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思想性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是一部有着丰富人民性的著作，并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
的。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是割离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把司马迁超然于时代之外《。史记》的思想性是丰富的、
多层次的，也是矛盾的，司马迁的价值观还是统治阶级的，他的历史观依然是帝王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人
民群众不过是帝王将相的有益补充，其人民性不过是司马迁正统思想价值的偏移。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价值取向；历史观；封建正统思想
目前关于《史记》思想性的论述甚多，但对于其思想
性的定位似乎都不够准确，故旧话重提，结合笔者研读
《史记》的体会谈几点思考。
首先要承认的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各种思
潮斗争激烈的时代，儒、道、名、法等思想间既相互斗争
又兼容并蓄。这种时代特征，反映到司马迁思想上就表
现为多面性与矛盾性，那么反映到《史记》中，其思想性
肯定就不会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应是多方面、多角度、
多层次的，甚至是矛盾的。同时，在《史记》的整个思想体
系中，各种倾向思想的地位也不会是同等的，其中肯定
有个核心，有个主流。
一、关于《陈涉世家》
陈胜、吴广起义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之滥觞，特
别是陈胜，虽然仅只“王六月”，但对推翻秦朝统治是功
不可没的。为此，司马迁把他归入与诸侯等列的“世家”
篇。《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
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
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把陈涉与汤、武相
提并论，这个评价不能说不高。那么，司马迁到底是如何
看待陈涉起义的？把他列入“世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这两个问题是我们认识《陈涉世家》的基础，也是我们界
定《史记》思想性的一个突破口。
韩兆琦指出：“《陈涉世家》是为整个农民军而不是只
为陈涉一人立传。”！“#$%&’(“)司马迁高度地评价陈涉，是与他
一贯地重视下层人民、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进步思想分
不开的。”！”#$%&’’)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首最早的农
民战争的颂歌，是作者进步历史观的集中表现。”！“#$”*+)
杨燕起认为：“司马谈父亲司马喜‘为五大夫’，这是
秦爵二十级中的第九级。汉初治用，相当于大夫，虽为高
爵，得免役，但仅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下层人物。《史记》记述之能关注社会经济生活及下层官吏与民众的疾苦，
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家世也会有重要关系。”&！（’()*#）
还有的研究者甚至说：“《史记》是一部‘人民历史’，
而司马迁是‘人民历史’的开创者……司马迁站在农民
的立场，歌颂了农民起义。“”司马迁是‘人民歌手’。”&+’
上面提到的几段论述都出自《史记》研究名家，具有
一定代表性。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没有把握住司马迁的
本意，将其思想中的人民性因子夸大了，因而也就把司
马迁的思想性拔高了。谢贵安指出：“建国以来，史学界
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史记》有‘人民性’，‘处
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支撑这
种观点的主要证据有四：一是司马迁‘大胆地歌颂农民
起义领袖的历史功绩’；二是‘写了不少游侠、刺客、龟
策、日者、货殖等下层社会的人物’；三是‘热情地颂扬了
那些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对广大人民有过好处的历史人
物’；四是‘司马迁从同情广大被压迫人民出发’，‘敢于
揭发和抨击那些强暴的统治者及其御用的大小爪牙的
各种罪行’。这种观点及其证据是错误的。”&，’
显然，尽管这四点证据反映了司马迁有同情人民、
反对暴政的一面，但要证明司马迁“一贯地重视下层人
民”《、史记》是一部“人民的历史”是不够的。
“史书的整体性质是由其价值取向来决定的……而
价值取向有时会因作者本人感情波动的冲击而偏离整
体性质。”&，’那么，就《史记》的价值取向而言，笔者认为应
该还是统治阶级的。《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
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
罔极，海外殊俗，重泽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
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
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
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
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从这段文字中能梳理出
三条信息：一是表现出了一种对汉家盛世的自豪感，这
也是对汉武帝文治武功的最大肯定；二是说明《太史公
书》的内容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录
先人所言”；三是表明了司马迁在写作方法上，是尽力保
持历史的原貌，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情感掺杂其中。
前两条都说明《史记》的价值取向是为汉王朝歌功
颂德的，是为表彰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清人赵翼说：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
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
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
于一编之中。”&-（’(+“）世家”篇除了陈涉和孔子外！，其余
不是诸侯就是显贵，而“列传”中除《日者列传》等极少数
篇幅外，其他的传主都与“人民群众”扯不上关系。这也
证明了《史记》记人叙事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中心的，
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
第三条信息表明：对于帝王将相也好，对于平民百
