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
根据史书记载，盛唐时期主要是指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这时国家统一 ，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后盛唐成为尊颂唐王朝之词。盛唐文化深深影响着周边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发展。象当时日本、朝鲜的学校教育，从课程到考试内容和教材，都与唐代相同。日本当代史学家井上靖在《日本文化》的书中颇为中肯地写道：“唐代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学习唐朝也就间接地学习了世界文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隋朝对外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唐朝的对外关系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与唐来往的国家更多，使节往来更频繁，因此，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更发达起来。不少国外的东西传入国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我国的产品、技术和文化，也大量传到各国去，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唐朝经济稳步发展，文化高度繁荣，国力强盛，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的国家，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愿意到唐朝、到长安。来求学、贸易。当时交往国家多达 70 多个，外国贵族多派子弟到长安的太学学习中国文化。”
有上述对盛唐时期唐朝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可以看出，唐朝的文化实力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也无人能比，因此便形成了万邦来朝的大唐盛世，而究其根本首先在于其强有力的经济基础为，其次则是在其厚实的物质文化内部的精神内涵的支撑，通过偶然的物质输出与交往，促进了其文化传播的必然性，而这恰恰正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文化软实力。非物质文化作为精神力或精神理念而言，其不仅是精神理念，思想，理论的表达，同时也反映在传统节庆，民俗习惯，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因此，文化产业在形式上吸纳西方经验的同时，在内容上要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向国人和世界传达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增强民族凝聚力，并取得世界人民的喜好和认同。文化不仅是可以创造经济利益的产业，更为重要的是文化产业的背后，潜藏着的文化理念，精神内涵，可以影响人的思想，进而改变人的行为。
背景（原因）
盛唐时期是历史上对古今中外各种学问知识信仰进行融汇、总结、归纳、整理、输出输入最繁盛的时期。因而从文化意义上说，更多地具有转变时期的特点。在七到十世纪的世界历史上，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主体之一。
1。盛唐文化的发展，同封建政治经济在唐中叶的变化同频共振，走完了由封建前期向后期的过渡历程。唐前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上较为开放，广泛吸收中外优秀文化成果，更多承继南北朝以来玄学思潮，佛教影响愈演愈烈，广大民众的价值选择较为自主，从而创造了封建时代丰富多彩的高峰文化。后期经时代动荡和统治阶级对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一种对秩序的要求，传统儒学生命力再度显现，逐步上升为压倒其他的思想力量、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并向宋明理学过渡，补充了儒家哲学的传统命题和范畴，与后期中国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高度发展并驾齐趋，构成双驾马车，加强了封建的统治。
2。盛唐时期是南北文化的融汇时期，并且完成了南北文化的合流。先秦时百家争鸣，老庄及屈原等代表的南方楚文化，主要与北方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形成对峙局面。秦汉时国家的统一，南北文化也加快合流步伐，汉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南方楚文化的特征[15]。东汉特别是魏晋，北方文化有所发展，曹魏时的文学为其代表。西晋末年战乱，文人纷纷南迁，北方多被落后少数民族统治，南方文化发展迅速，并从总体上超过北方。以致当时无论南北都认为南方文化为华夏正统。隋炀帝由北方统一南方，仍大量推崇南方文学。唐初一切公私文书，皆用四六文。后来古文运动渐起，北方文风取得优势。同时唐前期宰相十分之九以上皆为北人[16]，此亦对文化上的消长变化起干预作用。《五经正义》的编篡，正表明经学上的南北统一，且多用南朝人义疏。外来佛教文化的冲击，也加速了本土地方文化的合流过程。
