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地里概念，从全球地里分布图上可以找出西方区域的规划，东方等等
定义
西方世界被认为是欧洲（俄罗斯除外），北美的美国及加拿大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即是以白人为主、具基督教文化及西方文化背景的国家，亦有认为信奉天主教为主的拉丁美洲国家也属于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英语：Western World），也称西洋、西方国家（英语：Western Countries）、西方文化区、自由世界，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时间有不同定义。这些国家文化与文字皆是一脉相承，惟地理上不一定位于西方，例如位于中东的以色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西方的概念根源于希腊文明、罗马帝国及后来的基督教文化，经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时代及通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扩张形成当今西方世界。冷战时期，西方的观点确立于深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反对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反共自由阵营，有别于政治经济方面不同的共产主义国家。
这个词原本字面意思是一个地理概念，15世纪以来西欧人相对于将看到的西亚、南亚与东亚当作东方。在当代文化含义里，这句西方世界除包括欧洲也包括欧洲殖民时期源自大量欧洲的祖先人口移民至美洲及大洋洲的国家。
西方世界也是古代中国人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地理概念，现代用法则与“西方世界”同义，明朝初期以婆罗洲岛中间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国家
北欧：挪威，丹麦，瑞典，芬兰，冰岛
西欧：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
南欧：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
中欧：德国，奥地利，瑞士
北美：美国，加拿大
澳洲：澳大利亚，新西兰
亚洲：日本
除了传统的东西方国家划分以外，日本是比较特殊的国家，日本在地理上虽然属于东方，但是因为政治上实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以日本一般被认为是西方国家。
扩展资料：
历史
西方文化是由许多古老、伟大的西亚文明所影响，像是腓尼基、苏美及巴比伦 。它起源于地中海盆地及其附近，希腊经常被引用作为它的起源地 。
随着时间推移，第一波扩张伴随罗马帝国的征服并传播至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及黑海南方沿岸地区。
第二波的扩张是基督教的传播，英格兰基督教化（公元5世纪）、保加利亚基督教化（公元9世纪）、基辅罗斯基督教化（乌克兰及俄罗斯，公元10世纪）、北欧基督教化（公元12世纪）、立陶宛基督教化（公元14世纪），促使整个欧洲进入西方基督教文化。
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在文明的演进 主张西方基督教文化大约诞生于公元500年，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留下文化真空反而带来新颖思想蓬勃发展，这在古典时代是绝不可能产生。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文艺复兴之间，西欧经历第一次大幅衰退，然后适应、调整及再次发展物质、技术和政治。这整个时期大约一千年并被称为中世纪，它的初期形成黑暗时代，后期促成文艺复兴在历史上反思观点和自我形象。
由于幸存的东罗马帝国及基督教堂的各个机构，罗马帝国时期的知识在中古时期被部分保留。欧洲也极大地扩大透过阿拉伯输入中国和印度新的技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发展超越希腊文明、罗马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由于商业、科学、工业革命，使西欧殖民帝国在20世纪中期一度统治世界人民广大地区。
这种扩张也使基督教的传播扩展至全世界，使基督教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
东西方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两极对峙格局和冷战，通常把二者的“关系”叫做东西方“关系”。虽然“阵营”已不复存在，但“西方国家”一词依然沿用。
除了传统的东西方国家划分以外，俄罗斯和日本是比较特殊的两个大国，两国在国民性上的相似，都有一种游离于西方世界之外的区别感。
虽然俄罗斯在种族，文化，地理上属于西方，但是因为其政治制度和国力等原因，所以一直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同。日本虽然在阵营上联合西方集团，卷入东西方这个关系，集团的概念。但地理、文化、种族上属于东方（东亚），经常被人们认为是东方国家。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西方国家
