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林好汉”一词怎么来的，哪些人可以被称为“绿林好汉”？

今天的梁山泊在哪里？作为一个地理问题，回答起来可以很简单。梁山泊在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其遗存水域在鲁西南的梁山、郓城、东平等县间。10几年前，我与同事去济宁调研，济宁市总工会的同行用一句话概括该市的文化格局——“东文西武”。所谓“东文”，指济宁东部的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所谓“西武”，是指济宁西部的水泊梁山（也就是《水浒传》宋江的根据地）。其实，我们脚下的梁山，只是一座不高的小土丘，既不雄伟，也不险峻。站在土丘上举目四望，并不见什么满目芦花，茫茫烟水，更别说什么“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了，映入眼睑的，只有平畴四野，村落炊烟。不知道原来的“宛子城”、“蓼儿洼”什么样，土丘上确有“聚义厅”、“忠义堂”、“黑风口”、“断金亭”、“宋江马道”等山寨景点。不过，这些山寨都是“山寨”版。听说这些年，当地有关部门又“山寨”了更多的山寨景点。

历史上的梁山泊在哪里？是一个史料问题，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查资料。北宋时期没有山东省，更没有济宁市。《水浒传》中柴进对林冲说，梁山泊是济州府管下的一个水乡。这个济州府在大宋帝国版图上隶属京东西路。“梁山泊”（也称“梁山泺”）这个名称最早见于《资治通鉴》：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北宋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黄河溃决，“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历澶、濮、曹、郓，注梁山泊；……”（《宋史·卷九十一》）各方史料证明，北宋晚期，梁山泊的水域最阔、水势最大。金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因“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遣使安置屯田。”（《金史·食货志》）。千年以降，由于黄河多次决口改道，加之泥沙沉积，“八百里水泊”早已不复存在，梁山周围的辽阔水域变成了广袤耕地，真可谓沧海桑田。关于梁山泊的变迁，《辞海》的注释比较权威，梁山泊“本系大野泽的一部分，五代时，泽面北移，环梁山皆成巨浸，始称梁山泊。从五代到北宋，多次被溃决的黄河水灌入，面积逐渐扩大，北宋熙宁以后，周围达八百里。

入金后河徙水退，渐涸为平地。元末一度为黄河决入，又成大泊，不久又涸。”在梁山泊水势全盛时期，一些文人墨客来此泛舟畅游，饮酒赋诗。北宋诗人苏辙诗云：“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尘泥污车脚，莫嫌菱蔓绕船头。谋夫欲就桑田变，客意终便画舫游。愁思锦江千万里，渔蓑空向梦中求。”（《和李公择赴历下道中杂咏十二首梁山泊》）苏辙在诗后留一短注：“时议者将干此泊以种菽麦。”这其实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编造的一则政治笑话：“王荆公（安石）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矣。决水何地可容？’刘贡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一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止。”（《邵氏闻见录》）

宋江的根据地在哪里？则是一个文学或学术问题。应当说，宋江“史有其人”。据聂绀弩先生考证，《宋史》中如《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都曾提及宋江。不过，在这些史料中，宋江是“淮南盗”，且行踪不定，时而淮阳，时而京东，时而江北，时而齐鲁，时而河朔，并无根据地，只是“流寇”而已，最后被张叔夜在海州擒获归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料没有一处提到梁山泊。在宋末元初的话本与笔记中，如龚开（圣与）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其中数人出现在后来的《水浒传》中，如卢俊义、燕青、戴宗、穆弘、张横等。作者对这六人的描述，名下都有“太行”字眼。即使以《大宋宣和遗事》为依据，同样充斥着矛盾，其中就有“上太行山梁山泊落草为寇去了”的说法，从今天的地理来看，太行山与梁山泊相距将近千里。杨戬是北宋末年权奸之一，从其“政和四年，拜彰化军节度使”始，到“宣和三年，戬死”为止，此人曾有这样一项“政绩”：“有胥吏杜公才者献策于戬，立法索民田契，……度地所出，增立赋租。梁山泊，古巨野泽，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宋史·杨戬传》）注意其中的时间界限，从政和四年到宣和三年，宋江在梁山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包含在这一时期，比如武松打虎在政和年间，排座次在宣和二年，受招安在宣和四年。

