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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史
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史
1、先秦时期的道路
历史发展到原始社会传说中黄帝炎帝和尧舜禹担当部落首领的时候，各地的交通有了明显的进步。到公元前1066年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时期，可以说我国道路已经初具规模 。
周武王姬发灭商后，除都城镐京（今西安附近）外，还根据周公姬旦的建议，修建了东都洛邑（今洛阳），以便于控制东方新得到的大片疆土，对付殷商残余势力为了有效发挥两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作用，在它们之间修建了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
并以洛邑为中心，向东向北向南向东南又修建成等级不同的呈辐射状的道路周道是西周王室的生命线，也是国家交通的中轴线。这条交通线也仍然是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周道在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上，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
东周时期，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军事外交活动和人员物资聚散，都极大地推进了道路的建设。除周道继续发挥其中轴线的重要作用外，在其两侧还进一步完善了纵横交错的陆路干线和支线。
再加上水运的发展，把黄河上下淮河两岸和江汉流域有效地联接起来这个时期修建的主要道路工程有许多，秦国修筑的著名的褒斜栈道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秦惠王时，开始修筑褒斜栈道货殖列传记载：关中南则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道绾毂其口。
战略上为蜀之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如在公元前206年，著名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即发生于此除了秦国的栈道外，其他主要的道路工程还有：楚国经营的从郢都通往新郑的重要通道，晋国打通的穿越太行山的东西孔道，齐鲁两国建设的四通八达的黄淮交通网络，燕国开辟的直达黄河下游和通往塞外的交通线等。
至此，穿大袖宽袍的中原人善射箭骑马的戎狄人居云梦江汉的荆楚人披长发嬉水的吴越人喜椎髻歌舞的巴蜀人就连成一体了，为中华民族的进一步统一打下了基础 。
2、秦汉时期的道路
中国全国陆上交通网的形成，始于秦朝早在秦国出兵扫灭六国的同时，实现了车同轨全国车辆使用同一宽度的轨距，它适应了秦朝全国土木工程和战争等方面长途运输的需要，对道路修建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
根据车同轨的要求，秦朝在把过去错杂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连接的基础上，又耗费了难以数计的人力和物力，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这项费时10年的工程，规模十分浩大，它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将全国各郡和重要城市，全部联通起来。
公元前212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一条长约1400公里的直道，命蒙恬扶苏率20万大军，边驻守边关，边修直道这条大道沿途经过陕甘等省，穿过14个县，直至九原郡（今内蒙自治区包头市），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修筑完毕。
3、著名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在公元前2世纪至十三四世纪期间，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洲的陆路交通干线，是中国同印度古希腊罗马以及埃及等国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古代中国的丝绸主要是通过汉朝时开辟的丝绸之路运往西方的。
在我国的汉朝和唐朝时期，东部山东和东南沿海江浙一带的大批质量上乘的丝绸从水路或陆路集中到长安城有相当一部分通过陆路转运到西方去由于在这条陆路上，丝绸的贸易占了很大比重，因此把它称为丝绸之路以后又开辟了经海洋通往西方的航线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这条国际通道的开辟，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它经过中亚西亚，可与东南欧及北非的交通线相衔接，构成了世界性的东西大商道不仅在两汉时期，而且在唐宋元明时期，它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古代东西方文明联系的主要纽带 。
4、唐代以后的道路
唐朝是我国古代道路发展的极盛时期。当时，京城长安不仅有水路运河与东部地区相通，而且是国内与国际的陆路交通的枢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之一。城内有11条南北大街，14条东西大街，把全城划分为100多个整齐的坊市。
皇城中间的南北大街称为承天门大街，宽441米，视野开阔连接12座城门的有六条大街，其中朱雀大街，是盛唐时期长安城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重要大街。出了长安城，向东，向南，向西，向北，构成了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网不仅通向全国各地。随着唐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相继成为国内外交通的重要中心。
