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自“上海档案信息网”。看现代作家的小说，常有“弄堂”出现。这篇东西可作注解。
上海这座城市就好像一个有生命的肌体。从高空俯看：纵横交织的道路犹如动脉，把城市分成若干个小区；每个小区之内，又有许多建筑与建筑之间形成的小通道，它密密麻麻布满全城，就像毛细血管那样细小却充满了生机。对这些小通道，各时代、各地区、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称呼，上海人则把它唤作“弄堂”。
“弄堂”古时写作“弄唐”。
“唐”是古代朝堂前或宗庙门内的大路。这个汉字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就已出现。它在古代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后来作为“大路”的这层意义渐渐被历史冲淡。及至近现代，人们已记不起“唐”这个字与建筑学有什么联系，因而代之以另一个在建筑学上有意思的汉字“堂”。“堂”原来是对房间的称谓，与大路、小巷无甚关系，但在近现代汉语中，它与建筑学的联系毕竟比“唐”更紧密些，而且又与“唐”谐音，这样“弄唐”就演化成了“弄堂”。
其实，称“弄堂”的不只是上海人，中国江南地区都这样称呼。但是弄堂能与北京的胡同一样著称于世，却主要是因为近代上海大批里弄住宅的兴起。
城市中被道路划分出的小区，在古代中国称之为里坊。一个里坊往往就是一个基本的行政管理单位，其中有民居、寺院、官僚府第等。民居的建筑都由自家投资建造，所以一坊之内的建筑各各不同，住宅的所有者通常就是使用者，所有权和使用权往往是合一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无一例外。
里弄在具体命名时，被称为××里或坊、园、村、庄乃至新村、花园、别业、别墅等。里弄和古代的里坊一样，也是由许多幢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它们也建在被城市道路划分出的小区内。但和里坊不同的是，每个小区内有一个或者若干个里弄；每个里弄中的单体建筑的造型和结构都基本相同，而且在总体上采取了英国的多幢联排式，一排通常为十幢左右。排与排的组合一般都采用行列式，只有少数因地制宜，依地形布置。在这种新式里弄内，各排建筑之间的空间就叫弄堂。
早期和后期的石库门
上海里弄式住宅建筑的数量，据五十年代初的统计居全国之首。里弄总数约有九千多处，住宅单元约二十万幢以上，其中拥有二百幢住宅的大规模里弄约有一百五十余处。里弄式住宅占上海居住建筑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其中为数较多的是老式石库门住宅和新式石库门住宅。老式石库门因其前沿为形同库房的封闭式门墙而得名，它基本上脱胎于传统的四合院 、三合院。一般每幢为两层，两楼两底，居住面积有百余至二百平方米，比较适合于大家庭。这种住宅既不像传统住宅那样占地多，又不像欧美洋房那样造价高，所以很受欢迎。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上海市民的家庭结构总体上发生了变化，老式石库门住宅便渐趋式微。这种住宅样式目前在上海已很鲜见。
新式石库门
新式石库门住宅由老式石库门改变而成，一九一九年以后大量兴建。主要是改为一楼一底，居住房间减少，以适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大家庭解体和劳动生产型的小家庭大量出现的需要，这是最普遍的类型，几乎可以说是上海民居的典型样工。其后出现的新式里弄住宅，又注重将使用功能进一步明确划分，有起居室、卧室、厨房、浴室、安装有卫生设备和煤气炉，宅前的围墙较低并有小型庭院，建筑外观更趋近代西方式样，适宜于经济收入较富裕的市民阶层居住。
弄堂的宽度在早期石库门里弄住宅群中，一般只有三米左右，后来人力车普及，便放大到四米左右。后期的一些新式里弄，国为要考虑汽车的进出，又放大到五至六米。但这决非普遍现象，因为对居民来说，享用这样宽绰的弄堂必须要以高昂的房租为代价。
过街楼
为了充分利用空间，上海的里弄建筑还有两大特色：亭子间和过街楼。亭子间设在底楼与二楼或二楼与三楼之间，往往处在厨房上面和楼梯转折处，室内低矮局促，夏天闷热难当。相比这下，这街楼略胜一筹，只是它处在弄口(也有少数设在弄内)的上部空间，仿佛被悬在空中，有些怪异。
弄堂一景
