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迅速进入我国东北击败日本关东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后，苏联为与英美等西方国家争霸，以延迟撤军来胁逼国民政府答应其在东北的政治企图，致使东北长达半年仍未为被中国接收。与此同时，驻东北苏军又屡屡出现一些违纪行为，使中国民众，尤其是东北人民对苏联的感激之情逐渐被冲淡，并转为仇怨，纷纷盼望中国政府尽快接收政权，整顿治安。
1946年2月20日，东北兴安省府主席吴焕章接收兴安省（中华民国在抗战胜利后设的东九省的其中一省，简称兴）受阻，被迫折返北平。消息传来后，民众激愤不已。
可面对即将爆发的中国民众反苏运动，苏联却不以为然，除对中国政府“表示抗议”外。还再次声明：日本的“东北工业应属苏军战利品，某些工矿事业要中苏合资经营，并关切美军何时离华”，稍后又宣布把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并入苏联版图，而对自己何时撤军则闭口不谈，大有把东北也收入囊中之意。苏联的种种做法犹如火上浇油，令本已不满的中国民众更加愤怒不已。
1946年2月22日，来自重庆20多所学校的两万多名学生、教职员工举行游行。其他如北平、武汉、太原、南昌、贵阳等地都举行了程度不等的游行示威。
中国民众运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首先，美国各报刊纷纷报道“东方各隅游行示威，赞中国全国的学生运动”，并批评美国政府的态度“过于缄默暧昧”，认为“东北应立即归还中国”。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感到驻东北苏军威胁到自己的远东利益，态度转趋强硬，杜鲁门表示要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不然的话，俄国将在远东取日本而代之”。
之后，英国的媒体也跟着抨击苏联拆运东北机械的行为“令人愤慨不平”；甚至连日本舆论亦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不容任何国家之侵略……深信中国日后必将收复被各国非法割夺之土地之主权。”
不久，反苏游行示威又在保定、开封、唐山、宁夏等地相继出现。眼看反苏运动又有再度大规模袭来的迹象，蒋赶紧在3月5日号召：“各同志必须平心静气，认识国内外之现实环境”，“不可以表面片段之观察，作愤慨空洞之议论。”同时，借助民众的声势，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递交要求“苏军即行撤退”的强硬照会。
此时，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公开表示：“任何国家未得另一国家同意都无权派军队进驻该国领土”，如有人违反，美国“不会，也不能置身事外”，以此含沙射影地攻击苏联。
英国对苏联在伊朗、东欧等地驻军早已耿耿于怀，现苏军又在东北拖延撤军，并抢夺东北的“各种工业装备”，更让英国感到自己的远东利益受到了威胁。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表示：“中国东北之展望，实令人不安。”随即，发表了针对苏联的“铁幕演说”。
由于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加上中国民众的“示威游行已使莫斯科感到自己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苏联极不情愿地向国民政府公布了苏军从东北各地撤军的具体日期：4月18日，苏军撤出长春；4月22日撤出齐齐哈尔；4月25日撤出哈尔滨。5月22日，苏联公开发表声明：“苏军已于5月3日全部撤退完毕。”
原因：
1、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和苏联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战后东北的主权移交于国民政府；
2、苏军在日本投降后三个星期内开始撤退，三个月撤完。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积极准备接收东北。1945年8月29日，蒋介石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代理秘书长陈诚，提出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六条。
和中国地位提升和苏联国力不足有一定的关系
当时罗斯福在设计未来战后世界政治格时，考虑将中国列为重要一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罗斯福希望毛子对日参战，并愿意以一部分中国利益进行交换，但好歹要给点面子，不能太过了
对苏联而言，当时损失实在太大了，尤其是人口损失，现在一家伙又把控制地盘向西推了那么远，暂时无暇东顾。所以苏联开出的参战条件是外蒙独立、苏联恢复沙俄在中国长城以北的特权。
东北地区好歹是中国的传统领土，中国又是战胜国，如果占着东三省的话，其一没有足够的人力将其俄罗斯话，其二吃相太难看，有损形象；其三容易和美国闹翻
与其如此，不如要求恢复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中东铁路、大连和旅顺租用）
但毛子也够骚性的，把东北能拆的全拆走了，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不比日本人小
在领土上，也把乌梁素海等地给吞并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根据“以战养战”的侵略方针，日本先后在东北投资100万美元，建立起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体系，完成发电能力180万千瓦，年产钢铁200万吨、煤炭2500万吨。东北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工业基地。
