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部长走下公共汽车，解下脖子上的毛巾，把脸上的汗擦了擦，便急急忙忙的扛起行李往工地上走。
走在后面的刘处长紧走了几步赶上来，把手里的零碎东西往将军面前一递，喘吁吁的说：“部长，把背包换给我。”
“算了吧，你也不是小伙子。”将军看了刘处长一眼，笑了笑说，“咱两彼此彼此。”
他们刚走过牌楼，一片喧闹的人声混合着机器声、喇叭声就迎面扑来，整个坝后工地展现在面前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场面：一条高大整齐的“山岭”把两个山头连在一起，一条巨蟒似的卷扬机趴在大坝上，沙土、石块像长了腿，自动的流到坝顶上。坝上坝下到处是人，汽车、推土机在匆忙中奔跑。。。。。。将军一面走一面四下里看着，他被这劳动场景深深的激动了。对于这个地方，他并不陌生。这里是作为军事重地留在他的记忆里的。九年前，他曾经为了攻取这一带山岭，又要保全这里的古陵（就是十三陵）而焦虑过；他不止一次的在作战地图上审视过它，在望远镜里观察过这里的每一个山头，至今，对面那几个山头的标高他还依稀记得。但是，现在变了，作为战场的一切特点都变了，当年敌军构筑的防御工事早已被山洪冲平，那依山筑成的小长城也只成了一条白的痕迹，连那座小山头也被削下了半截填到大坝上了。几年来，他每次看到过去战斗、驻扎过的地方在建设，总是抑制不住的涌起一种胜利和幸福的激情；而现在，他又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来到这里，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所有的疲劳、酷热全都忘记了。
他俩找到了要去的单位的劳动地点。人们正在紧张的劳动着。在一道一米多深的土洼下面，平躺着一列斗车，战士们把砂土挑到崖边，在由另一部分人把它倒进车里去。他俩悄悄的把行李放好，走向前去。工具没有了，只找到了两个空筐，他俩便每人抓起一只，用手提起土来。
将军刚提了几筐，就听见一个尖细的声音在喊他：“喂，老同志，怎么还是个“单干”户呀？”
将军被这个友好的玩笑逗笑了，抬头一看，原来说话的是个年轻的战士。他不过有20岁，一张圆脸，厚厚的嘴唇上抹着一层淡淡的茸毛，一绺头发从软胎的帽舌底下露出来，被汗水牢牢的贴在前额上，显出一股调皮劲。他正挑了担砂土颤悠颤悠的走过将军的身边，调皮的笑了笑，露出一对白白的小虎牙。将军笑了笑回答：“我是个新兵嘛！”
“那。。。你等等。”青年战士连忙把筐里的土倒下，然后拔腿跑到滤沙架子底下拖来了一只大抬筐，往将军身边一搁，说道：“来，咱俩组织个互动组好不好？”
“好。”将军高兴的回答，说着就连忙蹲下帮他整理抬筐的绳子。
“你这可不行，”战士一面整理筐子一面真像老战士似的批评起来，“这样毒辣的太阳，你光着膀子一会就晒暴皮了，可痛啦。”说着就去给他拿衣服。等将军顺从的把上衣穿好，他又认真介绍起经验来。他告诉将军：因为天热，要多喝开水，等会来了咸菜要猛吃；下班时候要把鞋子里的砂土倒干净，要不走到家会打泡的；睡觉前要用热水烫烫手脚，因为条件很好，每人可以分得两勺子热水。。。。。。
将军感激的望着他那孩子气的脸，一一答应着。他觉得这个青年人实在可爱，便和他攀谈起来。他很快就知道，这个战士叫李守明，是通讯班的，才21岁，是1955年参军的。并且从他这张爆豆锅似的嘴巴里，很快知道了工地和这个单位的一些情况。这样边干边谈，等把抬筐收拾好，他俩已经成了很熟识的朋友了。将军亲切的管这个青年人叫“小李子”小李也不拘束的管这个穿灰衣服的老同志叫起“老林”来了。
他俩抬筐，走下了装料的沙坑，装上满满的一筐。将军还不满足，又在上面加了一个“馒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俩发生了第一次争执。原来趁将军弯腰上肩的时候，小李偷偷把绳子往后移了半尺多。这个“舞弊”的做法被将军发觉了，他扭回身抓住绳子往前移来，不满的说：“这，这不行。”
“我身体好，这边稍重些没关系。”小李把绳子又移回去了。
“你是欺负我看不见。”将军双手抓住绳子又往前移了过来，“咱俩加起来够70岁，我就占三分之二还多，应该靠我这边。”
。。。。。。。
一场争执刚结束，抬了两趟，又起争执，这回是小李先开口：“不行，不行，你的腿脚不方便，从这些筐头子空里穿，不安全，栽倒了怎么办？”
“没关系嘛！”
“啥没关系？”小李眼珠子一转又出了个点子，“你走的慢，当车头不行，咱俩竟挨压！”
将军没话讲了，因为腰上、腿上都负过伤，他在头里的确走不快。
“来，你掌陀，我带头。”小李胜利了
