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摘 要：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发展， 历代流传下来的。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进而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加强对青少年的培养和进行全面素质教育，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键词：民族 传统文化 美德 教育
一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能够反映民族特征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意识， 是具有民族特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前赴后继， 英勇顽强形成的精神支柱， 是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基本精神。得到普遍认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含以下几方面。
（一） 崇尚伦理道德
所谓“在其位， 谋其政；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要求形成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高尚道德价值体系， 作为个人必须要有做人的底线。每个人都有相适应的个人的地位、责任、义务和权利。说自己该说的话， 做自己该做的事。
（二） 注重人文理性
传统文化重视人的实体存在， 重视人的精神存在， 注重对人进行礼乐的教化。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以人为本， 人被看作天地间一切事物的根本。天地之间人为先、人为贵， 重视人生、重视人的权利和义务，这就构成了以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为核心的人文精神。
（三） 强调和谐观念
即一种天人关系的和谐， 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过无不及的行事原则。而这当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天人合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 是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事物的方法论。例如《黄帝内经》论述问题的一大特色就是把天、地、人三者结合起来统一考察。它无形中让人形成了从联系中和整体中看待问题、强调整体、强调和谐的思维方式。
（四） 倡导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人们在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 面对现实的状况所产生的一种理性思考， 是以沉毅的思想面对显示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理智富于远见的精神状态， 是充满了辨证思维和中和思维的理性精神，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建设，就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建设、精神世界的建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其所宣扬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慎言敏行、严于律己、改过迁善等道德规范， 几千年来就铸就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灵魂， 形成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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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性格， 培育了全民族追求和谐、谦和好礼、诚信克己、与人为善、勤俭廉正、刻苦耐劳和精忠爱国的优良素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 高尚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 是与传统文化的长期孕育分不开的。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发展， 历代流传下来的宝贵的道德文化遗产， 它包含了优秀的民族品质、优良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良好的民族礼仪等方面。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形”与“魂”。
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 继承、弘扬、提高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把我国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集中起来， 并与革命传统相结合， 赋予新时代内容， 容纳新的时代精神， 达到承前启后， 与时俱进， 古为今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胡锦涛总书记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传统美德同时代相结合的产物。在今天的中国， 需要用传统美德来教育青少年， 鼓舞青少年， 在教育中不断培养和强化青少年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 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
二 当前社会如何对青少年学生进行传统文化和美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心理特征、伦理道德等等都有深深的影响。其积极的层面都为历代的仁人志士所继承和发展， 成为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巨大力量。
当今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 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有紧密关系。而社会文明的发展， 无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 又都以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为基础、为依据， 并且都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为归宿。
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首先要优化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 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 至今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的现实作用， 其精华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衰， 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热爱祖国、勤奋节俭、尊师重教、团结友爱、尊老爱幼、礼貌待人、诚实守信、见义勇为、严已宽人、先人后已、勤学不倦等优良传统美德， 和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都可以从我国浩如烟海的思想宝库中找到其渊源。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发展，新时期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形成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要把传统美德教育中的知识传授、情操陶冶和培养良好的美德行为习惯有机结合起来， 提高教育效果， 不断优化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 并以此来教育、熏陶青年一代
中国传统文化之我见
作者：钟新峰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足以使中国人、海外华人引以荣耀和自豪，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另一方面，近代落伍了的中国正在现代化，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在全方位地转换和发展，但是这种转换和发展本身就是从传统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 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 《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是故中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之统治术；它的玄德观，经孔子发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德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它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吴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它的柔雌观，成为诡辩家的理论基础，造成了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甚至中华武术、内家武功以及历代气功家，也无不从中受益。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政治变革运动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价值翻转为特色的伦理道德革命，这场伦理革命的核心精神是以个性解放冲击传统的礼教与家族制度，因而个性精神就构成了新文学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陈独秀倡导“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推崇个人独战多数的“易卜生主义”，鲁迅以“个人的自大”反对“合群的自大”，周作人将人道主义阐发成“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就是五四文学精神最有力的理论说明。然而，五四文学又是真正忧国忧民的文学，是急于使中华民族摆脱苦难的文学，因而应充分认识这种文学精神的复杂性，简单的反传统与西化都难以阐发这场文化变革的真正内涵。
在“五四”人物张开臂膀拥抱西方文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多是对宗教文化孕育出来的于振兴国家有利的现代文化成果感兴趣，推崇个性自由与民主科学。即使在“五四”高潮的时候，中国文化传统的语法规则仍然潜在地制约着五四文学的文化精神及发展轨迹。如果对“五四”进行深层研究，就会发现时髦的西方文化多是体现在词汇层面，深层的语法规则仍来自中国文化传统。同是推崇个人的自由与发展，对于尼采而言，走向超人本身就是目的，对于易卜生而言，在船快要沉了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救出自己，而对鲁迅们来说，张扬个性精神的目的则在于救国救民，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五四文学的总体框架同样符合传统文学那种儒道互补的架构。“五四”文坛的两大社团——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就是儒道互补结构框架在现代的一种演绎。茅盾认为，文学研究会最大的共性是“为人生”。难道《诗经》、杜甫诗歌不是“为人生”吗？按照《毛诗序》的说法，诗对于人生可以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同样，创造社最大的特点是“为艺术”。然而，道家的田园山水诗画就不是“为艺术”吗？道家文学跳出人世的樊笼，在山水之间消融己身，可谓纯之又纯的“为艺术”。事实上，茅盾在《社会背景与创作》中几乎把《毛诗序》的话重复了一遍，郭沫若公然喜爱庄子，也表明了这一点。
当然，所谓儒道互补的现代演绎，就是进行了现代性的转换，推崇个性精神与人格的张大：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与儒家文学追求“厚人伦”的合群性不同，它是关注个人命运的遭际；创造社的“为艺术”与道家的“为艺术”也不同，创造社是在五四文学个性精神感召下，张大主体人格。因此，个性精神才是新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特征，而忧国忧民的现世关怀则是新文学区别于基督教文化中产生的文学的特征。
在纪念“五四”90周年的今天，怎样认识五四文学精神，怎样将外来的优秀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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