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十分混乱、黑暗的时期。政治上是东汉豪强地主发展起来的门阀士族地主阶级专政统治，统治者占有大量土地，拥有大批奴婢、佃客、家丁等，享有免税、免役等特权，而且腐化堕落、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使社会经常处在分裂变乱中，农民起义和民族战争不断，人口伤亡，物质和精神文化均受破坏，尤其中原地区更加惨重。不过，在北方，曹魏、西晋初年及后来鲜卑拓跋魏统一时期，结束了中国自董卓之乱以后，长达90年的分裂割据的混战局面，经济上实行了屯田、占田、均田政策，晋武帝司马炎在位26年中很重视增加中原的人口，用行政办法将大量流动人口安置到土地上去进行生产，并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这些都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所以，这时期中国在物质、精神发展上并没有完全停滞。特别是江南还有二三百年的偏安时期，农业、蚕丝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代替中原成为全国的富庶地区。
同时，这时期的科技有了新的发展，三国时张仲景的《伤寒论》，建立了阴阳表里的辨症说；王淑和著的《脉经》，对生理、病理和疾病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说明；刘徽发明了重差术（《九章算术》注解），对数学和测量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北朝时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计算，达到了当时世界最精密的水平。北魏时贾思勰系统总结了中国农业生产经验，著有《齐民要术》；钱乐之制了著录世界上最早最多（1464颗星）星球仪的铜浑象。这些都推动了哲学思想的发展。
东晋王朝是由西晋王室后裔在南方建立起来的小朝廷，虽然在今天我们将其作为一个朝代写进中国的古代历史，但事实上东晋的统治范围却仅限于江南的半壁河山，在此期间，中国北方一直由赵、前秦等外族统治者控制，并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两个时代——东晋、南北朝——近三百年的时间。
公元三一六年，西晋的末代皇帝司马邺被俘，宣告了西晋的灭亡，但一些晋朝的旧臣并不甘心亡国的命运，仍在全国各地积极活动，准备恢复晋朝的统治。三一七年，琅琊王司马睿在南渡过江的中原氏族与江南氏族的拥护下，在建康称帝，国号仍为晋，司马睿是为晋元帝，因其继西晋之后偏安于江南，故史家称之为东晋。
由于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中原名门望族与江南的土居氏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中原氏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南方土居氏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氏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氏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公元三八五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 公元三九八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瘐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安帝隆安三年。信奉五斗米教的孙恩趁民心骚动，于东方起事。他们在短短的十几天中就发展到数十万人，后被晋将谢琰、刘牢之击溃逃至海岛之上，直至公元四零二年，才被彻底消灭。这次起义大大削弱了晋朝的力量，桓玄便借此机会发兵攻占建康，废掉晋安帝，自立为帝。此时晋朝的四大家族中的谢、王、瘐三家已相继衰落，唯一有实力与桓玄对抗的只有在对抗孙恩起义时才发展起来的实力人物——刘裕。 于是，刘裕率众击败桓玄，推恭帝司马德文即位，名义上恢复了晋王朝的统治，但实权却完全掌握在刘裕自己手中。公元四二零年，刘裕废晋恭帝，建立了宋国，结束了东晋的统治。
东晋虽然偏安于江南，但在历代帝王在位的时候都希望收复北方的国土。其中以王、谢、桓、庾四大家族为主的北伐，在东晋时曾进行过多次，在其中也不乏名将的指挥。公元三一一年，大将祖逖出兵收复河北，但后因受到朝廷的排斥忧郁而死，最终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公元三八三年，谢安在淝水之战中击败苻坚后，立即使其弟进军北方，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取得了东晋北伐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由于东晋安于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北方的手工业技术与南方的技术相互融合，使东晋的手工业水平比西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另外，自曹魏以来，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处于大步前进的时期，其中以东晋年间的文人最为著名。东晋出现了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作出改革，为将来隋、唐的诗文盛世创造了前提条件。