争执归争执，他们合作的却很好：小李头里走，将军在后面喊着“一、二、一，”两人走着一样的步子；两人分吃一块咸菜，用一个水壶喝水。随着每一趟来回，两人都觉得出，他们这“忘年交”的友谊在迅速的增进。
抬空筐的时候，小李怀着深深的敬意，望着将军那帽檐边上的汗水和那一圈花白的头发，那里仿佛汗水随淌随凝结了，结成一层盐粒子，均匀的撒在头发梢上。心想：别看老同志年纪不轻，干劲可真不小，明摆着铲土比抬土轻些，他却偏偏要拣重的干。
将军也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年轻人。抬着土走的时候，将军望着小李的背影，那件黄色的背心中央有一个大大的“5”字；而这个青年抬土也像在球场上一样，没有一丝安闲。比方，装料台上净是一排排装满土的筐头子，只要挨着边放就行了，他却总是走到最前面，为的是装车方便些。而返回的时候，他又总爱放开嗓子叫一阵，舞弄着胳膊指挥一翻，要不就嘟哝着，把放的不合适的筐子整理一翻；临走还得带上几个空筐子。他的意见也特别多，一会嫌装料的人少了，窝工；一会叫：“别乱仍空筐子，砸着人！”而这些意见又常常和将军的感觉是一致的。将军觉得：他每走一趟，就对这个青年多一层了解。这些年来，将军常下部队，就在前天，他还在“试验田”连队里。他也不只一次和战士谈过话。但似乎都没有在和这个青年战士共同劳动的几个钟头中，对一个战士的思想感情了解的这么真切。他从小李所表露的那种主人翁态度，那种主动精神，集体主义感情。。。联想到实验连队，想到他那一部分工作。。。想得很多很多，以至于有几次差点被脚下的筐子拌倒了。
他这样边思索边劳动，一气干了三个多小时。
六点半钟，两个炊事员抬着一大筐馒头和一桶咸菜来了。斗车开出后，没有再回来，看来卸料的同志也在吃饭了。于是人们便哄的一声围住了馒头筐子。将军也挤过去，从人缝里伸手抓了两个馒头和两条咸萝卜，便找了个细沙堆躺下来。
直到这时，他觉得出实在有些累了。本来，像这样的劳动，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新课，28年以前，他已经是水口山矿上的一个有着三年工龄的矿工了，砸石头、挑矿砂，他什么活没干过？更不要说参加红军以后那些艰苦的战斗生活了。但这毕竟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这会一连抬了三个钟头的砂土，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体力是不比以前了，腰上的伤口隐隐作痛。那地方在1935年东渡黄河的战斗里，被阎锡山的队伍打断了一条肋骨。他把腰眼贴在沙土上烙着。那沙土被太阳晒的滚烫，烫的伤口热乎乎的，十分舒服。他咬了口馒头，扬起拳头轻轻的敲了敲腰眼，暗暗想到：没有关系，只要今天能坚持的了，过了明天就没有问题了。
他嚼着馒头，倚着砂堆，向大坝看去。一大片乌黑的雷雨云从蟒山背后涌起，急速的升上来。被浓云衬托着，大坝仿佛是一只泊在海里的大军舰，更加雄伟了。大坝的两头，像两个炮群在集中发射，不时腾起一簇簇花朵似的烟云，爆发出一连串的隆隆响声。似乎借着这响声作节拍，扩音器里正在播送着雄壮的歌曲。
看着这场景，将军觉得十分快意。这时他才发现沙堆背后有人正在讲故事，一个粗重的话音传来：“。。。。。。嘿，那才叫紧张呢，整天是沙土、木料、木料、沙土，哪里还分几个钟头、多少班次？干就是了。。。。。。”
“修好了吧？”一个人焦急的问
“当然。师首长都亲自拿着铁楸干哪，修不好还成！我还跟师长一块抬过一根大梁哪。林师长一边抬着木头一边喊：‘同志们，干哪！咱们快把工事修好了，叫敌人连一滴水也淌不进来。’看，说的多好。。。”讲话的停了一下，咯吱咯吱嚼了阵咸菜，又补了一句：“你们说，要用那劲修水库，嗯？！。。。。。。”底下的话被一阵哄笑淹没了。
将军微微笑了笑。他听的出这人讲的是那次阻击战。当时他是不是讲过这些话，他是记不起来了，但这段话却把他引到那些满是硝烟的日子里去了。他情不自禁的又向那高大的水坝瞥了一眼。心想：“他这鼓动工作挺不错，那件事和眼前的情景还有些相象呢。”
他刚想欠身去看看讲话的是谁，忽然身边扬起了一阵灰尘，小李一蹦一蹦的过来了。
“你什么时候跑到这里来了，叫我一阵好找。”小李把一草帽兜馒头递过来，又摸起腰间的水壶，一扬脖子喝了两口，然后伸手递给将军。
将军一面喝水，一面问：“你找了好久了？”
“没，找不到你，我去听分队长讲故事去了。”
“咳”将军爱抚的看着他那满是汗水的脸，把毛巾递给他，略带责备的摇摇头，“看你热的。干这样的重劳动还不够你受的，还到处瞎炮。”
