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反映先秦时代，当时的历史著作，以文学的方法，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我们今天从文学的角度叫史传作品，《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史传文学杰作。是先秦时期记史最为详尽、规模最为宏大的史书。作为一部史书，它的首要任务当然是记史，记载了春秋时期周天子及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从而反映周王室内及列国的兴衰成败、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真实地写出了255间的历史风貌。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谈《左传》的文学成就。
（一）、善于刻画了许多历史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
《晋公子重耳之亡》（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左传》第一次用“言事相参”的办法，通过晋公子经过19年，8个国度的逃亡，他从原先目光断浅，贪图享受，，胸无大志，不通人情事故的一个贵公子，成长为一个有政治远见，深谋远虑，善于用人，能听取批评意见的，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过程。
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重耳离开之齐后，逃到狄娶妻生子后将去齐
国，竟然嘱咐他妻子等他二十五年而后改嫁；经过卫国时，饥不得食，向农夫乞讨，“野人与地”，他竟然一怒要鞭打农夫，这说明他政治上的幼稚以及对自己前途的信心不足；在齐国他贪图安逸而不想离开，连复国的大事也置之脑后；直到离开齐国，经曹、宋、郑、楚等，才渐渐成熟起来。其间，他受人侮辱，遭人白眼，被人要挟，甚至几乎被人杀害，在磨难之中他成熟了，洞明世事。 流亡到楚国时，楚王接待了他，并一定要他回答怎样报答自己。他先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佘也。其何以报君？“楚王听后坚持要他回答，他说：“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弥，右属橐楗，才以与君周旋。回答得不卑不亢，以求得到强秦的支持，也终于因此回到了晋国，并登上了王位，平息了晋之内乱， 稳定了局势。由此而一步步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十九年的经历，在作者的精心剪裁之下，既清楚又紧凑，人物性格也十分鲜明。
《肴之战》僖公三十三、三十四年，一开始作者没有按照事件发生的
时间顺序记叙，而是把先发生的“杞子自郑使千于秦”后写，把后发生的“卜偃使大夫拜“并说”将有西师过我“先写。这样不公使文章一开如就笼上一层神秘的气氛，而且还造成一个悬念，取得更强的艺术效果。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是有意如此安排的。在组织材料、安排结构等方面作者也往往独运匠心。可以说叙事文学至《左传》而完全成熟了。
文章中涉及到几十个人物，他们各有有特征，性格鲜明，秦国的有人物：穆公、蹇叔、三帅、三间谍，晋国的人物有：襄公、怀赢、原轸、栾枝、郑国的人物有：穆公、皇武子、弦高、周国的人物有：襄王、姬满。其中穆公、蹇叔、三帅、原轸、弦高、姬满写得较深入一些，弦高是一个商人，他牺牲自己的财产，挽救祖国，具有爱国思想。王孙满：襄王的孙子，预定秦国必败，为未来的外交家王孙满埋下伏笔。原轸：秦军败后，三名主帅都被晋军所擒，但是，因为文嬴的关系，晋襄公放坡度了三人，原轸知道后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分，亡无日矣！“不顾而唾。文嬴是文公的妻子，是襄公的后母，原轸在文公子襄公面前竟然不顾尊卑上下直呼”妇人“，可风他愤怒已接着，作者还补上一句“不顾而唾”，写他的失礼行为，原轸刚烈暴躁的形象跃然纸上了。
《左传》基本做到描叙人物的语言行动为刻画性格服务。如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中，曹刿这个人物就刻画得比较成功。齐国代鲁国，鲁庄公打每星期对抗。曹刿见到鲁庄公，首先问：“保有以战”，这是至关重要的直接联系着战争胜负的问题。庄公说：“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 ，曹刿认为这不是能取胜的依据，小恩小惠只能得到少数人的支持，“民弗从也”；庄公又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曹刿认为这也不足为取胜之凭，他并不相信神的福佑；庄公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是关系着广大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庄公能这样去做，必能得到百姓的支持，所以曹刿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在三问三答中，可见曹刿认为战争胜负是由民心向背来决定的。
（二）、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
《左传》战争大小有400个之多，是中国军事史极为重要的材料，总的来看《左传》描写的战争常从战前写起，写了对战争的方面的准备，主要是政治，外交准备，从政治准备看：《左传》作者从人性的向背，如争取了民心就胜利，反之则失败。
从外交准备看，又重在分化和拉拢，分化是对敌国的使之孤立，自己这一方争取盟国，至少不要帮助对方，中立。
1。 战前的篇幅最长，《肴之战》作为战前的政治准备较为明显，
2。 战中：篇幅短，有的是一笔带过：或二十几个字，如庄公十年的
