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甘愿为赏识自己、栽培自己的人献身。知己者：了解自己，信任自己的人。
语出春秋四大刺客之一的豫让。豫让是春秋晋国智氏的家臣，公元前453年，晋国赵氏联合韩氏、魏氏在晋阳打败智氏，智氏宗主智伯瑶被杀，头颅被赵襄子做成酒器使用。豫让为报答智伯瑶知遇之恩，伏桥如厕、吞炭漆身多次行刺赵襄子，最后自刎而死，留下了 “士为知己者死”的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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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晋国侠客毕阳的孙子豫让给范、中行氏做大臣，但并未受到重用，于是他就投效知伯，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了知伯的土地。其中赵襄子最痛恨知伯，把知伯的头盖骨拿来作饮器。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唉！志士为了解自己的人而牺牲，女子为喜欢自己的人而打扮，所以我一定要替知伯复仇。”于是豫让就隐姓埋名化装成一个受过刑的人，潜伏到王宫里用洗刷厕所作掩护，以便趁机杀死知伯的仇人赵襄子。
不久赵襄子入厕，忽然觉得心跳，就下令把涮厕所的人提来审问，才知道是豫让化装行刺。这时豫让竟拿出匕首说：“我要为知伯报仇！”卫士拿下他，要杀他，可是赵襄子却制止说：“这是一位义士，我只要小心躲开他就行了。因为知伯死后没留下子孙，他的臣子中有肯来为他报仇的，一定是天下有气节的贤人。”
于是赵襄子就把豫让释放了。可是豫让继续图谋为知伯报仇。他全身涂漆，化妆成像一个生癞的人。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把自己彻底毁容，然后假扮乞丐乞讨，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看到他以后只是说：“这个人长像并不像我的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豫让就吞下炭，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声音，他的朋友看到他时对他说：“你这种办法很难成功，如果说你是一个志士还可以，如果说你是一个明智之士就错了。
因为凭你这种才干，如果竭尽忠诚去侍奉赵襄子，那他必然重视你和信赖你，待你得到他的信赖以后，你再实现你的复仇计划，那你一定能成功的。”豫让听了这话笑了笑说：“你的意思是为了老朋友而去打新朋友，为旧君主而去杀新君主，这是极端败坏君臣大义的做法。今天我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阐明君臣大义，并不在于是否顺利报仇。况且已经委身做了人家的臣子，却又在暗中阴谋计划刺杀人家，这就等于是对君主有二心。我今天之所以明知其不可为却要这样做，也就是为了羞愧天下后世怀有二心的人臣。”
不久，赵襄子要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赵襄子所必经的桥下。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忽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经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是豫让。因此赵襄子就责备豫让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中行氏吗？知伯灭了范、中行氏，你不但不替范、中行氏报仇，反而屈节忍辱去臣事知伯。
如今知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当我侍奉范、中行氏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的人看待，所以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知伯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士的态度报答知伯。”于是赵襄子用怜惜的口吻感叹说：“唉！豫让啊，由于你为知伯报仇，已经使你成为忠臣义士了。而寡人对待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你自己想一想吧，寡人不能再释放你了！”于是赵襄子就下令卫士把豫让包围起来。
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据臣所知，一个贤臣不阻挡人家的忠义之行，一个忠臣为了完成志节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您应在这里将我处死。
不过我想得到君王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它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不知君王能否成全我的愿望？”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志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由侍臣交给豫让。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奋而起身，然后用剑刺王袍仰天长叹：“啊！天哪！我豫让总算为知伯报了仇！”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士为知己者死
出处：《战国策·赵策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雠矣。” 汉˙刘向《说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士为知己者死，而况为之哀乎！”
聂政、荆轲、豫让是《战国策》上有名的豪侠之士。“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他们为了报答他人的知遇之恩，就不惜生命、刚烈永诀，为朋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他们身上体现的古代英雄节义、精神价值，永远让后世感佩仰慕。