姓也好，司马迁都是意图按照“实录”的原则把他们原原
本本地写出来，即其所说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
传，非所谓作也”。他对《陈涉世家》的处理也是这样，只
是尽量展现这次农民暴动的整个过程。当然，记载历史
不是像兰克“所强调的那样，严格奉行“纯粹客观主义”，
超然于历史之外的历史学家是没有的，历史学家的情感
体验必然会干预历史，甚至左右历史。《史记》一书中有
司马迁自己的影子，这是必须承认的。作为一位思想家，
他的感情是丰富细腻的，也是异常敏感的。在其统治阶
级的价值观里面，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凭着思想家的
敏锐观察力，他从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层人群所受的苦
难，从而表现出同情，这就是《史记》整体性质的偏离。白
寿彝说：“有人把司马迁抬得太高，说他歌颂陈胜等农民
领袖，歌颂农民起义。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但他的思
想，在当时来说，的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
（(/”）但更主要的是，司马迁从秦末农民战争中看到了下
层群众的巨大威力，认识到要想巩固汉王朝江山一统的
牢固地位就必须调解、缓和社会矛盾，特别是缓和统治
阶级与广大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司马迁如实纪录这
场农民暴动，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想要给汉朝统治
者以警醒。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陈涉世家》是为整个
农民军而不是只为陈涉一人立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这是司马迁写《陈涉世家》的第一层意思。其次，西汉王
朝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产物，刘邦虽是个亭长，但在秦
二十级爵位中是排不上号的，只能划入“民”一类。从这
个意义上说，西汉是一个由农民政权建立的王朝，那么
这个政权与陈涉的“楚”政权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之所
以把陈涉写入“世家”，司马迁看重的是“由涉首事也”，
陈涉对西汉政权的建立是有功的。事实证明，整个西汉
一朝，从来没有把陈涉当成过“盗贼”，相反，“高祖时为
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卷，《)陈涉世家》，(/#。/）。汉景
帝时，黄生与辕固生之间关于“汤武弑君”与“汤武受命”
的著名辩论，正是肯定了陈涉起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司马迁的这种思想不但与“人民性”毫无关联，而且是相
当正统的。这应该是司马迁高度评价陈涉及把他写进“世家”篇的真正原因。
二、关于“帝王史观”与“人民史观”
司马迁的价值观就其主体来说是统治阶级的，但是
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问题是，司马迁思想中人民性因
子到底占多大的比重？这个比重会不会随具体情况的变
化而改变？另一个问题是，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
竟指的是哪些人？侯外庐说：“《史记》大量记录了普通人
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他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
和研究对象的。”！“#这是把“民”与“下层劳动人民”等同起
来了。
白寿彝说：“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
人？从《史记》看来，还是指杰出的个别人物……司马迁认
为在历史上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帝王将相……司马迁怎样
估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看
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有的同志认为，司马
迁歌颂了农民起义，我认为司马迁还做不到这一点。我的
看法是：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
了决定作用，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到人
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司
马迁承认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历史上起主导作
用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个别的领袖人物。”！$#%&’’(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
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一些研究者
正是把现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不恰当地加到了
司马迁身上。班固给《史记》下的论断是“不虚美，不隐
恶”，这个论断对于当今我们评价司马迁和《史记》也同样
适用。张大可说：“（《史记》）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
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
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
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
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
映……司马迁推崇道家，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
留的一种反映而已。他反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
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
致的。”！’*（#&+”）这个分析是比较理性的。
另外，《史记》固然是一部以帝王将相为研究主体的
通史，但人是社会性的，帝王将相的关系必然要涵盖整
个社会，只有把他们放到整个社会之中去考察，才能揭
示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像《史记》这样的宏篇巨著，它的
笔触必然要涉及到普通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作
为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
可能把帝王将相作为他的历史研究主体，普通人民的生
活只能是帝王将相生活的补充，所谓的“原始察终”、“见
盛观衰”是不折不扣的“为统治阶级献治安策”。其实，
《太史公自序》向我们交代了《史记》的写作动因：“汉兴
