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943=71岁，71岁是实岁，有的地方虚岁是加1岁，是72岁，而有的地方虚岁是加2岁，就是73岁
有4种
第一种是不带铸币厂缩写的，一共铸造了684，628，670 枚
一种是带D缩写的，一共铸造了217，660，000枚
一种是带S缩写的，一共铸造了191，550，000枚
一种是1943D/D RPM，铸造量不详
价格流通品30来块钱人民币一枚，未流通的100来块。国内玩的比较糙，不太注重发行量只看年份。。。
1943年有铜的，S和无厂缩都有，但量非常少，克劳斯告诉我一枚万元美金起步，你没看错，万元还特么是美金。。。所以就有黑心开始用40年代的普通1分改43蒙人，或者给白的43一分镀个颜色，喜欢的注意别上当。
1943年：中国历史驻足
1943年，岁在癸未。世界历史进入转折点，同盟国首脑折冲樽俎，决定战后世界面貌的地图正在绘制。
在中国，全面抗日已6载，距抗战胜利尚余两年。一段严重影响中国历史与未来的战争与政治斗争进入中后期。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于是年9月召开，会议以“今后如何建立起一个富强康乐的新中国”为主题。
这显然是一个中国足足破了百年，而尚未得到圆满答案的难题。居庙堂之高者责无旁贷，处江湖之远者也为之殚精竭智。
1943年，钱端升43岁，多么凑巧和富足的年龄。作为西南联大的政治学教授，从哈佛“海归”的钱端升在这一年开设了“战后问题”的课程，同时他还编刊物、发表评论：《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一党与多党》、《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我们需要的经济制度》、《论自由》……这是“一个充满朝气、思维活跃、见识不凡的学者在说自己的话”。
或者事实上，这竟是一个充满朝气、思维活跃、见识不凡的年代！
中国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们对于“建设富强国家”的期盼，在百年屈辱历史中首次抗击外敌胜利在望的背景下，厚积喷薄而出。破了一个世纪的题，在1943年似乎与答案有了接近。
〔一〕
这种接近，首先是因为“中国以何面貌自处于世界”这一命题在1943年一度开解。中国携带着国难进入近代史，亡国的危机因日本入侵而达至极点，但同时也因即将战胜强敌而可以翻过那一页。
不仅如此，1943年还给了苦难的中国更多机会：上年10月10日，美英宣布放弃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华取得的特权，与中国建立平等关系；年初，中美、中英签订了平等新约（九龙租借地和割让的香港没有归还）；年末，《开罗宣言》明示：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都将归还中国。
一个世纪以来严重束缚中国发展的不平等体系的崩溃，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的国际保证，与中国获得的“四强”身份，使中国得以一个相当全新、平等甚至大国的姿态参与国际社会。
但中国的这番成就来得有些被动，有见识的人都意识到，中国的全新国际面貌，并非中国“强国”的证明，而是中国“强国”的机遇。有利的国际环境之下，理当可以尽心来发展经济、建设政治，使中国真正步入现代国家。
〔二〕
1943年的中国，尽管发生了金融动荡与河南饥荒等一系列令人揪心的事件，但它有其他理由成为一个令人期待的年头。
这一年，知识阶层要求实行民主的呼声十分强大，连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的党员教授蒋梦麟等也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以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信中指出：“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不久便复信区党部表示愿意实行立宪。
蒋的立宪决心值得怀疑，此后的“兑现”也令人失望。但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领袖，蒋介石在1943年对于将来怎样建国的确开始了思考。
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全会已作出决议：“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于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蒋更是明言：“宪政实施以后……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相等的地位。”而结束“党外无党”、连共产党也只能以“文化团体”的资格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奇特局面。
这至少是一种有希望的姿态。
