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三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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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三不主义”是哪“三不”？

蔡元培的三个要求有没有现实意义，这三点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说中，谈到的“三事”包括那些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什么

一、蔡元培的“三不主义”是哪“三不”？

蔡元培的“三不主义”
　　从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到如今的北京大学，历任校长不计其数，声望以蔡元培为最。有人认为是他“兼容并包”办学的结果，但我以为是他“三不主义”的功劳。
　　“三不主义”是蔡元培从德国留学回来，给自己立的三原则，即“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这虽然是蔡元培先生个人的道德标杆，但也好像是对我们现代某些人说的。
　　“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想法，也是他们的行动。蔡元培先生读书不做官，那他想做什么呢？他想做教育，他想百年树人，他想把北大变成学术的自由殿堂。大伙儿断不都来学蔡元培先生，否则天下无官。官还是要有人来做的，问题是怎么来做。“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种官老百姓不喜欢。
　　纳妾的人，在古代有两种——官和商。现在的情形也差不多，不过不叫妾，叫二奶、情妇什么的。但也有别，纳妾在古代是合法的，现在好象有些不行。蔡元培先生不仅是清朝的翰林，而且是“海龟”，即便是放在今天，也是很优秀的男士。做个“一等男人，家外有家”，应该不难。就算没做官，没攥下些银子，搞个师生恋，也是可能的。真不知蔡元培先生当时是怎么想的，要给自己立下这紧箍咒。
　　“八亿麻将三亿舞，剩下的全是二百五”，这是八十年代的民谣。麻将，早已经有人说了是中国的国粹，所以全民都在发扬它，“夜来麻将声，谁人知多少”。蔡元培先生不打麻将，难道是想打高尔夫乎？
　　做官，读书人都乐意；纳妾，有钱人也愿意；打麻将，大家都会。蔡元培先生三者都不愿意都不会，特立独行，也许就是他的伟大所在。

二、蔡元培的三个要求有没有现实意义，这三点

蔡元培（1868~1940）自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他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五育并举的思想
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1.提出背景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提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教育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被推翻了，但是教育领域中封建教育的改革，然而，改革刚刚起步，只是颁布了一些具体的暂行规定，还缺乏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缺乏新的教育宗旨。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产阶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2.军国民教育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3.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 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4.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
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
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5. 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6．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二、大学教育思想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因此，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1．关于大学性质的探讨
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早在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他更是反复申述这一思想。1917年1月9日，他在就任校长的演说中，明确的向学生说明：“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学生入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而对于学问则没有什么兴趣。蔡元培指出，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认为要改革旧北大，“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
由于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是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是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是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是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的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
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
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
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2． 办学原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这一办学原则。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对待学说和教员两方面，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的是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蔡元培聘请教员，最重要的有无专门学问。只要由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如若学术水平低，则不管什么人，坚持辞退。而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
当然，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并不是主张对新旧思想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恰恰相反，其本意在于打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发展资产阶级新文化。
3．学科设置——从偏重文理到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的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最初，他从“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这一思想出发，主张“要偏重文理两科”。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有两条：第一、文理两科，专署学里，其他各科偏重于致用；第二、文理两科，设有研究所，实验室等设备，如若遍设其他各科，就要增设病院，工场等，困难更大。
主张学术分校，大学专设文理两科，显然是对民国元年“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见解的发展，目的是为了突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学理，在蔡元培看来，“学”与“术”可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为“术”。学与术虽然关系密切，但学为基本，术为枝干。
更可贵的是，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他说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的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都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简直无法以文、理科来区分。因此，他主张沟通文理，和为一科。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4． 教学制度——选科制
与沟通文理思想相连系 ，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他认为这种制度使学生于专精之余，能够旁设种种有关系的学科，有利于打破学生“专己守残之偏见”，扩大知识面。有利于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对于实行选科制，蔡元培认为必须加强指导，为防止学生纯粹从兴趣出发，忽视对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他强调学生所选的学科必须经教员审定，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课以外的学科，才有选择权。同时，他还指出，选科制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学校，普通教育只可采用选科精神，而不能行选科制。
5．行政管理——教授治校
实行教授治校，这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这是他民主思想的反映。更主要的是为了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由此可见，民主精神和依靠专家，这是蔡元培教授治校主张的两根支柱，教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力，他们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蔡元培依靠他们来管理学校，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有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办校的生动局面。
综上所述，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民主和科学，目的是要把大学办成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中心，他不仅为中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大学教育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如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主张“沟通文理”，以及“依靠既懂得教育，又有学问的专家实行民主治校”等等，至今对于我们办好社会主义大学，仍有一定意义。

