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酷吏张汤
张汤为汉武帝时人，官至廷尉、御史大夫，为人严苛，用法深刻，并且善于迎合武帝的意愿，因此名声很坏。司马迁把他列入臭名昭著的“酷吏传”。
然而按照【史记§酷吏传】和【汉书§张汤传】的记载：
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
也就是说，对待富豪贵族等特权阶层，张汤是毫不留情的打击；而对于平民百姓，却很宽容，故意把案子当面向皇帝报告，而皇帝往往就从轻发落了。
这样的行为，按理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酷吏，而最终得到一个恶劣的酷吏名声，究其原因，只因其得罪的是特权阶层，而特权阶层掌握着话语权。
另一些类似的例子，比如武则天允许民告官，王安石变法损及士大夫的权益，朱元璋剥贪官皮，雍正铁心整顿吏治，史家对他们的评价都很恶劣。宋神宗和文彦博的一段对话最说明问题。神宗问，“王安石的新法对百姓很有好处，你们为什么要强烈反对呢？”文彦博给出了赤裸裸的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也就是说，统治者应该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全体百姓的利益。当然，表面上还是要一个“民为重”的包装。
【史记§平准书】说，“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这个“民”的定义就比较模糊。往往所谓的“民”，只是大地主、大富豪而已。另外，即使这“民”真是全民，也未必说明什么问题。朱东润先生在他的【张居正大传§第12章－元老的成功】里有一段精辟、深刻的议论：
…他从勋贵盘据的畿辅，夺回担负国税的田土，便引起莫大的物议。他们不说他得罪勋贵，而说他掊克小民；正和他在沙汰生员的时候，一般人不说他整顿学政，而怀疑他得罪圣贤一样。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在一般人民智识不够的时候，他们只知道拥护巨室的利益；甚至在巨室的利益，和他们本身的利益违反的时候，他们还是拥护巨室的利益。
而张汤，正是一个得罪巨室的政治家。
【通鉴§卷019】中讲到另一位酷吏义纵的时候，拿义纵同张汤做一个比较，说，“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然其治尚辅法而行；纵专以鹰击为治。”不得不有保留的肯定了张汤的行为。
张汤后来被权贵诬蔑，下狱自杀，死后留下的家产只有区区的五百金。元朔六年卫青出塞讨伐匈奴，军事行动并非很成功，因此汉武帝从轻赏赐，一次还是给了卫青千金。以此参照，张汤权倾朝野而家产只值五百金，是非常的清廉了。
另外，许多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并不是没有受益者，受益者并不少。忽略受害者，或者忽略受益者，是造成看法分裂的基本原因。然而比较惊讶的，是为张汤翻案的文字，并不多。
2。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
武则天统治时期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酷吏，因而人们在评价武则天时往往把武则天与酷吏联系起来：有人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有人则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
事实上，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虽然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较多，但并不能说明武则天实行了“酷吏政治”。至于把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根据，也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一、武则天并非始终器重酷吏
二、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
三、武则天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说武则天与酷吏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微妙的。在酷吏问题上，武则天的心理是矛盾的。从总体上看，她是反对滥刑，鄙视酷吏的，她要约法省刑，以 “道德”化天下。但当她的统治受到反对派的严重威胁时，又不得不纵恿酷吏，滥用刑法，打击政敌。所以武则天只是把酷吏当作消灭政敌的工具；而酷吏也只是充当了“鹰犬”的角色。武则天并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此外，武则天在重用酷吏的时候也重用过许多“循吏”。因此，说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是很不恰当的。值得注意的是，酷吏并不是武则天的发明。早在西汉时期就曾出现过不少酷吏。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酷吏立传以来，《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等正史中都列有《酷吏传》。这说明酷吏的存在是中国古代的普遍现象。毋庸讳言，酷吏的某些作法是残暴的，影响是恶劣的。但是对各个时代酷吏的作用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武则天曾两度重用酷吏，完全是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汉武帝也曾重用过十二位著名的酷吏，并没有人把汉武帝说成暴君。为什么一定非要把使用酷吏作为武则天残暴的主要根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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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皇帝用酷吏，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政治。
较有名的如：
义纵<汉武帝>
少年时为盗贼，攻剽劫杀闻名乡里。后因其姊为太后御医的关系，补郎官，后出任县令，“治敢往，少温籍”，即敢行暴虐之政。皇帝认为其能干，擢为河内郡都尉，一到任即族灭豪强穰氏，杀人甚多，使郡中道不拾遗。旋迁为南阳太守，在南阳诛灭前中尉、酷吏宁成族人，使宁成入狱，一郡皆恐。又转任定襄太守，一到任，一日杀定襄狱中重罪囚徒及入监探视的子弟宾客四百余人，“郡中不寒而栗”。义纵竟以此“功”迁为右内史。