到了宋和辽金时期，我国的道路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城市道路建设与交通管理方面，与隋唐时代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实现了街和市的有机结合城内大道两旁，第一次成为百业汇聚之区。
元明时期建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稠密的驿路交通网，驿路干线辐射到我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元代，综合拓展了汉唐以来的大陆交通网，进一步覆盖了亚洲大陆的广阔地区，包括阿拉伯半岛蒙古族各部在成吉思汗等有作为的领袖统率下东征西略。兵锋所至，驿站随置，道路贯通。
运输不绝蒙古军军事势力的极盛时期，道路直通东欧多瑙河畔，南下攻灭金政权和南宋政权后，把南中国的大片疆土也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汉唐时期的丝绸之路比较起来，元明道路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发挥着更为直接的重要作用。
清朝把驿路分为三等，一是官马大路，由北京向各方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二是大路，自省城通往地方重要城市；三是小路，自大路或各地重要城市通往各市镇的支线官马大路，是国家级官道，在京城东华门外设皇华驿。
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管理北路西路南路东路等官马大路干线系统。官马北路系统最重要的是通往大东北的干线，即从北京经山海关盛京（今沈阳）分别延伸到雅克萨庙屯（在黑龙江入海口）的官路和通往朝鲜半岛的国际通道。
属于官马北路系统的还有分别到呼伦恰克图的干线以及塞上的横向大通道这些道路在开发清代北疆，捍卫北疆的斗争中发挥过重要战略作用。官马西路系统包括兰州官路与四川官路的两大干线，前者从北京经保定太原西安兰州，分别到青海西藏和新疆，并通往中亚西亚诸国。
后者则是通往大西南的干线，从西安通往云贵川，并向西延伸到西藏拉萨在大清帝国创建和巩固的过程中，这个覆盖我国整个西部地区的官马西路系统，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官马南路系统，包括云南官路桂林官路和广东官路三条干线前两条干线均从太原南下过黄河到洛阳。
后分道到昆明或桂林，并延伸到印度支那半岛；第三条干线即广东官路的主干道，则是从北京出发经济南徐州合肥南昌赣州韶关，直达广州这是元明以来北京到广州纵贯中国南北的主要官道，历来当作使节路，而终点广州又曾是清代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
所以清政府对这条干线特别重视，官马东路的唯一干线就是福建官路，沿途经过天津、济南、徐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福州等重要城市。
它是清政府经济上赖以生存的重要通路此外，还有横贯东西的长江官路等等清政府正是通过这些道路，实现了对全国各省各市各县各乡镇乃至自然村落的政治控制与经济榨取；全国各地各民族人民为了生存和发展，也通过这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实现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
我国古代的道路，都是沙石或泥土路，还没有用沥青或水泥铺成的道路直至19世纪末期，我国才出现了铁路和公路1876年，英帝国主义欺骗满清政府，擅自修筑了吴淞到上海的铁路。这是在我国领土上的第一条铁路。
而1881年建成的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则是我国出资修建并延存下来的第一条铁路。我国最初的公路，是1908年苏元春驻守广西南部边防时兴建的龙州到那堪公路，可惜没有全部完工。
扩展资料：
古代关于道路的称呼
在远古尧舜时，道路曾被称作康衢。西周时期，人们曾把可通行三辆马车的地方称作路，可通行两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道，可通行一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途畛，是老牛车行的路，径是仅能走牛马的乡间小道。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车同轨，兴路政，最宽敞的道路，称为驰道，即天子驰车之道。唐朝时筑路五万里，称为驿道。后来，元朝将路称作大道，清朝称作大路、小路等。清朝末年，我国建成第一条可通行汽车的路，被称作汽车路，又称公路，由此一直沿用至今。
至于马路，则是外来语，巷、坊、弄、胡同等，被认为是从唐朝沿用下来的旧称，系指大道以外的路。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雄奇蜀道：古代陆上交通的活化石
二、交通工程的历史
交通工具狭义上指一切人造的用于人类代步或运输的装置。如：自行车，汽车，摩托车，火车，船只及飞行器等。其中也包括马车，牛车等动物驱动的移动设备，从这一点来说，黄包车、轿子、轮椅也可以算是交通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工具也在不断变化。交通工具是现代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周围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给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陆地上的汽车，海洋里的轮船，天空中的飞机，大大缩短了人们交往的距离,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方便；火箭和宇宙飞船的发明，使人类探索另一个星球的理想成为了现实。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可以到太空中去旅行观光，我们的孩子可以到另一个星球去观察学习。然后人类就驯服一些动物如马、驴子等作为乘坐工具或乘坐工具的动力（如：马车），与此同时，轿子和以风作为动力的帆船也作为一种交通工具与畜力交通工具长期并存。以人力、畜力和风力作为动力的交通工具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直至1769年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人类交通工具的发展才进入飞速发展阶段，短短数百年，人类不仅能上天（飞机、航天飞机、火箭），而且能入海（潜艇），技术也日新月异………