长勺之战，写战争过程只有四个字：“齐师败绩”，《肴之战》“夏，四月，辛已，败秦师于肴。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正面描写战争，不是描兵来将挡等，而是在于，更高的总体的把握，战略战术的安排。
3。 战后：描写主要是总结经验和教训，为后为统治者以此为鉴，例：
《城濮之战》文章能过周天子的口：”德政”，晋”直”，楚””曲” 《肴之战》中“秦伯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三、善写行人辞令，语言简练，含蓄，富有文采。
善写行人辞令：《肴之战》
弦高：弦外有音；弦高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也于敝邑，敢犒从者。
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
告于郑。意思是说的国君早知道你们要来了，要我在这里等待你们，我
们这个地方很穷，为了您军队停留的需要。你们住下来，我们替你们准备一天的供应；要动身，我们替你们准备一夜的警卫。（是委婉地说明，郑国早有了准备，你们还是趁早回去吧！）
皇武子：旁敲侧击；逐三间谍，皇武子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心
史观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意思是为了你们将要也发，（请不必客气，）郑国有原圃，就象你们秦国有具囿一样，你们自己随意打几支麋鹿吧，让我们清闲一下，怎么样？这乖于委婉地赶他们走。
孟明：绵里藏针；
简炼，含蓄：是原初的面貌，异墨如金，含义很深。
富有文采：左氏浮夸，艳而富，丰润。
《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长勺之战》
《肴之战》原轸，发脾气，不顾而后，说的话当中就有排比和对偶“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
《左传》在选择史料、叙述史实和“君子曰”中表露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倾向，具体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①赞美和歌颂明君贤臣及其辉煌功绩；②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残暴荒淫的行为、列国间地频繁的战争；③宣传民本思想，怀疑天道，鬼神的传统观念等。但有一些宣扬帝王将相创历史的唯心史观，维护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思想，这是其历史局限
《左传》中的战争史观包含战争本质观、战争与国家治乱的关系、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战略思想等各个方面。对于战争的本质观，书中所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代表了作者对战争在国家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在战争与治乱关系方面，作者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国家的政治状态，政通人和者胜；民的作用与民心的向背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因此特别强调安民抚民的重要；在军阵建设上，作者提出帅乘和、同心同德者胜以及以德取胜的思想；在战略思想方面，提出有备无患、居安思危的主张。
一、战争本质观
春秋时期，战争成为国家最大的政治之一，作为争霸政治的主要手段在诸侯中是非常明确的。襄公二十七年，晋、楚等国经过多年争霸战争终于握手言和，召开了饵兵大会。但大国对于战争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子罕的一番话，很能代表这种观点：
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子罕的这番话反映了《左传》作者对战争的历史作用的认识。事实正是如此。饵兵大会只是使晋、楚之间暂时停止了战争。但会后，齐、鲁之间，吴、楚之间仍硝烟不断。
战争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消灭战争，这是对战争本质观的另一种认识。楚庄王打败晋军奠定了盟主地位后反对筑“京观”以炫耀武功，并且说：“夫武，禁暴、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敢矣；暴而不取，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左传·宣公元年）
楚庄王意思很清楚，战争并不是目的，武之七德中，禁暴、取兵，就是指消饵战争。只有实现了这个前提，才能达到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的目的。楚庄王对“武之七德”的论述，说明到了春秋中叶，人们对于战争的本质和作用的认识已提高到一个新阶段。战争虽可夺取霸主宝座，但靠着穷兵赎武并不能巩固霸主地位。
二、战争与国家治乱的关系
《左传》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国家的政治状况。正如晋、楚哪之战前晋国的士会所说：德、刑、政、李、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军讨郑，怒其二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炎；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炙！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疲劳，君无怨瀚，政有经炎。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炙。苏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薄，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炙。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突。德立、刑行、政成、率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左传·宣公十二年）
