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论证、正反对比以及举例的论证方法。
谏太宗十思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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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昔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译文：
我听说，要想使树木生长得茂盛，必须稳固它的根部，因为根深方能叶茂；要想水流潺潺，经久不息，必须疏通它的源头，源远才能流长。同样的道理，如果想使国家安定，统治稳固，就必须积聚道德和仁义，缓和与百姓间的矛盾。反之，源流不深却要它流长，根不牢固却要树长得茂盛，德义不厚却想使国家安定，我虽然无知，也知其不可，更何况像您这样的明君呢！作为统治天下的国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从长远利益出发，那就等于是刨了树根希望树木茂盛，堵了源泉还要流水畅通啊！
历代的帝王承天景命治理天下，善始者实多，而善终者却少。难道取之容易而守之艰难吗？原来是在打天下的时候，帝王对待臣民诚心诚意，一旦得志，便纵情傲物；如果彼此竭诚相待，虽远隔一方心也会在一起；如果远离臣民，即使是骨肉之亲，也形同陌路。如果只是用严刑监督，用威势镇压百姓，就会使百姓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时间久了必然会激起民愤。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人民的力量，因为船能载舟，亦能覆舟。一定要慎重啊！
因此恳请国君接纳臣下的建议：遇其所好，理应“思知足以自戒”，要懂得知足；要修建什么，就要克制自己，以安定百姓生活为前提；想到高处不胜寒，就要谦虚并加强自己的修养；担心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失，就应有江海容纳百川的度量；喜欢游乐，就要严格按照国君一年打猎三次的规定；害怕自己懈怠；就应慎始慎终；忧虑自己受到蒙蔽，就要虚心纳谏；害怕谗言和邪恶，就要自身行得正；有所赏赐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乱加赏赐；施行刑罚，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怒气而滥用。总之，如果国君您能发扬光大这十点陈述的话，选拔能者任之，择其善者从之，那一定会使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自然可以达到垂拱而治的情景了。哪里需要您劳神苦思，代管百官的职事呢？
”十思“是本文内容，也是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即十条建议，如下：
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
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
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
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
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
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
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
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
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
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十思”正是针对贞观中期以来太宗的“十忘”提出的，是当时太宗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十思”的每一“思”都是先述太宗在“居安”现状下遇到的实际问题，再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魏徵在这里将思想和行动紧密地联系起来，用意是很深刻的。原来从贞观中期起，唐太宗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如贞观十一年他巡游洛阳宫，泛舟积翠池，看到隋炀帝挥霍民脂民膏修造的亭台楼阁，还大发议论说“（炀帝）好行幸不息，民所不堪”，“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国灭”，看起来他似乎应该以隋为鉴了，但最后他洋洋得意地说“今其宫苑尽为我有”，并且他照样地“行幸不息”起来。又如要选拔人才，唐太宗说了千百遍，可是没有像样的行动。魏徵上疏批评说：“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怎样才能使言行一致呢？那就必须经常反省，从各方面检查自己，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而不是空谈一气。这就是“十思”的精神实质。
最后，作者说明总结“十思”，发扬“九德”，选拔人才，文武并用，则人君就不必“劳神苦思”，而国家却可以“垂拱而治”。“垂拱而治”不同于老子的“无为而治”，它要求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积极地求治，不是消极地以不治为治。
这个书里面的刑法应该是比较残酷的，对于百姓来说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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