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期文益摆脱经影响获独立发展始进入文自觉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说等文式都取显著
诗歌位仍重要汉末魏初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社背景面文诗歌创作进入五言腾踊发展期期曹操曹丕、曹植父核加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组邺文集团创造建安文辉煌建安文作品具慷慨任气种共同代风格其曹操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乱社现实表露诗渴望建功立业统雄壮志《蒿行》、《短歌行》、《步夏门行》等都较功篇章曹植文高称建安杰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别前期期诗歌代表作散文辞赋表现高思想性艺术性著名〈洛神赋〉美胜收七作家王粲《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建安文具现实主义精神杰作
魏晋交随着世风变易诗歌创作呈现与建安代同风貌阮籍、嵇康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继承建安文优秀传统进步推五言古诗发展西晋太康期诗歌繁荣诗三张二陆两潘左称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精神其〈咏史〉诗启咏史咏怀结合新路东晋玄影响理其辞淡乎寡味玄言诗泛滥能够超越流俗诗便陶渊明陶渊明代真风告逝伪斯兴贫仕目睹官场黑暗愿同流合污决辞官归隐保持自我格精神田园诗描绘自风光美丽歌颂田园平表现亲身参加农业产劳喜悦辛劳创造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醇美统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田园诗代表作陶诗风格自冲淡主流《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显示诗金刚怒目面看诗内并静穆没忘怀世事陶渊明诗世影响尤其唐代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文面散文、辞赋数量虽却非色著名《桃花源记》、《归兮辞》、《士遇赋》等
南北朝期许文专力于文创作主要运用文式诗歌骈文南朝诗歌谢灵运手山水诗放光芒其谢眺山水诗写清新圆熟世称谢诗鲍照身寒微则擅用七言古诗体抒发愤世嫉俗情怀隔句押韵七言歌行七言诗发展作贡献北文苑稍嫌荒寂散文面乏名篇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杨炫《洛阳伽蓝记》、北齐颜推《颜氏家训》由南入北作家庾信诗赋集南北文南精美圆熟艺术技巧北刚健爽朗精神融合唐代诗风先声期骈文统治着整文坛鲍照《登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非优秀作品总说南朝作家形式声律追求唐代文、尤其唐代近体诗定型熟作充准备
外南北朝乐府民歌足与汉乐府诗前辉映南朝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刚健亢爽风格各异都情意真切
我古代说体裁形发展说魏晋南北朝重要阶段。现志怪说轶事说其晋干宝《搜神记》南朝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值重视《世说新语》记载自汉至晋少层士族物轶事言谈写气韵记言简约精妙实世笔记说先声
由于文意识渐趋自觉期现探讨文观念、析创作程、批评作家作品文论著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雕龙》、钟蝾《诗品》两部我文理论发展史堪称划代巨著
一、东晋南北朝诗歌的风格经历了如下变化：
在东晋时期，诗歌风格是注重语言的华美、对仗的工整。而在风格方面，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完全不同，后者温柔缠绵、婉曲华丽，而前者豪迈雄壮、质朴粗犷。
二、简介东晋南北朝诗歌
由于长期的分裂，政权更迭频繁，这一时期战乱不断，矛盾复杂而尖锐。但分裂也不是全部的分裂，也有局部的统一；战乱也不是永久的战乱，也有短期的安宁。再由于生产领域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扩展，各民族文化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融合，加上佛教的发展、道教的兴盛，因而这一时期的思想异常活跃，艺术也得到初步的繁荣。整个社会包括皇帝在内对文学的重视，对文学基本性质的新认识，对文体区分的进一步明确，把美的创造看成是文学的首要任务。文学团体，诸如“竹林七贤”、“二十四友”、“竟陵八友”等的首次结集，给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魏晋南北朝的诗歌正是在这种气候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可以分为几个时期和南北两个地区。