上海弄堂生活迅速发展之时，正值全国各地的移民大量拥入上海，可说是五方杂处，南腔北调。许多移民带来了原有的习俗和生活方式，说家乡话，吃家乡菜，听家乡戏，四面八方的生活方式交汇后融合出的上海弄堂生活方式，仍保持着显见的江南生活特征。这是因为上海毕竟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受明显的地缘影响，而且上海的市民又以江浙籍居多。早期老式石库门、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仍是脱胎于江南传统民居；有些弄堂里几乎无遮无拦的公共便池，还有家用的马桶，都是江南地区的特色。尤其是马桶这种卫生器具，只要生活在这类弄堂，无不入乡随俗，家家必备。江南地区历来人口稠密，上海人口密度之高更是稀见，因此不论是江南传统地区里坊中的弄堂，还是近代上海大部分里弄中的弄堂都比较狭窄，住宅建筑鳞次栉比，一幢紧一幢，一家紧挨一家。尤其是一些标准偏低的上海里弄住宅，住户的房间面积小，室内功能少，许多家庭生活的内容如清晨洗漱，淘米拣菜，修理物件等等，都是在弄堂中进行。所以，弄堂成了一个热闹的公共空间，这样就大大拓展了人们户外的交际机会，邻里之间往往亲密无间，守望相助。一起劳作，一起纳凉，晒太阳；闲来无事时，谈“山海经”，飞短流长，直到闹出矛盾，生出口角，也是在所难免。这些带有传统气息的乡土特色一直保留至今。
弄堂一景
在旧时上海，住在什么样的里弄住宅中，往往是考评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住在同一个里弄内，居民的生活水平则一般比较接近，贫富相差不会很悬殊，这是因为在住房商品化的社会里，房租在一个家庭的支出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样就成为一个家庭生活水平的标志。什么样的经济收入，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就会在什么样的弄堂里生活，在一些反映当年上海市民生活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要体现一个家庭生活状况的变化，最简明的手法就是表现这个家庭一再地搬家，越搬越好，或者越搬越差。近四十年来的上海，里弄住宅与当年相比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住房的商品色彩淡化。首先是房租低，房租占家庭开支的比例大大下降；其次是不同标准、不同质量的里弄住宅的房租差价缩小。这样，房租不再成为家庭生活水平的标志。住在同一里弄或同一条弄堂里的市民，生活水平就有可能差距很大；有些住在标准较低的弄堂里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住在标准较高的弄堂里的居民。因此而造成弄堂生活方式的变化则更引人注目。
近十年来，也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由于许多家用电器进入了弄堂寻常人家，带乡土味的上海弄堂生活方式正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冬天有取暖器，无须出户晒太阳；夏天有电扇，甚至空调，弄堂里乘凉吃饭的队伍虽然仍外人瞠目，但多少有些不如从前那样壮观了；冰箱普及后，不必天天上菜场买菜，摩肩比踵之际的交谈也少了；不少居民因为增加了电视机、录相机、卡拉OK机、电子游戏机之类的现代家庭娱乐内容，人们在茶余饭后也不至于一定要到弄堂里去绕舌了。
曾经率先进入弄堂的上海人，已在那狭长的空间里生活了一百多年。如今有些人已经或正在走出弄堂，搬进新建高层楼房里去，当然还有近一半的上海人仍生活在弄堂里。
走了的人带去的是回忆，没走的人面对的是现实。
（树人摘自《上海印象》）
一天世界2004-11-24 10：55：00 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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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弄堂的演变弄堂从何而来呢？这要追溯到19世纪。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被允许在此居住、经商。 但“外人不得架造房舍租与华人”， 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改变了这一局面。租界内，外商从事房地产经营“合法”。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迫使江浙一带大量地主、乡绅、富商、官僚纷纷携眷涌入上海租界寻求庇护。大量华人进入租界后，极大地刺激了租界内房地产经营活动。大多数外商都很快将商业与兴趣转移到房地产经营中来。一些早期的著名洋行如老沙逊、怡和、仁记纷纷投巨资从事房地产经营。
