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思想大体是首先是阻止战争，即止战。其次，如果阻止不了就要提前备战，要战就要伐谋，伐交，最后择机择时攻伐。
《孙子兵法》中谋略制胜思想主要表现在“庙算”制胜、“诡道”制胜、“不战而屈人之兵”三个方面。
(1)“庙算”制胜。是指靠战前充分周密计划取胜。因古代用兵之前的施谋定策是在祖庙里讨论决定，故称之为“庙算”。它强调战争指导者要“经之以五事，较之以七计”，即以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因素“道、天、地、将、法”为基础，从敌我双方七个方面进行计算比较(称“七计”)，全面分析判断各方面的情况，周密充分筹划制胜的有利条件。孙武认为，计划充分周密，胜利条件多，就可以取得胜利；计划不周密不充分，胜利条件少，就不能取得胜利(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庙算”制胜是贯彻谋略制胜思想的首要条件，其实质是先求运筹于帷幄之中，然后决胜于千里之外。
(2)“诡道”制胜。是指以诡诈手段胜敌。《孙子兵法》明确指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原则，认为用兵是一种诡诈行为，打仗是一种诡诈行动，要依靠诡诈多变的战法取胜。兵不厌诈，古今常理，孙武强调示形用谋，欺敌用诈，并列举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这既是诡道的具体内容，也是谋略的具体运用。
(3)“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指不采取直接交战的手段而使敌人屈服，取得胜利。孙武认为，百战百胜，还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因此他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要求战争指导者用全胜的计谋争夺于天下，不用直接交战而使哉人完全屈服，这样，自己军队不至于受到损失和挫折，又可以取得完全胜利。这实质是谋略制胜思想的最佳结果——不战而胜。
孙武之所以享有盛名，主要并不是因为他西破强楚，北威齐晋的军功，而是由于他留下了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一部内容完备、结构严谨的古代军事名著。它的产生，为我国军事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武把与战争有关的军事问题，分作十三篇加以论述，全书有完整的体系，新颖独特的论述形式。各篇既能独立成章，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上下承启，前后相衔，浑然一体，所以古人说：“其义各主于题篇之名，未尝泛滥而为言也。”直到今天我们阅读这些篇章，仍然为其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体系惊叹不已。
《孙子兵法》虽然包容了军事学的各个方面，但是关于进行和指导战争的论述，则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其他各个方面，几乎都是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
孙武研究军事是从研究战争入手的。《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指出：
战争（孙武是用“兵”字来表述的）是“国之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因此必须慎重对待，不可轻率从事，“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这就明确表达了孙武的“慎战”思想。
孙武的“慎战”思想，反映在战争指导上则表现为“全胜”的理论，这是《孙子兵法》的精华所在。在“慎战”思想的支配下，孙武要求当权者不可轻易地进行战争，要进行战争就必须要有胜利的把握；只有一般的胜利把握还不行，必须要有“全胜”的把握才能进行战争。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完全的胜利。
1。“先胜而后求战”是达到“全胜”的前提孙武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在战前对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做全面的分析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优劣，因而也才能依据所了解的情况，制订夺取战争胜利的指导方略。所以他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这就是孙武“知彼知己”，综合分析对比敌我力量的“庙算”知胜的思想。
孙武认为，为了做到“知彼知己”，除了善于通过各种征候“相敌”（即分析观察有关敌军的各种现象和动向）外，还要获得可靠的情报，派遣各种间谍潜入敌军内部，进行各种侦察，而且不被敌人发现。孙武十分重视依靠间谍了解敌情，把“用间”提到了“三军所恃而动”的重要地位。
孙武在其“先胜”而后求战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战前要千方百计地消灭自己的弱点，使敌人无隙可乘，无懈可击，立于不败之地，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所谓“先为不可胜”，就是要树立随时准备作战的思想，对敌人不能存在侥幸的心理，要做好一切准备，使敌人的进攻无法得逞，并且以自己的充分备战措施，挫败敌人的进攻。在思想上提高警惕、常备不懈之后，还要在军事部署上，拟订周密的作战计划，考虑多种击败敌人的作战方案，后，还要在军事部署上，拟订周密的作战计划，考虑多种击败敌人的作战方案，后我可寻机将其歼灭。
除了“动敌”之外，孙武还采取了“示形”的办法，争取主动摆脱被动。
孙武所说的形，是指客观物质的力量。孙武说的“示形”，包括“形人而我无形”两个方面的内容。“形人”，就是要造成各种假象去迷惑敌人，诸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使敌人发生错觉，采取错误的行动，把军队拖垮，使官兵疲惫，让敌之真相暴露无遗，为我提供歼敌之机。所谓“我无形”，就是要隐形匿迹，深深地隐蔽自己的意图，达到“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的地步，这样就能增大己方进攻的主动性和突然性，扩大敌人的被动性和盲目性，就可以“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了孙子的“示形”之说：“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避实击虚”“以众击寡”，是孙武关于集中兵力，造成相对优势，取得作战主动权，战胜敌人的精彩论述。孙武用“水之形，避高而趋下”的生动比喻，要求战争指导者，指挥自己的军队，“避实而击虚”，攻击敌人防御薄弱之点，造成“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的凌厉攻势，迅速歼灭敌人。
