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流派种类繁多，当代诗歌里我觉得有根底性的诗人是陈先发，《前世》《资本论札记》《丹青见》都不错，他的长诗《写碑之心》更是艺术的凝结体。
说陈先发的诗没有情感完全是扯淡。不过是诗歌的门外汉故作高明的哗众取宠之语。随便读读陈的《前世》《青蝙蝠》《写碑之心》就可以知道，陈的诗里有一种内在的化不去的沉痛悲怆之感。至于拿那些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去诋毁一个诗人，就纯属无耻了。
桤木、白松、榆树、水杉、紫荆、铁皮桂、香樟、野杜仲、剑麻和桦树等植物有着某种关联，就是通过陈先发的词语的罗列让词语自身去生成了语言意义。把陈先发诗歌里的桤木换成楝树也可能不会消弱诗意，这些植物缺少哪一种会不会对诗歌呈现的意义造成阻隔？
《诗经》以降，中国诗人大多偏爱寄情于山水草木之间，托物以咏志。读罢《丹青见》，想到庄子老人家所云的：“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骈拇》）可具体到“物物而不物于物”的理解时，我个人感觉几千年来，不少能泼墨写字之君大都颇为固执和迂腐。写几个字，画几笔山水，写几句诗词，似乎就与众不同起来。其实，正因为这种“人为”的阻隔，“物”的真正价值总被一些表面的东西遮蔽起来。
歌德说他在看鲁本斯画的山羊时曾相信画家本人变成了羊。诗人在寄情于物的时候，诗人能做到什么境界？《丹青见》里的物是保持着其天然的纯洁性，开始并不黏附任何价值指向功能，即使是湖水被秋天挽着向上针叶林高于阔叶林那也是自然界本身物与物的存在方式。而同样道理，《丹青见》在物与物（蛇）的交替转换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理性色彩：蛇的舌头如受电击，她从锁眼中看见的桦树高于从旋转着的玻璃中，窥见的桦树。庄子的“不以好恶伤其身”（《德允符》），“不累于饰，不饰于物”（《天下》），在《丹青见》里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实际上，蛇的窥视已经概念转移成人的窥视了，此诗最大的宿命是最后两句____
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者眼中的桦树
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
我个人倾向认为这两句是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翻版。诗歌有言志功能，文以载道自身没有错，只要有人的存在就有制度和阶级。古往今来，无论何诗歌流派与风格，总是在制度和阶级之中或之下说话的，那些喧嚣一时的主义和流派表象化的打到和颠覆是很危险的。诗歌得以发展就是建立在打到和颠覆的基础上的。关键是诗人如何去“打到和颠覆”。北岛的《回答》之所以能影响到几代中国人，是其“言志”的功能一直处在制度和阶级之中或之下，言志的意义却被读者一再托举在制度和阶级意识形态之上。陈先发的《丹青见》一出现就引起诗歌界的热捧，目前很多诗歌选本都辑录了该诗。但我认为《丹青见》只是在某些方面应和了当代中国的“诗歌消费层”，它在文本上没有多大“名作”价值。
如果能做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也不失为一种大胸襟和大境界。本应是“篇终接混茫”（杜甫诗），可在《丹青见》里即便用老祖宗的兴、比赋来解诗，兴和比和谐自然，赋已经走向失调性：死人，生者，棺木，提琴；这些理性词语的出现让桤木、白松和榆树的自然本性的存在大大打了折。听音乐时，我们喜欢肖邦和贝多芬的节奏，他们善于重复和迂回某个音符，让某种感觉能自然地找到突兀的对应物。在《丹青见》里，我们一再看见陈先发先生动用“高于”两个字，可惜，“高于”的托举承载了过多的东西已开始乏力。
读《昆虫记》我们从法布尔笔下了解到蜣螂、黄蜂、狼蛛等昆虫的存在也和我们人的存在一样，有悲喜，有生死；读了《丹青见》我们看到桤木、白松、榆树、水杉、紫荆、铁皮桂、香樟、野杜仲、剑麻和桦树等也应有它们自己的悲喜和生死。世间，任何物的存在大抵都有着其固有的因数，而作为人的理性成分一旦过多渗入，特别是现代诗歌，利用比喻、拟人、通感、隐喻等表现手段，早已把世界弄的面目皆非了。
那如此一说，诗歌还要寄情于物又有何用呢？齐物，是以达到不与物相刃相糜，所谓的“吾丧我”既不就利、不说生、不违害、不知恶死，如此以来，齐物就要放弃个性存在的意志和欲望，抱拙归真也不一定就能做到顺其自然。王夫子在《庄子解》提出“物化，谓化之在物者”，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必纠缠在“物无非彼，物无非是”之中去求得老掉牙的“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那么，“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我们有同样理由说成“被制成棺木的桦树，就是（等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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