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此句前还有两句，原文如下：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大意：值得喜爱的叫‘善’，自己确实具有‘善’就叫‘信’，‘善’充实在身上就叫‘美’，既充实又有光辉就叫‘大’，既‘大’又能感化万物就叫‘圣’，‘圣’到妙不可知就叫‘神’。

意思：值得喜爱的叫‘善’，自己确实具有‘善’就叫‘信’，‘善’充实在身上就叫‘美’，既充实又有光辉就叫‘大’。

出自：战国 孟子《孟子 尽心下》

原文选段：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释义：

浩生不害问道：“乐正子是怎样一个人？”孟子说：“是个善人、信人。”（浩生不害问：）“什么叫‘善’？什么叫‘信’？”

孟子说：“值得喜爱的叫‘善’，自己确实具有‘善’就叫‘信’，‘善’充实在身上就叫‘美’，既充实又有光辉就叫‘大’，既‘大’又能感化万物就叫‘圣’，‘圣’到妙不可知就叫‘神’。乐正子是在‘善’和‘信’二者中，‘美’、‘大’、‘圣’、‘神’四者之下的人。”

扩展资料

“仁”是孟子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本篇的中心议题，围绕“仁”与“不仁”在战争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显现，孟子对其蕴含作了深入诠释，进而阐发了他的民本思想、国家学说、教育理念、修养方法以及道统理想。

孟子的“仁政”主张表现在政治上就是“民贵君轻”，本篇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胆见解，是他“仁政”学说的基础。他建议统治者，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首先要施“仁”于天下，“得乎丘民”之心，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拥戴。

这种“民贵君轻”的思想，是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自周公的“敬天保民”到孔子的宽民、惠民、富民、教民，都认识到了人民在国家中的作用，但在封建社会初期，认为百姓比君主还重要，哪怕只是在意识领域，也是一种惊人的思想飞跃。

从“民贵君轻”的哲学观念出发，孟子形成了他的“仁政”主张，在体制上他建议要做好五件事：重用仁贤，避免国家人才空虚；讲究礼义，防止上下关系混乱；完善政事，确保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重视财富积累，以备凶年之忧；加强教育，以防邪世之乱。

总之，要把土地、人民、政事视为国家三宝。这就是孟子的国家学说，与现代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三要素：土地、人民、主权基本是一致的。

朱子给出的解释是：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凡所谓善，皆实有之，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是则可谓信人矣。张子曰：‘志仁无恶之谓善，诚善于身之谓信’。”

朱子说“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其”是指代“理”，即理有善恶，然而朱子又说过：“善恶皆是理，但善是那顺底，恶是反转来底。然以其反而不善，则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恶皆理’，然却不可道有恶底理”，两处说法似乎不统一。

此外，“其为人也，可欲而不可恶，则可谓善人矣”，与前文意思不连贯，“可欲”、“可恶”也被外化了。朱子所引张横渠“志仁无恶之谓善”，源自《论语？里仁》“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与朱子同时代的宋儒张南轩对《孟子》这一章解释为：

“可欲者，动之端也。盖人具天地之性，仁义礼智之所存，其发见，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所谓可欲也。以其渊源纯粹，故谓之善。盖于此无恶之可萌也。至于为不善者，是则知诱物化，动于血气，有以使之而失其正，非其所可欲者矣。故信者信此而已；美者美此而已；大则充此而有光辉也；化则为圣；而其不可知则神也。至于圣与神，其体亦不外此而已”。

张南轩以“动之端”解释“可欲”，比较准确。《大学》云“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前一个“恶”作动词与“欲”（好）相对，才是本义，后一个“恶”作形容词与“善”相对，是引伸义。再如荀子说“势位齐而恶欲同，物不能赡则必争”，“恶”即“不欲”。

人是具有理性的动物，在做一件事情前先思考一下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是否有益，有益就去做，这样的行为是善的，有害就不能做，做了就是行恶。但这种经过理性思考抉择而作出的“欲”和“恶”是后天的善恶，善、恶是相对的，具有外在性。而孟子所说“可欲之谓善”，与后面“信”、“美”、“大”、“圣”、“神”是一以贯之的，“善”是本原之善。可见，“可欲之谓善”一章有助于理解孟子性善论的内涵。

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对天道来说，栽者培之是善，倾者覆之也是善。同样，人性本善，本原之善从自性中自然流露出来，它是纯粹的活动性，这样的善是动词，而不是形容词，是其是，善也；非其非，亦善也，从条理发出的活动都是善。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人”是善，“恶人”也是善，所谓“恶不仁者，其为仁矣”。

阳明子说：“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心之官则思，其本性粹然至善，所以不思善，不思恶。孟子说：“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这句话迄今没有得到正确的解读，其实“乐则生矣”是类似《中庸》“诚则形，形则著”的句式，而不是所谓生“乐”。

前面说“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立于理而成于乐，礼是“始条理”，乐是“终条理”，乐（le）是心体之乐，“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所以“乐则生矣”之“生”，即是“尧舜性之”之“性”。为什么说“生则恶可已也”，这里的“恶”即是“不欲”，因为率性是“无适也，无莫也”，没有不欲，没有“恶”，所以说“恶可已也”。

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如果解释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也说得通（这里的不怨人与“唯仁者能恶人”的主动恶人是不矛盾的），或许更应该理解为：君子志于仁，则心无旁骛，不再彷徨和迷茫。

然而孟子所说“可欲之谓善”，善虽是从自性中流露出，但还具有外在性，只是六种境界中的第一层次。《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中庸》之“率性”是始条理而终条理，《系辞》之“继之者善也”是始条理，“成之者性也”是终条理，“之”即指代天道一阴一阳的流行，天道即天理。孟子说“可欲之谓善”还不是《中庸》所谓“率性之为道”，而是《系辞》所谓“继之者善也”。

因为《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与“性”合一，离“性”即非“道”，而在“可欲之谓善”之后的境界是“有诸己之谓信”，显然这个“欲”的活动是发向外面的，“有诸己之谓信”才是回归自性，“善”与“信”两种境界即有子所谓“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继之者善也”是“诚之者，人之道也”；率性是“诚者，天之道也”。把“可欲之谓善”解释为“继之者善也”，也与帛书《五行》“金声，善也，人之道也”相印证，“继之者善也”是始条理，而孟子说“金声也者，始条理也”。

其实“可欲”的“可”字就暗示了某种程度的外在性，“欲”的活动不是“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而是多少有些“择善而固执”的意味。而率性则是从容中道，“无可无不可”，“无适也，无莫也”。“无莫”即“无恶”，“无适”即“毋必、毋固”，无善可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