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唐代杜佑《通典》创立典制体，此后宋代郑樵的《通志·二十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相继而起，被后人合称为“三通”。在其影响下，又有各种断代典章体史的出现，由此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典章制度史系列，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特色。
唐代杜佑所撰《通典》，作为最早系统叙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制的一部通史，开了这一史体编撰之先河。
南宋郑樵的《通志》列入“三通”之一，则是通过另一途径。就郑樵本人而言，其原意倒并不在作典章制度史，他的抱负在著一部从秦汉以前至当代贯通古今的通史。《通志》是一部纪、传、表、志俱全的大型纪传体通史。他取名《通志》，其实就是“通史”之意。《通志·总序》有一解释：“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今谓之志，本其旧也。”从郑樵的史学实践来看，其纪传部分如他自己所说，仅是“即其旧文，从而损益”，大抵只是删录袭用诸史旧文，并无多大价值。其创新的部分，主要就在《二十略》。
从学术发展的脉络来说，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杜佑《通典》有着更多学术上的继承性。他“效《通典》之成规”，在整体结构上以《通典》为基础，加以继承发展。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对于《通典》原先没有论述的经籍、帝系、封建等门类，则“采摭诸书以成之”。
于学术上原创与继承性的关系，“三通”在编撰上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通典》200卷，分为九类：即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典、刑典、州郡典、边防典。在体例上以事类为中心，九典之中，再细分子目，叙述了自传说时代黄帝至唐玄宗时代重要的典章制度的沿革发展，尤以唐代为详。文献通考》则在《通典》基础上扩充为二十四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象纬、帝系、封建、物异、舆地、四裔。前十九门仿《通典》成规，后五门为《通典》原书所未有，系依据其他材料新增。全书348卷，以文、献、注三原则编撰，记事迄南宋宁宗嘉定年间，以“所载宋制最详”为一大特点。郑樵《二十略》融会古今书志的丰富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综合整理，又极大扩充记事范围，尤以文化史方面的内容最为充实。就总体而论，三书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记述清朝典章制度的史籍《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典》、《皇朝通志》三书的通称，《皇朝文献通考》又名《清文献通考》，三百卷；《皇朝通典》又名《清通典》，一百卷；《皇朝通志》又名《清通志》，一百二十六卷，均为乾隆时官修，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1786～1787)间定稿。叙事断限以乾隆五十年为止，少数有延至次年者。“清三通”体例、门目大体沿袭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和郑樵《通志》。但为适应不同情况，其间或革或沿，亦颇多变动。如《清通考》，除仍《通考》二十四门分类外，又加群庙、群祀两考共二十六门。子目中删去均输、和买、和籴、童子科、车战等，增八旗田制、银色、银直及回部普儿、外藩、八旗官学、安奉圣容、蒙古王公等。《清通典》原分九门仍旧，删去《通典》中所有的榷酤、算缗、封禅等目。《清通志》删去本纪、列传、年谱，除氏族、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诸略外，大致与《清通典》同。
“清三通”体例、门目大体沿袭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和郑樵《通志》。但为适应不同情况，其间或革或沿，亦颇多变动。如《清通考》，除仍《通考》二十四门分类外，又加群庙、群祀两考共二十六门。子目中删去均输、和买、和籴、童子科、车战等，增八旗田制、银色、银直及回部普儿、外藩、八旗官学、安奉圣容、蒙古王公等。《清通典》原分九门仍旧，删去《通典》中所有的榷酤、算缗、封禅等目。《清通志》删去本纪、列传、年谱，除氏族、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诸略外，大致与《清通典》同。
清朝编“三通”，虽体例详略不等，但因取材相同，不少篇目又相近似，雷同、牴牾之处，所在不免。尽管如此，它们仍各有独自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