现代民主制度（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方面）充分展示了它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也清楚地表明一切政党组织都把民主选举作为取得执政地位的唯一合法途径。无疑，发达的现代民主制度大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体上与我国是有区别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片面性。但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已相当完备、完善、成熟，其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的实践和发展过程，一些理论、方法和经验，其运行方式和操作技术，为人类社会的民主政治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游戏，但其民主的外壳或具体形式，往往并不反映阶级内容，仅仅具有工具或手段的性质。我们完全可以批判的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的一切有价值的、合理的东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国的民主选举尚处在发展过程中，政党与选举制度方面尚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完善。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给了我们许多的启示和有益的参考。
（一）关于政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政党在选举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党的运行方式和执政方式，政党与议会、政党与法律的关系，以及政党的法制化等等。这对于我们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改善党在民主选举中的领导方式，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如何发展完善我国的多党合作，如何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选举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可资参考的东西和多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如，西方政党不能直接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即便是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其纲领、政策也必须通过国家形式，通过议会中其成员的多数地位，经法定程序成为全社会的规范，政党对国家的实际的领导是隐蔽的，其形式是法律所规范的。以法行政，以法治国，政府政策法律化。每每由执政党对全国各方面需要由政府解决的问题，系统而突出重点地亮出其治国之策；每届政府将其政纲的各部分经法定程序制定为法律，最终使本届政府的政纲转化为同届议会的立法体系。再如政党法制化，国家通过代议机关的立法活动，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并规范政党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法律规定政党的组建、政党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政党的经费来源及其使用，政党违反宪法和法律后的矫正和制裁等。随着我国政治制度的健全，反映我国政党体制、体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地位，全面规范政党行为的我国的《政党法》或《政党活动法》也完全有可能出台。
（二）关于政党在选举中的技术问题。西方国家政党在选举中的技术问题，如怎样提名候选人，如何组织竞选活动，各党派议员名额的分配，党派议员与地区议员的产生和比例等，对我们更好地解决诸如怎样保证提名候选人的公正、公平，如何引进竞争机制搞活搞好选举，如何解决地域代表制与界别代表制的矛盾，如何合理确定各党派、各界别、各方面的代表比例等，有许多可借鉴的东西。民主选举的运行方式和操作技术，本身只是一种工具，其工具性决定了它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政党所用，也可以为工人阶级政党所用。比如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代表一半由选区选举产生，一半由各政党、联盟在全联盟范围内竞选、依得票多少按比例分配，这对我国解决两种代表制的矛盾无疑有重要启发。再如对待竞选问题，尽管我们很多人对选举引入竞争机制已似无疑义，也意识到竞选对提高代表和鼓励公民政治参与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仍有许多同志对其可行性或操作性持怀疑态度，或认为中国文化是含蓄内向的，不欣赏出头露面和个人咄咄逼人的竞争。其实只要看看我们周围同是儒教文化传统的韩国、日本的情形，就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个误解。重要的已不是论证是否需要竞争，而是探讨如何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引导竞争行为。
（三）关于民主选举的形式问题。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当然相当完美。形式是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反作用于内容，好的内容要求以好的形式表达出来，好的形式可以更好地体现内容。在选举制度上，形式与内容几乎融为一体，交互作用。我国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选举制度、民主制度有必要而且有可能采取较完善的表达形式。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看，没有民主的具体形式就不会有民主，民主的形式（包括程序、规则、方法等）是非常重要的。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选举制度的巨大努力，有很多都是从改革、完善具体形式展开的，任何忽视民主制度表达形式的思想都是不利于人大建设和选举制度的发展的。在提名候选人、酝酿正式候选人、候选人介绍、选举的程序、差额选举等很多方面，有许多具体的形式需要进一步规范、完善。