最初建造的这类专供向租界内华人出租的房屋，都是木板结构。这种出租木板房屋一般采用联排式总体布局，并起某某“里”为其名称，是后来上海弄堂的雏形。到1863年这种以“里”为名的房屋已达8740栋。1870年后，这种简易木板房屋因易燃不安全而被租界当局取缔，但由于大量建造出租住房可给租界当局带来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因此房地产经营活动非但没有被制止，反而越来越繁荣。不过，早期简易的木板房则完全被一种新形的住宅——石库门里弄所代替。从此，弄堂住宅开始正式走上上海城市建设活动的舞台，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简易木板房被取缔后，上海租界内开始出现用中国传统的“立帖式”木结构加砖墙承重的方式建造起来的新式住宅。这种住宅比起早期木板房要正规、耐久得多。它的平面和空间更接近于江南传统的二层楼的三合院或四合院形式，更适合于中国居民的永久性居住。它虽然无法跟过去传统民居中层层进进、庭院深深相比，也无法凿池叠石、赏花折柳，但它毕竟还保持着正当中规整的客堂，有楼上安静的内室，还有习惯中常见的两厢，对于那些离开了往日的生活节奏而开始了现代城市生活但多多少少对传统生活还有所眷恋的上海人来说，倒也更加合适。这种住宅还基本保持了中国传统住宅建筑对外较为封闭的特征，虽身居闹市，但关起门来却可以自成一统。于是这“门”也就变得愈加重要起来。它总是有一圈石头的门框，门扇为乌漆实心厚木，上有铜环一副。这种式样的建筑被上海人称为“石库门”。为跟后来的新式石库门住宅相区别，早期所建的石库门住宅又叫做“老式石库门”。从整体看，一个个“石库门”单元被联排在一起，呈西方联立式住宅的布局方式。一排排石库门住宅之间，形成了一条条“弄堂”。
早期的“老式石库门”
最早的弄堂住宅大多分布在黄浦江以西、泥城浜（今西藏路）以东、苏州河以南、旧城厢以北，即今黄浦区范围内。如建于1872年，位于北京东路之南、宁波路以北、河南中路之东的兴仁里；位于广东路的公顺里，等等。至20世纪初，仍有大量老式石库门弄堂在建造。如位于浙江中路、厦门路的洪德里；位于汉口路、河南中路的兆福里；位于广西路、云南路和福州路之间的福祥里，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租界内里弄住宅的影响，上海老城厢内外华界内，也开始大量建造起里弄住宅。如建于南市豆市街的棉阳里、敦仁里和吉祥里等。此外，在沪东一带，还出现了另一模拟较简陋的弄堂住宅。这种弄堂平面一般为单开间，高二层，外型类似广东城市的旧式房屋，被称为“广式里弄”。如建于1900年左右的通北路八埭头即为早期广式里弄较为典型的实例。 20世纪以后，上海的房地产经营活动更加高涨。除老牌的沙逊洋行、怡和洋行等大多将主要业务转向房地产经营外，新的房地产商更是如雨后春笋。如1901年开设的哈同洋行，1902年开设的美商中国营造公司，1905年开设的比商义品地产公司等，都是当时极有影响的大房地产商。在大量兴起的房地产业刺激下，弄堂住宅空前繁荣，在全市的分布面也大大扩展了。
后期石库门
本世纪10年代，上海的石库门弄堂有了一些变化。弄堂的规模比以前增大了，平面、结构、形式和装饰都和原有的石库门弄堂有所不同。单元占地面积小了，平面更紧凑了，三开间、五开间等传统的平面形式已极少被采用，而代之以大量单开间、双开间的平面。建筑结构也多以砖墙承重代替老式石库门住宅中常用的传统立帖式，墙面多为清水的青砖或红砖，而很少像过去那样用石灰粉刷，石库门本身的装饰性更强了，但中国传统的装饰题材逐渐减少，受西式建筑影响的装饰题材越来越多。这种弄堂被称为“新式石库门里弄”或“后期石库门里弄”。其分布范围也较老式石库门弄堂为广。较典型的例子有淮海中路的宝康里（1914年），南京东路的大庆里（1915年），北京西路的珠联里（1915年），云南中路的老会乐里（1916年），和淮海中路的渔阳里（1918年），等等。