“咱这算什么，小事一桩。”小李一面擦汗，一面反驳。看来刚才听故事所激起的情绪还没有平静下去，他激动的说：“干这么一点活，有房子住，有白馒头吃着，还能说累？那人家老红军长征时候爬雪山、过草地那么苦，怎么过来的？”说着，他就咬了口馒头，问将军：“老林，你听说过老红军长征的故事么？”
将军微微笑了笑，没有回答。
“没有吧？我可听说过。”谈到这事，小鬼流露出显然的激动，馒头也忘吃了，“指导员给讲过，红军长征可苦啦。过草地的工夫，没得吃，吃草根，吃野菜，听说有个同志饿的没法，把条皮带煮煮吃了一天。”
说到吃皮带，这个同志显然是加上自己的想象，把听来得故事夸张了。将军知道，皮带并不像吃鲜黄瓜那样清脆可口，一天可以吃上一根，那时，他那只牛皮鞋底是吃了三天才吃完的。但他也很受小李讲到这事时的激情感染，没有给他纠正，只是说：“那样的环境嘛，不吃那吃啥？”这话倒也是实在话，在将军看来，当时那样做是自然的，丝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什么？”小李被老同志这种看来冷漠的反应激怒了，急得脸通红，结结巴巴的说，“咳，你，你这人真是。。。。你根本不知道人家那些老革命多么的艰苦！”说着，他真动了气，像不屑和这个不同情理的人说话似的，一翻身躺下去，枕着手，望着天。停了好一会，他自言自语的说：“那些老革命，牺牲了那么多，受了那么多的苦，这会把打下来得江山双手捧到我们手里，说：‘你们好好把它建设好吧！’你说，我们要不好好的干，日后见了他们，叫我们怎么说？。。。。。。”
将军侧身望着他那激动的脸，顿时涌上一中温暖、甜蜜的感觉。这青年人对自己的责任的理解虽然还不怎么完整，但是将军从他身上分明的觉察到：老一代战士们那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已经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被新的一代接受下来了。这种传统的革命精神滋养了新的一代，成了鼓励他们献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并且在新的条件下爆发出新的火花。
想着，将军也不禁感慨的说：“想想那时候，这会该拿出更大的劲来工作才行啊！”
“对，这才象话。”小李的气平了些，他又咬了口馒头，随即把嘴俯到将军的耳边。正要再说什么，忽然一大滴水点滴到腮帮上，接着，一阵疾风夹带着沙土扑过，大白点子雨急骤的洒落下来，打在沙土上，激起一股股细烟。
这雨来得又突然又猛烈，震击的人们手忙脚乱，有的忙着找雨具，有的忙着找避雨的地方。小李看了看车道，见斗车还没有来，便一把把将军拉起来，三脚两步赶到一个木工棚底下蹲下来。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急。就在这时，呼隆呼隆，空斗车被拖拉机牵引着，开进了装料台。
“那边的卸料同志在等着，得马上装料才行，但是这么大的雨。。。”将军思沉着，四下里望了望，只见有几个同志走出了避雨的地点，向装料台走了几步，但看看别人没动，又犹豫的退了回来。身旁的小李早已沉不住气了，大声嚷着：“分队长！分队长！。。。”
“分队长开会去了！”不知谁在回答。
将军看着这情形，心里一动。他知道，部队里常常有这样的时候：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该这么干，恨不得马上就动手，但是就因为没有人出面，就不能动手；这时候，只要一个人说句话，就会立即行动起来的。于是他拉了小李一把：“小李子，咱们去干吧！”
“好，就是分队长没来。。。。”
“咱们先干嘛！”将军一按小李的肩膀站起来。随手一拉小李，提高了声音喊到：
“同志们，走哇！”
说完，他一躬腰走出了草棚，钻到暴风雨里去了
这句话像一道命令，人们都站起来了，一个，二个，三个。。。跑进风雨里。他们哄笑着，叫嚷着，跟在将军后面向装料台奔去。将军一边跑，一边回头看看，这情形很使他兴奋。“有多少年没有这样做了？”他暗暗问自己，脑子里忽然浮上了另一幅情景：那是在草地上，也是这么个暴风雨的傍晚，被疲劳寒冷和饥饿折磨的衰弱无力的战士们直往草丛里钻。但是天黑之前找不到干些的地方宿营，摸黑在烂泥里钻是很危险的。当时，他也是这么喊了一声，队伍又前进了。
将军和小李跑到装料台边，浑身已被水浇透了，石屑和雨点吹打在脸上，麻沙沙的疼，但是他们顾不得这许多，两人抓起铁楸，装了满满一筐沙，便抬起来紧跑。正跑着，迎面两个人跑过来，走到前面一把抓住了将军的扁担梢，喘呼呼的说：“首长。。。这活你。。。。”
