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交给学业、解释疑难问题的人。
出自——唐代文学家韩愈《师说》。
原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译文：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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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贞元十七年（801），辞退徐州官职，闲居洛阳传道授徒的作者，经过两次赴京调选，方于当年十月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
此时的作者决心借助国子监这个平台来振兴儒教、改革文坛，以实现其报国之志。但来到国子监上任后，却发现科场黑暗，朝政腐败，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
韩愈三进国子监任博士一职，又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世和提携人才的文章。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师说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意思是：老师，不只是简单的教书匠，还要教授学生为人处事的道理与主动学习得可贵品质。
出自韩愈的《师说》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1、“传道”，要求老师言传身教，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人格品质。对于学生来说，教师影响到学生们的健康成长与发展，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情感、态度、价值观上对学生进行激励、鼓舞。
在平时的用自己的良好品质与精神气质去感化同学，逐渐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形成他们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
2、“授业”，传授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这是老师与家长最关心的主题。身为老师，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并采用恰当的方法传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更好的接受、吸收与利用。如果内容有点枯燥，那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教学任务更好的进行下去。
3、“解惑”，学生通过主动学习提出他们的疑惑，老师要有效地解决知识的困惑。采用恰当的方法调动了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进而发掘培养学生勇于质疑的精神。对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也要注意观察，必要的时候给出自己的建议，使他们很好的走出困惑。
在解惑的同时也要意识到，解惑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并使他们自己掌握一定处理问题的能力，在帮助的时候要留有空隙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去发现。
一名教师要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还要具备三颗心：“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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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
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2、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其那望在昌黎，故世称“韩昌黎”。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贞元十九年（803），因言关中早灾，触怒权臣，被为阳山令。宪宗元和元年（806）召拜国子博士。
元和十二年（817）从装度讨淮西吴元济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后历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大力倡导古文运动，其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主张“以文为诗”，作诗力求新奇，且多议论。《全唐诗》存其诗十卷。有诗文合编《昌黎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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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老师，不只是简单的教书匠，还要教授学生为人处事的道理与主动学习得可贵品质。
出自《师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全文（节选）如下：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译文如下：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
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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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
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
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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