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含义为:
“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有结果,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或许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吧。”关于士的标准,孔子把它分为三个层次(文中最后一种“斗筲之人是不算在内的),按这三种看来,“言必信,行必果”的是属最后一个档次的。
这种人之所以还能称之为士,必也是有其信念的,非为“斗筲之人”的器量狭小胸无大志,他们也有执着的信念,但是与前两种“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和“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对比,他们的信念是相对较为薄弱较为模糊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执着的是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甚至是一个胡里胡涂的偏执狂。他们听命于上面的指令或道听途说不加澄晰,不会明辨是非,只是浅薄固执的寻求“任务”、命令、、的达成,用现在的话来说,第三等的士就是一傻冒。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大义、什么是是非。
原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白话译文: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说:“自己在做事时有知耻之心,出使外国各方,能够完成君主交付的使命,可以叫做士。”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党们称他尊敬兄长。”
子贡又问:“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不问是非地固执己见,那是小人啊。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的执政者,您看怎么样?”
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能数得上呢?”孔子说:“我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和他交往,只能与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敢作敢为,狷者对有些事是不肯干的。”
此文出自春秋·孔子《论语·子路》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东汉永平元年(58年)徐防上书云“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是汉人于七十子重子夏,故以《毛诗》直承子夏。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主要以语录和对话文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和功利等价值思想。《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
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
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作者简介: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即孔丘,字仲尼,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尼山镇境内),东周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关于这句话的译文在于丹《论语》心得中是这样说的:说话信用诚实,行为坚定果决,这是不问是非黑白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啊。(注:见《于丹《论语》心得》第96页)。
士的标准
【原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①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②,何足算也?”
【注释】
①硁硁(kēng):浅薄固执的样子。②斗筲(shāo)之人:”指器量狭小的人。斗,古代量名;筲,竹筐,容量不大;斗、筲喻度量的狭小。
【译文】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士?”孔子说:“做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外国能很好地完成国君的使命。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 是士了。”
子贡说:“敢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们称赞他尊敬兄长。”
子贡说:“敢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有结果,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或许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 的士吧。”
子贡又说:“现在执政的那些人怎么样?”孔子说:“唉!这些器量狭小的人怎么能算得上呢?”
【读解】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与近代文化中的知 识分子相近。在商周时代,士属于贵族中的下层,到春秋时代,则 成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孔子生活在这个时代, 他本人也是这个阶层中的一页。所以,他和他的学生们对士有过各种论述。比较著名的如《里仁》篇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如《泰伯》篇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 乎?”这些论述,都近似于我们今天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样, 对“士”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赋予了社会历史的重任。在本篇中, 孔子又与子贡讨论了不同层次的士的标准。
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一个层次的士是参与国家大事的“入仕”的士,或者说是“用之则行”,“达则兼善天下”的士。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二个层次的士是在乡赋闲,没有在朝廷做官的士,或者说是“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三个层次的士是拘泥固执,不知通权达变的“硁硁然小人哉”的士,这种士是勉强可以称得上的,实际上不太够格的士。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品质。不少格言、 座右铭一类的书籍都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孔子的格言而加以传播推广,可孔子却明明说这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说得更为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孔孟的论述一反一正而现 点却一脉相承,都是反对一味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惟义所在”,一切用“义”来衡量。只要合乎“义”,也就‘唁不必信,行不必果”了。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方面,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孟子也说这:“君子不亮(通“谅”,即信)。恶乎执?”(《孟子·告子下》) 君子不讲信用,怎么能有操守?孔子、孟子对“信”的论述都是 很多的。但另一方面,又的确不能拘泥固执于“信”上而不知变 通。这正如孔子与叶公谈论关于“直”的问题一样。叶公认为父 亲偷羊儿子告发是“直”,孔子却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这才是“直”。这是用孝、慈的礼数来变通。同样的,在“信”的 问题上也一样,应不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要用“义”来变通。 比如说你对你的敌人也讲信用,那岂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吗?
所以,我们既要讲信用,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用“义”的原 则来进行变通。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超脱出来,不做“硁硁然小人哉”的读书人,而做一个通权达变的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实际上也蕴含着这样的道理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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