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带兵军纪十分严明，并且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因此，他的军队很有战斗力，很快就消灭了多股强大的军阀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 曹操看到中原一带，由于多年战乱，人民四处流散，田地荒芜，就采纳部将的建议，下令让军队的士兵和老百姓实行屯田。很快，荒芜的土地种上了庄稼，收获了大批的粮食。有了粮食，老百姓安居乐业了，军队也有了充足的军粮，为进一步统一全国打下了物质基础。看到这一切，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有些士兵不懂得爱护庄稼，常有人在庄稼地里乱跑，踩坏庄稼。曹操知道后很生气，他下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命令：全军将士，一律不得践踏庄稼，违令者斩！ 将士们都知道曹操一向军令如山，令出必行，令禁必止，决不姑息宽容。所以此令一下，将士们小心谨慎，唯恐犯了军纪。将士们操练、行军经过庄稼地旁边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通过。有时，将士们看到路旁有倒伏的庄稼，还会过去把它扶起来。 有一次，曹操率领士兵们去打仗。那时候正好是小麦快成熟的季节。曹操骑在马上，望着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心里十分高兴。 正当曹操骑在马上边走边想问题的时候，突然“扑刺刺”的一声，从路旁的草丛里窜出几只野鸡，从曹操的马头上飞过。曹操的马没有防备，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惊了。它嘶叫着狂奔起来，跑进了附近的麦子地。等到曹操使劲勒住了惊马，地里的麦子已经被踩倒了一大片。 看到眼前的情景，曹操把执法官叫了来，十分认真地对他说：“今天，我的马踩坏了麦田，违犯了军纪，请你按照军法给我治罪吧！” 听了曹操的话，执法官犯了难。按照曹操制定的军纪，踩坏了庄稼，是要治死罪的。可是，曹操是主帅，军纪也是他制定的，怎么能治他的罪呢？ 想到这，执法官对曹操说：“丞相，按照古制‘刑不上大夫’，您是不必领罪的。” “这怎么能行？”曹操说，“如果大夫以上的高官都可以不受法令的约束，那法令还有什么用处？何况这糟蹋了庄稼要治死罪的军令是我下的，如果我自己不执行，怎么能让将士们去执行呢？” “这……”执法官迟疑了一下，又说：“丞相，您的马是受到惊吓才冲入麦田的，并不是您有意违犯军纪，踩坏庄稼的，我看还是免于处罚吧！” “不！你的理不通。军令就是军令，不能分什么有意无意，如果大家违犯了军纪，都去找一些理由来免于处罚，那军令不就成了一纸空文了吗？军纪人人都得遵守，我怎么能例外呢？” 执法官头上冒出了汗，他想了想又说：“丞相，您是全军的主帅，如果按军令从事，那谁来指挥打仗呢？再说，朝廷不能没有丞相，老百姓也不能没有您呐！” 众将官见执法官这样说，也纷纷上前哀求，请曹操不要处罚自己。 曹操见大家求情，沉思了一会说：“我是主帅，治死罪是不适宜。不过，不治死罪，也要治罪，那就用我的头发来代替我的首级（即脑袋）吧！”说完他拔出了宝剑，割下了自己的一把头发。 ~~~~~~ 请不要认为曹操是在演戏，古代认为身体肤发受之父母，割发是种极大的侮辱，叫髡刑，这自能说明曹操言出必践，勇于负责。
没关系。“民贵君轻”语本《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古代帝王诸侯所祭的土神和谷神）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即由文中提炼而出，指民众要比君王贵重。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语出《尚书·周书·泰誓上》。后来在《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中引用。作者通过这句话表明“民众的意志是不可违逆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为邦本”的思想。
这篇短文一开头就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一观点，指明“人和”是克敌制胜的首要条件。“人和”，就是下文说的“多助”和“天下顺之”，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反映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政治思想。宋朱熹对这一章的注释是：“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清焦循的注释是：“民和为贵，贵于天地，故曰得乎丘民为天子也。”可见这一章不是论战争，而是讲民心向背的，是借战争论述实行“王道”（即“仁政”）的重要性。由此逐层推进，短文先分别就天时与地利、地利与人和做比较，指出天时、地利、人和三因素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最后由人和推演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完成本文的论证。
这一章开头即提出中心论点，并用概括性很强的战例加以证明，然后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得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论断，阐明了“人和”的实质。短文最后以得“人和”的“君子”“战必胜矣”作结，突出地说明了“人和”是决定战争胜负最主要的条件。
