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在结集过程中，有所谓“六经”（或“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等概念，此外还有“十经”、“十一经”、“十四经”等称呼。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儒家经典体系不断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儒经范围不断扩大和变迁的历程。
“六经”：
孔子之前，儒家赖以删述的文献处于“旧传之史”状态，诸书各自以类为称，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集合名词。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晋赵衰称赞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这些“礼乐诗书”就是后来儒家祖述的原本，大致包括三代遗存的“礼类”（行为规范）、“乐类”（乐理乐谱）、“诗类”（诗歌文学）和“书类”（历史档案）文献，当时似乎还没有形成固定经典。《史记·秦本纪》穆公谓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国语·楚语上》楚庄王（前613－前590在位）时申叔时论教太子，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文献，其性质也大致与“诗书礼乐”相当。
春秋末年，孔子（前551－前479）“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春秋》”，“序《易》传”，将旧传“诗书礼乐”四类文献编成可供教学的《诗》、《书》、《礼》、《乐》四经。孔子为何选此“四经”？
早于孔子的晋人赵衰有明确解释：“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诗、书”是仁义的宝库，“礼、乐”是德教的准则，一个人要想成就自己，就必须“说《礼》《乐》而敦《诗》《书》”。《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孔子选这四类文献以施教，正是出于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晚年再加《易》和《春秋》，于是形成了儒家早期经典“六经”。
《庄子·天下篇》：“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约前369－前286）明确揭示了从“旧法世传之史”到邹鲁之士（儒者）所诵法的“诗书礼乐”（亦即六经），再由“六经”到“百家”诸子文献的转化过程，这正是孔子依据“旧史”修订“六经”，进而影响“诸子”这一历史进程的客观描述。所谓“旧法世传之史”即未经孔子整理的历史文献，如《左传》之“诗书礼乐”、《国语》之“春秋”“诗”“乐”“故志”“训典”等等；“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的《诗》、《书》、《礼》、《乐》，乃是经过孔子删定后形成的有史实、有义理的儒家经典。
此后相当长时间内，“诗书礼乐”都是儒家经典的概称，也是儒家文献的基本范式。上引《庄子》“诗书礼乐”即兼包《易》、《春秋》在内，因为春秋战国时期“邹鲁之士、缙绅先生”所“明”者非只四经而已，而是兼包“六经”在内矣。秦孝公时，商鞅（约前390－前338）以《诗》、《书》、《礼》、《乐》为“六虱”。《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约前340－前295）时公子成说：“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这些“诗书礼乐”都兼指“六经”而言。又《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教“诗书礼乐”而通“六艺”，其非兼有“六经”而何！“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可简称“诗书”。《商君书·农战》：“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又《算地》：“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又《君臣》：“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数处“诗书”，都具有“群经”含义。
关于“六经”的性质，《庄子·天下篇》也有明确定义：“《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后之同此说者，还有《荀子·儒效》、《春秋繁露·玉杯》以及《史记·滑稽列传序》等，《汉书·艺文志序》甚至将“六经”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教对应起来，都足以说明“六经”是一个自足完美的经典体系。
春秋末年，儒家经典已有“儒书”的统称，至战国时期乃有“六经”之总名。
