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次不忠百次不用。既然高富已经突破了自己的底线，雍正知道他会第二次、第三次背叛自己。把这样的人留在身边，不是给八爷党一条眼线。不用说，雍王府的所有信息都将源源不断地送到八爷党。既然高福不能待在身边，他就不能再待在雍王府，那么赶他出来就是了，但是为什么要杀了他。因为高福知道太多秘密了，这次，八爷党只利用他获取情报。
如果高福活着回去，雍正就不会让李卫或者年羹尧收留他。那么，无路可走的高富，必然会改过自新，依靠八爷党。八年党将不可避免地挤出高富的剩余价值。这时，高富一定会知道王府的秘密，以便赢得给八爷党信任。他们密码都被泄露给了老八，他们过去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布局。这些人是在朝廷被派出去的人的眼中被派出去的。
他们都会被老八一一除掉。他们都知道这一点，高福不能活下来，所以高福必须死。在雍正眼中，死去的高富将永远闭上嘴，死去的高富将永远保守自己的秘密。邬先生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即使他同情高富，给了高富立功的机会，他还是留不住高富。
所以后来他提到李卫伟回北京后如何当官。否则，如果李卫背叛了雍正，他最终会像高富一样。所以雍正夺天下后，邬先生已经算半隐退的状态，只敢藏在李卫和田文镜这些人那里。这些雍正最喜爱的幕府大臣，显示了他们对雍正的忠诚。如果邬先生不慎跑向八爷党，雍正会立即派人将其杀害。
隆科多拥立雍正有功，不能杀。所以，电视剧中隆科多也没被杀头。首先，《雍正王朝》中说的八爷党搞武力逼宫，让雍正实行“八王议政”一事，是电视剧编剧杜撰的。原著作者二月河也没有写隆科多配合八爷党武力夺权的事。而且，“八王议政”这个词也是杜撰出来的，满清从来没有组织八个王，来主持政务。清朝初期只有一个类似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人数不固定，由皇帝自己选人参加。
在原著《雍正皇帝》中，众位王爷只是跟雍正争论了“八王议政”的事，没有联合隆科多兵变一事。而且，八爷党联合铁帽子王逼宫的时候，调兵的是老十三！老十三一看王爷们跟雍正吵吵起来了，马上对图里琛说“你火速给我调来一棚御林军来！”并且还补充说明，“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拿谁，你就给我立刻抓起他来，不要犯嘀咕！”之后，只有雍正拿兵镇压八爷党。这里没有隆科多什么事。电视编辑为了剧情紧张，把隆科多写“叛变”了。
所以，历史上也不会有八爷党武力谋逆，逼雍正搞“八王议政”的事，其次，只能按照电视剧情分析了。电视剧编剧部尊重原著，也要尊重历史。历史上，隆科多被以“结党营私，并私藏玉牒”为名抄家。之后定罪41条，没有武力逼宫谋反一说。雍正命人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将他永远禁锢。电视编辑如果按照小说演艺，有错误的话，锅由原著作者二月河背。而脱离原著，又脱离历史的话，这个锅只能电视编剧背了。编剧只让雍正说了一句“朕不想见他，让他去该去的地方”。然后，隆科多就被圈禁了。
雍正帝（1678年-1735年），姓爱新觉罗，名胤禛（zhen），满族，康熙帝第四子。胤禛是德妃所生之子，《清史稿·世宗本纪》上说他“有异征，天表魁伟，举止端凝。”他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贝勒，四十八年（1709年）晋封雍亲王。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当时的太子胤礽两立两废，争夺储位斗争转入暗处而更加激烈。胤禩因争夺意图过于明显而被康熙斥责疏远。胤禛表面不问时事，沉迷释教道教，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暗中与年羹尧与隆科多交往，加强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
自己的势力集团，同时向父亲表现孝顺，且在治理黄河水患上取得自明初至清初最杰出政绩成就，赢得康熙的信任。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新历：12月20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死，他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雍”即指雍亲王(其即位前的封号)，“正”即正统、名正，表示其正当即位。
胤禛虽然即了帝位，但以皇八子胤禩为首的当年争夺储位的劲敌，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散布流言，制造事端，以发泄愤懑之情，动摇刚刚易主的皇权。雍正帝着手巩固皇位：
他严厉打击朋党、政敌。雍正有兄弟多人，雍正对部分兄弟予以坚决打击。雍正二年七月印制他的《朋党论》，发给诸王和要员。文中强调臣子要与君王同好恶，指出朋党的危害。做罢舆论后就立即处置他们：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禵先是降爵为郡王，拘禁汤山，后来派去守陵，再后来降爵为贝子，受圈禁。康熙的皇九子胤禟发往西宁，由年羹尧监视并名其为“赛思黑（狗）”，皇八子胤禩被圈禁，改名为“阿其那（猪）”。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革职，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禁锢。