张汤<汉武帝>
以“劾鼠掠治”(刑讯老鼠)的少年残酷之名补长安吏，后升茂陵尉，再升为御史。在审讯陈皇后巫蛊案时，穷追同党，广加株连，武帝以为其有能，擢升太中大夫。后因参与制定惨苛之法律，升为廷尉，居九卿要职。后再因审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等三大诸侯王谋反案时，“皆穷根本”，罗织株连惨苛，更受武帝信任，升为御史大夫，位居三公，仅次于丞相。
李章<东汉光武帝>
为平阳令，杀豪猾大姓赵纲及其族人，一县安宁，升为千乘郡太守。不久“坐株斩盗贼过滥”(亦即“残贼”)免官下狱，不数月又出任侍御史，转琅琊太守。
阳球
为高唐令，以“严苛过理”免官下狱。不久出为九江太守，“收郡中奸吏尽杀之”，“凶贼殄破”，迁平原国相。后坐“苛酷”、“严苦”免官，旋复出为议郎，升将作大匠，拜尚书令，转司隶校尉。以磔前中常侍王甫尸及族灭其家，而使天下震栗。
来俊臣<唐武后>
少时为奸盗下狱，在狱中上书武后告劾大臣，深得武后欢喜，擢为侍御史。审理诏狱，屡合武后旨意，武后“阴纵其惨，胁制群臣，前后夷千余族”。升任御史中丞，作《罗织经》，又作“大枷”十等，号曰：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失魂胆、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等，残酷至极。后因坐贪赃为人告劾，下狱当死，武后嘉其忠，免死，复授殿中丞。
侯思止
少游惰无业，为奴，“诡狠无良”，因诬告他人谋反，授为游击将军，后因凶狠迁为侍御史。
著名酷吏：宁成
西汉酷吏。南阳穰人。景帝时，先后任济南都尉、中尉。因贪暴残酷，宗室豪杰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后畏罪解脱归家，在家乡放高利贷，购陂田千余顷，役使贫民数千家，致产数千金，从骑数十。再起为关都尉，出入关者云：“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
著名酷吏：义纵
个人简介
（？—前116）西汉酷吏。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人。纵少为盗，其姊义姁以民术幸于王太后，经太后推荐，得任中郎、补上党郡中县令，治政严酷，县中无逃亡事。迁长陵及长安令、河内都尉和南阳、定襄太守，依法办事，不避权贵，霞于杀戮。至定襄，一次就报杀400余人，郡中吏民皆不寒而傈。后徙左内史。元鼎元年（前116）因破坏告缗法被杀。 义纵，西汉河东郡（今山西省晋南地区）人。生年不详，卒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是西汉中期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地主的著名“酷吏”。
著名酷吏：张汤
个人简介
张汤（？—公元前116年12月），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幼时喜法律，曾任长安吏、内史掾和茂陵尉。后补侍御史。因为治陈皇后、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之事，得到武帝赏识。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用法主张严峻，常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缉，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元鼎二年十一月（公元前116年12月），因为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的构陷，被强令自杀。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张汤虽用法严酷，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为官清廉俭朴，不失为古代廉吏。
生平经历
张汤是杜人。他的父亲曾任长安丞，出外，张汤作为儿子守护家舍。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大怒、鞭笞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立案拷掠审讯这只老鼠，传布文书再审，彻底追查，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罪名确定，将者鼠在堂下处以磔刑。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非常惊奇，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继承父职。为长安吏，任职很久。 周阳侯田胜在任职九卿时，曾因罪被拘押在长安。张汤一心帮助他。他在释放后被封为侯，与张汤交情极深，引见张汤遍见各位贵族。张汤担任给事内史，为宁成掾，因为办事无误、又被推荐给丞相，调任为茂陵尉，在陵中处理事务。 武安侯田蚡担任丞相，征召张汤为丞相史，又推荐给武帝，补任为御史，令他处理诉讼。在处理陈皇后巫蛊的案件时，他深入追查其党羽。因此，武帝认为他很能干，晋升他为太中大夫。他与赵禹共同制定各种律令，务必依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的官吏尤为严格。不久，赵禹迁升为中尉，调任为少府，而张汤也升为廷尉，两人关系密切，张汤象对兄长一样对待赵禹。赵禹为人廉洁孤傲，自从任官以来，舍第中从未有食客。公卿相继邀请赵禹，赵禹却从不回报，其用心在于杜绝知交、亲友及宾客的邀请，以便坚持自己的主张。他收到法律判决文书都予以通过，也不复查，以便掌握官属们过错。张汤为人多狡诈，玩弄智谋驾御他人。开始时担任小吏，虚情假意地与长安的宫商大贾田甲、鱼翁叔等人关系密切。及至官达九卿的职位，收纳和交结全国各地的知名士大夫，自己心中虽然并不赞许对方，然而表面上仍表现出敬慕之情。 当时皇上偏爱有文才学问的人，张汤断决大的案件，欲图附会古人之义，于是请求以博士弟子中研习《尚书》、《春秋》的人补任延尉史，以解决法令中的疑难之事。上奏的疑难案件，一定预先为皇上区别断案的原委，皇上肯定的，便著为谳决法，作为延尉断案的法律依据，以显示主上的英明。奏事受到斥责，张汤便向皇上拜谢，他还揣摸皇上意图，引证廷尉正、监、掾史的正确言论，说：“他们本来曾为臣提出来建议，如果圣上责备臣，认为臣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臣下愚昧，只及于此。”