3。灵活多变的战法是达到“全胜”的重要手段有了充分的准备和取得一定的主动权后，并不等于已经取得了胜利，如果战法呆板，照样不能打胜仗。所以孙武说：“兵无常势”，如同“水无常形”一样，只有“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才可以说用兵是入了“神”。孙武所说的灵活多变的作战指导，主要表现在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多变的战法两个方面。
在正确使用兵力方面，他要求战争指导者要“识众寡之用”，要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打法。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手段：“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远途奔袭时，要“并敌一向”，撇开次要敌人，攻击主要目标，这样就可以“千里杀将”；在兵力部署上，要如同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做到灵活机动，互相策应。
在战法变换方面，孙武主张“奇正”多变。他认为，虽然打仗的一般规律，总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但是奇正之变，就像宇宙的万事万物那样变化无穷。他要求战争指导者，战法要灵活变化，计谋要不断更新，使人无法识破我在军事部署上奥妙机密之所在；驻军要常换地方，进军要多绕迂路，使人不能猜测我的意图。这样就能稳操胜券了。
此外，《孙子兵法》还提出了“因粮于敌”的主张，并对不同的天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形，也提出了变换战法的一系列措施，对水战、火战、山地战的战法，也有一定的论述。
4。良将精兵是达到“全胜”的根本条件孙武在《孙子兵法》开卷的《计篇》中，把“智信仁勇严”的良将，以及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精兵，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是达到“全胜”的根本条件。
孙武关于争取战争“全胜”的种种论述，无一不同贤良将帅的指挥才能和精神素质有关。因此，他对将帅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归纳起来就是“智信仁勇严”五条：“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孙武把“智”放在首要地位，表明他对将帅指挥才能的重视。孙武认为，两军相争，较量智谋为先，角逐实力次之，作为一个贤良的将帅，必须对关系战争全局的大事，要有深刻的了解，能明察事理，多谋善断；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敌我双方的情况，必须有透彻的了解，既不可明于知己而暗于知彼，也不可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只有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自己的弱点，不为敌所乘；必须尽一切可能，暴露敌人的弱点，寻机歼灭敌人；对于复杂多变的战场，要能“通九变之利”，做出灵活的处置；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能“因敌变化”而“料敌料制胜”。
孙武认为，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军队，是夺取战争“全胜”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他极为重视治军和练兵。他认为治军的基础是要爱护士卒，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使士卒亲附，为使用他们创造条件。但是，如果士卒亲附而不能用，厚待而不能使，那就如同溺爱的娇子一样，不能用以作战，因此孙武要求对士卒要“教之以文，齐之以武”，进行严格的训练，对他们明法审令，治乱去骄，使之畏服，听从指挥。
《孙子兵法》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普遍的重视和流传，被人们推尊为兵学鼻祖。韩非在《五蠹篇》中说，战国时“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生动地反映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时期，人们研究军事、探讨兵法的盛况。
司马迁称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这说明《孙子兵法》在汉代已成为兵学之冠。第一个注释和阐发《孙子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他要求军事家们能领会书中“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真谛。明代中期抗倭名将戚继光则认为，《孙子兵法》是“纲领精微”的“上乘之教”。明代后期的茅元仪用“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两句话，概括了《孙子兵法》在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上的承先启后作用。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认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两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
《孙子兵法》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军事史，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兵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论著。它与希腊希罗多德（前484—前425年）的《希腊波斯战争史》、色诺芬（前403—前355年或354年）的《希腊远征波斯记》、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廷（约35—约103年）的《谋略例说》相比，不仅成书的年代要早，学术性更强，而且在内容上更加详备、系统和深刻。所以《孙子兵法》不胫而走，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早在唐朝就流入日本、朝鲜，1660年就有了日译《孙子兵法》；18世纪60年代，《孙子兵法》西传至欧洲，1772年，法国神甫约瑟夫·阿米欧首次将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刊印出版；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以《孙子兵法，世界最古的兵书》为名，在伦敦翻译出版。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孙子兵法》译成本国的文字。这些国家的军事理论家们，对《孙子兵法》都赞不绝口，认为它的内容“闳廓深远”“诡谲奥深”，是“最早最优秀的著作”；称道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奠定了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基础”，亚洲的许多国家，甚至把《孙子兵法》规定为军官训练的必修课程。