新式石库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的房地产业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到30年代，上海经营房地产者已在300家以上。日益高涨的房地产业刺激了上海建筑业的繁荣，也带来了弄堂建筑的又一个建筑高潮。整个20年代是新式石库门弄堂最为兴盛的时期。由于地价上扬，建筑向高发展，传统的两层高的石库门住宅开始向三层发展，室内卫生设备也开始出现。此时期新式石库门弄堂如尚贤坊（1934年）、四明村（1928年）、梅兰坊（1930年）、福明村（1931年）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在新式石库门弄堂大量建造的同时，又从中演变出一种新的弄堂住宅形式——新式里弄。
静安别墅（新式里弄）
在新式里弄中，石库门这一住宅形式被淘汰了，封闭的天井变成了开敞或半开敞的绿化庭院。形式上更多地模仿了西方建筑式样而较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式样。各种建筑设备也较为齐全了。其分布也由市区东部向西区发展。新式里弄中较著名者有凡尔登花园（1925年）、霞飞坊（1927年）、静安别墅（1929年）和涌泉坊（1936年）等。
上方花园（花园里弄）
30年代后，新式里弄进一步发展，演变出一类标准更高的花园式里弄住宅。这种住宅由长条式变成了半独立式，注重建筑间的环境绿化，室内布局和外观接近独立式私人住宅，风格多为西班牙或现代式。如建于1936年的福履新村、1934年的上方花园和1939年的上海新村等。
新康花园和永嘉新村（公寓里弄）
还有一些花园里弄，不是每家一栋或两家和为一栋，而是和公寓一样，每一层都有一套或几套不同标准的单元，这种花园弄堂又称为“公寓式里弄”。如建于1934年的新康花园和建于40年代的永嘉新村等。花园式里弄与公寓式里弄，除了整体布局还有些类似于传统弄堂的成片式布局特征外，其建筑单体已很难再视之为弄堂住宅了。
一天世界2004-11-24 10：56：00 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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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名称起源近代上海的里弄数以千计，其名称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即使是通名，也并不仅仅只限于“里”、“坊”、“弄”，实际上还有“村”、“庐”、“园”、“庄”、“宅”、，“巷”、“新村”、“弄堂”、“胡同”、“花园”、“别墅”、“别业”等等。从一些通名中也可约略看出里弄的好坏规格以及命名者的立意情趣。例如称为“花园”、“别墅”、“别业”的，一般都是高级的新式里弄住宅，称为“庐”、“庄”、“园”的，取名者多有求为城市静土或者借以抒发雅趣的意图，其住宅的建筑情况一般都较好。关于专名，大多由产权者命定，既没有明确的命名原则，地方政府也不给予规定和限制。因此在旧上海，一方面可以看到里弄名称纷乱错杂(或者说是一种丰富多彩)，另一方面，上海之大，里弄之多也造成了许多里弄重名的现象。不过，从大量里弄名称中，我们还是可以捉摸到它自然形成的命名规律。
以产权者的机构名称、个人姓名或以与产权者相关的因素加以命名
产权者在出资建造里弄住宅以后，为了表示产权归已，不属他人，或为自我标榜，显名于世，即以自己的姓氏字号命名的。一些地产公司投资的企业机构就以自己的机构名称作了里弄之名。如今南京西路450弄为荣业地产公司建造，这条里弄就称作了“荣业新村”。今长宁支路104弄、108弄和长宁路140弄19支弄，分别称为“长盛一里”、“长盛二里”、“长盛三里”，这是因为这三条里弄都是由长盛营造厂建造的。又如，今溧阳路965弄，是由英商麦加利银行出资兴建的，所以将其称作了“麦加里”。今江苏路46、54、62、70、78弄，系中央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1932年置地建造的，最初村名就命名为“中央一村”，但后来中央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易名为“中一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于是村名也随之略去了“央”字，改称为“中一村”。