此外还分别有蒸汽阶段、内燃阶段、电气阶段、自动化阶段。
蒸气阶段为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代表性的交通工具为蒸气火车、蒸气轮船等，已经基本淘汰。中国的蒸气火车于2009年十月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社会记录阿丘还对此有所报道。柴油机、汽油机等均为内燃机阶段的产物，交通工具体现为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等，2009年以前大部分的机动车辆的动力都是内燃机。蒸气、内燃阶段的理论基础为能量转化定律。
电与磁之间的相互转化为电动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电动机、发电机等均为这阶段的基础设备。电动车的发明及迅速的商品化使得电动车站在了汽车、摩托车等现有交通工具的肩膀上，造就了电动车无与伦比的历史使命，并最终成为上述产品的升级换代产品是历史的必然。
在早些时候，人类还没有“交通工具”这一代名词，那时，人们主要是靠步行来相互走访联系的。所以，那时候的科技、政治、经济等等都很不发达，毕竟相对距离较远的两地无法很好的沟通，人们不能相互交流融合，发展也极其缓慢。
后来，在人们的智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后，有了马车等畜力交通工具，也算是交通工具史的一个“巨大”的飞跃了，这也相对的促进了部落间、朝野间的交流，形成小范围内的良性循环，之后不久，水上的交通工具也逐渐成型，不过交通的迅速发展也被利用在战场上，在三国时期，每次大战都会聚集最顶尖的作战工具和交通工具（不过再先进也只是良种马和劣种马间的极小的区别）。
来到了所谓的“半机械时代”，当时自行车这种实用的工具已经发明，只不过没有现代这样坚固好骑，但战争的魔爪并没有放过自行车，在经过数年的进化之后，二战期间，德国曾经组建过一只“自行车野战连”这支军队装配有火箭筒等高级武器，在战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历史课刚学完有关火车与汽船，此两项发明使陆地和水中交通工具的速度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两种工具的主要用途是运输乘客和货物，当然也运过TNT之类的东西，悲哉。现代的交通工具也是从那时开始基本定了型。
而后，汽车、飞机也应运而生，成为现代社会交通工具的主流，在这些东西的基础上，也有了战斗机、战车、战船的概念（社会高科技都是体现在军事方面的），有了这些先进的武器，也大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能力。
现代的各种高科技交通工具绝大部分是从前几个世纪的工具演化过来的，性能良好，而工具最主要的就是速度，如今从北京到广州，就算坐火车两三天也到了，要是在远古时代，在此时间段内，能否走出北京都成问题（也许那时代的人都不认识广州，所以没去），这就是现代化交通工具的优势所在，速度快、运量大。而且我们还有了运载火箭，人类也完成了到宇宙太空闯一闯的愿望，咱连太空都能去了，更何况地球上的边边角角呢。
三、历史上的交通工具历程
中国古代交通与文化传播中国古代交通建设
“车同轨”与“书同文”
从张骞的驼队到郑和的云帆
中国古代的外来文明
交通史是历史总进程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几乎都可以看到交通进步的轨迹。交通条件决定着历史上文化圈的规模，也影响着各个文化圈相互之间的联系。
古代的文化传播与交通状况是分不开的。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有赖于交通。没有丝绸之路的开辟，葡萄、胡萝卜就无法来到中原；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玉米、马铃薯就不能成为欧亚大陆的食品。同样，没有玄奘西行和鉴真东渡，大量佛教典籍就无法从印度传到中国本土和从中国传到东瀛日本，“唯识”“因明”等学问也就不可能渗透到中国。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处处与交通密切相关。
一 中国古代交通建设
人们所熟悉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五丁开道”的故事，“夸父逐日”的故事，都依稀透露出远古先民们发展交通事业的艰苦努力。
中华民族的始祖皇帝，被后人称为“轩辕氏”或“轩皇”、“轩帝”，实际上就是对他在交通方面创制的赞颂。《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说，黄帝是车辆的发明者，因此而号为“轩辕氏”。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各地诸侯都尊奉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从者，黄帝则予以征抚，“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的事迹，反映了传说时代交通发展的实际情形。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而“行不迷”；大禹治水，“开九州，通九道”，“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史记·夏本纪》），他们圣王地位的确立，也与交通行为有关。
在河南安阳、郑州和辉县的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原产于新疆的玉和原产于南海的贝。《尚书·酒诰》中有“肇牵车牛，远服贾用”的说法，表明殷人的交通贸易关系已经扩展到非常广阔的地域。殷墟卜辞中已经多见象车之形的“车”字，结构多有不同。大型墓葬多附有车马坑并随葬车马器，车马同时又被作为奉献于先祖的重要祭品之一。当时战车还是体现军队实力的主要军事装备，而这种以车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又对交通道路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甲骨文中结构多样的“舟”字，说明当时的木船已经有多种形制。卜辞中所见“凡”字作“帆”的象形，反映当时借用风作舟航动力的水运形式已经出现。