我们在充分肯定孙武在军事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吸取其中的精华时，也要看到他的不足，对他在著作中所反映的唯心史观和机械论，也要精心地加以扬弃。例如，他把战争的发动和消弭，仅仅看成国君的一念之差，从而模糊了产生战争的社会根源，他所研究的战争几乎都是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对奴隶阶级的起义和战争，几乎没有涉及；他对将帅作用的过分夸大，以及驱使士兵盲目赴战的论述，是应当注意剔除的糟粕。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历经了两千多年而不衰，古今中外的军事家莫不把它奉为经典。西汉初的名将韩信曾以此书对部将教导谆谆，指挥其军队“举之不断、行而不迷、进退有据”，使他的军队攻无不克、风靡南北。据说拿破仑在戎马倥偬间也常看此书，他以雄才大略和多谋善胜著称于世，拿破仑的杰出战略战术思想不无借鉴《孙子兵法》。即使在现代，《孙子兵法》仍不失为军事战略的指南，他的“不战而胜”思想已为世人所熟知。解读《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渊源，对于《孙子兵法》的研究，应当有所裨益。
《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基础是《老子》哲学，正如《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一样，《孙子兵法》十三篇始终贯穿着老子哲学思想，它是《老子》哲学思想方法论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应用和卓越发挥。
老子原名李耳，具体生卒年代未详，但他是孔子（公元前551至前479年）的前辈，孔子曾远道登门“问礼于老子”，终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去。孙武生长于齐国贵族家庭，和孔子是同一时代的人，吴王阖闾（公元前514年至前496年在位）曾拜授孙武为吴军统帅，“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武是否到过老子那里求教，史书没有记载。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他们俩人哲学思想的比较中，略知《孙子兵法》军事哲学基础的来龙去脉。
老子哲学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均有影响，但对兵家的影响尤大。在老子的主要著作《道德经》五千言中，谈兵的字眼就有268字。全书有一部分内容是直接谈兵的，还有一部分内容是以哲理来喻兵的，其他内容也贯穿着战略战术思想。我们通过比较、评析，可以看到《孙子兵法》对老子哲学在论兵方面的全面承续关系，以及老子哲学对孙武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的深刻影响。
一、不战而胜思想老子反对轻率的战争，认为“佳兵不祥”，即好战者不能得到吉祥，“兵者，不祥之器”，他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主张“无为而治”。孙子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指出：“凡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他强调：“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由此可见自古知兵非好战。
二、出奇制胜思想“无”和“有”是《道德经》中一对很重要的哲学范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孙武对此发挥得十分巧妙，他指出：“战势不过奇正，以正合，以奇胜”，在军事上，“无”的具体应用就是“奇”，“有”的具体应用就是“正”，“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这些宏论同《老子》哲学中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和“有无相生”的原理是一致的。
三、愚兵思想在《道德经》中，似有愚民思想：“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孙武则要求将帅“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这样才能如意地指挥作战。这种思想是他们共同的历史局限性的反映。
四、上下一心、官兵一致原则老子主张统治者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关心民众疾苦。孙子则要求将帅“视卒如爱子”，他还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就是“上下同欲者胜”。老子和孙武都十分重视民众的支持，争取民心或军心，把政治和军事的工作重心放在民众和士卒之中。可见他们都很注重实际，深知“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五、柔弱胜刚强老子贵柔，认为“物壮则老”，物极必反，所以柔弱胜刚强。他指出：“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军事上“故抗兵相加，则哀者胜矣”。孙武继承了这些思想精华，他在兵书中写道：“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胜者之战，若决积水于千仞之奚谷者，形也”。并把兵形如水的理论阐述得淋漓尽致。例如：“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中的“不意”、“不备”，就是“虚”，水常居高临下，避实击虚，兵也是如此。又如：“声东击西”之类的战略战术，就是要造成兵势的高低差，以便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各个歼灭敌人。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如何以弱胜强、化害为利？孙武主张：“陷之死地而后生，投入亡地而后存”。老子说：“进道若退”，也是这个道理。通过主动陷于绝境来促使矛盾的转化。历史上项羽率领的楚军“破釜沉舟”、韩信的汉军“背水一战”，都是著名的以弱胜强战例。