3。盛唐时期也是传统文化中文化创造传播者身份地位发生变化，分层文化明显化的时期。官方的文化垄断不断被打破，民间文化有了大发展（特别是后期）。汉代的经术取士，使文化创造传播更多地为累世家学和博士所掌握，魏晋时的高门世族同时也是文化的正统继承者和垄断人，文人学者的社会地位只决定于他们的门第和官爵，而不在于学问本身。因此他们对于后来研究者观察时的影响是：时代的差异多于个性的差异。反映的是大致相同的社会阶层和地位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因而反映文化层面必然较少。唐以科举取士，使寒素文人知识分子皆可凭其文才学问近似平等地取得政治社会地位，从而改变了政权结构。大量代表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出现，学派的产生、人才群体的涌现便是明证。同时市民文化有所发展，这种与官方文化不尽相同的文化，反映着文化中间的不同层次内容，颇具个性明显的特征，使文学艺术流派纷呈，颇为繁茂。
4。盛唐时期又是传统学术文化不均衡发展的极致表现时期和科学文化的转折过渡期。中国传统的重人文、重文学艺术、轻科学的文化特征，唐代有充分表现。文学艺术、史学高度发达，自然科学相对落后。李约瑟认为：唐代是人文主义的，宋代则较偏重于科学技术方面。到宋代，“深奥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诗，哲学的探讨和科学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术上，宋代把唐代设想的许多东西都变成了现实”[17]。以数学为例，唐代数学著作仅三、四种，宋代多达五十多种，唐以前几何学为中心内容向宋元代数学的过渡，唐代是一个转折。唐代人文学科的片面深化，缺乏哲学和科学技术的相应成比例发展，因此从文化总体发展水平看，盛唐文化似不如宋代。前辈学者陈寅恪、邓广铭先生论之颇详。
5。盛唐文化做为创造主体除了对前代的传统文化加以继承、诠释、理解，依时代的需要和统治的要求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其具有显明的个性特征外，还对各种外来文化进行融汇、消化，并弘扬以为己用，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是盛唐文化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唐初是中外交通最频繁、来往最密切的时代。并且每次往来都多少与文化有关。以宗教为例，除佛教外，还有多种宗教传入。贞观九年景教僧阿罗本由波斯来到中国，于义宁坊立大秦寺，是为景教传入之始，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景净撰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颁并序》。永徽二年（651年）唐正式与大食通使，伊斯兰教随商人传入，到贞元十四年（798年）止，大食国遣使至唐达37次之多[18]。袄教，先传入今新疆境内的于阗、焉耆、疏勒、高昌，武德时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袄祠，贞观时崇化、礼泉、普宁、靖恭诸坊都立袄寺。武后延载元年（694年）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来朝，为摩尼教传入长安第一人，大历三年（768年）准许回鹘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这几种宗教，皆与佛教一同在“会昌法难”中遇到禁毁。
从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情况看，每个文化主体多是立足于本体的需要，依本体的文化结构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与唐处于同时代，尚有几个较大的文明区。周围的附属性小国，从属于这个大的文化系统。它们有着不同的认知、价值、规范和审美系统，使其各具不同的特点。对它们各自的文化内容和相互影响的研究，可以完成对中古世界文明的总体把握和认识，从而能更清楚地认识唐代文化的地位。
南亚的印度文化圈。文化的中心内容是佛教和婆罗门教，所有的专门学术都由神学发展而来。梵文文学有所发展，梵文戏剧有十余种之多。数学与天文学关系密切，代数学有较高发展。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圣使（亚雅巴达）提出了地球绕地轴自转的主张，并对日月蚀现象有近似科学的解释。当时唐代对印度文化的吸收重在佛教和天文、数学、医学知识等内容。
阿拉伯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方位，吸收了中国、印度、希腊的文化遗产，从七世纪到十三世纪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在世界科学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其主要成就表现在天文学、医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和地理学等方面，为当时世界上科学发展的高峰。此外哲学、文学、史学也有相应的发展，大批阿拉伯商人把乳香、木香等药物、药方带入唐朝。但有唐一代对其发达的科学文化却少有吸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中世纪西欧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使基督教以教皇为中心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世俗学术哲学、科学、文学等都成了神学的附庸。“自然知识只有在它是一种启发的工具，可以证明教会的教义与《圣经》的章节时，才被重视。”[19]教育纯为教会服务，但所开文法、修辞、逻辑（初等三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高等四科）7门课程，却有利于文化的延续、普及。当世俗学校大量建立后，出现了知识的复兴。与唐的交往很少，基督教的一支景教在唐时传入，但影响很小。