排除兄弟方面的威胁后，雍正帝又对倚功自傲或倚亲自矜，结党营私，企图争夺九鼎的年羹尧、隆科多开刀。年羹尧历任川、陕巡抚、总督，有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功劳。骄纵揽权，用人自专，企图夺权。雍正三年（1725），雍正调他任杭州将军，十二月他以92大罪令其自尽。隆科多是皇亲贵戚：其姑是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其姊是雍正养母孝懿皇后。康熙在世时用为一等侍卫，临终时被任为惟一的传诏大臣。雍正登基后，隆科多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吏部尚书。他恃亲自矜，招权纳贿，笼络党羽。雍正五年以41大罪将他圈禁，六年死于禁所。
折叠加强皇权
雍正帝在祖先基础上继续加强皇权，从两方面入手：
第一、强化密折制度，扩大密折的范围和内容。密折起于康熙二十年。密折有助于皇帝更好地了解下情，掌握动态，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有效地实施统治。为充分发挥密折作用，雍正帝把递密折的范围扩大到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内容则扩大到生计、风俗等方面。
第二、设军机处。雍正七年，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十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的大臣由皇帝挑选，由内阁大臣兼任，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跪受笔录，他们的活动都是在皇帝的监督下的，旨意完全是按皇帝的话记录的。可见，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抓住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臣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像正式国家机关的样子。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折叠政事治理
与康熙帝一样，雍正帝勤于政事。他宵衣旰食，夙夜忧勤，按照今日事今日毕的原则办事。后人收集他13年中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经过13年的励精图治，使满清帝国各方面在康熙时期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为康乾盛世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
雍正初年，重用年羹尧和隆科多。年羹尧先后被任命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赴青海征讨厄鲁特罗卜藏丹津叛乱，成功后封为一等公，成为实际的西北王。隆科多为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兼理藩院，赐太子太保衔，被雍正尊称为“舅舅”。两人都显赫异常，但未过几年，即被雍正整肃。年羹尧令自裁，隆科多被禁死，同时雍正兴起文字狱打击两人势力（汪景祺案和钱名世案）。对于隆、年的死因，有人指出是由于年、隆位重之后过于骄奢、行为不检，加上结党营私，触犯了皇权的大忌，为雍正所不容。但雍正早年过于宠信放纵，随后又残酷打击，被史学家所批评。另有人与雍正得位传说联系起来，认为隆、年参与此事，知道太多而被“兔死狗烹”。
雍正皇帝虽说为了登上并巩固自己的帝位用了许多残忍的手段，但以治国而言他是一个出色的帝王，并使清朝的盛世能够从康熙一直延续到乾隆时期。
雍正一朝宠信四位臣工：李卫(安徽人)、田文镜(福建人)、张廷玉(安徽人)、鄂尔泰；其中李卫和张廷玉为汉人，田文镜为汉军旗人，足见雍正确实了解也重用汉人。
中央体制：雍正一朝，整顿吏治，在中央创立密折制度监视臣民，并设立军机处以专一事权。
经济政策：在税制上推行“摊丁入亩”，“废除贱籍”，“火耗归公”等制。
民族政策：废除西南少数民族原本的土司制度，改行“改土归流”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及同化。此外，雍正亦宣称“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严防汉族士大夫阶层离心。
海禁问题上，开始严格执行海禁，后来考虑到闽福百姓生计困难，同意适当开禁；雍正二年降旨准广东人移民台湾。但对外洋回来的人民仍有戒心。
立储制度：改善秘密选储制度，即皇帝在位时不公开宣布继承人，而将写有继承人名单的一式两份诏书分别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和皇帝身边，待皇帝去世后，宣诏大臣共同拆启传位诏书，确立新君。这样使得使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很大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
信仰喇嘛佛教：与达赖喇嘛交往密切；达赖喇嘛特颁大佛像赠雍正；现存放于北京雍和宫：达赖喇嘛也赞扬雍正已修为“佛爷”，雍正也著作学佛经籍数部。
雍正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在位期间每年唯有自己生日当天才会休息一天，其余每天都挑烛工作至凌晨一两点。他一生中在大臣的奏折中总共批阅超过千万字，过劳死的说法甚为可信。
折叠整饬吏治