因而错误常被原谅、有时向皇上奏事，受到称赞，便说：“臣下并不懂得这样向陛下进奏，而是某个廷尉正、监或掾史写的奏章。”他欲推荐某人，常常这样表扬此人的优点，遮掩缺点。他断决的罪犯，若是皇上欲图加罪，他便让廷尉监或掾史穷治其罪；若是皇上意欲宽免其罪，他便要廷尉或掾史减轻其罪状。所断决的罪犯，若是豪强，定要运用法令予以诋毁治罪。若是贫弱的下等平民，则当即向皇上口头报告。虽然仍用法令条文治罪，皇上的裁决，却往往如张汤所说。张汤对于高官，非常小心谨慎，常送给他们的宾客酒饭食物。对于旧友的子弟，不论为官的，还是贫穷的，照顾的尤其周到。拜见各位公卿大失，更是不避寒暑。因此，张汤虽然用法严峻深刻不公正，却由于他的这种作法获得了很好的声誉。而那些严酷的官吏象爪牙一样为他所用者，也依附于有文才学问的人。丞相公孙弘多次称道他的优点。在处理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的案件时，都穷追狠治，彻底审理。武帝欲释放严助和伍被。张汤与武帝争论说：“伍被本来就曾谋划反叛之事，而严助亲近交结出入皇宫的陛下近臣，私自交结诸侯亦如此类，不加惩处，以后将无法处治。”武帝因此同意将伍被、严助治罪。他以审理案件排挤大臣作为自己功劳的表现，多像这样。从此，张汤更加受到尊崇信任，晋升为御史大夫。 正巧匈奴浑邪王等人降汉，汉朝廷调动大军讨伐匈奴，崤山以东干旱，贫苦百姓流浪迁徙，都依靠官府供给食物，官府库存空虚。张汤从而禀承武帝的旨意，请求制造白金货币及五铢钱，垄断盐铁的生产和买卖，排挤富商大贾。还公布告缉令，剪除豪强兼并的家族，舞弄文辞，巧言诋毁以辅助法令的施行。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谈论国家的财用，常至日暮，武帝甚至忘记吃饭。丞相形同虚设，国家大事都听张汤的意见。全国被搞得民不聊生，都骚动起来，官府所兴起的各项生产，也无法获利。官吏们从中侵夺渔利，从而又被严厉地依法治罪。因此，使得公卿以下的官员，直至平民百姓，都指斥张汤。张汤患病时，武帝曾亲自前去看望。皇上就是这样尊宠他。 匈奴人前来请求和亲，群臣在皇帝面前讨论此事。博士狄山说：“和亲对我们有利。”武帝询问有什么好处，狄山说：“武器是凶器，不应多次动用。高皇帝欲图征伐匈奴，在平城陷入困境，于是与匈奴结和亲。孝惠帝、高皇后时，天下因此而得以安乐。及至孝文帝，要对匈奴采取军事行动，北部边境萧然而苦于战事。孝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叛，孝景帝往返于两宫之间，胆战心寒了几个月。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景帝一朝始终不谈军事，国家富裕充实。如今从陛下开始发兵攻击匈奴，使得我们国家空虚，边境地区的百姓极度贫穷困乏。由此看来，不如和亲。”武帝问张汤，张汤说：“他是个愚蠢的儒生，没有知识。”狄山说：“臣下的确是愚忠，但象御史大夫张汤那样，却是诈忠。如张汤审理淮南、江都王谋反的案子，以恶毒的文辞肆意诋毁诸侯王，离间宗室的骨肉之亲，使蕃臣内心不安。臣因此知道张汤为诈忠。”于是武帝面带不快对狄山说：“我让你担任一个郡的长官，能不能不使匈奴人入境抢掠？”回答说：“不能”。再问“负责一个县呢？”回答说：“不能。”又问：“负责一个烽障呢？”狄山知道再说不能，便会被治罪，只好说“能”。于是武帝派狄山到边境负责一个烽障。一个多月之后，匈奴人砍了狄山的头以后离去。从此以后，群臣震慑，不敢再谈和亲。 张汤的门客田甲，虽然是个商人，但有很好的品德。当初张汤任小吏的时候，因为金钱的关系而互相往来，及至张汤当了大官，田甲又曾责备张汤行事中的过失，也表现出忠正刚烈之士的风范。 张汤在担任御史大夫第七年的时候。终于被免官治罪。 河东郡人李文曾与张汤有隔阂，不久担任御史中丞。为了泄愤，多次在上奏的文书中寻找对张汤不利的证据，都没有得逞。张汤有个心爱的属吏名鲁谒居，知道张汤对李文不满，便指使他人上奏影射李文有图谋不轨的奸邪之事，武帝将此事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将李文处以死罪。实际上他心里明白此事是鲁谒居所为。武帝问起这件事说：“告发李文图谋不轨的事是怎么引起的？”张汤假装吃惊的地说：“这大概是因李文以前的熟人怨恨引起的。”鲁谒居患病住在里巷的一户人家，张汤亲自去探望，并为鲁谒居按摩双足。赵国靠冶炼铸造营利，赵王刘彭祖多次指控铁官，张汤却每每排斥赵王。赵王寻查张汤的不可告人之事。鲁谒居曾审理赵王的讼案，赵王对他心怀怨恨，上书告发说：“张汤是朝廷大臣，掾史鲁谒居有病，张汤却亲自到他那里为其按摩双足，我怀疑他们可能有什么大阴谋。”此事下到延尉审理。鲁谒居因病而死，事情牵连到他的弟弟，被拘押在导官那里。张汤也到导官的官衙审理其他囚犯，见到了谒居的弟弟，欲暗中帮助他，表面却装作不认识。鲁谒居的弟弟不知道他的用意，因此怨恨张汤，指使人上书告发张汤与鲁谒居的阴谋，共同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告发李文之事。武帝将此案交给减宣处理。减宣曾与张汤不和，接手此事后，穷追狠治，并且不向武帝进奏。正巧有人盗走了孝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与张汤相约一起谢罪。至武帝面前，张汤暗想，只有丞相在四时到各国陵拜祭，此事只应由丞相请罪，他自己并不参与其事，没有必要承担责任。丞相谢罪后，武帝派御史审查这件事。张汤欲图奏报说丞相知道盗钱之事，丞相庄青翟深感恐惧。丞相府的三位长史因此准备打击张汤，以罪名陷害他。 长史朱买臣，是会稽人，研读《春秋》。庄助派人游说朱买臣，朱买臣因为深通《楚辞》，与庄助一起受到皇帝的宠幸，授任为侍中、太中大夫，深受信用；张汤当时任小吏，要跪拜者请朱买臣等上前。不久，张汤任廷尉，审理淮南王谋反的案件，排挤庄助，朱买臣对此心怀不满。及至张汤升任御史大夫，朱买臣以会稽太守升任主爵都尉，处于九卿之位，数年之后，因为触犯法令被免官，降职为守长史。他曾去拜见张汤，张汤高傲地坐在床上，他的府丞和掾史对朱买臣也没有礼貌。朱买臣是楚地的士人；对此深为怨恨，常欲罩张汤于死地。王朝，是齐地人，因为懂得方术，官至右内史。边通，学战国纵横家的说人之术，是个性情刚烈强悍的人，两次任官至济南王国相。他们的地位都曾比张汤高，不久失去官位，任守丞相长史，只好在张汤面前委曲求全、张汤多次代行丞相职权，知道这三位长史一向尊贵，所以常故意凌辱他们。因此三个长史合伙谋划说：“当初张汤与丞相相约向武帝谢罪，不久却出卖了丞相一；如今又欲以宗庙之事弹劾丞相，这是欲留取代丞相的地位。我们知道张汤的不可告人之事。”他们派属吏逮捕审讯了张汤的友人田信等，说张汤向武帝奏报提出建议，田信都事先知道，因此屯积取利，与张汤平分。他们还说张汤有其他奸邪之事、这些话很快传到武帝那里，武帝向张汤说：“我有什么打算，商人都事先知道，加倍屯积货物，这都是因为有人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张汤听后；没有谢罪，还惊讶地说：“肯定是有人这样做。”