将军一定神，才看清那人臂上的红袖章，跟在后面的是刘处长。他随手拨开分队长的手说：“嘿，什么首长，再这里我是战士，你才是首长哩。分队长同志我有个意见：你得赶快把大家组织一下，风雨里看不清，要特别注意安全！”
“对。”分队长无可奈何的松开手，一面辩解着，“段上叫开会，我刚回来。。。”他走到小李身边，伸手腕住小李的肩膀，低声说：“将军年岁大，又负过伤，你可得留心照顾着点。。。。”
“将军！”小李不由得惊叫起来。这情况太意外了。他分不出自己是由于感动还是由于紧张，只觉得自己的心跳的很急，眼里像灌了雨水，有点发涩。他连忙放下扁担，走到将军面前，结结巴巴的说：“将军同志，我不知道是。。。。。”
“嗨，你这小鬼。”将军爱抚的把手搭在他肩上，顺手轻轻的推了他一把，说道，“快，快掌好陀，我这火车头要开啦！”说罢，他弯腰抄起扁担，搁在肩上。
小李激动的抓起扁担，望着将军那花白的头发怔了一霎；雨水混着汗水，正从那发梢上急急的流下来。他深深的吸了口气，趁势悄悄的把筐绳又往后挪了半尺。
这回，将军却没有发觉。他一手扶肩，一手甩开，挺直了腰，迈开大步向前走去。他走的那么稳健，又那么豪迈。当他带着他的连队走过荒芜人烟的大草地时，就是这样走着的；当他带着他的团队通过日寇的封锁线时，当他带着他的师跨进“天下第一关”时，他也是这样走着的。
1、党费
作者： 王愿坚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
1934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4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迫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看看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的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呢，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1931年入党的。1932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5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儿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
八角坳离山有30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像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儿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像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服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
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最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
五送我郎当红军，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侬担承。
……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做工作在农村。
……
好久没有听这样的歌子了，在这样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子，心里真觉得熨帖。我想的一点也不错，群众的心还红着哩，看，这么艰难的日月，群众还想念着红军，想念着扯起红旗闹革命的红火日子。兴许这哼歌的就是我要找的黄新同志？要不，怎么她把歌子哼得七零八落的呢？看样子她的心不在唱歌，她在想她那在长征路上的爱人哩。我在外面听着，真不愿打断这位红军战士的妻子对红军、对丈夫的思念，可是不行，天快亮了。我连忙贴在门边上，按规定的暗号，轻轻地敲了敲门。 歌声停了，屋里顿时静下来。我又敲了一遍，才听见脚步声走近来，一个老妈妈开了门。
我一步迈进门去，不由得一怔：小窝棚里挤挤巴巴坐着三个人，有两个女的，一个老头，围着一大篮青菜，头也不抬地在摘菜叶子。他们的态度都那么从容，像没有什么人进来一样。这一来我可犯难了：到底哪一个是黄新？万一认错了人，我的性命事小，就会带累了整个组织。怔了一霎，也算是急中生智，我说：“咦，该不是走错了门了吧？”