康熙重视吏治，雍正帝仍然重视。他说：“夫吏治不清，民何以安？”为改善吏治，他对官员实行“吐故纳新”。雍正赏识执法严，作风雷厉风行，严猛行政，有开拓气魄，政绩显著的官员。胤禛还是皇子时，曾嘱托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替自己办些私事，被拒绝。胤禛即位后非但没有打击他，还赞扬说：“你担任郎官，拒绝皇子的要求，执法严格，我很高兴。”后来鄂尔泰青云直上。再如田文镜、李卫在河南、浙江清查钱粮做得好，被誉为“模范督抚”。
“姑息养奸”、“贪庸不肖”，因循贪婪的官员，雍正帝则坚决排斥。雍正初年，山西、湖南、浙江等省就革掉许多这样的官员。在湖南，州县官65人在一年之内就革除了30多人，个别省革除十分之九。清除败类对纯洁官吏队伍自然有很大作用。
康熙末年财政严重亏空。康熙四十八年户部存银五千多万两，六十一年仅八百多万两，存银下降这么多，原因是亏空。经查，户部亏空二百五十万两，江苏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元年亏空八百一十万两。雍正元年起到九年，雍正帝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场钱粮大清查。规定凡是亏空，三年补齐。他组织了一个得力的领导班子，由康熙十三子怡亲王允祥总理事务，皇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会同办理。清查亏空首先在中央进行。亏空的主要原因是官吏的贪污中饱。雍正帝勒令贪欠官员赔偿。康熙十子敦郡王允、内务府堂官李英贵家产被抄归公。地方上的清查也普遍进行。清查不力的官员，则予以调查处理。江西巡抚裴律因清查不力而被审问，查出他本身就有贪污，被参劾。对于贪官一律治罪。河道总督赵世显、过去经常给康熙帝写密折的苏州织造李煦等贪官都被抄了家。清查使财政好转，一年后就有了赢余，雍正末年存银增至6000余万两，同时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
雍正上任后，既不容忍“贪”，又不容忍“懒”，两手抓，两手硬。他首先诛杀贪官，保持高压，让官员们听到“钱”字就发抖。在对贪官执行死刑时，常组织官员到场观摩，他认为现场警示教育，比让官员学习《论语》管用得多。 与此同时，雍正奖掖勤能、责罚庸懒，逼迫官员改变作风，不换脑筋就换人。大家如梦初醒，意识到不是现在官不好当了，而是过去当官太容易了；谁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于是，各级官员很快适应了新形势，纷纷行动起来。官场风气迅速扭转，号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奇迹，也为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保障条件。
考核县太爷
对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是清朝官场例行公事，一般不会有什么新闻。1724年又是考核年，上任不到两年的新君雍正，对一个县官的处理不同以往，让各级干部吃了一惊。
此人名叫常三乐，直隶吴桥县令，负责考核他的是直隶巡抚李维钧。
通过认真听取下属意见，查阅文书档案，走访地方士绅，李维钧给常三乐写了两条评语，一是“操守廉洁”，是个清官；二是“懦弱不振”，工作打不开局面。他据此建议平调常三乐去管教育，因为教书育人对操守要求高，工作量却不大，对他比较适宜。
吏部看了考核报告，向李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你说老常工作不胜任，有什么具体表现，给吴桥县造成了什么严重损失？
尽管常三乐工作吃力，但是钱粮该收也收了，社会治安也说得过去，也没发生过什么群体性事件，还真挑不出大毛病来。
吏部说，既然没发现实质性问题，把人家调离重要岗位，理由不充分，也不符合惯例，提醒提醒算了。
李维钧坚持自己的看法。吏部自信地说，咱也别争了，还是请示领导吧。
雍正看了报告，朱笔一挥：撤职！理由很简单，县域是社稷基石，县令责任重大，常三乐没有责任心，本身就是失职渎职，还要等着出大事吗？
其实常三乐真该偷着乐。山东曹县盗贼猖獗，社会治安很成问题，老百姓直叫苦。县令王锡玠不敢抓不敢管，结果被摘掉乌纱，还判了5年徒刑。正二品的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为人老实本分，但作风拖拉，工作长期没起色，雍正勒令其马上退休回家。
康熙朝末期那些年，官员们实在是太爽了，就像晚清的李鸿章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当，那就是太笨了！那时，皇上的脑血栓比较重，对人对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场的贪、懒蔚然成风，通不过考核的很少，被严肃处理的更少。实在看不下去了，往往罚俸了事，官员经济上吃点亏，政治前途一点不受影响。
眼看雍正帝的治吏新政如此严厉，各级官员在震惊之余，终于回过味来：看来，官是不好当了！不但要两手干净，这双手还必须干活呢。
但是，有的人思想一时转不过来。代理湖广提督岳超龙表决心说：为报答皇上厚爱，我一定做到廉洁自律，两袖清风。雍正不以为然，批示道：要求太低了吧！当官本来就不该贪，这算什么高标准？如果只满足于“清官”的好名声，却倒了油瓶不扶，不就是绣花枕头吗？
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贪能误国，懒也误国，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都不是好官。作风上正派廉洁，工作上敢于担当，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