六、贵“无”思想贵“无”也是老子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孙子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只有达到“无”的境界，才能把握战争的主动权。他也希望君王处于“无为而治”的地位，指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他要求将帅要有“形人而吾无形”的战略战术思想，主张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机动灵活，以便造成“我专而敌分”的战场态势，这样一来，“敌虽众，可使无斗，则胜可为也”。孙武大力宣扬“无形”的好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他认为：“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老子、孙子这些“贵无”的战略战术思想即便是在现代战争中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七、洞察先机、超越平凡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由小到大，由盛而衰，物极而反，貌似强大完美的事物，其实潜伏着危机或困难。老子深刻地指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美好的事物也在不可避免地发生运动和变化，当人们都知道美好的事物是什么时，那它已经在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所以就“不善”、不美了。《孙子兵法》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论述：“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这里体现了道家以奇用兵的军事思想。
八、后发制人人的行为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老子不主张直接探求，而是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他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孙武在军事学里具体地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在《军争篇》中写道：“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充分利用各种制约因素和各种假象来牵制、迷惑敌人，使敌方在瞬息万变的战局中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春秋战国时期的假道伐虢和楚汉战争中韩信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都是著名的战例，体现了“以迂为直”和“后其身而身先”的战略思想。
九、游刃有余在老子看来，“有无相生”，物极必反，因此，处于正面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反面。他说：“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而）新成”。保持“道”的人，他不要求饱满，正因为他不要求饱满、留有余地，虽然有缺点（蔽通弊），却能取得新的成功。《孙子兵法》中的“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思想是同老子的这一思想一脉相承的。他的这种思想也符合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之间作战的实际情况，当时的作战是称霸和外交的重要手段，并不一定要把敌方灭掉，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了。当然，他的这种思想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也是历史局限性的反映。
十、朴素的总体战思想《道德经》和《孙子兵法》中都有朴素的总体战思想。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八章中指出：“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高明的统帅可以通过战争以外的手段赢得胜利，这里面已经有总体战思想的雏形。孙武则继承和发展了总体战思想，他明确地指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武认为，对敌作战首要的是政治手段与谋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次是外交手段，主要是指纵横捭阖方面的手段；再次才是军事手段，攻城则是下策了。战争只是政治的特殊表现形式，它是政治的延伸，而又归宗于政治，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些基本原理，看来老子和孙武早就发现了。
十一、知己知彼、自胜者强老子和孙武都比较注重全面地看问题。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孙武则引伸到军事领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认识自己的弱点，克服自身的不足，使之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克敌制胜的前提，然后利用敌方在运动变化过程中暴露出的弱点，举而胜之，这也是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老子和孙武也有精辟的见解。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孙武讲得更具体，他认为善战者应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全面认识和比较敌我双方力量的大小与分布情况，积极创造我强敌弱的形势，相机败敌。这是老子和孙武军事哲学的又一贡献，对后世的影响颇大。南宋名将岳飞在总结其军事生涯时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清代的曾国藩也说：“先求稳当，次求变化”。这些论述，前后间隔两千余年，这条军事的基本法则可谓没有变。
十二、辩证法思想在老子和孙武的著作中都有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用全面的、发展的和能动的眼光看待政治、军事问题的变化规律，因而，他们提出的不少警句格言至今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老子认为事物都是相反相成、发展变化的，仅仅抓事物的正面，反而得不到正面，而善于纵观全局、把握事物的反面，因势利导，却可得到正面。例如：《道德经》中的“将欲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老子的“进道若退”也有这个意思，“进”是以“退”为条件的，“退”促进了矛盾事物的转化。《孙子兵法》的军事辩证法则，学术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全书中的字里行间闪耀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芒，这里不再赘述。
从总体上看，《孙子兵法》与《道德经》一脉相承。从文学修辞上看，这两部书均词约义丰、说理精辟、逻辑严密、文彩飞扬，妙语联珠；从哲学思想上看，《孙子兵法》直接渊源于《道德经》，孙武和老子一样也都是无神论者；而在论兵方面，孙武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饱含《老子》哲学精髓的《孙子兵法》不愧为世界兵书中一朵不朽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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