《左传》载，哀公二十一年（前474）鲁人与齐人战，齐人嘲鲁人：“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杜预注“儒书”为“周礼”。（14）其时孔子已卒5年，夫子以“周礼”断“六经”，故“儒书”亦可指“周礼”。《庄子·天运篇》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六经”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以此最早。不过，《庄子》之书“寓言十九”，“六经”之词是否真出夫子还须研究，但至少在庄子时代已有此称，盖无疑义。
秦汉之际，儒家经典的类称概念又有“六艺”之称。
陆贾《新书·六术》：“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代“六经”、“六艺”可以互换，经常通用。整个先秦和汉初的儒家经典体系，都无出“六经”之外。
“五经”：
西汉时，《乐经》已经不用来传授生徒，汉时博士弟子所习皆只《五经》，汉武帝所设经学博士也只有“五经博士”。
《史记》、《汉书》儒林传叙述诸经传授线索，也只分《诗》学、《书》学、《礼》学、《易》学、《春秋》学五大群体。“六经”缺《乐》，或言“乐合于礼”，或言“乐备于诗”，于是举诗、礼之教而乐教存焉，故“五经”功能与“六经”无以异。武帝之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使儒学典籍从诸子学（甚至“司空城旦书”）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被诸儒乃至朝野上下折中取法的圣经宝典，也使战国儒家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的状态，在“五经”旗帜下得到重新整合和结集。于是“五经”就构成汉代儒家经典的基本范式，人们提到儒经，想到的自然就是“五经”；提到“五经”，联想到的也自然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就是当时整个儒家经典的代名词，也是儒家经典的集合名称。
“七经”：
首次对儒家“六经”或“五经”概念有所突破的是成都的“蜀学”。
蜀本西南夷，战国末中原人士还说：“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战国策·秦策一》）此情至汉犹存。景帝末文翁为蜀守，初到成都，仍“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翁“仁爱好教化……乃选……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汉书·循吏传》）。东汉末秦宓述其事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当作张叔——引者）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常璩也说：“（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这就是“文翁化蜀”的历史掌故。
秦宓和常璩都说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经》，什么是“七经”呢？
古来解释异辞，有“六经”加《论语》说，有“五经”加《论语》、《孝经》说。既然《乐经》在汉代不以教学，文翁石室当然也不例外，故“六经”加《论语》说为无征。考之《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已将《论语》、《孝经》与“五经”并列；晋傅咸作《七经诗》，其中也有《论语》、《孝经》，可见“五经”加《论》、《孝》之说为可信。“文翁化蜀”正是用“五经”及《论语》、《孝经》为教材，实现了当时尚有“蛮夷之风”的巴蜀地区的移风易俗，迅速华化。
于是在汉代儒家经典形成了“五经”、“七经”两个概念。中央太学传“五经”，蜀郡石室传“七经”。中原人士熟读群经称“五经兼通”云云，许慎号“五经无双”，所撰也是《五经异义》（《后汉书·许慎传》）；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后汉书·桓谭传》）；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张衡传》）；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后汉书·姜肱传》），等等。而蜀学人士熟习群经，却多以“七经”誉之，如《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成都人赵典“学孔子《七经》……靡不贯综”；《华阳国志》卷十下载：梓潼人杨充“精究《七经》”云云，皆是。
汉室君臣引用《论语》、《孝经》，只称“传”而不称“经”。自从“蜀学”将《论语》、《孝经》升格为“经”之后，东汉儒家经典范围也随之扩大，熹平年间蔡邕书刻《熹平石经》就有《论语》，郑玄、王肃诸人号称“遍注群经”，其中也包括了《论语注》和《孝经注》，这应当是“七经”概念形成的结果。
“九经”：