改变观念谈何容易。无官不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所以有一种非理性的官员评价标准：只要不贪腐就是“好官”，至于这“好官”为国为民有啥贡献，倒没人在意，可谓“一白遮百丑”。为了纠偏，雍正不能不创新工作方法。
提拔工勤员
1728年（雍正六年）元宵夜，内阁工作人员小蓝正在顶班，忽然进来一位高个子中年人，应该是出来散步的内廷值班员。两人一见如故，边喝茶边侃大山。
高个子问，你是什么官？小蓝不好意思地说，不是官，小小工勤员，收收发发，给领导沏沏茶。高个子问：其他人呢？小蓝回答，都回家看灯去了。高个子很好奇：你不喜欢看灯吗？小蓝说，当今皇上励精图治，听说晚上都不睡觉，万一有个急件，没人跑腿可要误大事！
高个子点点头，又问小蓝将来有什么打算。小蓝说，假如天上掉馅饼，能到船舶管理所工作就好了。我家孩子多，这样就是闹饥荒也饿不死。高个子哈哈一笑，告辞。
第二天一上班，雍正就问：哪个船舶管理所有空缺？下面说广州有。雍正说，让内阁的小蓝去吧。大家正在惊讶中，雍正又让人告诉小蓝，要吃鱼自己下水捞，不能讨渔民便宜。
只要正派能干，雍正都会重用，哪怕有不同看法。
田文镜主政河南、山东的时候，配合雍正新政，狠狠打击贪官污吏，大力整顿官场作风，就连中央官员到地方收了礼，他也敢向皇上报告，得罪了不少人。雍正把他树为模范总督，号召高级干部向他学习。
户部向各省要钱扩充小金库，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人敢点破。户部一个叫李卫的中层干部，曾多次向一把手提意见，人家就是不理。李卫就弄来一只柜子，写上“尚书专用钱柜”字样，放在衙门口羞辱领导。当时雍正还是雍亲王，他记住了李卫的名字。当皇帝后，几乎年年提拔李卫，李卫也不含糊，在哪儿都大刀阔斧工作，政绩斐然。
但是李卫为人粗粗拉拉，比如直呼领导“老张”、“老李”，工作方法也简单粗暴，所以对他的举报就没断过。雍正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这个人浑身是刺不假，但都是为了工作。你们要不服气，给我推荐个又能干又温柔的完人吧。
不管大家对雍正的团队有什么意见，但是，他们大多为人清白，勤奋能干有建树，这是公认的。
两个翅膀才能飞
有其臣必有其君，雍正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最有作为的君王之一。
雍正每天睡眠不超过4小时，只有过生日那天才给自己放天假。现存档案表明，他光在奏折上就批了1000多万字，是全部《资治通鉴》字数的3倍多。
雍正的父亲康熙创造了一个盛世神话，最后也留下了一堆问题：吏治腐败、效率低下、国库空虚。早在当藩王时，雍正就深为忧虑。
雍正上任后，既不容忍“贪”，又不容忍“懒”，两手抓，两手硬。他首先诛杀贪官，保持高压，让官员们听到“钱”字就发抖。在对贪官执行死刑时，常组织官员到场观摩，他认为现场警示教育，比让官员学习《论语》管用得多。
与此同时，雍正奖掖勤能、责罚庸懒，逼迫官员改变作风，不换脑筋就换人。大家如梦初醒，意识到不是现在官不好当了，而是过去当官太容易了；谁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于是，各级官员很快适应了新形势，纷纷行动起来。官场风气迅速扭转，号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奇迹，也为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保障条件。创设军机处，集中权力推进改革；取消人头税，缓解社会矛盾；改土归流，维护国家统一等大动作，如果没有肃贪治懒的铺垫，是不可想象的。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康熙末年，国库存银仅3200多万两，到雍正七年，已增长到6000多万两，几乎翻番。雍正的父亲康熙遗留的烂摊子，儿子乾隆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在他手中基本收拾停当。华裔日本学者杨启樵感叹：“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
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雍正则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人物，所以“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然而，康熙和乾隆总共执政124年，夹在中间的雍正时代只有短暂的12年8个月，考虑到这个事实，人们对雍正的卓越成就和超凡智慧，对他的执政团队奋发进取的实干作风，不能不肃然起敬！[3]
下面提到雍正帝制定的耗羡归公政策也有助于官吏的廉洁。
锐意改革
雍正帝即位时已经45岁，思想成熟，对朝廷内政外交好坏方面的情况已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哪些需继承，哪些需变革也胸有成竹。在位13年间，他
继续执行先王正确政策，发扬光大；以往积弊则坚决革除，支持创新。
雍正帝的改革措施主要有：
一、“摊丁入亩”
雍正元年，雍正帝从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到乾隆时，这一政策推广到了全国。
二、“耗羡归公”