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臣下
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
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
言，罪莫大焉。”这就是说他的《史记》是以宣扬西汉盛
世、以载明圣盛德、以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为内容
的。他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的，
他理想的政治模式，还只是停留在“王道”的水平上。另
外，从《史记》的体例来看，也能明确地看出这一特点。
“《本纪》编年，广载军国大事，摘载诏令制诰，以象征历
史发展的统绪。《世家》述开国承家的诸侯。《列传》叙人
臣事迹，辅弼君上，如众星之拱卫北辰。这种不同的题名
及载述笔法，是一种等级序列。所以纪传史是以帝王将
相为中心的历史，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秩序，
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这就是纪传史之被封建
王朝颁令为正史的内在原因。”！’’#%&)，-)+(所以，司马迁的
历史观还是帝王史观。
三、关于“正统”与“叛逆”
《汉书·司马迁传》中有一段评论。“是非颇缪于圣
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
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卷$/，&/0，“）
除此之外，历来的研究者还有几个共识：一是认为司马
谈的思想是道家，而汉武帝时代的思想主流则是儒家，
司马迁受其父影响，所以他的思想是非正统的；二是认
为司马迁反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这些
东西在当时是正统的；第三是认为司马迁揭露批判了以
汉武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歌颂了农民
起义和游侠、货殖、龟策、日者等下层人民”，这是一种
“叛逆”思想。由此得出结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正统思
想相对立的叛逆思想。
如白寿彝说：“和董仲舒的正统思想相反的，是以司
马迁为代表的一派思想。”！$#（&/’“）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
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
正统儒学相对立的。”！$（#&，*“）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
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说法
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
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统治阶级
思想对立的。”！$（#&，1）俞樟华也认为“：汉武帝为了控制舆论，统一思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在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
统思想而占据整个社会之际，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不受
欢迎的，是必然要受到冷落，乃至于遭到打击的。”&’()
其实，班固的这个评论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他说“是
非颇缪于圣人”“，圣人”是以谁为标准？在当时而言无非
是指孔子了，而实际上司马迁就是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
的，他的《史记》也是仿效《春秋》而作，司马迁的思想在
许多方面都是与孔子相同的，这“是非颇缪于圣人”又从
何说起？司马迁的思想主流是正统的，这点是无疑的，否
则封建统治者也不会把《史记》列为正史之首。至于班固
与司马迁的分歧，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去认识，实际上，
两人的思想指向都是一样的，都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
务，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两人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
归而殊途”。
至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倾向问题。汉武帝虽然“独
尊儒术”，但他并没有压制其他思想。而司马谈父子的思
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底蕴是很深厚的，只不过他们是偏
向于先秦的“醇儒”而远离西汉的“俗儒”而已，所以司马
谈父子与汉武帝之间思想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太
史公自序》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
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
念哉！”这说明司马谈之“发凡起例”，一为效法孔子总结
历史，二为宣汉之盛世。所以清代钱大昕指出：“《史记》
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卷(《*与梁
耀北论史记书》）
这恰恰说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是与汉武帝以
及整个潮流合拍的，是正统的。张大可说：“（《史记》）发
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
《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
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
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
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司马迁推崇道家，
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留的一种反映而已。他反
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
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当然，
“尊汉”不等于唱赞歌，“所以《史记》的主题既是尊汉，为
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服务，却又暴露了一些专制主
义的黑暗，讽刺汉朝皇帝的一些隐私”&’“（)+-）。其出发点和
归宿都是“向统治阶级献治安策”，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
务的。
另外，对于司马迁对董仲舒思想的继承问题，我们
也应该有个正确认识。董仲舒思想体系中既有“天人感