减宣又上奏了鲁谒居之事。武帝果然认为张汤心中险诈，当面撒谎，派使臣带着簿籍以八项罪名指责张汤。张汤一一予以否认，不服。于是武帝又派赵禹责备张汤。赵禹见到张汤后，责劝张汤说：“阁下怎么不懂分寸，您审讯处死了多少人，如今人们指控你的事情都有根据，圣上很重视你的案子，想让你自己妥善处置，为什么要多次对证呢？”张汤于是上疏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的功劳，从刀笔吏起家，因得到陛下的宠幸而官至三公，没有任何可开脱罪责之处。然而阴谋陷害张汤的，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于是自杀身死。 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得自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遂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武帝知道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因此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丞相庄青翟被迫自杀。释放了田信。武帝很为张汤之死惋惜。晋升了他的儿子张安世的官职。
著名酷吏：王温舒
个人简介
西汉酷吏。阳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年轻时就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为了抢夺路人财物，他常常在月黑风高之夜以锤杀人而埋之。这种杀人越货的强盗行径，养成了他后来好杀行威的暴虐性格。后来，地方上让他试作亭长，这是一个乡村基层的官，管理一亭（汉制，十里为一亭）的治安警卫，兼理民事。但试了好几次，他都干不好本职工作，因而罢去。此后，他又在县衙门里充当小吏，逐渐升为廷尉史。不久，王温舒投靠张汤。张汤也以严酷著称，用其为御史，负责督察盗贼。他到任后，杀伤甚多。其暴虐性格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生平经历
当时汉武帝主张全面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严厉打击危害专制统治的行为，在这种形势下，乐以刑杀为威的人往往提拔较快。故王温舒很快就升迁为广平郡（今河北曲周县北）都尉，辅佐郡守负责全郡的军事和治安，是一郡的主要长官之一。为了治理广平的治安，他从郡中仔细挑选了十几个果敢能任事、一往无所顾的人充当郡吏，作为自己的爪牙，去督捕郡内“盗贼”。王温舒之所以重用这批人，自有他的想法。王温舒了解到这批人以往都犯有重罪，只不过没有暴露，仍然逍遥法外而已。王温舒将此作为控制他们的重要手段，如果你督捕“盗贼”有功，颇得王温舒满意者，无论你以前犯有多么严重的罪行，他都不加处罚；而如果你督捕“盗贼”不力，甚至有意回避或加以庇护的话，那就不但诛杀其身，还要灭其全族。这样一来，这批人没有不竭尽全力的。至于是否滥杀无辜，王温舒是不管的。这种严酷的手段颇为见效，广平周围，齐、赵之效的“盗贼”乃不敢接近广平。广平以此号为“道不拾遗”。 应该指出，封建统治者所指的“盗贼”，首先包括甚至主要是指那些走投无路、被迫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的农民群众。他们的斗争威胁了汉王朝的封建统治，所以封建统治者必须用最严酷的手段将他们镇压下去。王温舒正是起到了刽子手的作用。 广平郡内道不拾遗，使王温舒声望大著。汉武帝知道后极为赞赏，立刻提拔他为河内郡（今河南武陵县西南）的太守。他成为一郡之最高行政长官。 广平、河内两郡相隔不远，王温舒在广平时就知道河内的一些豪强之家。这些豪强不守法庭，称霸地方。他们不仅宗族势力强大，而且往往连成一体，沆瀣一气，官府对他们毫无办法。这当然对加强中央集权不利。汉武帝这次把王温舒派到这样的地方。正是要他以严厉的手段惩治这批豪强。 这年九月，王温舒到河内走马上任。他立刻做了一系列的部署。鉴于当时官府的驿站传送文书速度太慢，他另外命令准备私马五十匹，部署在河内至京师的沿途上，作为另一套驿站。他要求凡有河内、京师的往返文书，一定要以最快速度传送。同时，他又仿照在广平的办法，挑选若干名曾犯有重罪而又果敢任事的人充当郡吏，让他们到第一线去逮捕郡中豪强。短短时间里，就以各种理由将郡中豪强大族基本上全部捕获。然后三温舒穷加审问，转相株连达千余家，当然其中有不少无辜平民百姓也被牵连进去。首战告捷后，王温舒立刻上书武帝，提出对这批人的惩处方案；大者诛全族，小者杀其身，无论大小其家产统统没入官府。过去，此种文书若通过官府驿马递送，往返费时很长。这次王温舒使用率先设置的私人驿马传递，书奏不过两日，汉武帝的允准诏书就已到达，河内官民对其如此神速莫不感到惊讶。诏书一到，一场大规模的杀就开始了。上万人成了刀下之鬼，“流血十余里”。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这对那些横行乡里的豪强地主来说，是咎由自取，但对大多数无辜被牵连的平民百姓而言，真是血海奇冤。 经过这番刑杀，也收到了在广平那样的效果。从九月上任到十二月底，短短三个多月，郡中安宁，无犬吠之盗。人们侧目而视，重足而立。全郡都沉浸在一片恐怖之中。当时尚有个别人闻风逃到旁郡，王温舒派人前往追捕，待捕获回郡，已是第二年春天了、按汉朝法律规定，秋冬行刑，春夏不准杀戮。眼看透到的人非要等到秋后处决，王温舒顿足叹道：“哎呀！假使冬季再延长一个月，我就可以彻底完成这个任务了。”杀人，对王温舒来说，已成为一种嗜好；人命，全被他视为草芥。 无辜平民和豪强地主的白骨为王温舒垒就了向上爬的阶梯。他在河内的“治绩”，很快传到朝廷，汉武帝把他视为十分能干的人，准备予以重用。 当时京师治安很成问题。汉初以来，由于政府、私人铸钱并行，从而使币制十分紊乱。武帝决定由国家收回铸币权，并以严刑竣法禁止民间自由铸钱。但利之所在，人不畏死。民间私铸钱币者仍不乏其人，京师一地尤盛。为了严惩私铸钱币者，武帝乃起用酷吏治理京师。先是任义纵为内史，作为京师一地最高行政长官，这次又将王温舒拔到京师为中尉，让他专管京师的治安。这对王温舒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飞跃。过去他一直是地方官，如今却一跃成为京官了。在京师，王温舒仍故伎重演，像在河内一样，以酷杀行威。他专门选用那些专好猜疑、心狠手毒、敢于祸及别人的好毒之徒，作为自己的鹰犬。当时又纵早以酷暴著称，它位又在王温舒之上。王温舒想干的一些事情如果事先没有请示义纵，义纵就对他加以凌辱。并从中掣肘，败坏其功。因此，在京师王温舒并不能像在河内那样恣行无忌，快其意而行事。不久，义纵因反对杨可告缗而以“废格诅事”被杀，王温舒辄被提为廷尉，成了掌管刑狱的全国最高司法官，为中央九卿之一。但王温舒此人酷暴少文，嗜杀成性，至于国家法律常被置于不顾。对一些大案、疑案更是昏昏不辨。显然这种人是不适宜担任最高司法官的。所以时隔不久，当接替王温舒为中尉的尹齐被免官后，汉武帝乃将王温舒廷尉一职免去，让他仍担任中尉，负责京师治安。而这正符合王温舒的心意。上次任中尉时因有义纵掣肘，因而不能不有所顾忌。、现在义纵已死，没有谁敢和他刁难，王温舒又可以肆无忌惮了。他对京师风俗人情十分熟悉，对一些豪强恶克也很了解，他就重用这些豪恶之吏。这些人善于深文周纳，巧低人罪，他们要想惩治谁，就千方百计地给你罗织罪名，谁也休想逃脱。而且一旦落入他们手中，无不惨遭严刑拷打，到头来，“大抵尽糜烂狱中”，极少能够生还。他们常常对下户中的好猾之人采取这样暴虐的方法，使其身死、家亡、族破，意在警告那些豪强大户，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刑杀，在短时间里收到了成效。京师，似乎安宁了。