这一着很有效，几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我了。我眼珠一转，一眼就看见在地铺上坐着的那位大嫂耳朵上那颗黑痣了。我一步抢上去说：“黄家阿嫂，不认得我了吧？卢大哥托我带信来了！”末了这句话也是约好的，原来这块儿“白”了以后，她一直说她丈夫卢进勇在外地一家香店里给人家干活儿。
别看人家是妇道人家，可着实机灵，她满脸堆笑，像招呼老熟人似的，一把扔给我个木凳子让我坐，一面对另外几个人说：“这么的吧：这些菜先分分拿回去，盐，等以后搞到了再分！” 那几个人眉开眼笑地望望我，每人抱起一大抱青菜，悄悄地走了。
她也跟出去了，大概是去看动静去了吧，这功夫，按我们干侦察员的习惯，我仔细地打量了这个红军战士的妻子、地下党员的家：这是一间用竹篱子糊了泥搭成的窝棚，靠北墙，一堆稻草搭了个地铺，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翅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墙角里三块石头支着一个黑糊糊的砂罐子，这就是她煮饭的锅，再往上看，靠房顶用几根木棒搭了个小阁楼，上面堆着一些破烂家具和几捆甘蔗梢子……。
正打量着，她回来了，又关上了门，把小油灯遮严了，在我对面坐了下来，说：“刚才那几个也是自己人，最近才联系上的。”她大概想到了我刚进门时的那副情景，又指着墙角上的一个破洞说：“以后再来，先从那里瞅瞅，别出了什么岔子。”——看，她还很老练哪。
她看上去已经不止政委说的那年纪，倒像个三十开外的中年妇人了。头发往上拢着，挽了个髻子，只是头发嫌短了点；当年“剪了头发当红军”的痕迹还多少可以看得出来。脸不怎么丰满，可是两只眼睛却忽悠忽悠有神，看去是那么和善、安详又机警。眼里潮润润的，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不多一会儿就撩起衣角擦擦眼睛。
半天，她说话了：“同志，你不知道，跟党断了联系，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真不是味儿啊！眼看着咱们老百姓遭了难处，咱们红军遭了难处，也知道该斗争，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干，现在总算好了，和县委联系上了，有我们在，有你们在，咱们想法把红旗再打起来！”
本来，下山时政委交代要我鼓励鼓励她的，我也想好了一些话要对她说，可是一看刚才这情况，听了她的话，她是那么硬实，口口声声谈的是怎么坚持斗争，根本没把困难放在心上，我还有啥好说的？干脆就直截了当地谈任务了。
我刚要开始传达县委的指示，她蓦地像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见了你我喜欢得什么都忘了，该弄点东西给你吃。”她揭开砂罐，拿出两个红薯丝子拌和菜叶做的窝窝，又拉出一个破坛子，在里面掏了半天，摸出一块咸萝卜，递到我脸前说：“自从并了村，离山远了，白鬼看得又严，什么东西也送不上去，你们可受了苦了；好的没有，凑合着吃点吧！”
走了一夜，也实在有些饿了，再加上好久没见盐味儿了，看到了咸菜，也真想吃；我没怎么推辞就吃起来。咸菜虽说因为缺盐，腌得带点酸味，吃起来可真香。一吃到咸味，我不由得想起山上同志们那些黄瘦的脸色——山上缺盐缺得凶哪。
一面吃着，我就把魏政委对地下党活动的指示，传达了一番。县委指示的问题很多，譬如了解敌人活动情况，组织反收租夺田等等，还有一些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办法。她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断不了问几个问题，末了，她说：“魏政委说的一点也不假，是有困难哪，可咱是什么人！十八年（十八年，指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上刚开头干的时候，几次反‘围剿’的时候，咱都坚持了，现在的任务也能完成！” 她说得那么坚决又有信心，她把困难的任务都包下来了。 我们交换了一些情况，鸡就叫了。因为这次是初次接头，我一时还落不住脚，要趁着早晨雾大赶回去。