（四）关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从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对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法制的原则必将反映到政治领域，市场经济倒致的经济主体和利益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也必将反映到政治制度方面。后者反过来又反作用于前者。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搞活、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选举制度，有步骤地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屋建筑关系的自觉运用。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民主所需要的经济文化条件也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本身的自我发展和完善也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发展过程，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党必须领导人民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
（五）关于对选举过程和结果的分析。显然，我们对民主选举的研究与分析是很不够的。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过去的有些观点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理解。如我国民主选举的参选率和投票率是非常高的。参选率高固然说明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说明代表产生的广泛基础。但参选率适当降低也未必是坏事。高参选率的背后是否掩盖了部分选民敷衍草率、不负责任的现象。由于选举制度、机制、技术尚不完善，有的选民对候选人缺少足够的、全面的了解，难免出现斟酌、权衡后仍然难以选择的情形（这种情形在选举制度已十分完善的西方也很普遍），与其敷衍应付，不如弃权。这是对自己神圣权利的尊重，也是一个国家民主选举制度和公民民主意识成熟的反映。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完善提名机制、增加选举透明度、改革候选人介绍方式、调动选民参选热情等方面，作大量的工作。再如选举结果理应是人民意志最集中最直接的反映，当然应该是最合理的、最能反映“民意”的。西方分析家一般是从选举结果判断选民的政治意愿、价值取向，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政策走向、趋势等；我们却总是首先分析各种比例、结构（包括政党代表之比例）是否合理，显然是我国选举制度尚不健全、尚不合理的一种折射。
09-09-16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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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未发育
1、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资本积累的增长特别是资本集中的加剧，必然造成以下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生产日益社会化。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日益发展，以至形成垄断资本的统治。这样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对抗性的矛盾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
（1）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贫富两极化。
（2）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
3、资本主义制度趋于灭亡是历史的必然。
（1）从生产社会化的本性来看，要求用社会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2）从阶级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原因来看，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生产出极大丰富的产品来充分满足所有的人全面发展的需要时，阶级就会消失，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制度趋于灭亡。
（3）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变化趋势来分析，资本的形式越来越社会化。
另外我说说自己的看法：
一个是科学技术的神话。神话说：富人和穷人、富国和穷国的差别不是源自剥削，而是源自科学技术。只要科学技术发展了，穷人可以赶上富人、穷国可以赶上富国。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当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问题在于这个生产力不能悬浮于半空，总要措置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神话所要遮掩的，恰恰是这个要害。首先是怎样才能掌握科学技术。掌握科学技术要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第三世界国家积累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只有在摆脱被盘剥、被掠夺的条件下才能做到。旧中国的科学技术比世界水平落后甚远，根本原因不在于那时的中国不重视科学技术，而在于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可能积累起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得到飞跃发展，根本原因也不在于我们重视科学技术，而在于我们摆脱了西方列强的盘剥和掠夺，得以积累起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其次是科学技术带来的财富怎么分配。