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只猴子住在山林里，它非常羡慕人类。它觉得，人实在太快乐了。果实熟了的时候，他们可以一担一担往家挑，不像猴子，一年到头四处寻觅食物，找一个吃一个，饥一餐饱一餐的；冬天里刮风下雪，人可以呆在自己的家里，一家人亲亲热热在一起，家里有过冬的粮食，不像猴子，一到冬天，只能冷冰冰地蜷缩在石洞里，又冷又饿。这只猴子想，来世我一定不再做猴了。
后来，这只猴子真的死了，它去到阴间拜见阎王。阎王问猴子说：“来世你还想做猴吗？”猴子连忙说：“不想做猴了，请大王让我变人吧！”阎王说：“也好。不过想变人有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将你身上的毛全部拔掉。”说完，阎王命一个夜叉将猴子带到掌管超度变人的地府去。
猴子到了地府，接受地府鬼的“超度”。地府鬼让猴子趴下，准备给它拔毛。可是刚被拔了一根毛，猴子便大叫起来：“哎哟，受不了，受不了！”地府鬼叫它忍耐一下，猴子哭丧着脸说：“这么痛苦，实在不能忍受！”地府鬼只好把猴子又送回阎王那里。
阎王笑着对猴子说：“看你一毛不拔，又怎么能成人呢？”
这只猴子活着的时候只看到人的快乐，却不知道人的快乐是付出辛勤劳动后才获得的。像猴子这样“一毛不拔”的家伙，怎么能做人呢？
它的解释 是形容为人非常吝啬自私。而他告诉我们 为人不要吝啬自私。
给你看一篇超级经典的文章。嵇康可是我的偶像呢！
“魏晋风度与竹林七贤”系列之二 嵇康任气有侠名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涛浪滔天红尘俗事知多少……”在噫嘻的感叹声中，我们送走了“鬼才”黄沾。他虽然走了，却留下一曲慷慨苍凉的《笑傲江湖》供后人传唱。
有了侠客聂政的拼死刺韩，才有了千古名曲《广陵散》；有了嵇康的临刑索弹，才使《广陵散》名声大震；有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中的“演义”，才使《广陵散》成了《笑傲江湖》之曲；最终在“鬼才”黄沾的再次释读下，一般人眼中的《广陵散》便成了“沧海一声笑”。
贯穿嵇康一生的，是一种豪迈不羁的侠义精神。他的仗剑出游，他的“性绝巧”，他的“善煅”，他的“尚奇任侠”，都让我觉得嵇康身上时时有侠客的影子闪动。也或许仗义执言便是一种侠行，而在某些时候，仅仅是直言的仗义，就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
南朝的刘勰评论说，嵇叔夜“直性狭中”（性格直率）、“遇事便发”，这就是“俊（竣）侠”；阮嗣宗“外坦荡而内淳至”，这就是“俶傥”（舒朗大气）。嵇康的傲气傲骨、嵇康的愤世嫉俗、嵇康的孤独寂寥、嵇康的犀利笔锋……这一切的一切，便构筑起一种“侠士精神”。正是这种“任气使性”，成就了嵇康一生的侠名。
魏晋名士多遭变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外戚、宦官专权，而“匹夫抗愤、处士横议”，于是发生了震惊当时也震惊历史的两次“党锢之祸”。士人作为群体遭到镇压。第一次党禁，二百多党人被抓，遣归乡里，终生不得入仕。第二次党禁，党人死者百余人，受牵连者六七百人。
其后，董卓先废汉少帝又杀汉少帝，接着袁绍做了盟主，欲立刘虞为帝，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子曹丕威逼汉献帝“禅位”之后，没过多久司马懿就发动了高平陵政变，将曹爽、何晏等人处死，至司马昭重演“禅让”闹剧，西晋中又有“八王之乱”——如果知识分子没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死几乎是必然的，“晋世不文”也许最能说明当时的黑暗。
《晋书·阮籍传》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据史载，这一时期被杀的大名士有：孔融、杨修、桓范、何晏、夏侯玄、嵇康、吕安、王衍、张华、潘岳、陆机、郭璞……
细究起来，理由甚至很荒谬，可这也应该是历史的必然。每一次经过群雄纷战后建立起的统一王朝，知识分子都会面临一场浩劫。特别是司马氏篡逆滥杀，既诛异党，复杀名士。史称，由于司马集团大肆杀戮，使天下“名士减半”。在其滥杀之际，竹林之人如山涛、王戎等皆投身司马集团，阮籍也不得不出仕为官。
政争导士止清谈
抗争一次次失败，失望心理笼罩士林。随大一统政权的崩溃，士人们思想信仰发生了动摇，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怀疑，思想的多元化出现了。
按照《晋书》的说法，魏晋是一个“学者以老庄为宗力黜六经”的时代，是一个“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的时代，是一个“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物是那么地与儒学正统格格不入，恢弘飘渺、颓然傲世者被尊为名士，而继承孔子衣钵者则被视为虚伪。