其中，建安时期的诗歌尤为引人注目。建安时期的文人打破了两汉以来四百多年辞赋独盛的一统局面，第一次兴起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诗歌创作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建安时期文人毕集，优秀作品大量涌现，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五言诗的形式在他们的诗歌中被普遍采用，“居文词之要”，成为这一时期文人诗歌的主导形式。七言诗也在这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以后的诗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155--220）、曹丕（187--226）、曹植（192--232）父子，是建安诗坛的领袖。三曹及建安七子，吸取乐府民歌中的精华，把感叹人生无常、忧时势伤战乱、渴望建功立业作为他们诗歌的主题。建安诗歌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了较好的统一，以充实的内容、真切的感情、明朗刚健的风格，写下了许多富有时代精神的优秀诗歌，形成了慷慨悲凉的诗风，后人称誉为“建安风骨”。
曹操的诗歌，现存的有二十多首。他的诗歌，明显地受到汉乐府诗歌的影响，几乎全部是乐府诗。他的诗歌，把反映现实作为自己诗歌的重要内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他的诗歌中都有所反映，诸如《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等就是明显的例子。作为一个政治家，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必然要在诗歌中流露出来，如《短歌行》和《步出夏门行》中的《观苍海》、《龟虽寿》等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曹操的诗歌，常常从大处落笔，气势宏大，慷慨激昂，跌宕起伏，而情调雄壮，语言古朴，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个性特色。
曹丕的诗歌，流传下来的有四十首，大多与民歌的风格更加相近。他常常沿用民歌题材，将思妇怀远、游子思乡的情慨委婉而细致地表现出来，语浅情长，清新流利。如《燕歌行》、《杂诗》、《善哉行》、《陌上桑》、《秋胡行》、《钓竿》、《清河作》等就是其中的一些例子。而《饮马长城窟行》、《至广陵马上作》虽然也记述军旅生涯，但风格远不及曹操的苍凉悲壮。其中《燕歌行》是现存较早也是比较完整的七言诗歌，应该说曹丕对七言诗歌的形成是有贡献的。
曹植在政治上是个失败者，但他在文学上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诗歌，现存的有九十多首。以五言为主，大多是抒情诗歌。他的诗歌，尤其是他后期遭受兄长曹丕的迫害之后的诗歌，在当时及以后影响之大，评价之高，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诗人。
他早期的诗歌以描写社会乱离为主，如《送应氏》和《泰山梁甫吟》、《门有万里客行》等；有时也抒发个人的远大志向，如《白马篇》。他后期的诗歌，则主要抒写内心不甘闲置的欲望和不得重用的苦闷，如《美女篇》、《吁嗟篇》、《七哀诗》、《杂诗六首》、《野田黄雀行》等，最有代表性的是《赠白马王彪》。当然，处在政治高压之下的他，很难直抒胸怀，只能以比兴、象征的手法，如以美女不被人容、蓬草四处飘荡自喻，曲折地表达内心的不平与不甘。
在曹植的诗歌中，半数以上的是乐府诗，这是他模仿乐府诗歌的结果；但他在模仿的同时，能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诗歌中注入个人的情感，对乐府诗歌加以改造和发展。最值得注意的是，曹植的诗歌不仅注意华美的辞藻，而且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应用对仗、警句等艺术手法。
除三曹外，在他们的周围还集结着一批诗人，如孔融（153--208）、陈琳（？--217）、王粲（177--217）、徐＊（171--217）、阮＊（？--212）、应＊（？--217）、刘桢（？--217）等七人，史称“建安七子”。其中以王＊最有成就，前人常常与曹植并称，他的代表作是《七哀》二首。《七哀》把社会的苦难与诗人的不幸结合起来，既记下了当时战争的惨况，也抒写了诗人内心的苦闷。其他如刘桢的《赠从弟》、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的《驾出北郭门行》、徐＊的《室思》较为有名。
除此而外，女诗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长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歌。诗人以纪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多种手法，记述自己被掳入胡的痛苦经历，犹如血泪染成的历史画卷，读来催人泪下。它是建安诗坛上一篇不可多得的杰作，与《孔雀东南飞》一起，历来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我国长篇叙事诗的双璧。
三国时期的东吴与西蜀并没有什么诗歌流传到今天，一般的说法认为两地的文学不够发达。我们以为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绝不可能成为诗歌流传的空白之地；而是由于频繁的战争，资料散失，今天已经无从考查罢了。
