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
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
【理解】
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认为杨贵妃的出现祸乱了朝纲，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也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的危害。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
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拓展资料
【写作背景】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 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
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对《长恨歌》主题的争议
玄宗被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这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幕，引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咏叹。然而，文人的吟咏与史家的记述是不尽相同的。在文人的吟咏中，对玄宗与杨贵妃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的。总体说，偏重史实的作品，主调是讽刺；文学想象成分多的作品，主调是同情、感伤。
在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中，《长恨歌》最受人们的关注，引起的争论也最多。二十世纪上半叶，俞平伯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质疑》和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是本诗研究中两篇重要文章。
对《长恨歌》的争论，从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结束。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题方面，主要有四说：爱情说、讽喻说和讽喻、爱情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说。另外，对杨贵妃的下落、作品涉及的本事也有一定争议。
有关论述摘编：
对《长恨歌》，作者自评：“一篇《长恨》有风情”。自许《长恨歌》是他的“压卷杰构”。
唐宣宗在追悼白居易的挽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乐天之长恨歌，……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压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在对《长恨歌》主题认识上，持爱情说者认为：《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作品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爱情的纯真性，而且这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也有人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经过作者的描写，李杨情事超越了本身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还有论者认为，诗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际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
持讽喻说者指出：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白居易作此诗的目的是揭露与讽刺李杨纵情声色，贻误国政，最终引起了安禄山之乱，两人也因此身处异境，苦果自尝，最高统治者应该以此为戒。
双重主题说认为，此诗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并从中吸取教训。持此论者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长恨歌》以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点出唐玄宗的荒淫误国，终日沉迷于歌舞酒色之中，以至于“从此君王不早朝”，引出了政治动荡，诗人对此进行了反复地渲染，从而点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从而讽刺了唐玄宗的昏庸无能。
《连昌宫词》通过一个老人之口叙述连昌宫的兴废变迁，含蓄地揭露了玄宗及皇亲骄奢淫佚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反映了唐朝自唐玄宗时期至唐宪宗时期的兴衰历程，探索了安史之乱前后朝政治乱的缘由，表现了人民对再现升平、重开盛世的向往和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的强烈愿望。这首诗针砭唐代时政，反对藩镇割据，批判奸相弄权误国；提出所谓“圣君贤卿”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