著名酷吏：周纭。
周纭。东汉人。上任伊始，他就先了解洛阳城里有哪些豪强大姓，平日里是否作威作福，结果下属报上来的并非豪强大族。他一怒之下，严厉训斥，限期上报，所以很快他就摸清了全城豪强与他们的胡作非为，一经审理查实后毫不留情予以镇压。他奉公执法，不畏豪强皇亲国戚。外戚窦笃权倾朝野，其家族中人所为不法之事，都受到周纭的追究查办。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周纭的不畏强权，秉公执法，使得京师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就为之一清，治安明显好转。遗憾的是周纭秉公执法将既得利益集团得罪了，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排挤下，周纭丢官家居。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官员不为污浊官场所容，吏治也就江河日下，豺狼当道了。周纭丢官，窦氏家族立即对与他们有旧仇宿怨的人，寻衅打击报复。周 纭自忖难过此关，干脆在家坐等窦家前来问罪。谁想，这窦笃良心未泯，还懂点事理，认为周纭虽法办了窦家不少人，却是公正无私的，并不来找他麻烦。周纭于是得以善终。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并非所有酷吏都能落个好下场。 周纭为官清廉，家给不足，自己带了妻儿做砖坯卖以贴补家用。但他“奉法疾奸，不事贵戚”。如果他贪赃枉法，同流合污，完全可以过着衣食不愁，甚至花天酒地的生活。比较起来，两汉时期的酷吏大多廉洁奉公，贪赃枉法的远少于唐代。唐代的酷吏几乎是无一不贪。贪污受贿的手法往往是赤裸裸的，收了被告的，再收原告的。凡被卷进案子中的人，最后几乎无一不是倾家荡产，性命还是不保。而这些酷吏一个案件办下来，就可以一夜暴富。事后还有皇帝的赏赐。从酷吏身上我们不难得出一个这样的认识：低薪不一定贪，高薪不一定不贪。
著名酷吏：来俊臣
个人简介 来俊臣。天资残忍。按诏狱。前后夷千余族。作罗织经。后诏斩于市。人皆相庆曰。今得背着眠矣。争抉目。摘肝。醢其肉。须臾尽。以马践其骨。无孑余。家属籍没。(酷吏传) 来俊臣唐朝万年(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人，官任御史中丞。
生平经历
武后临朝执政时，疑忌天下人图谋叛变，便设置铜匦，令人检举告密，并宠用来俊臣等，按问推审告密事宜。来俊臣天性残忍酷虐，迎合武后意旨，每推审一人，必定逼诱板引出数十百人，辗转牵连，造成冤狱，以逞其能，邀取功赏。又私自养无赖数百人，专令告密，撰写罗织经，网罗无辜，织成谋反罪状，心想陷害一人，便教其党徒，以相同事状，在数处告密，于是立即拘捕，用严刑拷讯，逼他诬服，以报私怨。所用酷法有：定百，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号。 当他审讯囚犯时，常用烧醋灌入犯人鼻腔或用铁圈梏犯人头，外加木楔，致使脑裂髓出，或掘地做牢，犯人进入，不死不得出，种种酷刑，惨不忍睹。犯人见那刑具，便已魂飞魄散，惊骇战栗，因此往往随口诬供。由他所经办告密案件，前后诛杀多达一千多族，天下人心惶惶。 后来俊臣蓄意谋反，想将满朝权贵次第害死。不久罪行揭发，被拘系狱中，备受严刑拷讯，终被处斩于市。当时的人都互相庆贺说：“从今以后，可以安眠无忧了”众人争相抉出其目，摘取其肝，剖心割肉，以马践踏其骨，顷刻之间，了无剩余，全家籍没。 来俊臣只知迎合意旨，以邀功赏，张其权势，不惜泯灭天良，杀害无辜，残忍酷烈，结果落得悲惨下场。 噫！自古以来，小人得到功赏、权势，只有促速其死，结下无穷怨业而已。
汉朝十大酷吏
1 侯封 2 郅都 3 张汤 4 赵禹 5 宁成 6 义纵 7 减宣 8 杜周 9 周阳由 10 王温舒
古代各类官府在审理案件时，用酷刑逼迫犯人招供，称为拷讯。历代见诸法典的刑罚基本上都是判决性的，或处死（如凌迟、斩首、绞杀等）、或致残（如宫刑、刖足、割鼻等）、或责罚（如笞杖、鞭扑、枷项等），都是一次施行完毕。而拷讯时所用的各种酷刑，法典上一般没有具体规定，而由问官随意施用，怎么使犯人痛苦就怎么办，犯人如果不招，问官就变着花样，把犯人反复蹂躏。在这种情况下，犯人求生不得，求死不成，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结果或伤残过重而致死，或熬刑不过而屈招。历史上岁月更迭，朝代变迁，但刑讯逼供的方法一直沿袭未变。两千多年来，谁能说得清拷讯造成了多少冤案？逼死了多少冤魂？
从有阶级以来直到封建社会的末期，历代政体的基本特点之一是专制。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社会里，不同等级的人都层层地被主宰着和制约着，除皇帝之外，每个人都没有独立的人权。上层统治者不容许下层的人有独立的权利，身居下层者也没有可以有效地维护个人权利的手段。因此，皇帝对待臣僚、官府对待百姓，都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可以随意处治。这种对人的轻贱，是古代各级官府使用刑讯逼供时的共同心态。著名的古典悲剧《窦娥冤》中，太守桃杌听信张驴儿的诬告，不顾窦娥申诉，刚问三两句便喝斥道：“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着！”这句戏曲台词，真实地概括了古代统治者的共同认识。同时，在专制政治下，各级官吏大多高高在上，不肯作实际的调查研究，审理案件时只靠在公堂上提取口供，然后凭主观臆断下结论。这种官僚式的处理狱讼的方法，必然要使用刑讯这一最简单、最易见效的手段。
历代拷讯犯人，常用的刑罚是拷打。
拷打也叫拷掠、拷捶或棒掠，所用的刑具有笞、杖、棍、鞭等。打的数目没有具体的规定，常常是边打边问，直到犯人受打不过、愿意招认时为止。拷打时总是实实在在地打，数下之后便打得皮肉开裂、鲜血淋漓，如果犯人在一次拷打之后还不招供，就将他收监关押，下次审问时还要再打。如果是在夏天，犯人伤口溃烂生蛆，这在历代监狱中是常见的。有的犯人坚强不屈，则被重刑拷打而致死。