本文语句整齐、流畅，一气贯注，有说服力。比如在论证地利不如人和时，作者先用四个并列的否定句，充分铺张防守一方所具备的“地利”方面的有利条件，然后陡然一转，说出失败的结局，使得“地利不如人和”的结论有了很强的说服力。又如在阐述他的“得道者多助”时，作者也是先用了三个否定的排比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结论；然后又把“多助”和“寡助”进行对比，自然导出“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一章讲的是造就人才和治理国家的问题。孟子认为人才是在艰苦环境中造就的，所以说“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有了这样的磨练，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又重视人的主观因素，提出“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的观点，这样就把造就人才的主、客观条件都说到了。短文再由个人说到国家，提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论断。这是针对国君说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执法严格、直言敢谏的臣子，国君就会胡作非为；如果没有邻国的侵扰，国君就会耽于安乐。由此自然导出这一章的中心思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短文开始一连用六个排比，举出事实说明这些人虽出身贫贱，但他们在经受了艰苦磨练之后，终于成就了不平凡的事业。顺此事实，作者连用几个短语得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结论，让人不能不信服。在此基础上，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进一步论证经受磨练的好处，最终提出本文的中心论点。
课文中有些名言警句，要能够理解它们的意思，并学习恰当使用，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一段，常常被人们引用，也应要求学生能背，能用。
二、问题研究
这两则短文的论证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这两则短文都用了类比论证的手法：第一则以战争中的事例作为例证，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后类推出治国的道理；第二则从个人事例说起，在得出“困境出人才”这个观点后，转到统治者治国上，指出决定国家存亡的因素和个人能否成就大事业的因素相仿，最后推出论点。
学好文言文的关键是要多诵读，读出文章的节奏和气势。特别是像本文这样短小严密而富于文采的文章，诵读显得尤其重要。
注意排比句的节如：
1。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2。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3。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二、这两篇短文的论点分别是什么？提出、阐述论点的方式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此题意在让学生理清两则短文的逻辑层次，把握它们的论点。
第一则短文的论点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第二则短文的论点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它们主要都是针对最高统治者来说。
这两则短文都用了类比论证的手法：第一则以战争中的情况作为事例，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后类推出治国的道理；第二则从个人事例说起，最后归结到统治者治国上。
两则短文提出论点的方式不尽相同：第一则短文的论点在文章中间部分点明，然后对论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和阐述；第二则短文在文章结尾处揭示出论点，不再对论点进行解说。
以两篇短文中你感受最深的语句为话题，发表简单的演讲
培养学生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古代文化遗产的意识和能力，同时也意在锻炼学生口语表达能力。
学生的演讲要建立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不要了提出自己的见解而曲解原意。演讲时最好能举一些具体事例，不要空发议论。
有一类说法很常见：离开了儒学，中华民族就丧失了精神家园。这种说法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在儒学诞生之前，中国已经跻身“文明古国”之列，而当代中国的崛起，恰恰得益于儒学的边缘化。夸大儒学现代价值的各种观点既缺乏历史感，又缺乏现实感，也违背了孔子之学的真谛。求实精神的不足是造成这类学术现象的思想根源。许多学者之所以致力于批评儒学的阴暗面，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被现代崇儒者所遮盖的东西，展示一幅历史图景的另一面，防止人们由于误导而将“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与“弘扬儒学”画上等号。
儒家是否尊君？这原本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且不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将“序君臣父子之礼”视为儒家的特长，只需在《四库全书》上检索一下“尊君”或“君尊”，就不难发现“尊君亲上”、“尊君亲亲”是儒家经典的核心命题。儒家对礼仪、礼义、仁义解读的基本点始终没有脱离这个命题，“儒家尊君”可谓铁案如山的判词。如果儒学与君主制度不相匹配，它有资格成为帝制的国学吗？
近代以来，由于对儒学现代价值的看法相互对立，于是儒学的本质属性成了辩论的焦点。围绕民本思想展开的“反专制”与“专制”之争最为典型。夸大儒学现代价值的学者反复引述“民惟邦本”、“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声称这是“对专制的批判”。他们有意无意地回避儒家经典中将最高权力赋予君主的制度性命题。诸如《论语》记述孔子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引述孔子的“民无二王”，《中庸》引述孔子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等等。只要对照一下政治学专业的大本教科书，就不难判定这种制度设计属于“专制政体”范畴。
这类学者大多有良好的愿望。但是，事实搞错了，判词还准确吗？判词不准确，宏论还可靠吗？当今众多弘扬儒学的文字，不仅少了一点求实精神，也违背了孔子之学的真谛。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张扬的“历史价值”多为不实之论，议论的“当下意义”往往更为虚夸不实，设计的“现代路径”则实属歧途。这种做法不利于中华民族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