呼应这种姿态的，还有国民参政会1943年成立的“宪政实施协进会”。参加国民参政会后的中国共产党，更是成为一股制约国民党一党体制、主张宪政与人权的政治力量。
1943年，蒋介石名下有两本册子出版：《中国之命运》与《中国经济学说》，蒋在其中分别阐述了自己的基本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
〔三〕
中国的1943年，要放到中国百年的近代历史中才看得真切。
自鸦片战争将中国拖入世界体系之后，中国就持续地面临一个任务——如何“复兴”？如何成为现代国家？
向外学，是救国、强国的惟一路径，经30年的激辩，而终成大势。
只不过面对诸强的形形色色优长，中国的困惑在于：究竟要学什么？究竟要向谁学？
综观近现代世界，这是一个困扰了多少“后发型国家”的困惑，对于数千年来一直自以为“天朝大国，地大物博”的中国来说，这个困惑尤甚。“甲午海战”之败对中国体制内外的刺激，远远超过鸦片战争。
大部分精英分子的见识终于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诱惑，猛醒于中国的前途，在于制度、文化全面向外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起步晚于中国的洋务运动，却能成功地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甚而击败中国，于是日本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学习的坐标，君权立宪为学习的重点。
但革命的形势容不得清廷基于集团利益的犹豫不决。辛亥革命后头10年，英美对中国的影响加剧，北洋政府以欧美为师，以“民权”为名目的总统制、内阁制都在中国有过试验，而最终结束于按捺不住的国民革命。
至此，中国对历史任务的求解，转至以俄为师的时期。一战、十月革命、苏俄的五年计划以及美国加强国家调控的“新政”，都给那个时候的中国精英分子巨大冲击。在这样的历史空气中，不仅中国共产党诞生，而且中国国民党也接受了列宁的治党理念进行改组。从此，苏俄（苏联）的政治、政党、经济、社会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另一方面，德国在这一时期从战败国迅速崛起为咄咄逼人的法西斯强国，也令蒋介石欣羡不已而加以模仿。随着中国国民党的执政掌权，中国进入到党权时期。
对于“复兴”，中国似乎一直以一种焦急的心态寻求“捷径”，对于后起而初有成就的国家之经验，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不过，那一个世纪，甚至包括后来的半个世纪，原本就是各种意识形态、政治理念激烈竞争的年代。
中国的1943年，是众多智识人士以为国际国内动荡将定，寄希望于国民党党权立宪、再启实现现代国家关键步骤的一年；是蒋介石表态要“还政于民”，并以苏联之计划经济、德国之“全能政府”与中国之“传统伦理”为内容，为中国设计“命运”的一年。
〔四〕
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一道关系命运前途的历史性命题解不开的话，它就将顽固地横亘在你面前，让你绕不开，也跳不过，逼你要答案。
今天，我们以后人理解历史的眼光来看，相信1943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因为中国的精英人物在那一年又一次试图集中而直接地去给出一个答案，甚至有人认为，他们已然找到了解题的思路。但显然中国又失去了那一年。这一失去的结果，要到多年后才能完全展现。
蒋介石终究只有政治强人的特点而缺乏大政治家的气度。1943年林森过世，蒋介石兼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军大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于一身，权力空前集中。诚如费正清所指出，自从1943年、尤其是《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蒋和国民党政权就“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
当时的蒋介石还在考虑一个问题——如何以最精锐的10个军去消灭陕甘宁的共产党武装，并继而消灭其他地方势力。在他的身上，至少缺少宪政所必需的共和思想。
党权立宪，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解决历史难题、步入现代国家的平台，但也存在巨大风险。蒋介石与国民党，作为当时中国的执政者，既想做分粥的人，又想做第一个拿粥的人，距离解题的实质有了出入，机会难免因此丧失。一种内在的张力让1943年的中国处于矛盾之中。蒋介石的立宪初衷不能一概论为虚伪敷衍，只是某种中国传统一脉相承的强人政治，使他事到临头基于权力与集团利益而摇摆犹豫。这种犹豫立刻被狂风暴雨般的革命淹没。
时间倏忽过去一甲子。人们回看那段历史，总关注于“转折点”或“里程碑”的年份，1943年未获此殊荣，但它给出的是一个计算结果左边的加减乘除，对于观照来龙与去脉，这是一个更给人以启发与想象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