三、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的演说中，谈到的“三事”包括那些

鲁迅与蔡元培的微妙关系

　　鲁迅与蔡元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我看到的材料，对此研究不多，不知道是不是为尊者讳的原因。
　　以鲁迅的性格，很不易与人相处，所以他的真心朋友并不多。在鲁迅一生的朋友当中，许寿裳算是一个知己。靠着许寿裳的推荐，鲁迅接触到了同乡蔡元培。蔡元培以他在知识界、教育界和政界的地位和关系，扶持了他所赏识的这位同乡。鲁迅在教育部、在北大的饭碗，都是蔡元培给的。鲁迅在教育部，“沉沦下僚”，当了14年科长，后来因为女师大事件与被教育部长章士钊大闹一场，被“炒了鱿鱼”，在北京待不下去了，跑到南方教书，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还是处不好人事关系，跟林语堂、顾颉刚闹得不欢而散、一塌糊涂，不得己带着许广平到上海，想靠卖文为生。但上海也是“居大不易”的，写稿的收入毕竟是不固定的，而且杯水车薪，难以养家糊口。所以，这时的鲁迅，其实是处于失业状态。生存是第一需要，现在生计成了问题，况且新婚，用钱的地方多，所以即便是鲁迅，也不免焦虑。他当时给江绍原的一封信中说：“然则不得已，只好弄弄文学书，待收得版税时，本也缓不济急，不过除此以外，另外也没有好办法。现在是专要人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我想用用功，而终于不能，忙得很，而这忙是于自己没有益处的。”然而在这个时候，又是蔡元培，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
　　蔡元培对鲁迅的赏识和帮助是“没世不渝”的，郭沫若曾说过：“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当年蔡先生任教育部长，鲁迅蜗居绍兴老家，任师范学堂的校长，这是1912年，辛亥革命刚过，绍兴的情境正如后来鲁迅在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失望之中的鲁迅正寻求机会走出绍兴，恰在此时，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而蔡元培对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当时的这个“京”还是南京，鲁迅与许寿裳一起跟随蔡元培，当然工作努力。不过后来蔡元培北上与袁世凯谈判，部务由次长景耀月主持，鲁迅与景次长的关系没有处好，差一点没有被除名。多亏蔡元培看到裁员名单后及时制止，带鲁迅北上来到北京，任命他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个科长，我想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再后来，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与他在教育部一样，对浙系人才大力扶持和倚重，先是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又向鲁迅下了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鲁迅于是又多一条挣钱的门路。并且，靠着蔡元培，又把老三周建人的工作安排到了商务印书馆，弟兄三人把老母亲接来，在北京安下了家。
　　不过，这回到了1927年，十几年过后，已是时过境迁，鲁迅与蔡元培这位前辈同乡，在思想上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据《时为公务员的鲁迅》（吴海勇著，广西师大版）一书中所说，1926年，蔡元培当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与自由主义者胡适主张趋同，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点名批评这位“孑公”，并在给江绍原的信中说：“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相投者也。民元之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样的微词和怨言，恐怕是与事实不符的。
　　然而就是这位“气味不相投者”，又向鲁迅投来“赏识”的眼光，并继续伸出援助之手。1927年10月，蔡元培任国民党新政府的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浙人瞩望，惟求一杯羹。正愁饭碗的鲁迅也不免心中酸酸的：“饭乃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还是老朋友许寿裳从中牵线帮忙，蔡元培准备为鲁迅安排一个“大学院特约撰述员”的职位，这可是名符其实的美差，不用上班，研究可做可不做，纯粹照顾性质，月薪300元，实在诱人！在与许广平谈恋爱时，鲁迅就设计过自己的理想职业：“一者免得教书，二者免得陪客，三者免得做官，四者免得讲应酬话，五者免得演说，从此可以专心写报章文章，岂不舒服！”现在如果能得到这个“特约撰述员”的聘书，则拿着官奉写自己的文章，岂不更舒服！