当东晋在江南建国的同时，中国的北方则为鲜卑、羌等少数民族控制着，在历史称之为“五胡十六国”。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他们更多的接触到华夏文化，使之与汉民族逐渐发展为同一生活习惯的民族，进而被汉族融合。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原北方大体已形成以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混居的人口构成形式，使中国正式成为具有相似生活习惯的多民族国家。
东晋自晋元帝司马睿建国共历十一帝，前后一百零三年。在此期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而且到东晋灭亡之后，这种状态一直未能得到改变，随之到来的是另一个分裂时期——南北朝时期。
西晋文学的基本风貌
西晋50年，历武、惠、怀、愍四帝，而文学的繁荣则在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时期，其中以太康文学为代表，作家则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最著名。此外，较著名者，晋初尚有傅玄与张华，晋末还有刘琨与郭璞，而不太著名者也还有不少。从数量来看，西晋一代颇多天才秀异的作家，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曾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
关于西晋诗风的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有论及，《明诗》篇中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情采》篇又说：“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总的来说，西晋一代的文学更加注重形式与技巧。如果对西晋文学的特征作一总结归纳，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倾向：一是模拟古人的拟古之风甚盛。拟古是文人创作追求技巧化的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则成为西晋文学的一大特殊景观。西晋一代的大部重要作家，如傅玄、张华、束皙、陆机、陆云等都在模拟上下了很大功夫，其中陆机最为著名。二是追求词藻的华美与对偶的工整。这种追求由于大多是刻意为之，是出于呈才炫博的目的，因而显得文字雕琢堆砌，有失简洁明快，潘、陆二人最具有典型性。张华曾批评陆机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作文，乃患才多也”，孙绰评西晋文章说：“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所谓烂若披锦见其雕琢，所谓排沙简金者，显其堆砌。三是总体风格而言，繁缛成为其基本特点。这种风格的形成则是其刻意呈才，过分追求对偶与藻饰的必然结果。
西晋一代的追求形式技巧的繁缛文风，常为过去的文学史家所诟病。以通达的眼光观之，追求技巧与形式美，自然是整个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链环，但是如果我们前后比较，不能不承认，西晋文学尽管出现了不少天才秀异的作家，但其作品却缺乏一种力度和生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实与西晋士风的特点有关。
不论是建安文人还是正始文人，作家的心灵世界往往是充满热情与冲突的，但是，到了西晋，文士的精神境界普遍缺乏一种崇高精神，罗宗强先生曾以“士无特操”来概括这一时期士风的特点。“士无特操”的原因之一，在于西晋政权的“政无准的”。西晋是以强取豪夺的手段取得政权的，尽管它提倡以名教立国，但除了孝的观念尚未泯灭，在对待忠时则往往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整个西晋一代文士，忠君的观念十分淡薄，传统的道德崇高性一旦缺失，就影响了文士的人格建构与理想追求。因此，这一时期文士在出处去就上，往往纯然以自我之得失为中心，求名求利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晋书·石崇传》所载颇能说明这一点。“（崇）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像，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于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士当身名俱泰”典型反映了此时士人求名求利的心态。正由于此，西晋文士多依附权臣，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而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往往缺乏崇高的道德意识与是非观念，其命运也常随其所依附的权臣在政治斗争中盛衰而沉浮，不少文人则因卷入其中而最终丧命（据徐公持先生统计，西晋一代文人死于政治斗争者有数十人）。
西晋文人热衷于功名利禄，造成了他们作风浮华，思想平庸，耽于逸乐，肆于物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作品也就自然丧失了崇高的精神与激荡人心的活力，而与浮华作风相应，自然也就更崇尚绮丽与繁缛，追求技巧与与形式，刘勰所说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的倾向，其原因即在此。 二、西晋主要作家