在出门的时候，她又叫住了我。她揭起衣裳，把衣裳里子撕开，掏出了一个纸包。纸包里面是一张党证，已经磨损得很旧了，可那上面印的镰刀斧头和县委的印章都还鲜红鲜红的。打开党证，里面夹着两块银洋。她把银洋拿在手里掂了掂，递给我说：“程同志，这是妞她爹出征以前给我留下的，我自从‘并村’以后好几个月也没缴党费了，你带给政委，积少成多，对党还有点用处。” 这怎么行呢，一来上级对这问题没有指示，二来眼看一个女人拖着个孩子，少家没业的，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工作，也得准备着点用场。我就说：“关于党费的事，上级没有指示，我不能带，你先留着吧！” 她见我不带，想了想又说：“也对，目下这个情况，还是实用的东西好些！” 缴党费，不缴钱，缴实用的东西，看她想得多周到！可是谁知道事情就出在这句话上头呢！
过了半个多月，听说白匪对“并村”以后的群众斗争开始注意了，并且利用个别动摇分子破坏我们，有一两个村里党的组织受了些损失。于是我又带着新的指示来到了八角坳。 一到黄新同志的门口，我按她说的，顺着墙缝朝里瞅了瞅。灯影里，她正忙着呢。屋里地上摆着好几堆腌好的咸菜，也摆着上次拿咸菜给我吃的那个破坛子，有腌白菜、腌萝卜、腌蚕豆……有黄的，有绿的。她把这各种各样的菜理好了，放进一个箩筐里。一边整着，一边哄孩子：
“乖妞子，咱不要，这是妈要拿去卖的，等妈卖了菜。赚了钱，给你买个大烧饼……什么都买！咱不要，咱不要！”
妞儿不如大人经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轱辘轱辘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蘸点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看了这情景，我直觉得鼻子尖一酸一酸的，我再也憋不住了，就敲了门进去。一进门我就说：“阿嫂，你这就不对了，要卖嘛，自己的孩子吃根菜也算不了啥，别屈了孩子！”
她看我来了，又提到孩子吃菜的事，长抽了一口气说：“老程啊，你寻思我当真是要卖？这年头盐比金子还贵，哪里有咸菜卖啊！这是我们几个党员凑合着腌了这点咸菜，想交给党算作党费，兴许能给山上的同志们解决点困难。这刚刚凑齐，等着你来哪！”
我想起来了，第一次接头时碰到她们在摘青菜，就是这咸菜啊！
她望望我，望望孩子，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似地说：“只要有咱的党，有咱的红军，说不定能保住多少孩子哩！”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还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门外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一个人跑到门口，轻轻地敲着门，急乎乎地说：“阿嫂，快，快开门！”
拉开门一看，原来就是第一次来时见到的摘菜的一个妇女。她气喘吁吁地说：“有人走漏了消息！说山上来了人，现在，白鬼来搜人了，快想办法吧！我再通知别人去。”说罢，悄悄地走了。
我一听有情况，忙说：“我走！”
黄新一把拉住我说：“人家来搜人，还不围个风雨不透？你往哪走？快想法隐蔽起来！”
这情况我也估计到了，可是为了怕连累了她，我还想甩开她往外走。她一霎间变得严肃起来，板着脸，说话也完全不像刚才那么柔声和气了，变得又刚强，又果断。她斩钉截铁地说：“按地下工作的纪律，在这里你得听我管！为了党，你得活着！”她指了指阁楼说：“快上去躲起来，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动，一切有我应付！”
这时，街上乱成了一团，吆喝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我上了阁楼，从楼板缝里往下看，看见她把菜筐子用草盖了盖，很快地抱起孩子亲了亲，把孩子放在地铺上，又霍地转过身来，朝着我说：“程同志，既然敌人已经发觉了，看样子是逃不脱这一关了，万一我有个什么好歹，八角坳的党组织还在，反‘夺田’已经布置好了，我们能搞起来！以后再联络你找胡敏英同志，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同志。你记着，她住西头从北数第四个窝棚，门前有一棵小榕树……”她指了指那筐咸菜，又说：“你可要想着把这些菜带上山去，这是我们缴的党费！”