在旧上海，有产者以个人投资兴建的里弄很多，他们就直接以个人的姓或名来命名自己出资所建的里弄。“王家弄”、“钱家里”、“周家宅”、“顾家花园”等里弄就都是以姓氏来命名的里弄。
在上海，还有以拆开姓字，即采用比较露而不显，或者也有一点游戏味道的方法来命名自己的里弄的，如今幸福路269弄，由罗某于1939年出资建造，建成后他将繁体“罗”字上下拆开，命名此弄为“四维新村”。又如今东昌路204弄，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由陈、张两亲家合资兴建，落成后，两家商定将两姓各除去偏旁，合成里名，于是这条里弄便被称作了“东长里”。至于以人名命名的里弄则更多，业主有以自己的名，也有以自己的字，或以自己的号上里弄之名的。有以自己名字的一个字上里弄之名的，如“银村”；也有将自己名字中的两个字全部上里弄之名的，如“斯盛里”，“斯盛”者即杨树盛，他是上海颇为闻名的地方绅士，一个热心的兴学者和慈善家。这条“斯盛里”就是由他出资兴建的。
在以姓名命名里弄的方式中，还有一种将姓名中的一字再加上另一字以表示产权者意趣或愿望的。如今长宁路476弄68支弄为陈某在1920年所建，建成后他取已名为“陈耕里”，显然隐含着一种深意。又如今东诸安浜231弄，系业主于1924年间建造，建成后，他以己名的第一字“坤”字加上“安”字命名该弄为“坤安坊”，以表达自己希望安定的愿望。
有些里弄的主人为了将里弄产业传之于后代或者很有造福于后代的意愿，于是也有将下代的名字或有关的字引入于自己所建的里弄的。如今侯家宅19弄系金姓所建，他从已名和儿子之名中各取一字，称为“鸿兴里”；今西藏北路74弄为某营造厂建造，厂主以孩子之名定为“安宜坊”；今万航渡路1170弄，原名“鑫森里”，该里系1921年徐某出资兴建了58幢砖木结构楼房的旧式里弄，落成后分赠三个爱女作为嫁妆，三个爱女即“三千金”；三个“金”字可合写成“鑫”字，于是这条里弄便取名为“鑫森里”。“森”字则由三个“木”字组成，含繁茂之意。徐某的意愿是三个女儿将来都要子孙满堂，财大势壮。
有些里弄为数人合资建造，为了纪念初创，和表示产权的归属，于是以意代名作为里弄之名。上海里弄之名一般都只有一到三字(以两字为多)，不可能将合资者姓名如数凑合，于是就以意代名。如今番禺路209弄15号，系1932年潘某等三人合伙建造的，为示三人合建之意，即取名为“三义新村”。今幸福路291弄，为沈姓、吴姓、顾姓、邬姓四个朋友共同出资兴建的，为示四友一起出力之意，遂名该处“四友新村”；今延安西路1209弄为1936年王姓等三人合力投资租地建造的，落成后为表示为三人所有，共同得益，即将此里弄命名为“三益村”。
以里弄其自身的特征、特色加以命名
如以主要的居住者的籍贯来取所在里弄的名称的。今交通西路184弄，在抗战期间有一批西安人来此集中定居，这条里弄因而称为“西安坊”；今遵义路830弄，是抗战胜利后四户来自山东的居民搭建简屋，草成里弄的，这四户居民以其籍贯自名该处为“鲁南里”。其他在上海还可看到“苏北里”、“江北弄”、“太原坊”、“南通村”、“江阴弄堂”、“宁波里”等等各种以外地地名命名的里弄之名，它们实际上都来自于所在里弄主要居民的籍贯。
在旧上海，有不少里弄之内没有事务机构，开设了小型的工厂、作坊、商店以及小型的生活服务设施和娱乐场所。有些里弄就以弄内的机构、经营行业的名称(或取意于此)加以命名。如今长宁路491弄称为“爱育里”是因弄内的房屋为“育婴堂”的办事用房之故。今平武路58弄旧称为“福音村”，“福音”者，是因为该村是平武路教堂的附属房屋之故。今万航渡路1254弄，旧名“鼎康里”。原来1920年此处设有鼎盛酱园作坊，以后作坊主张某又在此兴建房屋，形成了里弄，这条里弄使用作坊的“鼎”字命名为“鼎康里”。其他如“混堂弄”(今陆家派路278弄、外仓桥街26弄)、“铁匠弄”(今万航渡路1238弄)、“典当弄”(今万航渡路l152弄)、“杀猪弄”(今东宁路24弄、成都北路1012弄)等等，这些弄名一看便知与经营业有关。经了解，在这些弄内过去确实曾分别开设有浴室、铁铺、当铺及杀猪作坊等。
以里弄建筑特征、环境特色而取名
今延安西路691弄，因原基址有五棵婆娑柳树留下，当一幢别墅在此建成后，遂称作了“五柳别墅”；今愚园路805弄建于1933年，弄内建有三十二幢三层楼房，分布于东、南、西三方，弄口朝北。弄的中心，筑了一个环形大花坛，花团锦簇，绚丽夺目，该弄即以“锦园”命名；今新华路593弄，也是一条花园式的里弄，共有各色洋房二十幢，极具匠心。在花园内筑有梅花形的水池，中有喷泉，因此赋名“梅泉别墅”。里弄也有不以其自身的特征、特色而以其附近事物之名来取名的。现今的“中山公园”以前曾一度称为“兆丰花园”，在其东首有“兆丰村”(今愚园路1355弄)、“兆丰新村”(今长宁路678弄)、“兆丰别墅”(今长宁路712弄)，在其西首有“园西新村”(今长宁路902弄41支弄)、“花园村”(今长宁路934弄)等，这些里弄名称都来自于这个“兆丰花园”。