德、刑、政、事、典、礼六事，是对战争取胜所必需的国内政治清明的具体要求，包括政治、刑赏、典则、工商、经济、礼义等多方面的内容，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政通人和者胜，政治贤明的国家是不可敌御的。《左传》的这种战争史观体现在多次的大战描写之中。在晋楚城淮之战前，作者特意概述晋文公如何发愤图强、治国强兵情况，如何采纳子犯、先软的意见，以礼、义、信教民，使国内安定，上下团结，莫定了战胜楚国的基础。楚庄王自从克庸之后，经过十三年头的励精图治，付出了艰苦而长期的心血，才有那之战的胜利。同样的例子还有如（昭公三十年）楚子西对吴王阂庐的评价：“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吴国国内团结，君臣同仇敌汽，是以柏举之战，吴军长驱直人，直捣那都。相反地，卫璐公使鹤乘轩，玩物丧志，以至国人离心，结果在狄人人侵之时，无人愿意参战，终致亡国灭身。吴王夫差，与乃父大相径庭，只知享乐腐化：“次有台榭破池焉，宿有妃墙殡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所以楚国的子西预言：吴国“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果然不出子西所料，不过二十余年，吴为越国所灭。
三、民的作用与民心向背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
民本思想是《左传》重要倾向之一。民本思想在战争中的表现，则是民的作用与民心的向背，成为战争胜负、霸业兴替的决定力量。作者在大量的战争描写尤其是对战争胜负的背景叙述之中力图揭示这样的真理：得民而战者胜。
“曹判论战”便鲜明的反映了这一思想。长勺之战前，曹判见鲁庄公，鲁庄公所认为可以参战的三个条件，其中第一条“衣食所安，必以分人”，因其恩惠所加，只在贵族，未及于民，所以曹判反对。第二条对神诚信，只对天地神灵，仍未及民，亦不足以战。只有第三条，乃是为民办好事，曹判认为可以一战。这表现出他对战争胜负估计的远见卓识。曹判论战，不与鲁庄公讨论军队的数量、武器装备、战斗的具体部署，而是着眼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环境与民心的向背这样的战略机制，说明他目光的远大。长勺之战，鲁国能以弱小的力量战胜强大的齐国，就在于取得了人民的支持这一先决条件。
要战胜敌人，就必须依靠广大人民、取得人民的支持，这在《左传》中有明确的反映。（成公十六年）申叔时曾劝告楚司马子反说：“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故《诗》曰：‘立我承民，莫匪而极。’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胭：此战之所由克也。”民生富厚，民德一归于正。人民富足，办事则有节制；顺时而动，万事皆能成功。国家上下和睦，团结一致，将士都能知道白己应遵循的规矩。所以民生富足，百姓就能齐心一致，为国效死力。这就是战争能够取胜的原因。申叔时对战争胜负的分析，完全归结于一个“民”字上。所以，“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国君必须安抚好人民，得民方可得志。昭公十三年，吴国灭州来，楚令尹子期请楚平王伐昊，楚平王弗许，谓“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考虑的还是民未安定，不可滥用民力征战，否则，一败涂地连后悔都来不及。
先养民而后用兵，先守备而后攻伐，先安内而后攘外。这种史观在(左传》众多的战例中都有明确的体现。晋文公“始人而教其民”，“人务利民”以及示民以义、信、礼，说明他认识到安民得众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城淮之战中下层人民主动献“舍龄墓”之计，诵“原田每每”之诗，军民上下，同仇敌汽，反映出作者得众者胜的思想。反之，申叔时认为“今楚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读斋盟而食话言；奸时以动，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进退，罪也。人印所底，其谁致死”(成公十六年)。郡陵之战楚国失败，看似因子反醉酒误事所致，其实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申叔时所指出的。楚弃民疲民而战，必败。此外，吴王闺庐的“视民如子”与吴王夫差的“视民如仇”，这些反差强烈的例子，足以说明作者战争思想中对“民”的态度。
四、帅乘和、同心同德者胜
军阵和睦，将士上下同心同德，是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在写战争时，这一思想也是非常鲜明的。所谓“帅乘和，师必有大功”(成公十三年)，就是这个意思。桓公十一年，楚国的廉对屈瑕说：“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强调的是一个“和”字。和者，团结一致也。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这就是最大的战斗力。当年商封王人多，周武王人少；商封王有亿兆夷人，但离心离德；周武王仅虎贵之士三千，但同心同德，却可灭商，可见“和”之重要。