1945年8月8日，依据雅尔塔会议决议及《波茨坦公告》的规定，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百万苏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兵分4路攻入中国东北境内。苏军的参战，大大加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莫斯科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战后东北的主权移交给国民政府，苏军在日本投降后3个星期内开始撤退，3个月撤完。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积极准备接收东北。1945年8月29日，蒋介石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代理秘书长陈诚，提出6条收复东北各省的处理办法。31日，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遵照蒋介石所定的收复东北纲要，在长春设立军委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由熊式辉任主任，下设政治、经济委员会，同时设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由蒋经国出任外交特派员，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东北行政区由原来的3个省重新划分为辽宁、安东等9省2市。10月中旬，熊式辉和杜聿明先后飞赴东北，和苏方展开接收谈判。
就在国民政府准备接收东北主权时，苏联却在东北大力破坏工矿企业设备。9月初，苏军开始有选择地拆迁日本原有的工业设备，致使东北最大的电力网东北发电厂的发电量由原来的180万千瓦降为80万千瓦，鞍山钢铁厂9座规模宏大的炼铁炉被拆去7座，抚顺煤矿年产量从480万吨猛降为160万吨。1946年冬，东北工业会和东北日侨联络处的调查表明，在整个苏军占领期间，东北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2亿美元，加上未能调查及无法证实的确切损失，总计在20亿美元左右。
为了进一步控制东北经济，1945年10月17日，苏联向国民政府提出所谓的东北“经济合作”计划。11月24日，苏方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向东北行营递交清单，要求共同经营东北的154种工矿企业，占东北重工业的80%以上。
张莘夫事件
苏军的经济掠夺造成了东北工矿业的严重萎缩。1946年1月初，由于抚顺煤矿产量下降，中苏共同经营的中长铁路出现供煤不足，担任此路中方理事长兼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张嘉敖和该路苏方理事长加尔金商定，由中方派张莘夫前往抚顺，整理并接收煤矿，以接济东北的铁路商运。
张莘夫于1898年出生在吉林，其父亲张雅南曾出任徐世昌的总统府顾问、国会众议院议员。张莘夫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学系，1920年通过留美官费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后进入密歇根工科大学改学矿冶，毕业后获地质学博士学位。1929年张莘夫回国后，出任吉林省穆棱煤矿(今属黑龙江省)矿长兼总工程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莘夫流亡关内，历任河北唐山工程学院教授、河南焦作煤矿总工程师、甘肃天水煤矿矿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抗战期间，张莘夫担任国家汞、锡、钨金属管理处处长，主持这几种战略性稀有金属的生产。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1946年1月7日，张莘夫和助理人员牛俊章、徐毓吉等5人，在中长铁路苏籍副助理理事长马里意的陪同下，从长春出发，经沈阳转赴抚顺。到达沈阳后，马里意以先去安顿为借口独自前往抚顺，让张莘夫等人在沈阳等候消息。1月14日，张嘉敖接到马里意的通知，说张莘夫等人可以去抚顺了。当天下午，张莘夫带领技术人员和中长铁路路警15人，乘坐苏军专车到达抚顺。
国民政府接收抚顺煤矿是根据《中苏同盟条约》的规定，苏方无法反对，但他们在暗中极力阻拦。张莘夫等到达抚顺，下车后即被苏军安排到抚顺煤矿事务所居住，由苏军4人把岗监视。次日，随行路警枪支全被缴去，所有接收人员失去人身自由。张莘夫设法打电话通知沈阳，刚说到“苏军仅能保证24小时，望设法”，电话就被切断。
1月16日晚8时，苏军军官会同当地警察来到抚顺煤矿事务所，对张莘夫说，抚顺煤矿不能接收，劝其速返沈阳。当晚，张莘夫等8人被迫搭乘原专车离开抚顺回沈阳。当专车行至距抚顺25公里的李石寨时，一队“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上车将张等拖下专车杀害。
张莘夫被杀后，苏联方面极力封锁消息，驻东北行营的国民党接收人员很长时间内得不到张莘夫等人的确切消息。1月29日，国民政府驻东北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向苏军参谋长特巴罗增科提出书面质询，要求苏军寻找张莘夫等人的下落，同时指出张莘夫是在苏军占领区失踪的，而且行前还得到苏方的人身安全保证，苏联方面有责任保证他们的安全。
苏方迟迟不肯给予答复。2月9日，董彦平又面晤特巴罗增科，要求苏联方面尽快给予答复。次日，苏方书面答复称张莘夫及其随员8人，系于1月16日21时，在抚顺返沈阳途中李石寨车站，被土匪一队拖下，押至东站以南1公里处被枪决。至此，张莘夫被杀的消息才得到确认。
国民党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震惊。2月2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董彦平速与苏军交涉，要求苏军捕获凶手，将尸体运往沈阳，并保证沈阳、长春、齐齐哈尔等地的国民政府接收人员的生命安全。2月27日，国民政府再次训令董彦平，向苏方进一步交涉。
反苏大游行加速苏联撤军东北