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你不在生产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即使掌握了科学技术，也不能摆脱被剥削的地位而成为富者。仅以著名的美国微软公司为例：1981年开发磁盘操作系统，利润5000多万美元；1995年“windows95”投产，当年利润60亿美元，1997年利润110亿美元；2000年“windows 2000”上市，利润230亿美元。利润的飙升，自然体现了高科技的巨大力量，但是这个巨大力量是谁发挥的呢？请看公司雇员人数的变化：1981年128人，1995年1.7万人，1999年3.1万人。利润与雇员人数同步增长说明，超额利润仍然来自剥削。例如“windows 2000”，就是5000名编程人员历时三年设计出来的，上市之前又经过上千人耗时一年的修改。他们有时一周要工作100小时以上。但是，雇员中只有少数担任经理者工资较高，并持有公司股票，绝大多数雇员的收入总和只是他们所创利润的一个零头。不能说那些编程人员没有掌握科学技术，但是他们怎么就不能成为比尔·盖茨那样的富翁呢？再次是科学技术怎么发展和利用。作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具有社会化的性质，然而垄断资本家却竭力据为己有。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一个有16国参加的巨大工程。各国科学家按照《人类基因组宣言》的精神，强调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成果为全世界共享，但是美国塞莱拉公司却以发明基因测序仪为借口，与国际基因组计划争夺，力图使这一造福整个人类的成果变成自己的私产。资本主义的这种贪婪的私人占有性，不但阻碍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使它的利用受到极大限制并且往往走到反人性、反自然本性的邪路上去。由于技术进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汽车年生产能力已达到两亿辆，但在世界市场上只有9000万辆的销售量，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09-10-14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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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饼干1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我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纵览近代中国发展历程，在政党制度上效仿西方实行议会政治和多党制的尝试失败了，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志实行一党专制的做法也被历史所抛弃。选择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政党制度，这一历史责任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承担起来。在反帝反封建、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共同创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人民政协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了自己的政治形式和组织机构；标志着中国人民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了坚强的团结，使统一战线的活动内容与组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政治组织形式、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与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亲密合作的关系，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独具特色。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而不是互相反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各民主党派依法参政，而不是轮流执政。这就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适应，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这一制度强调以协商、合作代替竞争、冲突，因此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下，有效地将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有机结合，实现集中统一领导与广泛政治参与的统一、国家稳定与社会进步的统一、充满活力与富有效率的统一，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党派合作性，是人民政协不同于其他政治组织的显著特点，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关系的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建设、发展和进步，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成就。实践充分证明，这一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合乎时代发展潮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必定能够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