1、潘岳与陆机
潘岳与陆机是西晋太康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钟嵘在《诗品》中将他们二人置于上品，并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评。江海之间，似有抑扬，但在后人看来，二人则是才才华的代名词。唐人王勃《登腾王阁序》末云：“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即是这个意思。潘岳（247-300），字安仁，他是荥阳中牟（今河南开封附近）人。少年时以才慧而为乡里称为奇童。弱冠之年走上仕途，出任贾充司空府掾，以才能为人所嫉，栖迟十年。后来先后任河阳令等官，最后官至给事黄门郎，因此他的作品集即称《潘黄门集》。
关于潘岳其人与其文，在文学创作上引出了一个话题，即人品与文品的关系。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名三十首》中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
路尘。”即通过潘岳说明人品与文品的对立，了解潘岳及其为人为文，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潘岳美貌，是中国古代的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中说他“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拱之。”潘岳的这一特点，后代常津津乐道，“貌比潘安”成为人们的形容男子貌美的套语。
第二，潘岳的人品的确存在缺陷。《晋书·本传》称，“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诌事贾谧，每侯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作为一名文士，潘岳确实德行有所亏缺。不仅如此，他诌事贾谧，除了为贾谧讲《汉书》外，还为贾谧充当枪手。贾谧的《晋书断限》一文，即是他捉刀的。贾后谋废太子司马遹，诬构之文，也是出自他的手笔，这种直接参预政治阴谋，为了谋取个人的权位与前程，趋炎附势，不顾传统道德与个人尊严，不择手段，反映了他在人品道德上的问题。这是一个才子因过分追求各位势利而导致的道德堕落。
第三，潘岳的人品与文品确实存在着不一致处。潘岳在政治品格上缺乏节操，但是在那些表现他个人感情生活的作品中，却往往表现出真挚的情感。潘岳似乎是一颇重视家庭生活与亲情的文人，在这一领域，他的不少诗文往往富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内顾诗》是任河阳令时思念妻子杨氏之作，诗中写其对久别妻子的日夕怀念，感情之专注，令人惊叹。而他的《悼亡诗》，写其赴任前对亡妻的悼念怀想，尤其感人，正由于他的影响，“悼亡”成为后代诗人追念亡妻的专让题目。
第四，潘岳不仅能诗，同时也是西晋著名的辞赋作家。其赋今存二十余篇，在各类文体中数量最多，著名者如《西征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其赋作中，仍以写哀情而见长。故《晋书·本传》称他“善为哀诔之文”。
第五，潘岳作品的风格词彩华艳而著称。钟嵘曾引孙绰语评其曰：“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烂若披锦”诚然如是，“无处不善”则有过誉之嫌。就诗歌言，他的有些作品由于铺叙过多，往往显得平缓而缺乏含蓄，有的还失之于枯燥乏味。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陆机出身于东吴世家大族，祖陆逊为吴丞相，父抗为吴大司马。弱冠而吴亡，遂退居旧里闭门苦学。九年后，与弟云北上入洛，为张华所赏。华称曰：“克吴之役，利获二俊。”故名动一时。曾官至平原内史，后世因称陆平原。
陆机的个性与功名追求：陆机的家世出身对陆机的个性追求有很大影响，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据说十九岁吴亡时，即有《辩亡论》总结吴亡的原因，传说《文赋》也约作于此时（杜甫有诗云：“陆机二十作《文赋》”）。陆机的父祖为东吴名臣，他有一种强烈的家族自豪感与父祖情结。其父祖情节在他初入洛时与卢志的即兴辩论中表现出来。《世说新语·方正》载：“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定之。”正是由于对家世及父祖功臣的自豪，才使他有着强烈的功名欲望，在西晋作家之中，他是政治追求最为执着，功名欲念最为强烈的人物之一。入洛初他被子太傅杨骏的祭酒，贾谧当权，他依附贾谧，曾参与贾谧“二十四友”活动；赵王伦辅政时，他又为伦的参军。“八王之乱”时，诸王拥兵争夺权势，互相攻伐，赵王伦败亡后，他转投成都王颖，参与了成都王颖与河间王颙讨伐长沙王乂的争斗，担任后将军，率兵二十万，最后战败被成都王所杀。临刑前曾感喟：“欲闻华亭鹤戾，可复得乎？”因此，他的一生可说对功名的追求十分执着，但在坚持道义与节操上，则似有欠缺，不免依附权贵，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之讥。政治品格上的缺陷必然导致思想的浅薄，陆机诗内容肤浅，感情浮泛的特点，即与他的个性品格有关。