然而尽管东汉学人已经接受了“七经”概念，唐人修《五经正义》却没有继承这一称号，孔颖达等受诏撰《五经正义》，只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者。唐代官方儒学，在经本文献上只重视“五经”以及依经而立之“传”（或“记”），对子书性质的儒学著作却不甚关心。唐代“明经”考试的“经典”，有“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加“五经”（《春秋》附“三传”）而成“九经”。唐人在撰定《五经正义》同时，又撰有《周礼注疏》（贾公彦）、《仪礼注疏》（贾公彦）、《谷梁注疏》（杨士勋）、《公羊注疏》（徐彦），合称《九经正义》。
在唐代，儒家经典的总体印象是上述九部经典，时人于是呼群经为“九经”，并以“九经”一名概指群经。《旧唐书·柳仲郢传》说郢曾手钞“《九经》、《三史》”；又《儒学传上》载谷那律“淹识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儒学传下》说韦表微“著《九经师授谱》”，《王友贞传》称友贞“读《九经》，皆百遍”等，所谓“九经”皆群经是也。当时《论语》、《孝经》也在经学教育中有重要地位，是学童启蒙、国学释奠所必读必讲之书，在科举考试中《论语》、《孝经》也曾与《老子》一起被奉为“上经”，成为考试“兼经”。但是唐人并没有将《论语》《孝经》当作自己心目中神圣崇高的“经典”。在唐人制订的科考“大经”、“中经”、“小经”中，只有“九经”：《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谷》为“小经”，却没有将《论语》、《孝经》列为专门科目。更有甚者，《开成石经》明明刻的是十二部经典，也依然被称为“石壁九经”；诸儒校订十二经文字，则称“校定‘九经’文字”；刻入“石经”的十二经字样，也称《九经字样》。校、刻十二书而称“九经”，其以“九经”概群经也可知。
“十二经”：
“十二经”之名昉于《庄子·天道篇》：孔子曰：“丘翻《十二经》以说。”但当时“十二经”之书却不明所指。将儒家十二部经书有意识地合叙在一起或合刻在一处，实始自唐人。由陈入唐的陆德明曾收录《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并“三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种经典性文献，刊其异文、举其异义，号为《经典释文》。去掉其中道家两种（《老》、《庄》）著作，恰好是十二经。但是《释文》虽将儒家十二书列入“经典”，却与道家《老》、《庄》杂处，他还没有明确的儒家“十二经”意识，也没有形成“十二经”的概念和称谓，有其实而无其名。
太和七年（833），唐文宗命郑覃等人校刊群经入石，至开成二年（837）成，是为《开成石经》。石经在唐人流行的“九经”之外，增加《孝经》、《论语》、《尔雅》三书，共为十二部，称为“石壁九经”。《唐会要》：“其年（大和七）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九卷。”《旧唐书·文宗纪》记开成二年，“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此乃儒家十二部经典首次汇刻，儒家经典的新规范呼之欲出。可惜当时诸儒并无此意识，“石经”不称“十二经”，仍称“九经”；所附十二书的校订文字，也称《九经字样》，不称“十二经字样”。可见典型之牢、传统之顽，而新典范形成之不易。
“十三经”：
《十三经》始于成都文翁石室的“蜀石经”。该石经初由五代孟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张德昭、孙逢吉等人手写上石，直到北宋宣和时乃正式刻成。“蜀石经”刻成后，立于当时蜀郡最高学府文翁石室，称《石室十三经》。“蜀石经”有经有注，是中国历代石经中规模最大的一种，“石逾千数”，学人誉为“冠天下而垂无穷”之壮举，可惜今皆失传了。石经除立体展示外，还广为拓印流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曾宏甫《石刻铺叙》、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都有著录；晁公武还对“蜀石经”进行校勘，撰有《蜀石经考异》一书，亦刻置石室之中。
晁公武《石经考异序》：“按赵清献公（抃）《成都记》：‘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旧本，令张德钊书；国朝皇祐中田元均补刻公羊高、谷梁赤二《传》，然后‘十二经’始全；至宣和间，席升献（贡）又刻‘孟轲书’参焉。”于是形成“十三经”丛刻。晁公武曾出仕成都，亲见亲历，所述具体可靠~
白话释义：
天下研究学术的人很多很多，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而且达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境界。那么，古时候所说的有关天道的规律，果真又存在哪里呢？
回答是：“无处不在。”如果再问：“自然赋予的灵妙从何处降临？人们所拥有的睿智又从哪里产生？”回答是“玄圣有他诞生的原因，圣王也有他出现的根由，因为他们全都源于宇宙万物本体混一的道。”
不违背道的宗本，称他叫天人。不违背道的精粹，称他叫神人。不违背道的真谛，称他叫至人，把自然视为本原，把禀赋视为根本，把规律视为途径，从而预知事物的各种变化，称他叫圣人。
用仁慈来布施恩惠，用道义来分清事理，用礼义来规范行为，用音乐来调理性情，温和而又慈祥，称他叫君子。