建安之后，以曹废帝曹芳的年号正始（240--249）为起点，至西晋立国（265）为止，文学史上称为正始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集团是“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贤”，前者是何晏、王弼、夏侯玄，后者则是阮籍（210--263）、嵇康（223--263）、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
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阮籍，而他的主要代表作是八十二首《咏怀诗》。在这些诗歌中，既有伤时之作，又有讽今之吟，也有人生短促的感叹，还有渴望建功立业的抒怀。阮籍已经完全摆脱对民歌的模仿，把蕴含深刻哲理的诗句、表达真诚激切的感情以及曲折委婉的表现手法引入诗歌之中，在中国诗歌史上走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它对后世影响不小，如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等人都无不受到他的薰染。
嵇康四言诗的成就较为突出，诗歌主要有《酒会诗》、《答二郭》、《幽愤诗》等。
从西晋统一中国北方到它灭亡的五十年间，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远远超过了前代。诗人除了早期的傅玄（217--278）、张华（232--300）而外，还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以及后期的刘琨（271--318）和郭璞（276--324）。
其中潘岳（247--300）、陆机（261--303）的文学成就最高，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在当时并称“潘陆”。陆机文章的成就高于诗歌，他诗歌的主要作品有《拟古诗》十二篇、《招隐诗》、《猛虎行》、《苦寒行》、《赴洛道中作》等。陆机诗歌注重语言的华美、对仗的工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朝的诗风。潘岳的最著名的诗作是《悼亡诗》三首，以真切的感情、传神的笔法、浅近的语言传誉当时影响后代。潘岳还有《关中诗》四言十六章，也是晋代诗歌中的名篇。
除此而外，傅玄的《豫章行·苦相篇》、《杂言》、张华的《情诗》、张协（？--307）的《杂诗》十首、左思（250？--305？）的组诗《咏史诗》八首、《娇女诗》、刘琨的《扶风诗》、《答卢谌》、郭璞的《游仙诗》十四首等也各有特色，引人注目。
西晋灭亡，氏族纷纷南渡，东晋在建康建立国都。东晋最有名的诗人是陶渊明（365--427），这位作过彭泽县令最后挂引而去的诗人，曾亲自参加过体力劳动。在他的思想里，既有“猛志逸四海”的政治抱负，又有“性本爱丘山”的平民志趣；既有“大济苍生”的远大理想，又有“淡然忘世”的隐士心态。
陶渊明的诗歌，可以分为两类：咏怀诗与田园诗。前者如《杂诗》、《饮酒》、《拟古》、《咏贫士》、《咏荆轲》、《读山海经》等；但他最有名的诗作还是寄托他人生理想的田园诗，如《归园田居》、《怀古田舍》、《西田获早稻》、《桃花源诗》、《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我国的古典诗歌，咏怀抒情诗可以说源远而流长，从《诗经》的《小雅》、《楚辞》的《离骚》和《古诗十九首》以及三曹、“七子”、阮籍、左思的诗歌，都是咏怀抒情诗歌。它的写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具备相对成熟的艺术表现手法。
而田园诗歌，除了《诗经》中有几首农事诗以外，在这以前可以说找不出田园诗歌的其他例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陶渊明是我国诗歌史上开拓田园诗的第一人。陶诗开启了后世的山水诗的滥觞，唐代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的山水田园诗，就显然是受了陶渊明诗歌的影响。
无论是陶渊明的咏怀诗，还是他的田园诗，质朴自然是他的艺术风格。用宋代苏东坡的话来说，则是“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他的田园诗自然平淡，而他的咏怀诗却往往豪放有力。
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历史上称为刘宋。刘宋的诗人，代表人物是谢灵运（385--433）、颜延之（384--456）、鲍照（？--466）三人，他们并称为“元嘉三大家”。东晋时期由于玄言诗的笼罩而出现的倒退现象，在他们的手下得到了彻底的扭转，兴起了山水诗的新潮，完成了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重要转变，意义非同寻常。
以谢灵运为例，他吟成了如《登池上楼》、《游南亭》、《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石门岩上宿》、《七里濑》、《登江中孤屿》、《登上戌石鼓山》这样的名篇，写出了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石浅水潺氵爰，日落山照耀”这样的名句。以平淡自然的语言，描摩真山真水，给人于身临其境的感觉。他的山水诗，对唐代诗歌，尤其是山水田园诗的影响，应该说超过了陶渊明。