　　不过这事一波三折，不是太顺当。且看这时的鲁迅，其表现很有意思。
　　听说此事后，鲁迅先是致信江绍原：“季弗（许寿裳字季弗）有信来，先以奉闻。我想此事与兄相宜，因为与人斗争之事较少，但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耳。”“特约撰述员”这事“与兄相宜”，其实意思是说与“我”也相宜，而且这事就像天上掉馅饼，好得让人不敢相信：“不知薪水可真拿得到否”。自己写文章批评过蔡元培，蔡元培还会把这美差给自己吗？鲁迅有点惴惴不安。
　　又十天之后，确实的消息还没有盼来，鲁迅焦急难耐，几乎有点失望，致信江绍原说：“季弗所谈事迄今无后文，但即有后文，我亦不想去吃，我对于该方面的感觉，只觉得气闷之至不可耐。”这段话恐怕是言不由衷，故作清高之态，“不想去吃”是假的，嫌聘书来得慢是真的。
　　又七天之后，致信章廷谦云：“季弗本云南京将聘绍原，而迄今无续来消息，岂蔡公此说所以敷衍季弗者欤，但其实即来聘，亦无聊。”现在开始对蔡元培的人格表示怀疑了，而且一肚子怨气，指斥蔡公“无聊”。
　　此事又拖了一个月，焦躁不安的鲁迅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怨气，在致章廷谦的又一封信中，尽情地发泄了对蔡元培的不满：“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蔡元培在清末曾做过翰林，所以称“太史”，这里对于蔡元培已经骂出口来了。
　　到了12月，再也等不下去的鲁迅开始直接写蔡公写信了，不过不能直说，得委婉一点。于是他借为昔日的学生荆有麟写推荐信的机会，向蔡公巧妙地表达了自己葵藿向阳之意。本来鲁迅对这个学生并不太明白底细，推荐信可写可不写，他写这封信与其说是推荐荆有麟，不如说是试探着推荐自己。信中说他这位学生“忠于国事，服务已久”，其实是自喻；至于“辄不揣微末，特为介绍，进谒台端，倘蒙假以颜色，俾毕其词，更赐指挥，实为万幸”，哈哈，如此谦虚，哪得见前面给朋友的信中的清高和怨气！为了饭碗，他不敢骂蔡太史是言而无信的“傀儡”和小人了。
　　终于，12月8日，聘书来哉！鲁迅心安理得地端起这个“无聊”的饭碗，一吃四年多。直到鲁迅出席“左联”，“党国”忍无可忍，以其在此岗位上“绝无成绩”被大学院裁撤。有人统计，大学院的薪水“定期支付四十九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一万四千七百元大洋，折合黄金四百九十两。”
　　“特约撰述员”被裁撤时，蔡元培曾设法阻拦，但没有成功。
　　还有值得一记的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蔡元培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于次日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送挽联：“著作最谨严，岂唯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在鲁迅葬礼上，蔡元培亲为执绋，并为之致词，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我们要踏着前驱的血迹，建造历史的塔尖。”1937年3月，《鲁迅全集》编定，蔡元培写信给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请其亲自审查，放关出版印刷。后许广平希望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蔡元培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慎重地为《鲁迅全集》写出了序文，并欣然为《鲁迅全集》纪念本题字。《鲁迅全集》20卷本出版后，蔡元培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蔡元培，赠送一套纪念本。其实，蔡元培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当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人将一百元钱退还蔡元培。蔡元培坚持将钱交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一封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仍托王君转致许景宋女士”。许广平收信后，只得遵从蔡元培的吩咐，收下一百元钱，以作“将来举行纪念事业时”用。

四、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什么

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