关于陆机的学创作，值得提及的有下面几点：第一，他是西晋模拟诗风中一个最典型的代表作家。他尝试了乐府、古诗的各种题材与各种格式，这类诗今存约四十余首，超过今存诗歌总数之半。他的模拟之作很少能看出他个人的思想经历与情志，多以形似为主，其目的似以表现模拟功力为主，使文学创作性质变为技巧的表演展示。其中这类诗歌的代表作是模拟《古诗十九首》的《拟古诗》十二首。第二，他诗的风格特点是繁缛，繁绔是与他过分追求呈才炫博的写作追求有关的，对此时人张华曾讥刺说：“人之作文患不才，子之作文而患多才。”刘勰《文心雕龙·熔裁》中说他：“缀辞犹繁”。第三是表现手法上，他的诗喜用华丽的词藻与对偶句式。词藻的华丽使他的诗歌带上了更明显的贵族化特征，而对偶的过分追求则使作品显得呆板而少变化，丧失了作品的灵动。沈德潜在《古诗源》卷七中评他说：“意欲显博，而胸少慧珠，笔又不足以举之，遂开排偶一家。西京以来空灵矫健之气不复存矣。”所论甚是。第四，他的作品中也有一些写得比较出色，某些诗歌写景致力于刻化体物，在表现技巧上也为后人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陆机诗歌虽被后代人所訾议，但他的文却被大家所推崇，其成就较诗为高。著名者有《辩亡论》、《叹逝文》、《哀武帝文》等。其赋作中《文赋》一篇，是一篇文艺理论专论，对文学创作的过程作了细致深入的论析，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2、左思与刘琨
左思与刘琨在西晋诗坛上是两位比较突出的作家，左思继承并发扬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作品内容充实，富于力度，有“左思风力”（钟嵘语）之称；刘琨当晋末乱亡之际，抒英雄失路之悲，清刚悲壮。二人确为当时文坛之骄骄者。
左思（250—305），字太冲，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关于左思及其文学创作，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关于他的家世出身与性格
他是一个出身寒族而又才华的文人。他的父亲左雍曾作过殿中侍御史，其妹左棻也曾被选为贵嫔，但这并没有带给他仕途的腾达。他一生未曾作过显官，只在元康时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郎。贾谧专权时，左思曾加入其“二十四友”中，成为浮华贵游集体的成员，因此，在贾谧被诛后，他便受到牵连而居宜春里。八王之乱时，齐王冏命他为记室，他辞而不就。所以他的一生是不得志的。这既也与他出自寒族的家世有关，也与他的性格有关。左思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据记载，他是“貌寝口讷”，貌丑而且口才不佳，自然容易养成他内向的性格，向内心世界发展。内向性格的人，不善于表现自我，也就不易为人所识拔了解。特别是在门阀社会，出身寒族，又“貌寝口讷”，仕途上的不得意就是可以想象的事。而对于左思来说，也自然容易产生强烈的反抗与不满。左思的作品，之所以不同于潘岳、陆机等人，充满了寒士不平的抗争以及对门阀制度的抨击与蔑视，在他的家世与性格中是可以找到根据的，这一点是理解左思作品的基础。
二、左思的作品
左思作品今存十四首。除《咏史》八首外，还有四言诗《悼离赠妹》二首，《招隐》二首，《杂诗》一首，《娇女诗》一首，另外还有《三都赋》。左思是一个诗赋皆能的作家，但在这些作品中，影响较大的还是《三都赋》与《咏史》八首，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这两类作品，《咏史》八首是奠定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成名作。我们先介绍一下《三都赋》，然后再谈《咏史》八首。
左思是很重视赋的创作的。他的《咏史》八首之一曾自述是“著论准过秦，作赋凌子虚。”而《三都赋》则是他精心结撰的心血之作。此赋的创作前后花费了十年时间，据史载他创作此赋时“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流之”。（臧荣绪《晋书》卷十六），他又认为自己见闻不广，所以特求为秘书郎，藉以阅读皇家藏书。十年之后，终于写成了这篇汉魏的第一长赋（全文长一万零十三字）。据说陆机初入洛阳时，也准备作此赋，听说左思作，抚掌而笑，与弟陆云书云：“此间闻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晋书·本传》）后来赋成，陆机阅后十分叹服，以为无以复加，遂缀笔而罢。当然，这篇赋写成后，开始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左思便请皇甫谧作序，刘逵、张载、卫权等人作注，加上张华称赞其班、张之流也，于是一时声名鹊起，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三都赋》的始被忽视终被推重的过程，表明汉魏以来人物品评之风，在当时士大夫中仍颇流行，权威人物的品目评论，对于文士建立社会声誉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咏史》八首，有这么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它的主题深刻。作品虽然写的是左思自己在门阀士族制度下所受到的压抑、抗争与不平，但是这一主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具有普遍的典型性，反映了整个寒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作品中写自己在门阀制度的重压下，壮志难酬的悲愤与抗争，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充满了反抗压迫，追求自由解放的浪漫意识，始终贯注了豪迈的气概，这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显得尤为可贵。由于作品在对抗与冲突中，呈现出激情与力度，因而成为建安风骨嗣响。钟嵘称为“左思风力”，正指出了这一特征。第二，以咏史的方式抒写怀抱，将咏史与抒怀结合，开创了咏史诗创作的新路。咏史诗的创作始自班固，建安以后也有不少作者，但写法上大抵是实咏史事，略述感概。