庄子把那些不合于世俗而合于自然的人称为“畸人”，并称“天之小人，世之君子；天之君子，世之小人”（《大宗师》），把世俗与自然的道德标准完全颠倒。阮籍则在《大人先生传》里将世俗的“君子”贬到虱子的地位，说他们“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嵇康就骂得更为直白，他极端厌恶世间所谓“君子”的一切，他说他视学堂为太平间，视诵读为鬼话，视六经为垃圾，视仁义为腐臭。看一眼经书眼睛就会害病，学一下礼仪就会得驼背，穿上礼服就会筋骨扭转，谈起礼典就会牙齿烂掉——这是很恐怖的，仿佛六经的毒害比之鹤顶红更为竣烈，比之鸦片更为残忍——于是“兼而弃之，与万物为更始”。
思想选择的最终结果，使玄学替代了经学。而在生活态度上，士人们不再恪守儒家的礼制名教，世风的变化最终反映在生活情趣与生活态度上。正统思想失去约束力，人们的生活追求也更加丰富，更重性情，更具个性。士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人生的价值，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感受到光阴易逝、日月如梭、人生坎坷、生命短促。即使像曹操这样的一代英雄，对人生也充满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之类，写来竟是如此地慷慨悲凉。
玄学发展到最后，但凡世族之人，皆以清谈、服食、放纵、任情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每天香茗数盏、美酒盈樽、口谈玄奥、言如珠玑、轻裘缓带、宽衣著体、手执麈尾、不鞋而屐，看起来很飘逸的样子，这已成为名士的必备行头和特征。而清谈的主要内容包括评人物臧否、论名教自然、谈本末有无、味体用之辨等等。这种生活很类似近代的小资，却远比小资可爱。小资缺了点儿思想，多了点儿造作，而魏晋的人物却多了几分率真，多了几分空灵。
魏晋玄学的创立者，应该首推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当时谈玄，何晏（时为吏部尚书）因其政治地位成为核心，但在理论上，最出色的则是王弼。据《世说新语·文学》称，只要谈玄的时候王弼出现，其胜者必是王弼，何晏对王弼则心服口服。正始十年（公元249年），王弼因疠疾而死时，年仅23岁。可以说，王弼是思想史上的李贺。而王弼正是山阳高平人，因此我很怀疑，嵇康之所以移居山阳，可能也是为了追寻王弼之道。若谓嵇康“追随”被贬山阳的汉献帝而来，实属无稽。“竹林”中的嵇康、阮籍，可称是王弼思想的嫡传者。
嵇康何由免罹难
“竹林七贤”在百家岩的隐居活动，随着嵇康于景元三年（公元263年）被司马昭所杀而结束。据《三国志》记载：“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既好老庄，复尚奇任侠，焉得无祸？
嵇康在苏门山中遇隐士孙登，并随其云游，希望能够得到指教，孙登始终默然。嵇康出山前问孙登：“先生真的不想对我说些什么？”孙登这时才说：“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1——你才识超绝而性情刚烈，怎么可能幸免于难？一语中的，嵇康不由黯然神伤。隐逸本非所愿，云游三年之后，嵇康仍旧还归山阳，打铁自娱。
景元一年（公元261年），司马昭杀了曹髦。为逃脱弑君的罪名，司马昭很想取得舆论支持。第二年，司马昭指派“七贤”中的山涛出面拉拢嵇康。山涛荐嵇康代替吏部侍郎，嵇康得到消息后，在愤怒中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司马氏给予的官职。
嵇康的行为实在有些让人瞠目结舌。庄子拒绝楚相的官职时还委婉地打了一个比方，说自己只是一只喜欢在烂泥里摇尾巴的乌龟，嵇康却特意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详说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又说自己去做官，就是手拿屠刀，“漫之膻腥”。这种敏感与高姿态当然深深地刺痛了当时的实际统治者——司马昭。
对于嵇康的死，庄子早就明白指出此种性格的结局，所以他在回答如何立身的时候说：“吾将处材与不材之间。”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不管是在“竹林”的嵇康、阮籍身上，甚或于庄子自身，根本就不适用。原因很简单，三者在明白这一道理的时候，都已名声斐然，想介于“材与不材之间”已经迟了。在僭主颇多的战国，庄子可以轻松地拒绝楚国的聘书，而在霸权独揽的魏晋，嵇康们则别无选择。
司马昭得知嵇康拒绝出山做官，又说什么“非汤武而薄周孔”，勃然大怒——司马氏父子擅立皇帝，皆以周公摄政自居，司马昭还想实行“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嵇康这样的话隐含攻击，捅到了他的“痛处”，使他对嵇康恨之入骨。