周王朝在各地分封诸侯，利用所建置的政治军事据点以为藩屏，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这种政治体制要求各地与周王室保持紧密的联系。当时以车兵为军队的主力，也要求各地有平阔的大道相通。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当时的文献，把周王室所主持修筑的连通各地的交通干道称为“周行”或“周道”。《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周道”如同磨石一样平整，如同射出的箭一样端直，体现了这种交通干道规划设计的合理和修筑施工的严谨。
春秋时期，交通建设有了新的进步。大致在这一时期，太行山、秦岭等险山峻岭都已经开始有车路通行。《国语·周语中》记载，周定王时，单襄公奉使自守前往楚国，途经陈国时，看到道路不修，馆舍不整，于是预言陈国将要灭亡。可见，以交通道路为主体的交通设施是否修整，当时已经是体现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载，晋平公当政时，晋国道路馆舍失修，也曾经受到郑国政治家子产的批评。
以交通干道的建设为基础，相应的交通设施也得以进一步健全。《周礼·地官·遗人》说，贯通都市和村野的交通大道上，每隔十里，设置有“庐”，“庐”可以提供行旅饮食；每隔三十里，有可以止宿的“宿”，“宿”设有“路室”，并且有服务于行旅的粮草储备；每隔五十里有“市”，“市”有住宿条件更为优越的“候馆”，行旅消费品的储积也更为充备。当时，中原各国政府普遍沿交通干道设立交通站，置备车马和专职管理人员，遇到紧急情形，则乘传疾驰，次第相继，使军情政令能得以迅速通达。孔子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就是说，德政的流行普及，比邮驿系统传达政令还要迅速快捷。可见，当时驿政的发达，突出表现为信息传递的神速。
《左传·哀公九年》记载，在这一年的秋天，吴国在“邗”地构筑城防，并且完成了“沟通江、淮”的工程。邗沟的开通，是中国古代运河建设史上的创举。邗沟通航，实现了南北水路的连接，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此后，吴王夫差为了引舟北上，称霸中原，又把邗沟向北延伸，进一步沟通了淮河以北的水路。《国语·吴语》说他起师北征，深凿运河，使宋国和鲁国之间有航道相通，沂水和济水，也都由这条人工运河连通到一个水路航运体系之中。大约开通于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0年）的鸿沟，是继邗沟之后又一条著名的运河。鸿沟沟通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进一步便利了南北往来。
安徽寿县曾经出土战国时期楚王颁发给鄂君的免税凭证，即著名的“鄂君启节”。从铭文中车舟所经过的城邑看，车节经过9个城邑，舟节经过11个城邑。所通行的水路以长江、汉水水系为主，东至邗沟，西至汉江上游，南则循湘、资、沅、澧、庐诸水，也分别可至上游。可见，在当时的水路交通体系中，运河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学名著《禹贡》中，有关于各地风土物产以及贡输道路的记述，说明当时陆运和水运的范围、货流方向和运输能力，都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并且已经被人们所认识。
交通事业在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秦王朝和汉王朝都将发展交通作为主要行政任务之一。秦汉交通的主要形式为以后两千年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秦王朝交通建设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成就，是驰道的修筑。“治驰道”，是秦始皇统一后第二年就开始进行的宏大工程。对于驰道的形制，西汉人贾山曾经有这样的记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所谓“道广五十步”，就是说，路面的宽度达到五十步（相当于今69米左右）。“三丈而树”，一种解释说，是在路面中央三丈皇帝专行的车道特别做出标示；一种解释则说，是在道路的两旁每隔三丈植一棵树。“厚筑其外”，是指路基的构筑务必要求坚实，两侧又形成宽缓的路坡。“隐以金椎”，是说用金属工具夯击以使路基坚稳。“树以青松”，是说道旁行道树的树种主要选用松树。贾山还说，秦王朝修筑的驰道，东方通达燕地和齐地，南面行抵吴地和楚地，江湖之上，以及海滨的宫观，都可以一一连通（《汉书·贾山传》）。驰道，当时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交通网的主纲，是区别于一般道路的高速道路。驰道的路面分划为3条，是最早的具有分隔带的多车道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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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工具演变历史
藏海寺，位于虞山拂水岩之上。藏海寺历史悠久。宋代原为觉海庵。明代称“拂水东庵”，清初顺治时更为今名。咸丰间毁于战火，至同治间渐有恢复。文革中尽毁。1992年至1997年，常熟佛教协会重建该寺，历时五年。新建的大雄宝殿、大悲殿，金碧辉煌；新辟的东园，池廊花木，引人入胜。在罗列寺外的剑门诸景映衬下，藏海寺更显雄奇壮美。清初，被顺治帝尊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的玉林通王秀来游虞山，乐拂水之胜，应请为主持，更名为藏海禅院。迭经整修，寺宇焕然，宗风丕振。玉林之母缪氏亦为出家之人，称大慈老人。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玉林奉敕还山，赐金葬母，建大慈塔于该寺大悲殿之后，自撰筑塔记，吏部尚书金之俊为之题碣曰：“报恩草堂大慈老人墓”。后来翁同龢又有题联：“野鹤孤云大慈塔；幽篁乔木古东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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