刘宋时期另一个有成就的诗人是鲍照，他出身贫贱之家，为人倔强，人生欲望极强，并不掩饰自己对荣华富贵的追求。曾任参军，世称“鲍参军”，最后死于乱军之中。他的诗歌，分为五言古体与乐府诗歌两大类，但主要的成就在他的乐府诗歌，如《拟行路难》十八首、《代堂上歌行》、《代结客少年场行》、《代放歌行》、《代贫贱苦愁行》、《代东武吟》、《代出自蓟北门行》、《代苦热行》、《拟古诗》等。他的乐府诗，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近结合起来，并以强烈的激情、优美的文采灌注其中，使乐府诗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发展。他的《拟行路难》是当时文人诗歌中比较成熟的作品，为此后的七言诗发展作出了贡献。
刘宋之后的齐朝，立国虽然只有二十多年，但因为永明新体诗的出现和艳体诗的露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阶段。
永明是齐武帝的一个年号，所谓“永明体”诗歌，概括起来说，就是对诗歌提出的关于声律方面的要求：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平声为平，其余为仄。在五言诗的两句中，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相对。除此而外，又规定必须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一般以十句为一首，除首尾四句外，中间的六句必须两两对仗。创造这一体制的是当时的“竟陵八友”中的沈约（441--513）以及声韵学家周＊，竟陵八友中的谢＊（464--499）等人也积极参加了这一古体诗向格律诗转变的活动，创作了相当数量的新体诗。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变化，对此后的诗歌，尤其是唐代的诗歌有着重要意义。
所谓“艳体诗”，就是以华美的词语描写女性之美男女之爱的诗歌。它是上承汉代女性美之赋，近学南朝民歌的结果，下启后代宫体诗的先声。
齐朝的诗人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大多还延及到后代，所以这儿只介绍谢脁。谢脁出身于显赫的谢家氏族，但由于过多地卷入政治斗争，年仅三十六岁就被诬而死。
谢脁与他的同族前辈谢灵运都擅长山水诗的写作，后人称他们为“大小谢”。他的诗歌以写景见长，如《入朝曲》、《玉阶怨》以及含有“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之句的《游东田》和含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句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都是传诵千古的名诗。
梁代立国时间较长，而以梁武帝为首的社会上层又对文学的特别爱好与重视，加上刘勰、钟嵘等文学批评家的出现，在文学上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在诗歌方面，宫体诗、边塞诗的兴起，七言诗的发展，对后代影响都很大。
在梁代的太子萧纲（503--551）周围，活跃着一个以东宫僚属为主的文学团体。他们的部分诗歌，以艳丽的辞采，专门描写男女之爱及女子的容貌、举止和情态，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宫体诗”。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萧纲还让徐陵编了一本《玉台新咏》。不仅收录了本朝的“宫体诗”，而且还把自汉至梁有关女性及男女之爱的诗歌都收了进去。
在梁代，活跃着一大批诗人。除了萧＊、萧纲、萧统、沈约而外，还有范云、任＊、江淹（444--505）、刘峻（461--521）、丘迟（464--508）、陶弘景（452--536）、何逊（？--518）、吴均（469--520）等人，也写了不少的诗歌，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陈代诗歌，基本上是沿着梁代诗歌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诗歌的形式方面，五言诗更加格律化，对仗和声律的运用更加严格也更加熟练；七言诗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兴旺的势头。在陈后主为首的宫廷文学集团中，宫体诗仍然十分盛行，但它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
陈代最著名的诗人，是与庾信并称徐庾的徐陵（507--583）。当时所谓的“徐庾体”，就是“宫体诗”的另一种叫法。徐陵的诗歌，流传至今的，大约有四十首。除了宫体诗之外，一些乐府题材的边塞诗，如《陇头水》、《关山月》、《出自蓟北门行》等写得还是很不错的。
除了徐陵，江总（519--594）的诗歌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他的诗歌中，七言歌行就有二十多首。他是陈代善于七言歌行的第一人，如《闺怨篇》即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首。他的另一首《宛转歌》长达三十八句，是陈代也是南朝最长的七言歌行，唐人的排律之体，大约就是承此而来的吧！
在陈代，还有两个诗人也不可不提，他就是阴铿与何逊。两人齐名，诗歌的风格也十分相近，都以写景见长，如阴铿的《晚出新亭》和何逊的《临行与故游夜别》就是其中的两首。
在东晋及宋、齐、梁、陈相继更迭的时候，中国的北方政权也在频繁地交替：大分裂造成十六国混战的局面，当混乱局面结束之后，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又前后统治着北方。