左思的作品则是借古讽今，抒发个人怀抱，是咏史诗的一种新创，对后代诗人咏史之作提供了很好的范型，因而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三，是他的语言精当，出语自然，虽有对句而不刻意工巧，不重词采而形鲜明，运用典故又恰当贴切，借古讽今又思致深刻，所以钟嵘评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刘琨（270—317？），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附近）人。他出身大世族，是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少年时期以雄豪著名，颇负志气，与祖狄交好，有闻鸡起舞的故事传世。但是刘琨的一生经历了由贵游子弟到军阀混乱工具再到救国志士的三个历程。早年时他好尚老庄，追慕放旷，生活豪奢，嗜好声色。他曾事贾谧，是贾谧“二十四友”中最年少者，在洛阳与石崇、陆机、陆云等参与贵游浮华集团的文咏活动。八王之乱起后，又介入了诸王争斗杀伐。但是，在晋室危亡之际，他却志于王室，迎惠帝于长安，被封为广武侯。在经历了天下大变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个人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因此在给卢谌的信中对自己早年的放纵颇致后悔，说：“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倾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雕残……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从此他一改过去之放旷，而成为一位爱国志士。三十七岁后，他出任并州刺史，从中原到北方，以晋阳（太原）为根据地，在极为艰危的条件下，与各路军阀及各少数民族武装集团转战多年。但由于长于怀抚而短于控御，缺乏将略，不善用人，最终被与他结盟的幽州刺史段匹磾杀害，时年48岁。
刘琨的诗歌现存的只有三首，一首四言《答卢谌》，两首五言即《重赠卢谌》和《扶风歌》。尽管现存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却能以刚劲清拔之气抒写英雄失路之悲，在诗坛上独树一帜，因而受到了后代诗评家的好评。钟嵘在《诗品》中说他：“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称他“雅壮而多风”。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则云：“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数横槊建安中。”将他的诗与曹操相提并论，他确实是建安悲壮慷慨之音在西晋末年诗坛的回响。3、郭璞及其游仙诗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绛县附近）人，他是一个博学有高才却不善口才的人。不仅通经术、通古文奇字，而且善于天文卜筮之术。曾注释过《尔雅》、《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等。西晋灭亡后，他过江避乱，深受王导和元帝、明帝推重，后来为王敦记室参军，因为反对王敦谋杀，而被王杀害。
郭璞与温峤、庾亮等人曾是布衣之交，但他在东晋时却才高位卑，常为缙绅所讥笑，曾著有《客傲》以抒发自己偃蹇傲世之志。当庾亮、温峤致位公卿，但却沉于下僚，这自然使他不免产生不平，而身处乱世，特别是在残忍的王敦手下，他消极避世的思想就比较突出，因此，在诗歌创作上，他便选择了游仙题材，今存游仙诗19首，其中9首为残篇。
关于郭璞的游仙诗，有几点需要注意。
一是关于游仙的类别。游仙诗是中国诗歌中的一个种类，其起源甚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诗》，后代继作者不绝如缕，但大致而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正宗”的游仙诗，另一种是有明显寄托的作品。正宗的游仙诗继承秦汉以来游仙诗的传统，以描写轻举高蹈神仙生活为主，表达对于神仙长生境界的向往追求。有寄托者则往往是借游仙的形式抒写作者的怀抱与感慨。郭璞的 《游仙诗》无疑属于后者。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是“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正说明了他借游仙以抒怀的特点。
二是关于郭璞的《游仙诗》和玄言诗的关系问题。刘孝标（《续晋阳秋》注）说：“至过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则似以郭璞为玄言诗之祖，但钟嵘《诗品》却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这是一个矛盾，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说郭璞游仙诗与许、孙毕竟不同，许、孙是直接说理，而郭璞则借神仙漫游来隐喻玄想，富有形象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
三是郭璞的游仙诗对后代诗人影响甚大，唐代诗人李贺、李商隐，元代的杨维桢，清代的龚自珍等无不受其影响。用神仙灵异寄托怀抱，是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的特点，郭璞应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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