停了一会儿，她侧耳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说话了，只是声音又变得那么和善了：“孩子，要是你能带，也托你带上山去，或者带到外地去养着，将来咱们的红军打回来，把她交给卢进勇同志。”话又停了，大概她的心绪激动得很厉害，“还有，上次托你缴的钱，和我的党证，也一起带去，有一块钱买盐用了。我把它放在砂罐里，你千万记着带走！”
话刚完，白鬼子已经赶到门口了。她连忙转过身来，搂着孩子坐下，慢条斯理地理着孩子的头发。我从板缝里看她，她还像第一次见面时那么和善，那么安详。
白匪敲门了。她慢慢地走过去，开了门。四五个白鬼闯进来，劈胸揪住了她问：“山上来的人在哪？”
她摇摇头：“不知道！”
白鬼们在屋里到处翻了一阵，眼看着泄气了，忽然一个家伙儿发现了那一箩筐咸菜，一脚把箩筐踢翻，咸菜全撒了。白鬼用刺刀拨着咸菜，似乎看出了什么，问：“这咸菜是哪来的！”
“自己的！”
“自己的！干吗有这么多的颜色！这不是凑了来往山上送的？”那家伙儿打量了一下屋子，命令其他白鬼说：“给我翻！”
就这么间房子，要翻还不翻到阁楼上来？这时，只听得她大声地说：“知道了还问什么！”她猛地一挣跑到了门口，直着嗓子喊：“程同志，往西跑啊！”
两个白匪跑出去，一阵脚步声往西去了，剩下的两个白匪扭住她就往外走。
我原来想事情可以平安过去的，现在眼看她被抓走了，我能眼看着让别人替我去牺牲？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是我听到她最后的一句话。
这句话使我想到刚才发生情况时她说的话，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
当天晚上，村里平静了以后，我把孩子哄得不哭了。我收拾了咸菜，从砂罐里菜窝窝底下找到了黄新同志的党证和那一块银洋，然后，把孩子也放到一个箩筐里，一头是菜一头是孩子，挑着上山了。
见了魏政委。他把孩子揽到怀里，听我汇报。他详细地研究了八角坳的情况以后，按照往常做的那样，在登记党费的本子上端端正正地写上：
黄新同志1934年11月21日缴到党费……
他写不下去了。他停住了笔。在他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常见的严肃的神情。他久久地抚摸着孩子的头，看着面前的党证和咸菜。然后掏出手巾，蘸着草叶上的露水，轻轻地，轻轻地把孩子脸上的泪痕擦去。
在黄新的名字下面，他再也没有写出党费的数目。
是的，一筐咸菜是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一个共产党员爱党的心怎么能够计算呢？一个党员献身的精神怎么能够计算呢？
2、闪闪的红星
作者： 王愿坚
故事发生在1932年初冬。在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江西，有一个叫柳溪的山村里，居住着几十户贫苦人家。受尽了恶霸胡汉三的盘剥和欺压，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年仅八岁的潘冬子就是穷苦人家一个普通的孩子，他和小伙伴椿伢子天天眺望南山盼望着当了红军的爸爸早日打到柳溪，除掉胡汉三，为被胡汉三残害的奶奶和妈妈报仇。胡汉三闻知红军就要打过南山，惊慌失措，准备仓惶逃命。临走前恶狠狠扬言：就是走，也要杀了冬子母子，斩草除根！
村口大榕树下，冬子和妈妈被五花大绑吊在树下。胡汉三恶声叫喊着：“谁家男人要是再敢当红匪，潘家娘俩就是下场！开枪！”千钧一发之时，率先冲进村子的一队红军包围了大榕树。走投无路的胡汉三和几个民团爪牙束手就擒。冬子的爸爸潘行义奔上前，砍断捆绑冬子母子俩的绳索。
红军浩浩荡荡开进了柳溪村，椿伢子奔来跑去在红军的队伍里却没有看到自己日思夜想的父亲宋大光。潘行义告诉宋爷爷，椿伢子的父亲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宋爷爷强忍悲痛叮嘱潘行义，不要让伢子知道。
红军解放了柳溪，久受胡汉三奴役和压榨的柳溪百姓喜气洋洋。鞭炮声中，一副写着柳溪苏维埃政府的木牌挂在了胡家大院前。柳溪成立了赤卫队，冬子妈被推举为妇救会长。
冬子和椿伢子细妹背起书包和柳溪村大大小小的十几孩子入了列宁小学，年轻的红军女战士柳琴充任了他们的老师。孩子们也手拿红缨枪成立了儿童团，冬子在伙伴们的掌声中，戴上了儿童团长的红袖标。
胡汉三被关进了自家的地牢，赤卫队队员派人轮流看守，只等公判大会一开，柳溪苏维埃政府就将作恶多端的胡汉三当众枪决。由于冬子的小伙伴胖仔的父亲罗麻子做了“内奸”，胡汉三逃离了柳溪。正带着孩子们做游戏的冬子发现胡汉三逃跑，勇敢地与胡汉三搏斗。……