钟会实在是个小人，他与嵇康之死有莫大的关系。他甚至曾多次构陷阮籍——《晋书》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阮籍），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而阮籍最终都通过“酣醉”而得免。
在钟会没有成名前，曾写了一本书想让嵇康看。他知道嵇康高傲，怕嵇康当面难堪，既跃跃欲试又犹豫不决，既卑怯又想卖弄，就远远将自己的书抛进嵇康院内，赶紧离开，冀望嵇康能够赏识。成名之后，他觉得可以在大名士嵇康面前露露脸，就带着大批车马随从拜访嵇康。
嵇康正在柳树下打铁，向秀在一旁拉风箱，见钟会来了，嵇康旁若无人，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叮叮当当，只管打铁。
鲁迅先生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一些。
僵持，还是僵持，钟会面带怒容拨马便走。此时嵇康却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虽懊丧失望，脑筋转得倒挺快，对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本是两句充满禅意的问答，但在这种情况下，却丝毫没有高妙的感觉。嵇康的话里隐含着高傲与鄙视，钟会的话里充满了愤恨和恼怒，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从此钟会恨透了嵇康。
司马屠刀漫腥膻
景元三年（公元263年），一个案件把嵇康牵扯进来。
嵇康的朋友吕安有个哥哥叫吕巽，人面兽心，见吕安的妻子长得美丽，就生了邪念，用酒把吕安的妻子灌醉后奸污了。吕安之妻羞愧难当，自缢而亡。吕安回家后，从仆妇口中得知真情后，虽极其痛恨吕巽的禽兽之行，但碍于一母同胞的情面，只好隐忍不发，仅将事情告诉了嵇康。谁知吕巽做贼心虚，总觉得有把柄在吕安的手里，对自己不利。于是就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段，向司马昭诬告吕安，说吕安对母亲不孝。
当时，司马昭正在标榜“以孝治天下”，而吕巽又是他跟前的红人。因此他下令将吕安抓起来。吕安不服，把吕巽的丑事揭发出来，并引嵇康为证。嵇康义不负心，保明此事。司马昭不听吕安的辩解，将他判处徒刑，流放到边远地区。嵇康对吕巽的做法十分愤恨，一气之下就又写下了《与吕巽绝交书》。不久，吕安在途中写给嵇康的书信也被截获。司马昭以信中有不满之词为由，又将吕安收拘，同时下令逮捕嵇康。
嵇康在监狱中思绪万千，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幽愤诗》。他在诗中回忆幼年的生活，说自己早年养下了任性的脾气，长大后，心地善良而不能识别好人坏人。他对自己无辜遭受陷害表示抗议，认为自己虽然被捕，但是在道义上还是正直光明的。嵇康未料到自己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在诗的结尾说，自己一旦脱离困境就将远离尘世，“采薇山阿，散发岩岫，咏啸长吟，颐性养寿”。
此时钟会立意报复嵇康，力劝司马昭杀掉他。他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康为虑耳。”又说：“当年毋丘俭起兵时，嵇康就打算响应，只是山涛劝说数次作罢。过去齐国杀华士，鲁国杀少正卯，都是由于他们害时乱教。现在嵇康和吕安言语放荡，攻击经典，应该借此机会杀掉他们，以淳风俗。”于是司马昭下令判处嵇康死刑。3000名太学生联名上书，要求赦免嵇康，并要求他到太学去做老师。救援活动反而使司马昭下定决心除掉嵇康。
在“时不我与”之时，不具慧眼，“好善暗人（吕巽）”，最终在主上愤其才情、小人进献谗言、不肯屈己之志、怀抱全生之念中，嵇康赴难刑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曲《广陵散》，慷慨悲壮，哀恸人心，终成“千古绝唱”。
循着或简或繁的文字，我可以听到竹林间不羁的长啸声中所伴随的生命悲苦；听到百家岩那棵大柳树下鼓风煅铁声中所挟的愤激孤傲……而这一切的一切，不过如嵇康临刑抚奏《广陵散》的琴声，在人们耳畔戛然而止后余下的淡淡回味。
面对嵇康，除了体味，我几乎无可言说。
玄风散尽，琴音空落——嵇康所谓“《广陵散》于今绝矣”的怅然悲壮凝固了一段历史，也将他的生命凝固成几张泛黄的故纸……
咏曰：
魏晋名士多遭变，
政争导士止清谈。
嵇康何由免罹难，
司马屠刀漫腥膻。
一毛不拔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付出一点点，否则是没有回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