里弄绝大多数都沿街而筑，有的里弄为取名方便，也表示自己的座落，即以里弄所在的道路之名加以命名，或者随道路的更名而改动自己的名称。在旧上海这类情况比较普遍。在许多马路上都有以路名命名的里弄。如在共和新路有“共和新村”；在光复四路有“光复西里”；在常德路有“常德坊”；在淡水路有“淡水村”；在中山北路上有数个“中山里”、“中山村”等等。其中如“常德路”旧称“赫德路”，“常德坊”原名“赫德坊”。1943年“赫德路”改成了“常德路”，坊名也就随之改成了“常德坊”。
带有旧上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烙印的里弄之名
在上海大量的里弄名称中可以看到以富贵荣华、仁义道德、安吉顺平加以命名的。它们的封建色彩非常浓厚，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当时一般市民追求富贵、渴求安定的愿望，在金钱社会和动荡乱世这是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
在上海众多的里弄名称中，可以看到在上海众多的里弄名称中，以“福”、“宝”、“富”、“贵”、“庆”、“荣”、“安”、“昌”、“顺”、“吉”、“善”、“德”、“和”、“康”、“兴”、“祥”等字组成名称的里弄比比皆是，许多里弄还以“永”、“恒”牵头，希望得到那种境地的永恒不衰。
据统计，在上海以“福”字打头的里弄名称就有279条，以“德”字打头的里弄有230条，至于以“永”字打头的里弄名称竟多达365条。以“永”字为例，它所搭配的字就非常多。那些与“永”向相搭配的字可以说基本都是富贵繁荣、仁义道德或安吉顺平的字眼。其中单以“永安”为名的里弄全市曾有56条；以“永庆”为名的里弄全市曾有29条；以“永兴”为名的里弄全市曾有23条；以“永吉”为名的里弄全市曾有21条。这么多重名现象，表明命名者对这些立意特别的热衷。
以富贵荣华、仁义道德、安吉顺平的词汇命名道路的现象非常普遍。在上海，两条道路之间的建筑地段一般都有数条里弄组成。在许多这样的建筑地段，其所在的数条里弄竟全部市以富贵繁荣、安吉顺平为中心思想而加以命名的。我们如打开1946年编辑出版德的《袖珍上海里弄分区精图》，可以随便检出这样一个地段来来说明这种情况。如今淮海中路以南的太仓路和兴业路之间的顺昌路四段，由北向南共有六条里弄，它们的名称分别是：“得胜里”、“长德里”、“福盛里”、“吉益东里”、“大康坊”、“余庆坊”，这六条里弄之名经了解都属于以上述思想而加以命名的里弄。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旧社会以上述思想为基础，还派生出了一种怡然自娱或消极超世的变态的观念，反映在上海里弄的命名上面，有些命名者刻意于寻取高雅不凡或包含深意的词汇来命名里弄。有一些高级的新式里弄，特别是以单名命名的高级新式里弄，这种情况特别突出。如在上海有称为“息庐”、“隐庐”、“觉庐”、“懿园”、“留园”、“憩园”、“渔村”、“积村”、“独村”、“余舍”、“匡庐”、“静思庐”、“耕读村”等等的里弄之名，这一种里弄之名在旧上海里弄名称中数员虽然并不多，但不能不说也是一个特色
弄堂，这一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曾经与千千万万上海市民的生活密不可分。
多少个故事，多少个典故，多少个名人，多少个记忆，与石库门，与亭子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没有弄堂，就没有上海，更没有上海人。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城市最重要的建筑特色；弄堂构成了千万普通上海人最常见的生活空间；弄堂，构成了近代上海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
弄堂，上海人对里弄的称呼，它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江南民居，也不同于任何一种西方的建筑形式。然而，它又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痕迹，又或多或少地带有外来的建筑景响。