09-12-28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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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era
熟悉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卓越的古代思想家普遍对民主持激烈的批判和不信任态度。苏格拉底、柏拉图谴责民主政府智能低下。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政府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多数人即穷人手中的政体，是三种极端恶劣的政体之一。然而十九世纪中叶后民主主义却开始大行其道。民主不仅日益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而且含义也逐渐趋于惊人的泛化。在当代民主成了“一种宗教、一种政府形式、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方式”。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无论是否民主，都自称民主政府，用“民主”一词为其合法性辩护。许许多多的人包括研究政治学、法律学的学者，将现代政府制度的人权、法治、分权制衡等美好原则，都归入“民主”的门下，民主成了现代政府制度的同义词，成了一个似乎可以容纳百川的东西。民主的声浪使人们忘记了共和，“共和国”这个词到处都有人运用，却很少有人去思考、追问究竟什么是“共和”了。难道共和与民主真是一回事，可以只谈民主不谈共和了？难道古代思想家对民主的批判，真的是旧时代的声音，完全过时了？难道民主真的可以包纳那样多的内容，真的可以只从民主的角度理解现代政府制度？我写这篇文章，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站在源远流长的共和传统上，给民主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追随古今许多思想家、学者的智慧，重申民主之需要警惕的一些倾向；阐明确切意义上的民主不仅不能包括现代共和国的其他重要原则，而且有着与它们深刻冲突的一面。
前面说过，西方政治哲学长期的主流是混合均衡政体，混合均衡政体思想在现代则推陈出新分权均衡政体学说。混合均衡政体是为了避免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三者的弊端而产生的一种政制方案，它本身就包含着相当程度的不信任、约束限制民主的意蕴。在混合均衡政体中，民主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它表现为民众组成公民大会、选举政府官员。而且，民主因素在实行混合均衡政体的古代共和国中扮演的只是配角，因为最高政府机关不是民众大会，而是贵族的议事会（元老院）。当混合均衡政体在现代转换为分权均衡政体后，民众大会在政府体制中消失了，民主因素首先表现为人民选举官员和代表，其次可以说表现为民选议会行使立法权。但现代共和国最初只能说有民主的因素，并不能说是民主共和国。民主要求实现普选权，以确立民众的权威。当现代共和国实行了普选、广大民众因而对政府有足够的统制力的时候，民主共和国诞生了。那是人类历史划时代的事件。但那只是共和制中的民主因素逐步扩张，最终上升为主导因素的过程；民主仍是共和制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共和制的全部。
倘若民主因素超出其应有的定位成为共和制的全部，或者比共和制更多，民主就会蜕变为一种专制，共和制将不复存在。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法治宪治等现代共和国的基本原则，民主不仅不能解释、囊括，而且与它们有着紧张冲突的一面，经常发出取消它们的呼声。民主主义者可以质问：议会是人民的代表机关，总统有什么权力否决它通过的法律，内阁有什么权力解散议会？现代共和国的宪法为了保障法官独立审判，规定法官不由人民或议会选举产生，但民主主义者不止一次，要求由人民或议会选举甚至定期改选法官。最激烈的争议发生在现代共和国一项重要的制衡、法治措施-----违宪审查。经常有人站在民主的立场抨击法院依据宪法推翻、废止议会法律，指责法院行使这一权力不符合多数决定和议会至上的原则。这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忘了，民主并不是至神至圣不可反抗的，必须有某种抗衡措施，将民主置于道德和宪法的控制之下。人民会犯错误，代表会犯错误。当然法官总统也会犯错误。但用权力牵制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可以减少错误。倘若议会的意志就是一切，议会便有可能成为践踏一切的暴君。
这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谈论的不是直接民主，但他们的民主精神，正无异于古代作家严辞谴责的“纯粹民主”。亚里斯多德说，有一种民主，“进行统治的是人民，而不是法律；因为一切都由多数投票决定，而不是由法律决定……人民拥有国王的权力进行统治；他们至高无上，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集体。”“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大多数人的意志真的就是正义，人数一多难道就不会犯错误吗？这些话难道不是同样可以适用于间接的“纯粹民主”，适用于不受其他部门节制的议会吗？在一个以代议机构取代了民众大会的现代国家，如果无休止地主张人民的意志，不给政府必要的独立性判断、维护公共利益，难道这些话没有可能继续应验，难道正义不会只是多数人的意志吗？难道古代作家笔下那些极尽奉承讨好人民之能事，利用民众之盲从短视施展个人野心的煽动家，不会再度纷至沓来，利用貌似正义的言辞践踏正义本身吗？
正义是普遍的原则，是正确理性的命令。它之不一定在多数一边，正如其不一定在少数一边，不能简单地以人数多寡来论断。许多论者指出，民主社会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危险就是，多数压迫少数。所以，一个坚持“共和”原则的民主共和国，必须包含某种反民主、牵制民主的平衡措施，为少数基于正义抗衡多数提供程序性、机制性安排。在古代雅典等实行民众大会制的大众共和国，人民就是最高政府机关，所以，多数专制只有一种含义，那就是人民中的多数专制。在以代议机构取代民众大会的现代共和国，人民与政府分离了，多数专制似乎获得了双重含义：议会中的多数专制和人民中的多数专制。但人民中的多数往往需要利用议会将其意志上升为法律，所以两种专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简化为一个，即议会中的多数专制。任何社会都存在多数阶级，防止议会进行违背道义的阶级立法，始终是民主共和国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在谈论议会多数专制时，眼光不能只停留在阶级上，还要看到比阶级更小的众多利益集团带来的复杂情况。这些利益集团每一个都不是人民中的多数，但可以通过院外活动利用议会中的多数，颁布有损其他利益集团的立法，出现一个少数压迫别的少数的情况。