《左传》在战争的叙写中非常重视揭示“帅乘和”可以取胜。城淡之战时，作者首先详写晋军将帅的配备：龄是乎克朴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那毅可。臣圣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教《诗》《书》……君其试之！乃使那毅将中军，那漆佐之。使狐握将上军，让淤狠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朴案杖、先较；使案枝将下军，先转佐之。荀林父御戎，魏掌为左。”(僖公二十七年)
单是狐惬、赵衰等人对职位的谦让，就给人一个“帅乘和”的感觉，再加上赵衰对部毅的称赞，更是营造了一个上下和睦团结气氛。开战之后，晋人围曹、解救宋围、拘楚宛春而复曹、卫，以及决战城淡，在每一个战术问题上，晋国君臣和将帅无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制定出可行的作战方案，不但如此，甚至连舆人即下层役卒也为战争出谋献策，这一切，都在向人们提示：晋国“帅乘和”。
很难设想，一支离心离德、四分五裂的军队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定公五年楚国的斗辛曾说：“不让，则不和；不和，不可以远征”。将帅不谦让，军队不团结，更不可以远征攻伐。柏举之战，吴人人即，然吴军内部夫粱王等人争功，结果反胜为败。内不和，先自败。都陵之战前，晋那至谓楚人有“六间”：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王卒以旧，郑陈不整，蛮军而不陈；陈而违晦，在陈而嚣。合而加嚣，吝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成公十六年)所谓“六间”，即六个致命弱点。这六个弱点之中，第一个就是将帅不和—二卿相恶，即楚令尹子重舆司马子反不和。最终，也真应了邵至的预言，子反以饮酒误事致使楚国大败。无独有偶，一向注重帅乘和的晋人，也犯了内部不团结的大忌。邮之战时，晋国的主帅荀林父新用事，“未能行令”，不能坚持正确的作战方针并抵制错误的主张，上、中、下三军主帅，专行而不获，各执一辞，因此晋军内部一开始就形成了主战与主和两派不同的意见。再加上中军佐先毅刚惶不仁孤军独进；将领魏崎、赵梅二人心怀私怨，各有贰心，所以晋军内部各行其是，离心离德。楚人伍参言之：“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毅，刚馒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后果然不幸而言中。晋之败，亦非败于楚，乃自败也。军阵和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才能克敌致胜，这一史观在《左传》中是非常鲜明的。
五、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战争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也是具体的战术和策略。春秋时期战争频繁，诸侯国之间互相偷袭之事时有发生。因此，居安思危，才能处于主动地位，防备不虞。襄公十一年，晋魏绛对晋悼公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即告诫晋悼公要有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思想。成公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营，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营。……楚师围营，营城亦恶，庚申，营溃。楚遂人郸。营无备故也。”营城与渠丘从不设备，连城墙都败坏不堪，所以楚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两城。对此，《左传》作者评论道：“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营恃其陋，而不倏城郭，侠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无？”平时有备，可防范于未然；战时有备，则可避免措手不及。宣公十二年邺之战，晋之魏绮赵族二人为泄私憾私自出师挑战，晋士季等人皆要求提前作好战备，士季曰：“备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丧师无日矣！不如备之。楚之无恶，除备而盟，何损于好；若以恶来，有备不败。且虽诸侯相见，军卫不撤，警也。”所以，无论楚人是否怀有恶意，有备不败。事实果然如士季所言。楚军突然冲过来时，士季的上军因有备而不败。中军、下军则溃不成军。
《左传》中的战争史观还可以举出一些。如以德取胜，有理则壮。即如嘻公二十八年子犯所说：“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两军对阵，理直者斗志高昂，理曲者士气低落。有理则正，正则壮，壮则气盛，气盛则能胜敌。在多次的战役中，作者都不忘揭示这一真理。再如轻师必败的思想。嘻公三十三年，秦师过周北门，免宵而下，超乘而上，王孙满由是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取，无礼则脱。人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军队轻桃且无礼，说明其缺乏良好的训练，而又傲慢鲁莽没有严明的作风和纪律约束，又骄狂轻敌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哪陵之战，楚师“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犯的也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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