它最能代表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特征，它也是近代上海历史的最直接产物
还有一篇很好的参考文章：上海的弄堂风情
http：//www。wsjk。com。cn/gb/paper20/30/class002000004/hwz175336。htm
上海这座城市就好像一个有生命的肌体。从高空俯看：纵横交织的道路犹如动脉，把城市分成若干个小区；每个小区之内，又有许多建筑与建筑之间形成的小通道，它密密麻麻布满全城，就像毛细血管那样细小却充满了生机。对这些小通道，各时代、各地区、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称呼，上海人则把它唤作“弄堂”。
“弄堂”古时写作“弄唐”。
“唐”是古代朝堂前或宗庙门内的大路。这个汉字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就已出现。它在古代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后来作为“大路”的这层意义渐渐被历史冲淡。及至近现代，人们已记不起“唐”这个字与建筑学有什么联系，因而代之以另一个在建筑学上有意思的汉字“堂”。“堂”原来是对房间的称谓，与大路、小巷无甚关系，但在近现代汉语中，它与建筑学的联系毕竟比“唐”更紧密些，而且又与“唐”谐音，这样“弄唐”就演化成了“弄堂”。
其实，称“弄堂”的不只是上海人，中国江南地区都这样称呼。但是弄堂能与北京的胡同一样著称于世，却主要是因为近代上海大批里弄住宅的兴起。
城市中被道路划分出的小区，在古代中国称之为里坊。一个里坊往往就是一个基本的行政管理单位，其中有民居、寺院、官僚府第等。民居的建筑都由自家投资建造，所以一坊之内的建筑各各不同，住宅的所有者通常就是使用者，所有权和使用权往往是合一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无一例外。
里弄在具体命名时，被称为××里或坊、园、村、庄乃至新村、花园、别业、别墅等。里弄和古代的里坊一样，也是由许多幢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它们也建在被城市道路划分出的小区内。但和里坊不同的是，每个小区内有一个或者若干个里弄；每个里弄中的单体建筑的造型和结构都基本相同，而且在总体上采取了英国的多幢联排式，一排通常为十幢左右。排与排的组合一般都采用行列式，只有少数因地制宜，依地形布置。在这种新式里弄内，各排建筑之间的空间就叫弄堂。
选自王安忆的《长恨歌》
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都难称上，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种。流言是上海弄堂的又一景观，它几乎是可视可见的，也是从后窗和后门里流露出来。前门和前阳台所流露的则要稍微严正一些，但也是流言。这些流言虽然算不上是历史，却也有着时间的形态，是循序渐进有因有果的。这些流言是贴肤贴肉的，不是故纸堆那样冷淡刻板的，虽然谬误百出，但谬误也是可感可知的谬误。在这城市的街道灯光辉煌的时候，弄堂里通常只在拐角上有一盏灯，带着最寻常的铁罩，罩上生着锈，蒙着灰尘，灯光是昏昏黄黄，下面有一些烟雾般的东西滋生和蔓延，这就是酝酿流言的时候。这是一个晦涩的时刻，有些不清不白的，却是伤人肺腑。鸽群在笼中叽叽哝哝的，好像也在说着私语。街上的光是名正言顺的，可惜刚要流进弄口，便被那暗吃掉了。那种有前客堂和左右厢房里的流言是要老派一些的，带薰衣草的气味的；而带亭子间和拐角楼梯的弄堂房子的流言则是新派的，气味是樟脑丸的气味。无论老派和新派，却都是有一颗诚心的，也称得上是真情的。那全都是用手掬水，掬一捧漏一半地掬满一池，燕子衔泥衔一口掉半口地筑起一巢的，没有半点偷懒和取巧。上海的弄堂真是见不得的情景，它那背阴处的绿苔，其实全是伤口上结的疤一类的，是靠时间抚平的痛处。因它不是名正言顺，便都长在了阴处，长年见不到阳光。爬墙虎倒是正面的，却是时间的帷幕，遮着盖着什么。鸽群飞翔时，望着波涛连天的弄堂的屋瓦，心是一刺刺地疼痛。太阳是从屋顶上喷薄而出，坎坎坷坷的，光是打折的光，这是由无数细碎集合而成的壮观，是由无数耐心集合而成的巨大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