古希腊留下了两个影响深远的传统：斯巴达和雅典。雅典城邦可能是古代组织得最好的民主政体，但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还是长期声名不佳。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将共和政体定义为代议制政体，而将由民众大会行使最高治理权的雅典等古代小国称为民主国家。思想史家们注意到麦迪逊这一划分是意味深长的，尽管学者们从此以后并没有如此严格地使用“共和”一词。作为现代共和主义巨灵的麦迪逊，他对民主的看法显然与古典思想家一脉相承。本文没有将雅典排除在共和国之外，原因仅仅在于不少人都这样宽泛。随意地使用“共和”一词。实际上我赞赏严格、确切地界说“共和”与“民主”。“共和”与“民主”必然是有其某种原则上的区别的，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同时需要两个术语。长期以来政治学、宪法学关于两者究竟有什么差异的探讨很不够，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憾。我认为，只从是否实行代议制的角度出发还不足以充分地揭示共和与民主的差异，因为代议制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纯粹民主”分道扬镳。还必须与“混合均衡”、“分权制衡”联系起来，才能更深刻准确地把握“共和”与“民主”各自的精神。共和主义不仅是对君主制、寡头制的批判，也是对民主制的批判。严格地从其精神上说，它与一切集权、专制、极端政体，无论是单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都格格不入。
有必要进一步判别共和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重要异同，以比较全面系统地揭示共和主义的纲领。
两者除了前述冲突外，还有一个重要冲突，就是贵族或精英精神与平民或庸民精神的冲突。雅典民主政体遭到古代思想家强烈抨击的方面之一，就是公民抽签担任政府职位。全体男性公民“轮流坐庄”，不考虑胜任公职所需要的德性和才智。主流或严格意义上的共和政体在历史上长期是贵族政体，表现出更高的管理智慧。斯巴达、罗马都有民众大会，但它们相对于贵族议事会只是配角。在现代共和国传统贵族终于灭亡，但贵族精神并没有一同死去，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下来。终身任职的法官与传统贵族显然十分相似。现代共和国的竞选制度就是贵族性的。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曼尼指出：民主制的挑官方法应是抽签而不是竞争性的选举，竞选的本质在于选出“出众”的人；当选的代表有任期保证，相对于选民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也类似于过去的贵族；所以代表就是现代的“贵族”、“选举的贵族”或者说“民主的贵族” [许多西方语言“选举”（election）和“精英”（elite）具有相同的词根]。
所以，现代共和国的代议制不能仅从民主的角度理解，它具有“贵族”和“民主”的双重属性。它是贵族制接受了民主制改造，两者融汇出新的产物；传统的贵族转换为现代的精英，民主则体现在“由普通选民来定义何为精英，何者属于精英。”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混合了贵族精神和平民精神的政体，既优于贵族政体也优于民主政体。然而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能接受贵族精神，反对精英治理国家。某些并不民主的国家一度盛行越贫穷越有资格领导国家，也与这种激进的民主情绪有直接关系。贵族、精英精神与平民庸民精神的冲突，并不只属于古代史，在现代仍余波未尽，有时甚至波澜骤兴。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似乎没有意识到精英治理应该成为一条铁律，这与笛子要给予最会吹笛子的人，是相同的道理。一种好的政府制度应有择优、汰劣机制，为精英人物奉献才智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明智的选择是让精英治理，但精英人物由民众定义，受民众和宪法的牵制。不明智的做法是贤愚不肖轮流坐庄，彻底民主化。只要民主是治理不好国家的，要治理好国家就不能只要民主。
在民主主义与共和主义的裂痕中，也可以看到许多现代作家热衷谈论的平等与自由深刻冲突的端倪。如果站在民主与共和的背景之下，可以更清楚全面地看到平等与自由是怎样发生冲突的。总体上看，民主极其热衷于平等，共和则特别崇尚平衡。两者在这方面的区别，可能会导致对自由的不同态度。平衡不同于平等。平衡以承认差异为前提，而平等经常孕育着拉平差异的要求。差异与自由并非一回事，但没有差异便不可能有自由。不受节制的、表现为特权等级的差异，意味着少数人取消多数人的自由。在封建等级已一去不复返的情况下，对自由的一个严重威胁来自为了实现平等而铲除差异的渴望。近代以来的许多缩小、消除差异的要求，都是在实现更高程度民主的口号下提出的。罗伯斯比尔和马克思就是两个非常著名的代表。能言善辩的罗伯斯比尔断言：政治不平等的起源在于经济不平等，因此革命的法律应该力求缩小这种经济不平等。他认为不平等的起源不在于自然界，而在于私有制；民主具有政治价值，但更应该具有社会价值。但罗伯斯比尔终究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离恣情遐想的颠峰还有一步之遥：依然相信财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没有要求废弃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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