也就是说，《水浒传》中的梁山事业蒸蒸日上之际，《宋史》中的梁山泊，却在朝廷的正常管辖之下，朝廷官员还在巧立名目盘剥和榨取梁山泊资源。此时的梁山泊不仅没有宋江，连其他强盗也没有。正因如此，所谓宋江等人在梁山泊的根据地建设，不过是施耐庵的文学虚构而已，换句话说，梁山泊与宋江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不要小看了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作用。宋江等人的故事，在元杂剧中成为常见话题，加之明代文人的加工与创造，最终形成了《水浒传》这部小说。此后的人们，由于深受《水浒传》的影响，不由分说将宋江与梁山泊联在一起，如同人们往往把《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历史一样，谁要指出宋江与梁山泊没有关系，似乎倒缺乏常识。

人们心里的梁山泊在哪里？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这要从一则史实说起。清初有一位官员，名叫曹玉珂，陕西富平人，“政尚廉平”，“为政有循声”，大约算个清官。即使在当时，宋江等人是否梁山好汉？梁山泊又在哪里？也存有异议。康熙六年（1667），曹玉珂调任寿张，上任之初，就对梁山地理做了实地考察，并写了一篇《过梁山记》。与我们初登梁山时一样，曹玉珂此前对梁山的种种认识，也是来自《水浒传》。不过，曹玉珂处事极有见解，他对《水浒传》的情节就持有疑义：“往读施耐庵小说，疑当时弄兵潢池者，不过数十百人耳。宋势虽弱，岂以天下之力不能即奏荡平。”他认为，《水浒传》把宋江等人描写的“贼势浩大，不可抵敌”，应该是“作者讥宋失政”，故意夸大其词，“其人其事，皆理之所必无者。”至于史书对宋江有零星记载，他认为，宋江等人之所以成为朝廷心腹大患，也许由于梁山泊之特殊“地利”。他想像，梁山“必峰峻壑深，过于孟门、剑阁，为天下之险，若辈方得凭恃为雄。”然而，一当他登上梁山，眼前境况却大出意外——“浏览其山，塿然一阜，坦首无锐。外有二三小山，亦断而不联。村落比密，塍畴交错。居人以桔槔灌禾，求一溪一泉不可得，其险无可恃者，……”

他可能对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调研不放心，于是深入群众了解实情，从而深化了感性认识，一是梁山地理“险不在山而在水也”。二是当地父老对梁山旧事如数家珍不过“多与《水浒传》合”。曹玉珂对其说法并不全信，“闻之否否”而已。旁边一位“围观者”的议论引起了他的注意：“道君（宋徽宗）用朱勔、高俅之徒如恐不及，若辈又各进其党，摈贤弃才。道德诗书之儒隐泉石，而肥豚强毅果敢之夫，不安贫贱，复用刑辟，相率揭竿。”他似乎在分析宋末动荡的社会原因，即“官逼民反”。接下来，他又揭示了社会动乱的某些规律：“梁山之泊不在鸟道沮洳，而在乎象魏阙庭。”这个说法很接近金圣叹的观点——“乱自上作”。因此，“俅、勔柄用后，平川旷野无地非梁山之泊。”在他看来，梁山泊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标志，只要社会恶化到一定程度，不一定非有华山之险、泰山之雄，“平川旷野”到处都可成为“梁山泊”，用现在的话说，到处都有反抗的民众，到处都有革命的火种。正如黄山谷（庭坚）所指出：“险易之实关人心，不关山川”。真是振聋发聩、入木三分！“梁山泊”不在高山大川，而就在人们心里。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历史启示。曹玉珂不是糊涂官，对此竟深表赞成，“余是其言，因题于壁。”（清康熙《寿张县志》卷八《艺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