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个提纲
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说清朝如何败落等等，然后开战后还那么脆弱
第二部分：但所幸，还涌出了很多英雄！随便举一个描写
第三部分：带入到现在，说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不再是东亚病夫了！然后抒情描写
总结：从今天起，中国不再是那懦弱的民族，不再是麻木的民族了，当我们再回首120年前的那场战争时，我会感到一种时间的紧迫，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还不能够坦然的面对那段历史，所以我们能做的便是努力，是中国更加强大！
向为李鸿章所倚重的北洋舰队竟会在甲午海战中败给日本，这是李鸿章及其他清朝统治者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他们虽然对西方列强畏之若虎，但对日本却从没用正视的眼光去打量过它，因为臣伏了千年的小小岛国，不过是个蛮夷小邦，是决没有掀起黄海千尺浪的能耐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蛮夷小邦掀起了千层浪，掀翻了清政府赖以自慰的新式海军——北洋舰队，使清朝的海岸线一下子暴露在正觊觎中国这块肥脔的列强的眼前。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舰队如此不堪一击呢？这，值得我们深思。北洋舰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开明地主为了挽救清王朝濒危的统治，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用于壮大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终于，在80年代中期，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步组建完成，其中以北洋海军的实力最为雄厚。但是虽然引进了先进的舰只，军队的管理模式却依旧陈旧、僵化。这支舰队自组建以来就很少进行训练演习，舰艇也不知保养，以至于炮管上经常晾满水兵的袜子，炮筒中一摸一把黑灰。曾有一位日本将领参观舰队后说：“这种舰队，吨位再大也是没用的。” 为什么有了舰队却不训练呢？其原因在于清政府根本就不重视舰队的存在与发展。在他们眼中，这支舰队只是用来向世人显威的、自欺欺人的工具。再加上慈禧大搞“万寿庆典”挪用了海军的军费，极度紧缺燃料、弹药成为舰队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在关键的时刻，英美等国也从中作梗，把质量低劣甚至根本无法使用的炮弹出售给中国。因此，北洋舰队在海战中吃亏很大。 中日甲午海战的失利最终又使中国套上了《马关条约》这一沉重的枷锁。随着条约的签定，外国列强极大地加紧了对中国的输出和原料掠夺，外国势力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 甲午中日战争后，素来夜郎自大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对昔日的蛮夷小邦刮目相看。中国的仁人志士更是为此苦苦思索日本强盛的根源。 日本的近代化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当时以明治天皇为首，中下层武士为主的倒幕派以暴力推翻了幕府统治，阻碍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最大毒瘤被割除了。通过大刀阔斧地改革，如废藩置县、改革土地制度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等，摆脱了封建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强国之路，在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它还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建立起近代天皇制，由封建君主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政体，由天皇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赋予了公民以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日本还顺应时代潮流，大力吸收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丰硕的科技成果，并使之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动力。垄断组织的形成及壮大，促使日本于20世纪初向帝国主义过渡。为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日本出台了“大陆政策”，把中国和朝鲜划入了其“利益线”范围。 而此时清朝的洋务派们却只知引进技术和设备，对于政治制度却视而不见。他们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完美的，是先圣们制定出来的，一旦涉及到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革不仅损害到他们自身的利益，还会遭来由于亵渎祖先而带来的灭顶之灾。这种主观上的桎梏影响了洋务运动的进程及其发挥的作用，无法形成中国近代完整的工业基础和新的生产关系。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学校虽然引进了一些新的教育形式，但仅限于与“师夷长技以制夷”有关的内容，未能从真正意义上建立起近代教育体系。这一切都决定了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其经济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在当代社会，凡是在国际事务中指手划脚、甚至粗暴动武干涉他国内政的无不是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因为有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他才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甲午战争惨败的钟声时时撞击，提醒整个中华民族清醒地面对中华发展之大计。 新中国历经五十年，特别是近二十年的奋斗，开创了经济腾飞的新局面，但问题与不足却仍不容忽视。虽然中国有了如此辉煌的业绩，但却不是世界强国，没有在国际事务上充当主角的能力。而且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本右翼势力掀起历史逆流，使中国和亚洲的和平面临挑战。 腐败与落后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经济决定一切，腐败的政治、落后的生产力必将导致经济的衰弱，从而把民族、国家引向败亡的深渊。 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各方面如政治、军事、文化的突飞猛进。九七年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站住了，站稳了，经受住了冲击，说明中国经济已具备了一定实力。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将再掀起国内经济发展的新高潮。而且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会大大提高，她将是稳定亚太乃至世界的镇石。 世界局势，风云莫测，中国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中国只有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坚持两个文明建设，消除腐败，稳定社会。把建设有中国物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振兴中华民族，才是中华发展之大计。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日/本观