晋毕阳之孙豫让，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说，去而就知伯，知伯宠之。及三晋分知氏，赵襄子最怨知伯，而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雠（通“仇”）矣。”乃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者，则豫让也。刃其曰：“欲为知伯报仇！”左右欲杀之。赵襄子曰：“彼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且知伯已死，无后，而其臣至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之。豫让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识，曰：“状貌不似吾夫，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为哑，变其音。其友谓之曰：“子之道甚难而无功，谓子有志，则然矣，谓子知，则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让乃笑而应之曰：“是为先知报后知，为故君贼新君，大乱君臣之义者无此矣。凡吾所谓为此者，以明君臣之义，非从易也。且夫委质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怀二心以事君也。吾所为难，亦将以愧天下后世人臣怀二心者。”
居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所当过桥下。襄子至桥而马惊。襄子曰：“此必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于是赵襄子面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知伯灭范中行氏，而子不为报仇，反委质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独何为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襄子乃喟然叹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为计，寡人不舍子。”使兵环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义，忠臣不爱死以成名。君前已宽舍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士为知己而死的由来 我们知道， 封建贵族作为一个实体自春秋末年开始衰落，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而消亡。可是，从春秋至秦汉的士人们身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那种始终如一的、试图保持人格独立，限制最高权力的贵族精神。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他们虽然逐渐丢掉了贵族的身份，却不想丢掉士人的自尊。所以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强调君臣各守其礼，各尽其道，以维护士人的尊严和利益。同样的意思，孟子把话说得更清楚、更直白：“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他将君臣关系完全定位于平等对应的互动关系上，“来而不往非礼也”，各有各的权利和义务，谁也别乱了规矩，谁也别拿人不当人。 想赢得尊严，就要有值得别人尊重的风范。《吕氏春秋》中专有一节说“士节”：“士之为人，当理不避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士人，也正是这样实践的。因此顾颉刚先生说：“吾人读《史记·刺客》、《游侠》诸列传，见其视人如己，视死如归，千载之下犹禀禀有生气，而为之大为感动。”（《浪口村随笔》55页，顾颉刚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士为知己者死”，是传统中国士人的一个精神宣言，这个典故就出自战国时的士人豫让。 《史记》上记载，豫让，晋国人，曾先后做过范氏和中行氏的家臣，都默默无闻，直到他成为智伯的家臣之后才受到重用——“智伯甚尊宠之”。后来，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反而灭了智伯。赵襄子最恨智伯，漆其头颅以为酒器。由此，豫让便开始了为智伯复仇的艰难之旅： 豫让逃遁山中，发下如此誓言：“嗟呼！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史记》2519页，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 他先是隐姓埋名，扮作受过刑的罪人，混进赵襄子的宫里找了个粉刷厕所的活儿，伺机复仇。赵襄子如厕，怱觉心惊肉跳，急命左右拘问在一边干活的人，这才发现，他就是豫让，怀里藏着短剑，来为智伯报仇了。赵襄子的左右都要杀了豫让，可赵襄子觉得他是“义人”、“贤人”，把他放了。 为了再次复仇，豫让又涂漆使身上长满恶疮，吞炭使声音变嘶哑，经过这番易容残身，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来了。于是，他又去见朋友，朋友却把它认出来了，问道：“你不是豫让吗？”豫让说：“是我。”朋友流着眼泪说：“以你的才能，委身侍奉赵襄子，必会得到亲宠。等他亲宠你了，你便可为所欲为，这样反不更容易吗？何必要残害身体，苦变形状？这样去找赵襄子寻仇，不是很艰难吗？”豫让则说：“既然已经委身做了人家的臣下，又想杀掉他，是怀二心以事其君。我这样做的确非常艰难，之所以如此，就是要让天下后世那些已为人臣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耻！” 不久之后，赵襄子外出，豫让埋伏在他必经的一座桥下。赵襄子至桥，马惊，赵襄子说：“必是豫让在这儿刺杀我。”让人搜查，果然发现了豫让，由此他们两人之间就有了一场关于君臣关系的对话： 于是襄子仍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呼？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必国士报之。”（同上） 豫让在事范氏、中行氏的时候，他们都把豫让当作一般的家臣对待，所以他也就作为一般的家臣回报他们，而智伯以国士待他，他就要以国士的行为报答智伯。这也正是孟子所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最后，赵襄子被豫让所感动，把自己的衣服脱给豫让，让他刺了三剑，“以致报仇之意”。三剑刺过之后，豫让“伏剑自杀”。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春秋战国正处于封建和皇权的交替期，天下纷纷，你争我夺，强者想吞并弱者，一统江山，弱者要险中求存，甚至以弱胜强。于是，人才便成了各方霸主争取的焦点，士人也就有了纵横捭阖的空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士人即使失去了贵族身份，也还是拥有一定地位的，既可以“视君如腹心”，也可以“视君如寇仇”。同时，这也为儒家构筑以“道统”限制“政统”的理想提供了暂时的外部可能。 在这场贯穿中国历史的权力博弈中，士人首先以贵族精神为传承，约定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并由此发展出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圣贤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