应”思想，也有“灾异”学说，司马迁所批判的，正是董仲
舒在当时受到打击的“灾异”学说，而对他被尊为正统的
天人感应思想，司马迁则是全盘继承了的。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理论
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分析《史记》的思想性，也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
史范围之内，既要看到司马迁思想中的个性，也要看到
他所具有的共性。否则，对司马迁思想倾向的把握就不
是全局性的，对《史记》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评价就
会失之偏颇。
注释：
！司马迁把孔子称作“素王”，历代统治者出于某种
需要，把孔子的地位不断拔高，从“师”到“圣”最后到
“帝”。司马迁把二人写进“世家”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兰克（’%#-0’，，1），德国近现代杰出的历史学
家。在史学态度和方法上，他严格奉行“纯粹客观主义”，
否定历史的教育作用，认为史料高于一切，反对把个人
情感掺杂到历史事件当中。把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
&参考文献)
&’)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2)$呼和浩特3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4’#，-$&！)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2)$
北京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4’##1$&()殷孟伦$略谈司
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5)$文史哲4’#--4。’！/$&*)
谢贵安《$史记》“人民性”悖论&5)$华中师范大学学报4
’##！4.1/$&-)。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2)$北京3中
华书局4’#，*$&1)白寿彝$史记新论&2)$北京3求实出
版社4’#，’$&%)。汉/司马迁$史记&2)$北京3中华书
局4’#-#$&，)侯外庐$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
&6)$人民日报4’#--0’！0(’$？？ height： 267px；" />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出狱后担任中书令，是皇帝的近臣。友人任安给他写信，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想到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感到很为难，没有回信。待任安触犯刑律下狱，被判处死刑，司马迁写了这封回信。直面自己的遭遇和经历，说明自己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是要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是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司马迁没有选择去死，而是忍着众人的嘲笑和误解，接受屈辱的宫刑换取活命，赢得修史的时间，这才有流传至今的《史记》。
一个人的慷慨赴死，一时的意气可能更为干脆，但是司马迁对于自己的生、自己的死造成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假如不受宫刑之辱，按罪服法，自己像一个蝼蚁般自生自灭，名节得不到承认，仍不免受到众人的嘲笑。更重要的是，还有自己和父辈的心愿未了，史书还没有完稿。两代人的未竟事业，终究还是要留下遗憾。
是忍着屈辱生，还是义无反顾死，司马迁是经过一番挣扎的，他把一个人的受辱，分成依次递进的几等，而宫刑处在最下等。但是，强和弱是形势所决定，勇敢和怯懦也是势位所造成。历史上一些有着曲折遭遇的名人，更证明了这一点。选择生并不代表自己怯懦，选择死并不表明自己勇敢。
司马迁选择了“生”，身心忍受着极大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他的寂寞，不可与人诉说，特别是对于不能理解的人，更无废话的必要。他唯有用事实说话，终于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着屈辱生存的心愿已了，而他的友人任安也走到了生死边缘。所以才有这一封对友人推心置腹的书信，坦诚心扉的字里行间，彰显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
司马迁的信，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
他从历史上得出结论。古人干一番事业，都有一定的艰苦付出，这才有流传到今天的一段很著名的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们的人生和作为，没有一个在平安、顺畅环境中的水到渠成，都要在逆境中发愤，坎坷是磨练一个人意志的试剑石。
一个人的大智慧，是能屈能伸，不逞匹夫之勇。想走的更远，要先退一步，什么也不要说，用行动、用成绩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和无怨无悔。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舍生取义”的迂回策略，泰山的死，鸿毛的轻，只是在情势所迫中的一念之间。司马迁的坚韧是能够选择之后，坚持的义无反顾。
此信是司马迁的绝笔，以后的历史再也见不到他的文字。他的卒年成了一个谜，受任安案的连累，受此封直抒胸臆的绝笔信影响也未可知，毕竟他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和朝廷。
值得欣慰的是，写此信的时候，《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已经完稿。司马迁可以无撼赴死，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公元前135年。他的父亲司马谈学识渊博，曾任太史令，一直有志于论著“天下之史文”，但未能如愿。司马迁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在父亲死后，他继任太史令，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04年开始了《史记》的创作。五年后，李陵与匈奴作战失败投降，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辩护被判官刑，饱尝屈辱和世态炎凉之苦。但他没有放弃《史记》的撰著，终于在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了这一工作，实现了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心愿。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
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
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