秦代官吏审案时已经习惯于使用拷打。秦二世胡亥二年（前208），赵高诬陷李斯和他的儿子李由谋反，将他们逮捕，亲自拷问，棒掠达一千多下。李斯忍受不了疼痛，就招认了谋反的罪名。赵高派亲信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等复审李斯，李斯不知是计，向他们申诉冤枉，赵高得到报告，又命令对李斯再次进行拷打。后来胡亥真的派人检查李斯的口供是否属实，李斯也不敢再翻案了，一直认定自己是谋反，于是被判处死刑。李斯曾为丞相，尚且受到如此非刑拷打，一般的囚犯就更惨了。刘邦作亭长时，有一次误伤了夏侯婴，被人告发是犯了伤害罪，刘邦不承认，夏侯婴为了掩护刘邦，也不承认受了刘邦的伤害。因此，夏侯婴被关在监狱一年多，受了数百次的拷掠，几乎丢了性命。
刘邦建立汉朝以后，将秦代的拷掠风气更加以发扬。高祖七年（前200）有人告发赵王张敖谋反，刘邦便把张敖和他的丞相贯高一同逮捕。贯高极力证明张敖没有谋反，在审问时被狱吏棒掠数千，坚决不改口，刘邦对贯高的忠贞很赞赏，就赦免了赵王。东汉和帝时，著名酷吏周纡滥用肉刑，对犯人动辄加以拷掠。永元六年（94），和帝刘肇亲自到洛阳视察狱讼情形，看见有两名犯人被拷打之后死在狱总，身巡航都生满了蛆虫，和帝责备周纡失职，给了他降级的处分。汉代以后直到明清，官员审案无不使用拷打。
有的朝代，对拷打犯人的时间、次数等作了某些规定。如唐代刑律载，对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一下以及有残疾的犯人，不得进行拷打，只根据他所犯罪状的事实定罪。又载，官府拷打犯人不得超过三次，而且每次相隔的时间不得少于二十天，三次拷打的总数不得超过二百下。如果拷打不满三次而需要移交其他官府重审，拷打的次数必须和前次连续计算。如果将犯人拷打致死，对问官要追究责任。唐代的这些规定同前代相比还算是有些节制的，但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这些规定认真执行，不少官员拷打犯人仍然惯用狠手。开元年间，洛阳县令王钧和河南丞严安之，拷打犯人时唯恐打不死，而且，他们总是让行刑的衙役朝着犯人伤口的红肿溃烂处猛打，看见犯人皮裂出血就哈哈大笑。
宋代除了沿袭唐代的有关规定之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条款。如规定各州捕获的盗犯，如果还没有验查明白，不得先进行拷打；如果必须拷问，要向上一级官府请示，得到批准后才能进行；下级官府如果私自拷问囚犯，按私罪论处。元代曾一度禁止审理案件时对犯人实行拷打，但到了明代又全面恢复，拷打的严酷而无节制更超过前代，同时将拷打与其他刑罚一齐使用，这在后文还要详述。
历代官府拷讯犯人，常用的刑罚还有拶和夹。
拶是夹犯人手指头的刑罚，所以又称拶指。其刑具是用六根细木棍组成，中间用细绳穿三道，套在犯人手上，把十个指头紧紧夹住，两人用力向两边拉扯绳子，木条便越收越紧，犯人疼痛难忍，常常当场昏厥，严重的会夹断指骨。这种刑具叫“桚”，用桚对人上刑叫“拶”，两个字音相同而部首不同，显然，“桚”是名词，“拶”是动词，今人谈及这种刑罚，常常将二字混淆，其实是有区别的。拶指的刑罚很古的时候就有了。《庄子·天地篇》说“罪人交臂历指”，这“历指”就是后世所说的拶指。“历指”或作“枥指”，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枥”字，说是“稗指”，后人认为，“稗指”应是“柙指”，段玉裁注解说：“柙指，如今之拶指。”又《尉缭子》中说“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也是拶指。唐、宋、明、清各代，官府对女犯最爱用拶指，小说、戏曲中常见这样的情节。
夹是用夹棍夹犯人的腿骨，和拶指的原理相同。夹棍是由三根一样长的木棍组成，明清时俗称“三木”，一端用铁条固定，另一端用绳索串连，用刑时把夹棍竖放在地上，把犯人的两条小腿夹在里面，两人想两边拉绳，把夹棍收紧，犯人被夹，疼入骨髓。夹棍有长短不同的型号，愈是短的，夹人愈疼，腿骨被夹断的事时有发生。夹棍在远代未见，有人说创始于南宋理宗时。据《宋史·刑法志》记载，当时使用的刑具“或木索并施，夹两脰，名曰‘夹帮’。……或反缚跪地，短竖坚木，交辫两股，令狱卒跳跃于上，谓之‘超棍’。”这夹帮和超棍逐渐演化而定形，成为后世的夹棍。明清时，夹棍是府、县衙门必备的常用刑具。尤其是明代宦官控制的镇抚司，所使用的刑具主要有五种，其中的两种就是拶和夹棍，而且其式样与一般衙门里的又略有不同，这在燕客的《天人合征记实》中有详细的记述：
……一拶。用杨木为之，长尺余，径四五分，每用桚，两人扶受桚者起跪，以索力束其两端，随以棍左右敲之，使桚上下则加痛。一夹棍。二根，长三尺余，去地五寸许，贯以铁条，每根中间各帮桚三副。凡夹人则直竖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急束其绳，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动。又用大杠一根，长六、七尺，围四寸以上，从左畔猛力敲足胫。吁！可畏哉！
由于拶和夹棍都非常残酷，清代曾对这两种刑罚的使用范围加以限制。顺治十七年（1660），朝廷诏准，凡问刑衙门，无真赃确证及户婚田土小事，不得滥用夹棍。康熙四年（1665）诏令，凡审理强盗、窃盗及人命大案，犯人已经在别的衙门招认，后来竟然改了口供，或者已有确凿证据而犯人坚持不吐真情，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夹棍；其他小事案件，如果问官滥用夹棍，要以故意违犯法规的罪名受到题参究治。康熙九年（1670）又诏令，凡是官员审讯犯人，不准于拶指、夹棍之外再用别种非刑，对妇女不准使用夹棍，对怀孕妇女不得轻易使用拶指，违者要受到降职或罚俸的处分。清代的这些固定同前代相比稍微有些宽松，但对拶和夹这两种刑罚并未加以废除。
历代拷讯犯人时，往往不是单独使用某一种刑罚，而是诸刑并用。有些酷吏别出心裁地创造各种希奇古怪的用刑方式，他们的残虐的人性在拷讯犯人时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正史中的酷吏传及某些野史笔记中，此类记载太多了，许多事例骇人听闻、惨不忍言，这里只挑选那些特别突出的略作叙述。
东汉时，上虞人戴就在会稽郡作仓曹掾（管理仓库的小官）。杨州刺史欧阳参弹劾太守成公浮犯有贪污罪，派部员薛安检查仓库账簿，企图寻找成公浮的罪证。薛安逮捕戴就，严刑拷问，让他揭发成公浮的贪污事实。戴就不肯诬陷郡守，慷慨申辩，薛安就让狱卒把犁铧尖烧红，夹在戴就的掖下，戴就神色不变，对狱卒说：“为什么不把这铁东西烧得再烫一些？别让它凉了！”每次拷讯之前，戴就不进饮食，身上的皮肉被烧得焦烂而脱落，他就拾起来吃掉。薛安又命令把他放在地上，用一只破船把他扣在里面，然后点火烧烟熏他，经过两个白天一个夜晚，人们都说戴就早被熏死了，薛安让人掀开破船查看，戴就竟然未死，他瞪着眼大骂道：“为什么不多加把火？怎么让这烟熄灭了呢？”薛安又命令点火，把一片土地烧得坚硬，然后用针刺入戴就的指甲里，让他扒地上的土，戴就用插有铜针的手指扒土，指甲全部扒掉了，血肉模糊，但不叫一声。吏役报告薛安，薛安立即提审戴就，对他说：“太守成某罪证确凿，已经败露，你何苦如此摧残自己，去维护他的名声呢？”戴就大义凛然，为郡守也为自己辨冤，并怒斥薛安不仁不义。薛安理屈技穷，被戴就的气节感动，转过来在欧阳参面前为戴就说话，撤消了原案。像戴就这样的人不过是一个需要取证的对象，竟然受到如此荼毒，可见当时那些犯罪情节较重而不肯招认的人，受到非刑拷讯更是常事了。
