根生把“没有私心”称之为“保护好心脏”。冯深知自己的个性桀骜不驯，在国企改革中屡当先锋的结果，很容易遭到东方式嫉妒———枪打出头鸟。而要不被人击中，把心脏保护好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不要有任何的私心，所谓无欲则刚。只有如此，他这只改革的出头鸟才能飞得快，飞得高，飞出猎手的射程之外。
冯根生一直有一个训诫：认认真真做事，规规矩矩做人。正是这句简单朴实的大白话，让冯根生的一生受益匪浅。有一份统计资料称，在1987年评出的20位全国首届企业家中，到2013还在企业领导人位置上的，只有冯根生和山东双星鞋业的汪海2人。可以这样说，冯根生企业家的经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完美。但接近于完美的冯根生，却并非没有牢骚。冯至今对于当初持股300万上面没有任何的实质性表示有些耿耿于怀。冯根生感叹：当了28年的企业经营者，做了这么大的贡献，上面没有奖励一分钱，只用一句话就画上了句号：冯根生发展中药二厂的确功不可没。
冯根生之所以耿耿于怀并不是为了要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初马来西亚的老板以百万美元安家费请他去当“洋老板”他就不会拒绝。他之所以不平，不是为他自己，实在是企业家的价值太被人忽视了。这也是为什么冯根生最后要进行身价评估的初衷。
冯根生认为，优秀的企业家是我国现阶段最缺少的人才资源之一，而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却迟迟不能建立。现在有不少企业家，他干事业的驱动力，凭的是个人的修养和强烈的事业心及责任感，但这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冯根生最感到快慰的有三件事，一是企业发展的步伐很快，利润每年都有不小的增长，照这个趋势，自己的银行贷款用不了一年可以全部还清了；二是冯的儿子冯鹤也进入了胡庆余堂，中药世家，四世同“堂”；三是青春宝的一批年轻骨干力量如刘俊等，正在逐渐成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言及退休这个敏感的话题，冯根生也是一脸的坦然：“如果身体很好，我也有这个能力，我可能干到70岁，一句话，小车不倒尽管推。”

铁饭碗的由来
“铁饭碗”这个词，出自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企业，多是国有。而国有企业的管理制度，就是吃“大锅饭”。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工资是按年头涨，福利是按人头发。几乎每个企业，都养着一大批闲人、懒人、庸人和散人。这些人不仅成为企业的巨大包袱，而且直接影响了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于是有人提出，这个“大锅饭”非得砸掉不可。不打破“铁饭碗”，企业就没有出路，中国就没有出路。很快，人们发明了“承包制”。接着，又进行“股份制改造”。这样一来，劳动效率上去了，经济效益上去了，个人收入也上去了。所以大家都说这个“铁饭碗”打得对，砸得好。
另外一民间说法：清朝微草堂记：某乡绅家漂亮女佣摔碎一碗，男主人欲罚。女佣下跪认错时 乳房微露。男主人性起即成好事，不于追究。次日女佣叫醒午睡的男主人，告其又碎一碗，男主人又成全了她。此后女佣常打碎碗，要求主人惩罚，有时一日竟打碎三次碗。男主人难以招架，遂将家里的碗碟全部换成铁的，并下令女佣从此不用工作，薪酬照发。这就是“铁饭碗”的来历！
公务员的铁饭碗
但对另一个“铁饭碗”，即公务员队伍中的“铁饭碗”，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年，也一直在喊行政体制改革。而改来改去，多是在机构编制上增增减减、合合并并。拆一些“旧庙”，建一些“新庙”，或者把几座“小庙”，合成一座“大庙”。但对“和尚”们的切身利益，却基本没有触及。
多数行政机关的管理办法，沿行的仍是20多年前国有企业的老路。只要进了这个门，就算端上了“铁饭碗”。无论你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到时候都照样拿工资，照样分福利。你涨工资，我也涨工资；你分年货，我也分年货。一个人都不能少，一分钱都不能少。
当然，在公务员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好干部、好公仆。他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实事和好事。但也确有不少混在里边“吃闲饭”的人。一种是什么也不会干的人，一种是什么也不想干的人，一种是虽然干了一些事，但却自身“不干净”的人。正是这样三种人，损毁了公务员队伍的形象。
害怕风险，是人的一种本能。国企工资低，外企不稳定，自己创业没本钱，亏了还得自个儿哭。这样比来比去，还是当公务员最保险。正如一些大学毕业生所言：“一次的努力，就能规避一生的风险。”与其他职业相比，公务员不仅岗位稳定，收入丰厚，而且工作轻松，并拥有升迁机会。谁还算不清这笔账？
打破铁饭碗
社会进步的标志，就是机会均等、压力均等、政策均等。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已经列入中国改革的议程。虽然有人把这项改革称为“深水区”，但要打造民意政府、法制政府和高效政府，就必须迈出这一步。
要打破的，是企业“铁饭碗”、行业“铁饭碗”和部门“铁饭碗”。换句话说，是打破低效和不公的“铁饭碗”。同时，还要建立一个社会公共的“铁饭碗”，即社会保障的“铁饭碗”。这个“铁饭碗”，必须是全民的、完整的和公平的。这也是常说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