当时唐朝做为与这三大文明区并列的东方文化中心，深深影响着周边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发展。象当时日本、朝鲜的学校教育，从课程到考试内容和教材，都与唐代相同。日本当代史学家井上靖在《日本文化》的书中颇为中肯地写道：“唐代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所以学习唐朝也就间接地学习了世界文化。”中国文化由于其大陆性的特点，自发性独创性较大，因而封闭性也比较明显。古代中国只有唐代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最大，与外界接触最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最具有开放性。本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在构思《杨贵妃》剧本时曾有如下的想法，即觉得“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把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20]。鲁迅先生的这一看法，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总之，观察盛唐文化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唐前期较具开放性，后期则逐渐收敛，经历了由放而收的时间历程。后期更象是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间的过渡期和波谷，因而真正具有唐代社会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的应是前期的盛唐文化。无论从文化层面还是文化部类上看，都带有区别其他朝代的独特内容。
哈尔滨市位于东经125°42′～130°10′、北纬44°04′～46°40′之间，地处中国东北平原东北部地区，黑龙江省南部，处东北亚中心区域，是第一条欧亚大陆桥和空中走廊的重要枢纽，，哈尔滨东与牡丹江市、七台河市接壤，北与伊春市、佳木斯市接壤，西与绥化市接壤，南与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接壤。哈尔滨市土地面积5.31万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7086平方公里。
哈尔滨市区及双城区、呼兰区地域平坦、低洼，东部县（市）多山及丘陵地。东南临张广才岭支脉丘陵，北部为小兴安岭山区，中部有松花江通过，山势不高，河流纵横，平原辽阔。哈尔滨市区主要分布在松花江形成的三级阶地上：第一级阶地海拔在132～140米之间，主要包括道里区和道外区，地面平坦；第二级阶地海拔145～175米，由第一级阶地逐步过渡，无明显界限，主要包括南岗区和香坊区的部分地区，面积较大，长期流水浸蚀，略有起伏，土层深厚，土质肥沃，是哈尔滨市重要农业区；第三级阶地海拔180～200米，主要分布在荒山嘴子和平房区南部等地，再往东南则逐渐过渡到张广才岭余脉，为丘陵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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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九与久同音，故客家人把九，视为吉祥的象征，有崇九风俗。客家人建新房子，通常要挑选与九相关的日子，如初九、十八等。所建楼房的层数和房间数也是九的倍数，认为这样可以长久同居共处。九在客家人的婚烟嫁娶中显得尤为重要，男女双方相亲、换帖，一般都选与九有关的日子，聘金尾数要带九，如1999元，迎亲的队伍也要凑足9人，凡礼品都要9方为吉利。客家人做寿，寿粄要做81或360个，所用菜都暗切三、六、九，如三鲜汤、炖狗肉(狗偕九)，韭菜豆腐、重阳(九九)寿糕等等。
由于九与韭谐音，小孩破学启蒙都要食韭菜。客家山歌也用韭谕九，如：燕子含泥过九江，妹子送郎出外乡，九月九日种韭菜，两人交情久久长。客家人对九的重视，还表现在把正月初九视为良辰吉日。春节后，出门做工、经商的人一般要到初九这天才离家启程，期望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兴旺发达。 在中国古代，九为阳数的极数，即单数最大的数，于是多用九这一数字来附会帝王，与帝王有关的事物也多与九有关。帝王之位称“九五”。帝王称“九五之尊’”。与九有关的还有：
青铜器有“九鼎”，皇帝周围要设“九卿”。
朝廷命宫设“九品中正”，京师置九门。
紫禁城的房屋九千九百九十间半。
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深九间。
中国紫禁城及皇家园林、行宫的大门，装饰甲“九路钉”，每扇门的门钉纵横各九个，共81个钉。
清代定制蒙古各部王公每年向皇帝进献白马八匹，白驼一匹，叫做“九白之贡”。其余贡品也多以“九”数计算。如康熙十三年规定：每年节科尔沁等旗，共进十二“九”，计羊108只、乳酒108瓶；鄂尔多斯等旗，共进九“九”，计羊81只、乳酒81瓶。
过去敕建寺庙，金佛的斤数也以九数铸成，或81斤或72斤；铸佛数量，也以九计，如乾隆四十五年为庆祝皇帝70寿辰，共造佛像2299个“九”，合计为20691尊佛像。
清代宫廷年节大宴，包括水果、蜜饯、点心，一共九十九个品种。
清代皇帝过生日，要举行大的娱乐活动，表演杂技，放万年春灯等，也要有“九九”即81种节目，名为“九九大庆会”。清代皇帝的寿筵及春节大宴食品、娱乐节目以及臣僚们庆祝“圣寿”的贡品等，也以九计，含有敬祝万寿无疆的意思。久而久之，九这个数字，被皇帝独占了，而一般人民，包括达官贵族，凡起居饮食器物等都不能以九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