北魏时拷讯犯人惯用酷刑。太祖拓拔珪在贺兰部落时，贺染干派侯引乙突等人密谋刺杀他，尉古真得到消息，悄悄报告拓拔珪预作防备，侯引等果然不敢下手。贺染干怀疑尉古真泄露了机密，抓住他严刑拷问，又用两跟铁车轴轧他的头，尉古真的一只眼睛被轧伤失明，仍不肯招认，贺染干不得已，只好把他释放。太武帝时，卢度世因崔浩一案牵连，弃官逃走躲到高阳郑罴家中，官府探知风声，将郑罴的长子抓去，郑罴告诫儿子要杀身成仁，于是其子被拷讯时，闭口不言，问官用火烧他的身体，直到把他烧死，他未吐露一个字。李彪任中尉时，审案爱用毒刑，他叫人用木头制作成人的拳头模样，名曰“木手”，犯人不招供，他就用木手捶击犯人的两肋，使犯人多次死而复生。每当开始拷讯犯人时，李彪喝令：“快把木手拿来！”犯人一听此言便浑身战栗。
北齐文宣帝高洋是个酷暴至极的魔君，朝堂上经常摆着大镬、长锯、锉碓等刑具，看谁不顺眼就亲手把他杀死或用非刑处罚。于是上行下效，有司审理案件时，拷讯犯人皆用酷刑。如“车辐、绉杖、夹指、压踝”等，车辐是古代车轮的辐条，绉杖是表面不光滑、有节突的木杖，夹指相当于后世的拶指，压踝大概即后世的压杠子。然而这些还不够，有的人还把犁耳（犁上安装的用来翻土的铁板，近世俗称犁面）烧红，让犯人赤脚站在上面，或者把一个铁车轮烧红，让犯人的手臂从中间的轴孔中伸进去，这样，犯人被烧得皮焦肉烂，惨呼不绝。如当时的毕义云拷讯犯人时，总是用车辐捶打，很容易取得口供。又尚书左丞卢斐审理案件，不管事大事小，先用车辐拷打一通，许多人当时被打死。卢斐还在严冬寒天，把犯人剥光衣服放在冰雪中冷冻，或者在盛夏暑月，把犯人赤身裸体置于烈日下暴晒，这样整死的犯人，前后有数百名之多。
唐初武则天时，是酷刑大泛滥、酷吏竞肆虐的时代。为首者当腿来俊臣。他审问囚犯时，不管罪行轻重，先用醋灌鼻孔。或者在地上挖个大坑作为牢房，称为地牢，把囚犯推进去，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在里边，有时断绝他们的饮食，囚犯们饿得吞食棉衣里面的破棉絮。很多人被折磨至死，不死则休想出地牢。每当朝廷发布特赦命令，来俊臣总要先把重罪囚犯处死一批，然后才开读诏令。来俊臣制造的大枷，分十种型号（参见本书《枷项》），每当新的囚犯押到这里，来俊臣就把各种枷和其他刑具拿出来展示，囚犯们一见便心惊肉跳，都纷纷屈招。其次要数索元礼，他拷讯囚犯，与来俊臣同样狠毒，当时人们并称“来索”。他制作一种铁箍，给犯人套在头上，然后在铁箍和头皮之间加木楔，用锤子敲打木楔，铁箍越收约紧，犯人头疼如刀劈，有的人竟至于头颅开裂，脑浆流出。这种铁箍便叫做脑箍，一直沿用到后世。索元礼还制作巨大的木十字架，把犯人两臂平伸、两脚下垂、固定在木架上，挂在高处，让木架旋转，这叫“晒翅”。或者把犯人头朝下挂着，在他的头发上坠石块，如此百般折磨，犯人如何受得了？不屈招只能被摧残致死。
当时的酷吏，又何止来、索二人？另有来子珣、周兴都曾受到武则天信任，他们奉命审理大案要犯，酷刑妙招叠出。尤其是周兴，酷毒更甚，人称他为“牛头阿婆”。天授年间，游人告发说周兴与来子珣、丘神绩等人谋反，武则天下密诏让来俊臣逮捕周兴审问。来俊臣派人请周兴吃饭，酒席间来俊臣向他请教说：“如果犯人不肯招供，应当用什么办法治他？”周兴说：“这太容易了，把犯人装进一只大瓮里，四周用炭火煨烤，看他还能有什么事情不肯招认？”来俊臣当即派人找来大瓮，如法煨上炭火，把大瓮烧得发红，然后从容不迫地对周兴说：“今天我奉密诏审问你，请君入瓮吧！”周兴吓得汗流浃背，立即叩头服罪。还有一个叫王弘义的，天授年间任左台侍御史，他在三伏天关押囚犯，特别挑选狭窄而密不透风的小屋，里面摊上蒿草，上面再铺上毡毯。囚犯住在这样的小屋内像坐在蒸笼里一般闷热，难以忍受，不一会就会热昏过去，如果自己招认或揭发别人，就立即把他移到别处的宽大通风的牢房，否则，只能在这里被蒸死。
此外，还有侯思止、丘神绩、万国俊、郭霸等人，都和来俊臣、索元礼是一路货色。侯思止在天授年间为左台侍御史，有一次他审讯魏元忠，元忠不招认，侯思止就亲自抓住元忠的双脚把他在地上拖曳，拖了一阵，元忠爬起来说：“我好像骑驴而从驴背上掉下来被驴拖曳似的。”侯思止见魏元忠骂他，十分愤怒，又继续拖他。元忠受不了这种侮辱，怒斥侯思止，侯思止慑于魏元忠的正气，不得不有所收敛。丘神绩协助来俊臣拷讯犯人，心黑手狠，受到来俊臣的信任。万国俊与来俊臣一同编造《罗织经》，专门诬陷旁人。长寿二年（693），有人上疏说岭南流放的罪犯们阴谋反叛，武则天派万国俊去处理，亲授旨意说：“如果掌握了他们的谋反罪状，就地斩决。”万国俊到了广州，把那批罪人全部逮捕起来，假传圣旨说赐他们自尽，这些犯人齐声大哭，呼喊冤枉，万国俊不由分说，把他们带到河边一个接一个地依次斩首，三百多人不一会就杀光了。然后编造他们的供状，呈送给武则天。万国俊这种不讯而诛的做法，冤杀许多无辜者。郭霸谄媚武则天，先后人左台监察御史、右台侍御史等职。他曾向武则天表忠心说：“那一年征讨徐敬业（唐开国功臣徐懋公孙，曾起兵讨伐武则天），我愿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武则天听了很高兴，才授给他御史之职，因此，人们都叫他“四其御史”，或直呼“郭四其”。这帮酷吏，残害朝臣，也残害民众，拷讯时采用的酷刑有“泥耳笼首，枷楔兼暴，拉胁签爪，县发熏目”等，这叫“狱持”；又有“昼禁食，夜禁寐，敲扑撼摇，使不得瞑”，叫“宿囚”。因此，周矩建议武则天“缓刑用仁”。据说，武则天采纳了周矩的意见。对拷讯犯人使用酷刑的做法进行限制，来俊臣、周兴等酷吏都受到了惩罚。
后人认为，自古以来的酷刑，以武后之时为最。这一时期拷讯犯人使用的刑具及用刑的方法，确实集古代酷刑虐法之大成，酷吏人数之多也非其他朝代可比。这种酷虐风气不仅在当时扩展至全国，而且流毒后世，武则天以后新的酷吏不断涌现，他们在拷讯犯人使用残忍手段方面，重步来俊臣、索元礼等人的后尘。