在这一时期，由于包括战乱和资料散失在内的多方面原因，北方的诗坛相对来说显得沉寂一些。温子＊（495--547）、刑邵（496--？）、魏收（505--572）是北地土生土长诗人中的优秀者，他们的诗作有明显模仿南朝诗歌的痕迹，如温子＊的《捣衣诗》、刑邵的《思公子》、《冬日伤志篇》、魏收的《挟琴歌》等就是这样的诗作。
值得注意的是，从南方来到北方的庾信（513--581）、王褒（约513--576）却在诗坛上大放异彩。
庾信奉梁代君主之命在出使西魏期间，梁朝被西魏所灭，他被迫留在西魏。并且受到器重，身居显贵，还被尊为文坛宗师，受到皇帝的礼遇。这种特殊的景况使他既有羞愧之感，又有故国之思，他后期的许多诗歌一变年轻时轻艳流荡的诗风，成为苍劲悲谅的作品。如《拟咏怀二十七首》、《寄王琳》、《重别周尚书》、《山斋》等，尤其是《题画屏风》二十五首，开了后代题画诗的先河，理应重视。
王褒的经历与庾信相类，也是梁国大臣被迫羁留西魏、北周，成为那里的文坛宗师。他的诗歌主要有：《燕歌行》、《关山月》、《渡河北》等。
在文人诗歌不断发展的同时，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也有了可喜的收获。
我们这里所说的“南朝民歌”，产生的年代大约在三国时期的东吴至陈朝之间。南朝民歌分为“吴声”与“西曲”两个大类，其中吴声三百四十多首，西曲大约一百三十多首，总数大约在五百首上下。前者产生于六朝古都建业（即今南京）地区，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将它们一起编入“清商曲辞”类中。吴声的主要曲调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独曲歌》等，西曲的曲调主要是舞曲，如《石城乐》、《乌夜啼》、《襄阳乐》、《三洲歌》等。我们应该在这里特别指出，“杂曲歌辞”中的抒情长诗《西洲曲》，以一个少女的口吻倾诉了她四季中的相思之情，在艺术上标志着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汉乐府民歌反映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南朝民歌的内容则以男女爱情为主，很少涉及其他内容。而且，由于地域、经济、思想观念、统治阶级的喜好等方面的原因，这些爱情诗篇的内容以偷情私合为多。语言则明朗而巧妙，大量应用双关隐语。诗歌的形式主要是五言四句，对以后的五言绝句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在风格方面，北朝民歌与南朝民歌完全不同，后者温柔缠绵、婉曲华丽，而前者豪迈雄壮、质朴粗犷。北朝民歌现存六十多首，以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歌谣为主。诗歌的内容大多是反映北地风光和他们的游牧生活、军事生涯以及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故事，有《企喻歌》、《陇头歌》、《折杨柳枝歌》、《慕容垂歌》、《陇上歌》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木兰诗》和《敕勒歌》。《木兰诗》歌颂女英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它与《孔雀东南飞》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北朝民歌现存六十多首，以鲜卑等少数民族的歌谣为主。诗歌的内容大多是反映北地风光和他们的游牧生活、军事生涯以及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故事，有《企喻歌》、《陇头歌》、《折杨柳枝歌》、《慕容垂歌》、《陇上歌》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木兰诗》和《敕勒歌》。《木兰诗》歌颂女英雄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是北方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它与《孔雀东南飞》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您已经评价过！好：0 您已经评价过！不好：0 您已经评价过！原创：0 您已经评价过！非原创：0
问问团队 ●`蝉`ヽ时雨… 共1人编辑答案 2011-10-22 01：48
满意答案
南北朝指从东晋灭亡到隋统一(420～589)的170年时间。这
时南朝相继为宋、齐、梁、陈；北朝则自北魏统一北中国(439)起，后分裂为东魏、西魏，又相继为北齐、北周所代，最后均为隋所统一。这个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南朝文人诗歌，其成就远远超过北朝，并成为唐诗全面繁荣的必要准备和过渡阶段。
南朝文人诗歌的发展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刘宋时期是第一阶段。即山水诗逐渐从东晋的玄言诗中独立出来，并蔚然成风的阶段。