——从决策者错误知觉角度分析中国甲午战/败的成因
摘 要：1894年甲午战/争中，“天齤朝上国”的大/清国竟然败在“东夷小国”日/本手下。笔者认为，甲午战前，中国国内自上而下充满一片轻视藐视日/本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对日的认识产生了严重的错误知觉，而这种错误的认知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走向战/争的失/败。
关键词：清政府日/本观；错误知觉；甲午战/败
引 言：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齤件，这次战/争不仅对中日两国和两国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关于甲午战/争失/败原因问题，有研究深度已经深入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的某些深层次原因，即认知层面上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认知这个角度对甲午战/败的成因作一探讨性研究。
一、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变化
日/本位于亚洲东北部，是西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其领土同我国大陆最近处仅相隔 400 余海里，同台湾岛更仅相隔 100 多海里，因而被称作我国的“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仅有4000万多的人口，37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因此不管从人口还是国土面积来说，日/本都是一个面积小且资源困乏的小岛国。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成为日/本发展历史上由弱小向强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的二十年，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进步最快的20年，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逐步成为强大的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同时，日/本也明确地制定了侵华战略，并把侵\略中国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为此，日/本全力备战，一旦时机成熟就要付诸行动。
而此时，面对日/本发展的重大变化以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决心，当时的清政府是怎样认识的呢？他们是否真正认识到了日/本的变化呢？
二、 甲午战前清政府的日/本观
中国是最早认识日/本的国家，《山海经 ？海内北经》中有“南倭北倭属燕”之语，此为中国称日/本为倭的开始。《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段关于日/本的历史记载：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成书于三世纪的《魏书？倭人传》对日/本列岛作了将近两千字的描述。以后中国官修正史中都专门列有日/本传。在中国古籍中日/本往往被描写成虚无缥缈的仙岛神州，任意涂抹神秘色彩。正史中的日/本传也是因袭陈说，很少有对日/本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也不愿意为此花费力气。
到清代中后期，中国对日/本的了解仍然甚少，对于日/本的地理都没有正确认识。福建巡抚徐继畲在自己1848年所编的《瀛环志略》中把日/本说成由对马、长崎、萨摩三岛组成，实际上长崎、萨摩同在九州岛，而对马则是朝鲜海峡的一小岛。魏源名著《海国图志》60卷中也无日/本的记载。
1。传统看法：日/本为“蕞尔小国”，挑战中国“不自量力” ，不值得在乎
在中国官僚士大夫传统的思想中，国土面积的大小一向被看作国家强大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小瞧日/本的观点在清/朝官僚士大夫中比较流行。他们一直认为日/本国小民贫，完全不可与中国比拟，举不足恃。
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说：“以日/本手掌之地，而又土瘠民贫，如欲与中国为难，多见其不知量矣！” 福建道监察御史臣安维峻在1883年日/本侵/略台湾期间，他曾对日/本有如此评价：“倭夷之在外洋，国小而俗贪。其地，曾不能当中国一二行省之大”。
另有御史庞鸿书在奏折中也称：“日/本蕞尔小国，近年以来，诸事张皇，国弩久虚，必不能于倭日久征战。” 工部尚书怀塔布等同样认为：“日/本弹丸，狡焉思启，皇上挟中国人全力取矢，零以加遗，鼯鼠、螳螂自救不暇。”
晚清名臣张之洞指出：“我不能庇累朝臣仆之琉球，复不敢抗蕞尔暴兴之日/本，日/本甚穷，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严修海防静以待之，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穷矣。”
可见，当时清/朝官僚士大夫们大都形成轻视“蕞尔小国”日/本的观念，这种成见实际上妨碍了他们对日/本的正确认识。
2。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对日看法：日/本“外强中干”，变法“难持久远”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对日/本的变化，国内官僚士大夫们要不然不知道，要不然对此也是一知半解。日/本国力的迅速发展，并未引起清政府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关注。
直到1874年，日/本公然派军队侵/略台湾，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们才开始睁眼看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最早评价的是1874年浙江海宁人陈其元所写的《日/本近事记》。他把明治维新看成是一次篡权夺位的改朝换代。 对于明治维新，王韬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一般官僚士大夫们的看法。他认为：日/本“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甚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几与欧洲诸国无异。盖其意以为非此不足与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财用益绌，帑藏益虚，国债积至巨万，外强中槁，难持久远。”“其实所学西法，亦徒袭皮毛，未得其精，而已嚣然自足矣。”
3。甲午战/争前10年：轻日思想根深蒂固
19世纪70年代中国与日/本建交之后，清政府中，驻日和驻朝公使、南北洋大臣、总理衙门、礼部、军机处的官员大都在与日/本交往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日/本的认识。在甲午中日战/争前10年，作为对日主要决策者李鸿章和清/朝其他高层官员虽然已在防日，但他们的轻日思想根深蒂固。早期在防日的同时，对日/本极其轻视。“为我患者，日/本其小小耳”然“以中国之力，拒泰西中国则不足，拒日/本一国则有余”李鸿章虽然看到日/本的严重威胁，但认为“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异心，我当一意联络俄国，使俄不侵占韩地，则日必缩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日/本地狭财匮，今虽倔强东海之中，其力量亦断不能多购铁甲也”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鸿章在《覆孙竹堂观察》函中说“鄙意当时彼即出京，拙不在我，何至起衅，衅既由彼，何至动兵，即使兴兵，有何畏此小国……其遽能强压我国耶？”李鸿章后来也曾经说过“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