唐玄宗开元初年，京师中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和殿中侍御史王旭，被人称为三豹。其中李嵩为赤黧豹，李全交为白额豹，这二人被称为“人头罗刹”；王旭为黑豹，又号称“鬼面夜叉”。三人狼狈为奸，凶狠无度。他们审讯囚犯，总要先找来荆棘铺在地上，把犯人脱光衣服，让他睡在上面，万刺钻体，痛不欲生。或者削竹签钉入犯人指甲中，或者用巨大的方梁压在犯人胯骨上，或者让犯人跪棱角锋利的碎瓦片，又名“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拘、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上麦索、下阑单”等等名目。这些刑罚究竟是如何施行的，难以细考，我们只能从字面上猜想其大概的做法，但可以肯定，这每一种刑罚都是凶狠至极、不堪忍受的，犯人到了他们手里，都心胆俱碎，只求速死。当时京师的人赌咒发誓，常说：“如果有违训教，出门碰上三豹。”可见三豹已在人们心中成为妖魔鬼怪的代名词和恐怖、灾难的象征了。三豹之一的王旭，特别喜欢审讯有奸情嫌疑的妇女，其手段之卑劣，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妇女如果不承认奸情，就将这女子脱光下衣，用绳子兜起阴部，让强壮的男子们用竹棍弹射她的阴户，痛苦和羞辱使受刑者无地自容。有一次，王旭把一名妇女头朝下倒挂起来，头发上坠着石块，让她承认和长安县尉房恒通奸，一直倒挂了三天，那妇女仍然不招认，她说：“侍御（指王旭）太狠毒了。我死之后，要向阎王诉冤，如果能被阎王选入后宫，我一定让阎王不放过你！”王旭听了这番话，感到羞惭和畏惧，才释放了这位妇女。
天宝年间，又有吉温、罗希奭投靠奸相李林甫，屡兴大狱，陷害异己，审讯时一味使用严刑逼供，当时人称“罗钳吉网”。之后又有敬羽，肃宗至德年间任监察御史。他审讯犯人时，让犯人躺在地上，用粗门杠碾他的肚子，说这叫“肉馎饦”（肉面片）。又在地上挖个土坑，坑的底部和四壁放上棘条，尖刺密密麻麻，上面用席子盖上。敬羽在坑边审讯囚犯，如果不招认，就把他推到坑里。有的人被棘扎得遍体血肉淋漓，溃烂至死。有个叫康谦的胡人由经商而成为富翁，别人忌妒他，诬告他曾和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勾通。敬羽将他拷问两天两夜，康谦的鬓发全部被拔干净，成了光秃，膝盖和脚踝的关节全被打得粉碎，无法站立，浑身血污，活像个鬼。敬羽和毛若虚、裴升、毕曜同为御史，都以酷毒著名，当时人们把他们并称为“毛敬裴毕”。这四个人肆无忌惮，害人太多了，结果都没有得到好下场。
北宋仁宗时，岳州司理参军魏宏爱用酷刑。有一次他审讯的一名囚犯闭口不言，也拒绝进食，任凭怎么问只是不答应。魏宏让人把他带到跟前，对他说：“我用一作东西塞住你的鼻孔，你还能一直不开口吗？”囚犯害怕了，招认了犯罪的事实。有人问魏宏，犯人为什么怕塞鼻孔，魏宏说：“这个犯人一定有善于伏气的奇术，塞住鼻孔就会气息一通，郁结于胸而致死。”问话的人佩服他的高见。
南宋初，卖国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岳飞谋反，把岳飞父子逮捕，秦桧的亲信大理寺正卿万俟卨和大理寺丞罗汝楫用严刑拷讯，除使用一般的杖、鞭、夹棍等刑具之外，还有一种酷刑叫“披麻问，剥皮拷”。施行时，把岳飞脱光衣服，用涂有鳔胶的白布条缠裹在他身上，待到鳔胶凝固后，让武士用力扯下布条，就会连着皮肉一起撕下来，一扯就带下一大块，惨酷程度，甚于剥皮。岳飞受不了这样的折磨，竟违心招认了谋反的罪状，秦桧取得口供，才请高宗下旨，把岳飞父子在风波亭斩首。
元代，朝廷禁止使用法外的各种酷刑，同时规定审理案件不准拷讯，这在历史上不能不说是文明的一页。《元史·刑法志》记载说，官府审案应该“正其心，和其气，感之以诚，动之以情，推之以礼”，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使用各种“惨酷之刑”，应“悉禁止之”。虽然在实际上难以完全禁绝，但同唐代相比，酷刑拷讯的例子比较罕见。可是到了明代，拷讯犯人又出现了一个空前酷暴的时代。
从朱元璋时起，皇帝直接控制、宦官具体管理的诏狱在审讯犯人时就开始使用酷刑。诏狱由锦衣卫的下属机构南镇抚司、北镇抚司专领，一般受理皇帝钦定的重大案件，案犯大多是朝廷官员或其他有特殊身份的人。其他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多归大理寺审理，由刑部监狱关押，这里也使用肉刑，但比较遵循法规。所以，当时的朝臣偶尔获罪，听说叫镇抚司审理就吓得魂飞魄散，若听说交刑部狱认为有“天堂之乐”。[1]可见诏狱是一个多么黑暗、多么恐怖的所在！
镇抚司使用的刑具，可谓五花八门。到万历时，刑具的名目多至十八种，有“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等等。其中棍、鞭、烙铁等人们比较熟悉，脑箍是继承唐代酷吏索元礼的发明，已见前述，灌鼻是继承隋代元弘嗣的“以醋灌鼻”的方法，钉指是用钢针或竹签钉入指甲中，历史上也早有人使用。“一封书”、“燕儿飞”的用刑方法难以详考，我们今天只能凭字面来猜测了。“鼠弹筝”在历史上也曾有人使用过。宋太宗时，开封百姓王元吉被后母诬告，关押在左军巡狱，狱卒“系缚搒治，谓之鼠弹筝，极其惨毒。”此外，还有数种：一是“琵琶”。《明书》称它为“最酷者”，用刑时，“每上，百骨尽脱，汗下如雨，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琵琶”的样式也难详考，大概它的形状类似乐器琵琶，或许即是“鼠弹筝”的别名。二是“吕公绦”。大概是一种捆人的绳子，捆的方法比较奇特，像神仙吕洞宾的捆妖绳似的。三是“红绣鞋”。这是一种特制的铁鞋，把他烧红给犯人套在脚上，故名红绣鞋。（参见本书《炮烙》）
诏狱还有一种刑罚，叫“昼夜用刑”。这不是白天黑夜连续用刑的意思，而是制作一个木笼，四面钉上钉子，钉尖向内，穿透木条，犯人被关在当中，身体稍微动弹一下，钉尖就刺入皮肉，因此犯人必须一天十二个时辰都端正地坐着，像木偶似地一动不动，而且不能打瞌睡，可想而知，这是多么痛苦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海瑞上疏批评世宗朱厚熜，世宗大怒，命令把他下锦衣卫拷问，户部司务何以尚以疏为海瑞说情，世宗更加气恼，又命令把何以尚廷杖一百，下到镇抚司狱，再对他“昼夜用刑”。这种“昼夜用刑”的做法，历史上也曾有过，五代时闽国大臣薛文杰给王鏻制作的槛车，四周钉有尖锋向内的铁钉，人在槛车当中随着车身的晃动而被钉尖刺入皮肉。何以尚受的刑罚正与那种槛车相似，只不过改换了一个名称而已。明代朝臣犯罪一旦被逮捕付镇抚司受审，大多先经过酷刑拷讯。惨毒的情形，无疑是人间地狱。天顺年间，刑部主事毛吉因小事得罪宦官门达，门达找借口把他下锦衣卫衙狱，让身强力壮的狱卒用特号大棍拷打，打得大腿上的肌肉脱落，看见白骨。嘉靖时，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劾奏严嵩，被逮付诏狱，拷讯时五刑齐用，打得皮开肉烂。杨继盛表现得非常坚强，他被拷讯之前，有亲友送给他一颗蚺蛇胆，说是人吃了它可以补气壮胆，增强对刑罚的耐受力。杨继盛坚决不要，他说：“我杨椒山（继盛号椒山）自己有胆，何必要用蛇胆？”他受刑昏死被拖到镇抚司狱中，半夜时才苏醒，觉得身上伤疼，就呼唤狱卒掌灯，他把一个饭碗摔破，用碎碗割去身上的烂肉，有筋牵连的地方，他就用手扯断。狱卒惊骇得两手打颤，几乎端不住灯，杨继盛却意气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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