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应周瑜造十万支箭用于破曹，出了“草船借箭”之计。但不知，当日诸葛孔明算准时机，便命随从部下三人，在二十艘小船两边插上草靶子，再以布幔掩盖。其随从完成后，回报军师，并提出这样布置恐让曹军看出破绽。三人心有一计，但只不说，明日安排好领军师看。只见每艘小船的船头都立着两三个稻草人，套上皮衣、皮帽，看起来就像真人一样。后曹军果然中计。真可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人难敌三人之智。
“皮匠”实际是“裨将”的谐音，“裨将”在古代是“副将”，这句俗语原意是指三个副 将的智慧合起来能顶一个诸葛亮。后来，在流传过程中，人们竟把“裨将”说成了“皮匠”。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是民间俗语，已经熟到了人人皆知的地步。可是你有时偶尔一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是讲干活吗？显然不是；是讲力量吗？三个人的力量显然比一个人大，显然这并非题中之义；是讲智谋吗？显然这才是这句俗语的要义，可是三个臭皮匠，他们可能连行军打仗都没有见过，怎么比得上诸葛亮呢？要知道诸葛亮是打仗的，讲军事的，这是哪门对哪门啊？如果要说群体的智慧，可也得和战争沾边啊，和战争没怎么沾边的三个臭皮匠，怎么能够比得上诸葛亮呢？显然，这比喻实在是有点问题。 皮匠，也就是城里街上或者村上做皮毛生意的，像做皮衣啦，皮棉啦，皮货啦，等等，今天也可能是做皮革生意的，他们当然有来自实践中的经验和智慧，只是这经验和智慧实在跟战争不沾边。对于诸葛亮和皮匠而言，显然是各有各的智慧，皮匠有皮匠的智慧，诸葛亮有诸葛亮的智慧；他们的智慧是不同的。拿皮匠的智慧去比作行军打仗的智慧，这是哪门跟哪门啊？他怎么能同习惯于行军打仗、天天讲谋略的诸葛亮比智慧呢？显然，这里面有个错位的问题。
错位在哪里呢？——错位就错在声音的讹用上。
近日翻读朱正的随笔集《思想的风景》，见其中有一短文《皮匠辨》，文中说：“三个臭皮匠，赛个诸葛亮。大约是说明群众的智慧吧，一个不如二人计嘛。人多，各有各的经验，各有各的知识领域，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各不相同，大家凑起来，互相补充，纠正，结果总会比较好。一个再高明的人，总不免有他的局限性，他独自作出的决定往往也不见得就是最好的、最准确的。就说诸葛亮吧，尽管正史上说他‘将略非其所长’，可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怎么民间谚语说：三个臭皮匠，赛过他呢？
“为什么是三个皮匠，而不是别的铁匠、砌匠、花匠，或别的裁缝、老农之类呢？依我看，‘皮匠’应该写作‘裨将’才对，裨将也就是副将（在战争中多冲在第一线上的），所谓偏裨，指的是中下级军官，这才和战争有关，也才能同军事家诸葛亮比一比高低了。”——这一段话，分明是指出了问题的要害，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三个下层的、在第一线上行军打仗的裨将，有时候他们的经验和智慧集中起来，就比远在大寨里指挥、足智多谋的、稳位军中帐的诸葛亮来得正确，来得实在和有效。“三个臭裨将，赛过诸葛亮（或：顶个诸葛亮）。”这才是这句谚语的原义和原字。也就是说，后人以讹传讹，将“裨将”讹成了“皮匠”——这毕竟是同音字，而且容易写，容易记，容易为文化不高的民间百姓口头上使用和口口流传。就像中国老百姓许多同音讹用一样，比如将杜拾遗（杜甫）写成杜十姨（见《聊斋志异》）、梁武帝讹成梁五弟（见《彷徨·长明灯》），又像辛亥革命期间的乡下偏僻的农民，像阿Q一样，将自由讹成“柿油”，所以“裨将”讹成“皮匠”也就毫不奇怪了。只是不知何时，它由“裨将”讹成了“皮匠”？——那实在不是我们所能知道了。
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作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先生要掂掂东吴的份量，看看东吴有没有能人造塔。那宝塔要求可高啦，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五丈高，四千多斤重。孙权被难住了，急得面黄肌瘦。后来寻到了冶匠，但缺少做铜葫芦模型的人，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一月，仍然没有一点儿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方步，高兴得直摇鹅毛扇子。
那城门口有三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大家都称他们是丑皮匠。他们听说诸葛亮在寻东吴人的开心，心里不服气，便凑在一起商议。他们足足花了三天三夜的工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成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砂里。这一着，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得到铜葫芦浇好的消息，立即向孙权告辞，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三个丑皮匠，胜过诸葛亮”的故事，就这样成了一句寓意深刻的谚浯。
出自《增广贤文》
水涨船高，柴多火旺。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一块砖头砌不成墙，一根木头盖不成房。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根竹竿容易弯，三根麻绳难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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