清初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加收“火耗”（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康熙帝曾说，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员以火耗为名，肆意横征中饱，已无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钱粮时，山西巡抚诺眠与布政使高成龄在雍正二年奏请将该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以二十万两补完该省亏空，除公用外，分发给地方官员，称为“养廉”。雍正帝指出，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不下数百万。原因是各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为容隐，这是从来的积弊，应当消除。他采纳山西官员的建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世宗实录》卷二十二）州县养上司是公开的非法贿赂。上司拨州县便成为合法的“养廉”，即官俸的补贴。山西实行后，各省相继仿效，以火耗补完亏空的钱粮，并分拨州县养廉。一七二七年，又命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着为定额。这一改革形成制度，称为“养廉”，又称“耗羡归公”，即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三、改土归流
雍正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改革。雍正四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消土司，改派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改土归流对于减轻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有帮助，对清朝实施全国性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有重要意义，但清朝在推行改土归流时过度强调使用武力，对一些地区的反抗采取了残酷的武力镇压，也给西南部分少数民族人民带来了灾难。
四、废除贱籍
雍正帝在人权方面有一项重大改革，那就是削除贱民籍。贱民指奴仆、娼优、隶卒、乐户、惰民、蜑户（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不能上岸居住的渔民）等。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不能与一般人为伍，不能读书，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雍正元年，山西、陕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朱棣而被编入“乐户（官妓）”籍的后代，雍正命令摘除其“乐户”籍，使其成为民户，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绍兴曾反对朱元璋的那些人后代的“惰民”籍，使其成为民户，五年四月下令免除粤东“蜑户”籍，使其成为民户。他们的贱民籍除掉后，提高了社会地位。
五、秘密立储
雍正帝在皇位继承上有一项重大创新，那就是秘密立储。鉴于康熙帝在预立太子问题上的失败，雍正帝于元年八月宣布密建储位法——将他的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雍正御笔《夏日泛舟诗》轴放匣中，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驾崩后从匣中取出宣读。又以密旨藏于内府，以备核对。这个方法，避免了皇子争权而引起的激烈斗争。后世几代都效法他。
设军机处
设军机处
六、设军机处
另外还有废除腰斩，开放洋禁等等。
发展农业
雍正帝继续执行先王发展生产的政策。他像前辈君王一样鼓励开荒，兴修水利。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十二年，全国田地从735万顷增至890万顷，疏浚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隶营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黄河、运河堤岸。
雍正帝继续蠲免钱粮政策。据《清史稿·世宗本纪》，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灾区的赋税和一些地区的漕粮。
军事成就
雍正帝继续执行满洲的扩张政策。康熙帝三征噶尔丹，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支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纠集20万人进攻西宁反清，雍正命年羹尧、岳钟琪率兵讨伐，大胜，青海完全归入满清帝国版图。
雍正五年派遣策凌为首席代表与俄国签订《布连斯奇条约》，第二年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划定了清俄中段边界，稳定了清俄边界局势，促进了清俄边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贸易。
大兴文字狱
满清的文字狱并非始于雍正，但在雍正执政时期，文网之密、文祸之重的确超过他的列祖列宗。在其临御的13年里查办的文字狱就有14起(其中处死案中人的案件有5起)，数量甚至超过了其父康熙在位61年文祸的总和。
比较重大的文字狱事件主要有：钱名世案、汪景琪案、査嗣庭案、陆生楠、谢世济案、曾静、吕留良案。雍正前期文字狱以清理政敌集团及朝廷内朋党为主，是属于朝廷上层内部政治争斗借口。曾静案以后转向一般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