张莘夫事件发生不久，美英苏三国把原先秘密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公之于世。原来，1945年2月初，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有一项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同意了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的条件。其中与中国有关的条款主要有：大连港国际化，并优先保证苏联在大连港的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中东铁路(满洲里到长春)和南满铁路(长春到大连)实行共管，并优先保证苏联的权益；维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名义上的独立)。雅尔塔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协定签字时中国竟毫不知情。1946年2月11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提议，美英苏三国把原先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公之于世。
雅尔塔协定公开后，全国舆论大哗。2月13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指出：“现在秘密宣布了，人们读了这个协定，尤其是中国人读了这个协定，不能无所感慨。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受处分的地位。”
这时，张莘夫接收抚顺煤矿被杀害的消息又在民间广泛传开，更加激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1946年2月，以“张莘夫事件”为导火线，全国终于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苏示威游行。
2月16日，流亡重庆的东北旅渝同乡会在青年馆举行集会，讨论张莘夫被杀事件和收复东北问题。东北籍的国民政府官员莫德惠、李锡恩、钱登来、宁恩承参加了集会。会后2000人游行至国民政府，请求政府采取强硬外交措施，收复东北。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省、市当局，指出学生酝酿活动，全系激于爱国热诚之中立分子所发起，“党团事先并无主动”，在“制止恐不可能”的情况下，要求各地“善为引导”。
2月20、21日两天，国民党重庆党政小组在中央党部召开临时谈话会，吴铁城、陈立夫、吴国祯、张治中、刘健群、王世杰等国民党要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准备对沙坪坝学生游行设法劝阻，在不能劝止时，应“尽量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同时由国民党外交部派出擅长讲演的高级人员，给学生分析最近中苏外交的实际情况。会后，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3人联名致电正在杭州召开军事复员会议的蒋介石，报告重庆学生酝酿反苏游行的情况。
东北旅渝同乡会的游行揭开了2月反苏大游行的序幕。22日，重庆26所大、中、小学的2万多名学生和职工，组成“重庆市各校学生爱国运动游行大队”，于早上6点从沙坪坝小龙坎整队出发，7点入城游行，队伍中既有中央大学附小的学生，也有大学教授。游行队伍高呼“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东北是我们的生命线”、“彻查张莘夫惨案”等口号，穿过牛角沱、上清寺、中三路、中二路、林森路等街道，沿途散发了《慰问东北同胞书》、《告全国同胞书》、《对苏抗议书》等宣言，游行一直持续到下午3时。
同日，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会暨助教会举行会议，就“张莘夫事件”和东北问题发表《致苏联政府电》、《致英美苏政府抗议雅尔达秘密协定电》等4条通电，要求苏联履行和约，遵守诺言，迅即撤回东北驻军，将东北主权交予中国政府。
23日，重庆12所学校继续举行反苏游行。游行队伍到达国民政府机关后，要求蒋介石接见。由于蒋当时正在南京召开复员会议，遂由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接见游行学生。吴表示，国民政府将不惜任何牺牲，收回东北主权，并希望学生“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游行队伍在行进到苏联大使馆门前时，学生们抬出俄文标语，要求苏联切实履行中苏条约，立即撤兵，要求国民政府为张莘夫烈士申冤。
重庆爆发的反苏示威游行迅速波及全国，北平、上海、南京、杭州、贵阳等地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2月25日，参加完军事复员会议的蒋介石从南京回到重庆，他在当日举行的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发表对苏政策讲话，“盼望全国民众，信任政府，对于东北问题，必能有合理的解决”。
在学生游行的推动下，2月26日，上海各界民众2万多人在复兴公园成立了“上海市各界东北主权维护会”，民众要求国民政府采取坚定立场，彻查张莘夫惨案。
由“张莘夫事件”引发的反苏示威运动在短期内波及全国，对中苏外交产生了很大影响，英、美等国也强烈谴责苏联拆运东北工矿企业设备的行径。2月24日，沈阳苏军司令高夫堂发表声明，称拆迁东北工矿机器设备，系根据苏、美、英三国的共同协定。两日后，美国国务卿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否认这一说法，并严正声明“美国未与苏联或其他政府商定关于中国东北境内战利品之协定或其他协定，本政府不接受战利品包括工业企业或如中国东北境内日本工业及配备之任何解释”。3月9日，英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表示“断难承认”苏联政府将“中国东北工业设备擅自运走”。在中国爆发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的情形下，斯大林下令苏军加紧破坏和劫掠东北的工矿设备，并准备自东北撤退。3月10日夜间，苏军秘密撤出沈阳。5月3日，苏军全部撤出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