山水诗在此时的兴盛有多种原因。首先它是文人士大夫崇尚山林隐逸生活的反映。魏晋，由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士大夫无论在朝的在野的，大都以隐逸为清高，以山林为乐土，因而在诗歌中描写山水之美，借以寄托自己的某种情怀。其次，东晋以来，南方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发展，世族地主到处建筑园林别墅，过着游山玩水的悠闲生活，他们的玄言诗里便出现了山水诗句，借助自然山水来表现老庄的哲理，这个变化以东晋晚期的殷仲文、谢混等人为先导，而完成于谢灵运。代表作家有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称为“元嘉三大家”。其中“才秀人微”的鲍照，不仅创作了雄健豪放的诗作，而且为七言、杂言诗的发展与繁荣开拓了道路。齐及梁初为第二阶段，即“永明体”形成、兴起的阶段。当时著名诗人沈约、谢跳等人，将声韵学的成果运用到诗歌领域，遂形成讲求格律、对偶的永明新体诗。粱中叶到陈末为第三阶段，即以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盛的阶段。“宫体诗”多描写女性和宫延生活，风格轻绮柔靡，但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北朝文人诗相对南朝远为逊色。后来，由于北人学南人、南人入北的双向交流，北朝诗坛才有所变化，特别是庾信人北朝之后，心怀屈仕敌国，思念故土的双重悒郁，诗风由前期的绮丽转向刚健，体现了南北诗风的初步融合。
一、谢灵运与山水诗
晋、宋之际，诗歌中描写山水的成分逐渐增多，如谢混的《游西池》玄言色彩较淡，已较集中地刻画山水景物，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淡乎寡味，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因此，当谢灵运为排遣政治上的失意而写下大量的山水诗时，立刻被人们所接受并模仿。于是，山水诗终于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而谢灵运便是确立山水诗派的第一位著名的诗人。
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晋室南渡后世居会嵇(今浙江绍兴)。他是谢玄之孙，18岁袭爵为康乐公，人称“谢康乐”。谢灵运出自高门世族，青年时代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有才名，亦热衷于政治。刘裕代晋建立宋朝后，实行抑制世族的政策，将谢灵运的封爵降为康乐侯，他内心非常不满。永初三年(422)，他出为永嘉(温州)太守，于是“肆意遨游，遍历诸县……所游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后他辞官隐居始宁(今浙江上虞)，并常常出人深山幽谷之间，探奇揽胜。元嘉八年(431)，宋文帝派他担任临川内史，因被人弹劾谋反，流放广州，旋即被杀。
谢灵运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山水景物的成功刻画上。他的山水诗大多作于出任永嘉太守之后。在这些诗中，他带着一种高门士人的闲散情调，用富丽精工的语言，描绘了永嘉、会嵇、彭蠡湖等地的自然风光，给人以清新之感。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用拟人的手法写山间美景，云石相依，彼涟互映，白绿两色点缀其间，构成一幅极有层次的动人图画，并从中透出一种萧散、淡远的氛围。又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写暮春的素雅，“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朗”(《初云郡》)，写秋夜的旷远，“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写冬天的寒峭等等。这些散见于各篇中的“名章迥句”，清新流畅，确“如初发鞭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引鲍照语)，体现了作者在刻画景物方面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功。然而，谢灵运诗虽多名句，却较少佳篇。主要是他的一些诗仍不免有借山水以谈玄理(包括佛理)，而其谈玄之处，常不免显得滞重或迂拙。我们可以从他的代表作《登池上楼》中窥见他山水诗的基本模式与风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癫对空林。
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巅。
初景革堵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萎萎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此诗作于永嘉任上。全诗先记叙官场失意的牢骚，次描绘春天景色，最后写决意隐居的愿望。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为神来之笔，历来为后人所激赏。结束处既写到离群索居之苦，忽又以《周易》中“遁世无闷”的哲理自遣，意似曲折，其实颇不自然。
谢灵运山水诗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他以自然山水为独立、客观的描写对象，而不是将它作为主观感情的载体。它不像陶渊明的诗歌那样，把主体情感倾注到所写景物中去，而是对山水进行客观的细致刻画，力求形似逼真。其次，从艺术表现上看，谢诗善于抓住景物特征，进行精雕细刻的描绘，尤擅长写静态画面，往往以精练准确的动词出之，故静而不壅，生动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但由于语言上过分雕琢，追求新奇、对偶和用典，故就整篇而言，存在冗繁生僻的弊病。谢灵运山水诗通常还采取“记出游——写景物——抒理思”的三段式结构，单一面少变化。前后两部分往往枯燥乏味，有价值的主要是中间的写景部分。这样的结构必然带来有名句而无名篇的缺陷。