分析理论结构是思想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针对那些故意造成“结构性信息缺失”的现代崇儒者，许多学者分别使用了“阴阳组合结构”、 “比翼双飞”、“和谐统一”、“极吊诡的整体”等提法，旨在形成比较完整的事实陈述，证明儒家的尊君与重民并行不悖，进而在揭示本质的前提下，发掘积极因素。
在借鉴并发挥一批前辈学者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我注重分析思想体系和命题组合，逐一考察个案，以事实证明“尊君——罪君”的理论结构普遍存在。除无君论者外，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无一例外。因此，我称之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文化范式”。
“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权力本原的意义上，民众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对这个命题的深入研究， 使我认识到一个更精彩的“立君为民”命题。儒、道、墨、法等重要学派普遍认同这个命题，其中法家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慎子的“立天子以为天下”和商鞅的 “为天下位天下”就是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先导。据此，我不仅找到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政治理论体系的突破口，而且也看到了现代崇儒者的众多说法与历史事实相悖。
在宋元明清，写有“民贵君轻”的《孟子》是官方学说的主要载体。面对陈独秀、胡适等不是民主的断语，现代崇儒者固执是民主或反专制的论点。他们不仅一再强调先秦儒学的民主精神被后儒和帝王篡改、阉割、压制，还常常以明太祖删节《孟子》为重要论据。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这里仅举三类事例。
一是明太祖曾命人将《大学衍义》“大书揭之殿两庑壁”。这部“帝王之学”是宋、元、明、清皇帝与皇子的必读书，其中有专门阐释孟子“民贵君轻”的段落。
二是众多皇帝认同“君为轻”。例如，汉高祖认同的“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的“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论证的 “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都将民众置于相对重要的地位。许衡依据“民为重，君为轻”论朝政，元世祖大加赞赏。元英宗告诫臣下：“朕思之，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明成祖恢复《孟子》原貌，颁行《四书大全》，御制《大学衍义赞文》。丘？著《大学衍义补》，引据“民贵君轻”论说治平之道。明孝宗、明神宗为之作序，下旨刊行。康熙帝撰文赞扬文天祥依据“君为轻”拥立宋端宗“实千载忠臣之语”。乾隆帝曾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在《钦定四库全书》中，“民为贵”、“民为重”、“君为轻”之类的字眼不胜枚举。
三是科举考试要求通晓民重君轻。例如，明朝隆庆进士黄洪宪的科举制文《？人曰》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万历丙戌会试会元袁宗道的策试答卷，申说“帝天之命，主于民心”，阐释“天为民立君，君为天重民”，主张君主“不敢一念一事，自先而后民，自贵而贱民，自勇而弱民，自智而愚民”， 还以激切的文字抨击“靡所顾忌”、“恣行胸臆”的暴君。这份答卷博得考官们的激赏，写出“必雅抱忠忱，期摅匡翼者”的评语。天启四年举人艾南英题为《民为贵》的科举制文依据“天为民而立天子”，深入解读“民贵君轻”。黄洪宪、艾南英的文章均收入清乾隆帝下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以作为衡文绳尺。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从《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必读书之后，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特定情境下，朝臣们甚至会依据 “君为轻”而另立皇帝。
沿着这个线索，我发现一批重要的儒学命题始终处于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构成官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诸如被说成“反专制”的“天民相通”、被说成“人民主体”的“民心即天心”，被说成“非程序民权”的“汤武革命”，被说成“民主思想”的“天下为公”等等。只须大致翻检一下《钦定四书文》就不难发现，凡是想走科举仕途的人都必须弄懂这些道理。
由此可见，官方学说不仅没有将这类命题视为异端邪说，反而将其奉为至理名言。试想，如果皇帝们张扬“君为轻”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它用作旨在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以制度化的方式制造共识？难道帝制的统治者能够高明到敢于用对帝制具有颠覆性的思想成批量地培养忠于朝廷的政治精英？
面对上述事实，我们还能轻易地断言儒家反抗王权，批判专制吗？还能轻信那些“着力突显、提倡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的简单做法吗？
我的学术心得是：更为深入的研究必须直面“立君为民”、“民贵君轻”可以与帝制相匹配这一重大的历史现象，以期对儒学与帝制做出客观、全面、准确的认识和判断。这项研究直接关系到能否科学地认识与恰当地评估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及相关的思想文化现象，进而为探索建设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正确途径提供可靠的学术资源。
良性的学术互动总是有益于学术发展的。但是，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必须强化以事实明道理的学术准则。我们愿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