依照法规确定职分，遵从名分确立标准，反复比较求得验证，凭借查考作出决策，就象点数一二三四一样历历分别，各种官吏都以此相互就位；把各种职业固定下来，把农桑事务摆上重要位置，注意繁衍生息和蓄积储藏，老弱孤寡经心照料，全都有所安养，这又是安定民心、治理百姓的规律。
古代圣哲的人实在是完备啊！他们配合灵妙之理、圣明之智，效法天地的自然规律，哺育万物，使天下均衡和谐，把恩泽施及百姓，通晓根本的典规，又能贯穿细枝末节的法度，六合通达四时顺畅，无论大小精粗的各种事物，其运动变化真是无所不在。
他们的观点显明而又表露在各项典规法度的，旧有的法规和世代相传的史记里还是多有记载，那些存在于《诗》、《书》、《礼》、《乐》中的，邹地和鲁国的学者以及身着儒服的士绅先生们，大多能够明了内中的道理。
《诗》用来表达思想感情，《书》用来记述政事，《礼》用来表述行为规范，《乐》用来传递和谐的音律，《易》用来阐明阴阳变化的奥秘，《春秋》用来讲述名分的尊卑与序列。内中的看法和主张散布天下并施行于中原各国的，各家的学说时时有人陈述和介绍。
原文：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人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名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此文出自战国庄子所著的《庄子》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庄子因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仅担任过宋国地方的漆园吏，史称“漆园傲吏”，被誉为地方官吏之楷模。他最早提出的“内圣外王”思想对儒家影响深远。
洞悉易理，指出“《易》以道阴阳”，其“三籁”思想与《易经》三才之道相合。其文想象力极为丰富，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微妙难言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
代表作品为《庄子》，其中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等。其作品被称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据传庄子尝隐居南华山，卒葬南华山，故唐玄宗天宝初，被诏封为南华真人，其书《庄子》被奉为《南华真经》。
庄子的文章，想象奇幻，构思巧妙，多彩的思想世界和文学意境，文笔汪洋恣肆，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瑰丽诡谲，意出尘外，乃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
庄子之语看似夸言万里，想象漫无边际，然皆有根基，重于史料议理。鲁迅先生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被誉为“钳揵九流，括囊百氏”。
与《归藏》《黄帝四经》《老子》等著作共为中华民族的几部源头性经典，它们不仅是哲学跟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古代圣哲关于文学、美学、艺术、审美的智慧结晶。庄子等道家思想是历史上除了儒学外被定为官学与道举的学说。
不仅是一本哲学名作，更是文学、审美学上的寓言杰作典范。更是对中国文学、审美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深远影响。庄子寓言的出版和研究使得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精神得以发扬，在现实意义上，更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做出了不可忽视的精神铺垫。
一书其思想还是统一的。庄子写书风格独特，自己称（《杂篇·寓言》）以不拘一格的寓言写作。《庄子》在元初遭到禁毁，其各家注本也大多由此亡轶或缺散。
庄学是庄子学派的简称。庄学是研究庄子其人、《庄子》其书、庄子其思想以及《庄子》文学性、艺术性等的一门学问与哲学流派，其研究者、传播者被称作庄学家。
庄子属于道家，从《庄子》中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司马迁评价：“庄子著书十万余言”，而今本《庄子》仅33篇6万5千多字，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在晋代郭象注《庄子》删去了《天下篇》后半部分及其之后内容。
至于唐以前，有完本五十二篇与残本三十三篇并行。原来学者认为《庄子》全部为庄子所著。从宋代起，竟成问题，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而外篇和杂篇是后人托名。近代出土《庄子》秦汉竹简残篇，证明各篇为先秦古书。
关于儒家经典的主体内容，《庄子》曾揭示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春秋》以道名分，《易》以道（ ）。
答：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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