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详细记述了哪些内容？

《文献通考》这部书共348卷，有24个门类，分别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书中详细记述了自古至宋的25个朝代的各种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和利弊得失，每个门类和每卷之后都有文字精约的按语，阐述各个时期各种典章制度的兴立和废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兴衰的影响。全书叙事条分缕析、评述精审透彻、资料丰富翔实，是一部极有参考价值的历史名著。它与唐朝杜祐编著的《通典》和南宋郑樵编著的《通志》合称“三通”。

《文献通考》，共348卷。分为24门（考）：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各门下再分子门，制度史的体例更加细密完备。
《文献通考》是以《通典》为蓝本，兼采经史、会要、传记、奏疏、议论等多种资料，扩大和补充内容。在内容上比《通典》更加广泛，在分类上比《通典》更加精密。对于《通典》的体例和内容，马端临都有深入的研究。马端临认为《通典》条目设置未为明备，史料取舍颇欠精审，留下了许多缺陷失误和遗憾。在《文献通考·自序》里他对《通典》做了详尽的分析。取其得，补其失。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体例设计首先在思路上，他就不同于《通典》，《通典》是为了对行政事务有所助益，始终围绕这个中心展开。作为亡国遗民，马端临考虑更多的是宋朝为什么会灭亡。潜心探索历代典章制度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渴求找出规律，掌握历史的经验教训。
在有些条目的设计上也显示了时代的进步。如《通典》礼部分多达100卷，占了全书的一半。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把礼进行了大规模的压缩。仅为其书的六分之一。还将“边防”改为“四裔”，从“边防”看多少带有敌意，包含战争的气氛， “四裔”表达了各民族的友好共存。其内容也比《通典》相关部分增加了36倍。
对于经济内容他也很重视。在他之前，郑樵编《通志》把“食货”部分放到了14位。马端临又把它放到了首位。在他的24门中，食货占了8门；在348卷中，也占到了27卷。在职官部分也着重记述了一大批财政官，如户部尚书、太仆卿、司农卿、将作监、度支营田使、租庸使、两税使、户口使、转运使等等，还有禄秩、职田以及兵门中的马政等。
在字数上，总共470余万字，比《通典》多了283万字。总字数虽不及《通志》，但《通志》中纪传占了很大比重，《文献通考》专考制度，在这方面其成绩远远大于《通志》。
《文献通考》的具体体例是：每门有小序，合载于卷首。每门之下又分为若干子目（类），每一目的内容按时间先后排列。《文献通考》除了排比材料，还有叙述以及考证和论断。《通考》的每一条目，凡是顶格排行的，就是“叙事”部分，这也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文”。马端临说：“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文献通考》中凡是低一格排行的，就是“论事”的部分，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献”。对于这一部分，马端临的设计是“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通考》中凡是低两格排行的，是马端临自己的议论，“其数之史传之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辞而未当者，研精罩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一般认为这一部分就是《文献通考》中的所谓“考”。
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可能《通考》的“叙事”部分的史料价值最高。因为它主要根据的是现已失传的宋代国史和现已残缺的会要。
其实其“论事”部分，也很有意思，汇集百家思想，不仅收集前人议论，对当时的同辈学者也积极收集。当然作为史料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其引用的前贤议论及著作，有些现今已经不传了；即使现存的，也可作为校勘资料。但是这种就某一专门问题汇集百家看法的编撰方式是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等于各门各派，穿越时间和空间，一起跑到你面前讨论争吵辩论，让你有机会兼听各门各派的各种思想各种想法。也让你有机会在思想的碰撞中得出自己的想法。如沙随程氏（程迥）、石林叶氏（叶梦得）、致堂胡氏（胡寅）、山斋易氏（易祓）、止斋陈氏（陈傅良）、水心叶氏（叶适）、东莱吕氏（吕祖谦）、巽岩李氏（李焘）还有马端临的“先公”马廷鸾都一起来和你讨论。他还引用了不少宋人的笔记，如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洪迈的《容斋随笔》、沈括的《梦溪笔谈》等。
最后是“考”，是马端临自己的看法。由于其综合百家，眼界开阔，往往能有独到的见解。这一部分也非常值得一读。这些见解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反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更显其价值。

《文献通考》材料较《通典》翔实，体例较《通志》严谨，于宋代制度尤为详备，因而是政书中昀有价值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瞻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马端临曾于《文献通考序》中说：引古今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文献通考》。清末著作家阮元认为，读《资治通鉴》，已通晓历代政事；读《文献通考》，已通晓历代政典，号称“二通”。《文献通考》作为一部记叙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文献通考》体例别致、史料丰富、内容充实、评论精辟，在我国史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后来的日子里，脱脱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他大胆改革，重振纲纪，朝廷内外一片肃然。这时，皇上又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掌管全部军国大事。

就任丞相后，脱脱大胆变更伯颜时期的旧制度，恢复科举取士，重新启用太庙四季祭祀的制度。调整政策，减除盐税。恢复先前经筵讲学的制度，遴选儒生学士治经讲学，并且自己亲自掌领经筵讲学的具体事宜。

脱脱还为郯王微徽秃昭雪平反，同时召还宣让、威顺二王，让他们居住在原来的藩地。正亲王阿鲁图在伯颜当政时期，因事得罪伯颜，被贬为平民，脱脱也将阿鲁图接回京城，恢复原职。

脱脱颁行的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和大刀阔斧的改革，赢得了朝廷上下及普通百姓的好评和称赞，人人都称他为“贤相”。

后来，元政府开始着手编写宋、金、辽史，但因为当时学者为宋、金、辽三朝谁为正统的问题争论不休，所以也就一直未能撰成。

直到脱脱以都总裁右丞相的身份领衔主修三史，他断然裁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以此为三史之义例。”

脱脱于1344年农历五月因病辞职，由阿尔拉？阿鲁图继任中书右丞相。阿尔拉？阿鲁图继脱脱之后，主持了纂修辽、金、宋三史，颁《至正条格》等工作，特别是史中的《宋史》部分，是由阿尔拉？阿鲁图主持的。

虽然在参与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尔拉？阿鲁图名为都总裁，但他素不识汉字，因而并没有参与实际编修，但他在财政、管理、史料提供上给予了莫大支持，因此在1345年农历十月，三史皆修成。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奏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