转眼几个月过去，已到了深秋。潘行义备好了行囊，随部队一起开始了第五次惨烈的反围剿战斗。为了配合红军前线作战，柳溪村男女老幼全都动员起来，胡家大院的苏维埃政府里，人们腾屋挪房，建起了临时红军医院，吴修竹带着担架队进进出出，运送从前线撤送下来的受伤的战士。冬子妈领着姐妹们做起了护理员，给伤员们喂汤喂药。
冬子和小伙伴们聚在了一起，商量着要给北山里和白狗子打仗的红军叔叔们送食物。当孩子们爬沟翻梁顺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走进深山时，突然看见迎面脚下的山谷里，有一队白狗子踩着泥泞跋涉而来。机智勇敢的冬子带领小伙伴们给敌人设下了“斗笠阵”，让敌人大惊失色，如临大敌，破坏了敌人企图偷袭红军后路的计划，使红军叔叔闻声赶来围歼了敌人，打了一场大胜仗。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就在潘行义养好了腿伤，准备请战再上前线时，接到上级命令，要撤出刚刚创立的柳溪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一道向北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柳琴也和孩子们告别了。
为给红军补充兵力，党组织决定将柳溪赤卫队一分为二，一部分收编为红六营的一个班，另一部分跟红六营的一个连组成游击支队，驻守当地开展游击战。欢送红军离别的场面既热烈又悲壮！临别前，潘行义送给冬子和椿伢子两颗红五星。
红军秘密撤离柳溪的消息很快通过中央军的暗探侦察传到了胡汉三的耳朵里。磨刀霍霍的胡汉三，成立了“还乡团”，杀回柳溪，开始了疯狂而又血腥的残酷报复。一进村的胡汉三就派爪牙们兵分几路逮抓冬子妈母子和宋爷爷爷俩，以及其他几个红军和赤卫队员家属。一场血洗柳溪的惨案发生了……
天亮后，躲过追杀的红军家属们分开疏散，冬子妈和宋爷爷决定带着红军伤员领着冬子椿伢子细妹上山，寻找游击队，并且留在了游击队的营地里。
冬子妈入党的申请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就在入党的第二天，冬子妈便在深夜潜入柳溪暗中组织群众给山上偷送军粮，由于罗麻子叛变革命，投靠了胡汉三，在敌人就要包围的生死关头，冬子妈为了掩护群众脱离险境，英勇牺牲！
党费
作者： 王愿坚
每逢我领到了津贴费，拿出钱来缴党费的时候；每逢我看着党的小组长接过钱，在我的名字下面填上钱数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心里一热，想起了1934年的秋天。
1934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最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4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迫得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瞅空子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看看整不了我们，竟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的可真绝，切断了我们
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
正憋得难受呢，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
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黄新，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1931年入党的。1932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5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儿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
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劣诮油返恼馕换菩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