中日战/争爆发之初，西方列强也都普遍认为中国海防力量强于日/本，对最终获胜的希望为“中国七，日/本三”。中国通赫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
在甲午中日战/争初期，国民轻视日/本之心膨胀到极点。国内报刊认为日/本不堪一击的论调铺天盖地。1894年7月20日，在中国城市颇有影响的上海《申报》论道：“日人本短小若侏儒，从无高至四尺以上者，不似华人之身体高大体态昂藏。一经开仗，我华兵以大压小，其不致糜烂者几希，日人其奈之何哉？” 7月28日《申报》再次评论曰：“以我堂堂天齤朝，幅顺之广大，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尔乃不自量力，轻启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势矣。”这些评论充分暴露了评论者对日/本变化的一无所知以及陈腐的旧观念。而可悲的是，这种自大轻日的成见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国民意识中占据绝对主流的地位。
三、清政府对日/本的错误知觉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前清政府对日/本的情况认识不足，又由于认识不足，清政府内部从上而下存在对日轻视、藐视之风。清政府官员对日/本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错误知觉：
一是藐视日/本，称日/本是蕞尔小国。在清政府眼中，把国土面积大小当作评价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准，对日/本有很强的历史成见，日/本历史上就是师从中国，跟在中国后面。这一错误认知表现明显，从官僚士大夫们到清政府高官对日/本基本上都是持如此观念，不管是守旧派的还是后来对日有所了解的，对日/本的评价都是从日/本小国无作为的想法先入为主。
二是鄙视日/本明治维新。晚清官僚士大夫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情况，或是一点都不知道，或是一知半解。清政府对日/本明治维新也不大关注，更不用说专门去了解与研究，即使后来有一些游日学者以及后来清政府派到日/本的考察团对日/本明治维新情况有所介绍，这些介绍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巨大变化。清政府对日/本的看法已形成一个定势，虽然看到日/本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认识上没有根据日/本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从而导致认识僵化。
三是看轻日/本意图，认为日/本不敢发动侵华战/争。当时清政府内都有日/本潜在威胁的认识，但是因为局限于对日/本的轻视态度，所以当时陷入了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知道对方有这个野心，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对方不具有这个实力和决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他们的决策也就出现了很大的矛盾性，即一方面对日/本有防范措施，在日/本侵/略台湾之后的大兴海军，各地加强防备；但是另一方面没有真正重视防御日/本，更没有全力以赴的去做好抵御日/本的物质上准备，导致海军军费挪用，不再购买新舰的事齤件的发生。
四是小看日/本国力和军力，过高估计本国的国力和军事海军力量，未能对双方军事力量有一个正确的、确切的认识。七八十年代清政府自以为中国海军和陆军力量足够强大，日/本不是中国的对手。
正是由于清政府从上到下这种轻视日/本之风的存在，战前清政府没有做好完善的准备来加强国防；战/争前夕没有紧急筹措兵力全力作战，一心借助调停；而到了战/争后期，局势一再恶化的情况下，仍然自欺欺人认为可以扭转战局；这一系列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结语：
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年，是日/本国力发生变化侵/略战略开始制定的三十年，但是清政府大部分人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的变化，仍然用蔑视的眼光看待日/本的国力、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侵/略备战，最终导致了没有积极对日防范。清政府对日/本认识不足导致对日/本的轻视和多方面的错误认知，进而导致对日预防不足和决策的失误，是战/争失/败的认知方面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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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罗伯特？杰维斯著 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一
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
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
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
二
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
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
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
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三
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
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
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
四
《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
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0.94125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
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
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
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0.25%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
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
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
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
五
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
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
《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
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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