总之，谢灵运是扭转玄言诗风，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位诗人，他开辟了诗歌表现的新领域。当时和后世的不少诗人如谢惠连、谢庄、汤惠休、谢眺、唐代的王维等，都曾受到过他的深刻影响。同时，他极貌写物和穷力追新的作风，客观上提高了描情状物的能力和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为永明体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钟嵘称之为“元嘉之雄”(《诗品》)是有道理的。
二、鲍照
鲍照(414～466)，字明远，东海(山东郯城)人。他出身“孤贱”，少有才名，且功名心很强。20多岁时，他为了谋求官职，曾向临川王刘义庆献诗言志，获得赏识，任国侍郎。后又出为中书舍人，秣陵令等职。大明五年(461)，担任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后刘子顼被赐死，鲍照也死于乱军之中。
鲍照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但他的作品当时颇负盛名，尤以诗歌成就最高。他的乐府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充实，刚健昂扬，是对建安文学传统的很好的继承。
鲍照诗歌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对门阀制度压抑人才的强烈不满和愤慨。如《拟行路难》其六：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贤士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这首诗抒发了作为寒士的诗人在仕途中倍受压抑的痛苦。语言质朴，情感激愤。拔剑击柱的动作，丈夫垂翼的呼号，归家隐居的向往，贫贱孤直的感叹，一气呵成，将抑郁奔放、悲愤的情绪变化表现得细致淋漓。悲哀而不颓唐，失望而不消沉，自有一种雄逸豪放的风格，反映了作者愤慨不平而又自尊孤傲的精神状态。
鲍照有些诗歌反映了边塞战争和征人生活，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愿望和强烈的进取精神。如《代出自蓟北门行》：
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
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子按剑怒，使者遥相望。
雁行缘石径，鱼贯渡飞渠。萧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极明主，身死为国殇。
诗歌开头渲染敌军入侵的紧张气氛，中间描写行军途中的严寒艰苦，最后赞扬将士们的为国损躯的英勇气概，堪称一首出色的边寒诗。
此外，《拟古》其六写他的农耕生活，抒发他不能施展才能的愤懑，也流露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束薪幽篁里，刈黍寒涧阴；朔风伤我肌，号鸟惊思心。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木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不谓乘轩意，伏枥还至今。
笔力雄肆，感情充沛，音节错综，是的照诗歌的主要特点。鲍照善于用自由豪放的笔调，倾诉自己如火的激情，形成一种震憾人心的气势。此外，他还工于写景状物，造语奇特瑰丽，因而形成了俊逸豪放、刚健凌厉的艺术风格。杜甫在《春日忆李白》中赞曰：“俊逸鲍参军”，正是就此风格而言的。
鲍照也是大力学习和写作乐府诗的人。他汲取民歌的丰富养料，创造了一批内容充实、形式渐趋成熟的七言乐府诗，为后来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鲍照在学习民歌的过程中，不仅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这种形式，而且变曹丕的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可以自由换韵，这就为七言诗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道路。从他以后，七言体就在南北朝文人诗歌中逐渐发展起来。王恺运《八代诗选》卷十二至卷十四，专选齐至隋百余年中的这类诗歌，名曰“新体诗”。因此，后人又称永明体为新体诗。永明诗人大胆对诗歌形式进行探索和革新，表现出可贵的创新精神。
三、谢眺与新体诗
谢眺(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与谢灵运同族，人称“小谢”。他的高祖父为谢安的弟弟，祖、父辈皆为刘宋王朝所亲重，母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谢家世贵重，而少即好
- 上一篇：中国上古大神 有那些？
- 下一篇：两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