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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司马迁受了宫刑，士可杀不可辱对他来说对吗？求素材，要写作文
司马迁《报任安书》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二、关于“士可杀不可辱”
灵魂的拷问 生命的思考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夜深人静，再次翻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细细想来，文章思路开阔，气势起伏跌宕，言辞真切感人，心中默默替司马迁和任安鸣不平。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判为宫刑，任安也因戾太子事件被判为腰斩。可见，他们的遭遇是那么的相似，那么的悲惨，都是关乎人的生命的重大遭遇。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以满腔的悲愤，叙述了自己蒙受的耻辱，倾吐了他内心的痛苦和不满，说明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创作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生死观。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其特殊遭遇与伟大人格的产物。他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个阐明人生意义的罕譬，片言居要，百意烛照，感悟生命，洞明人生，彪炳千古，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生死观寻求表达形式的偶然结果。如果当时司马迁无需给友人任安写信，他必须要用其他形式来表达他当时的思想感情。不过，用书信形式表达，在司马迁看来，在我们看来，是当时最恰当不过的形式。因为书信是一种亲切的，心与心直接交流的方式。所以，他运用书信的形式可以和有过不幸遭遇的知心朋友面对面地、像促膝谈心一样地娓娓道来，弹奏心曲，使文章更真切、更感人、更容易叩响自己和友人灵魂深处那根最为亢奋人心的琴弦。于是乎，在《报任安书》中，那种刚柔相济的谈吐，鞭辟肯綮的伦理，敏于思辨的睿智，游刃有余的言辞，简直有“惊风雨，泣鬼神”之势，表现了司马迁的无辜之冤、愤激之情、生死之观，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在我国文坛上激起了石破天惊的反响。在司马迁遭受极为不人道的宫刑时，他可以选择以一死来求得自己的清白，求得后人的赞誉。但他并没有选择死亡，在人生的十字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想到死去的父亲司马谈遗命他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史书，他要立志继承父业，他要忍辱负重，顶着极大的压力和痛楚来完成《史记》。因为他懂得，人生可以创造价值，人只要不死，脚下便有路，尽管他“腐刑”后的躯体是卑微的，然而，他有伟大的思想和满腹的文才，只要通过奋斗，创造出非凡的人生价值，就可以反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现实生活中的烦恼、犹疑、苦闷、凄凉、孤独、失落、痛楚、绝望等等，都不能搅乱他内心深处的宁静。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巨著，就不得不“隐忍苟活，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反之，“假令仆伏发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司马迁的生死观充满辨证法；是遵循“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训，舍生取义，宁死不屈，还是“弃小人，雪大耻”，以实现“名垂于后世”而“隐忍苟活”，这要综合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权衡，要看怎样做才对社会、对后世更有价值和意义。于是，司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人中最富于洞察力和预见性的天才之一而活了下来，继承了父亲的遗业，完成了一部大书——《史记》：上自皇帝，下至汉武帝，包罗了人生的全部光荣和梦想，苦难与悲怆。人固有一死，既然都是死，那就不如铤而走险，死中求活，死中求富贵，求生存，于是有陈涉振臂一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下为之风云骤变，英雄奋起，秦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也有了司马迁的苟且偷生，在愤激中完成不朽之作《史记》，他不止一次地表白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活在逆境中，面对挫折，面对苦难，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更应该懂得怎样去求生存，谋发展。正如歌德所言：“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放弃生存。”英国培根也曾经说过：“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创造的。”司马迁的遭遇和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厄运既可摧残和毁灭弱者的肉体和生命，但也可激起强者的生命巨浪，成为其创造人生价值的催化剂。人生世上，厄运难免伴我而行。面对现实，司马迁不企盼生活中只有白天而没有黑夜，航程中只有坦途没有暗礁，人生只有幸福而没有灾难。宫刑，在古代是一种惨无人道的酷刑，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无以复加的摧残和打击。这对于司马迁来说，确实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屈辱。然而，宫刑并没有毁灭司马迁，反而促使司马迁成就了一番事业，促使他“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给后人留下了无以伦比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使它成为斐然旷世、名扬千古的百代伟人。其实，我认为人死都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人的本能就是求生欲强。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完整的生命，失去了生命，梦想、成功、希望都无从谈起，所以司马迁也在为自己求生找出口，“夫人情莫不贪生怕死，念父母，顾妻子”。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自己的负责。作为一个有生命尊严的知识分子，在命运转折关头所迈出的堪称伟大悲壮的步伐，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概——一个人踩着自己的影子前进，提着自己的头发飞翔！无怪乎20世纪另一个英雄鲁迅大声疾呼：“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生存的过程中，各人的经历不同，耐挫心理也不同，在很多的挫折困难中，有的人选择了轻生，有的人选择了做一个行尸走肉的人，这是对生活的轻率，对生命的怯懦，不负责任。“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他的人已经死了，他还活着”，这句话简单而伟大的概括出来生命的意义，以及思想灵魂的作用。肉体的生存过程是短暂的，如何让思想以灵魂在肉体腐烂消失后依然“活着”，这正是我们所要想的和所要做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历史的传承者，高贵、低贱、伟大、平庸、积极、颓废……林林总总的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讲述自身存在的意义，人躲不过的是时间，真正对自己负责的有所为也需要对时间有正确的认识，知道将来，期待未来，也就知道了生命的意义。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是每一个有思想的生命体自身灵魂的必然拷问。生命像火炬般燃烧，昨日是燃烧的灰烬。错过了太阳你流泪，夜里是否还会有群星？作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不朽之著，《史记》无法回避生死的问题；作为一位学富无车、身经磨练的旷世文学家、史学家，面对灵魂的拷问、生命的思考，司马迁更是有着卓越的生死观。
三、为什么汉武帝不对司马迁用别的刑罚偏偏使用了腐刑？
“士可杀，不可辱”之我见“士可杀，不可辱”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出于《礼记·儒行》一文中。原文曰：“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进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届处不淫，其饭食不褥，其过失可微词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这体现了儒者的刚毅是吃软不吃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以胡搅蛮缠，但是挟威迫却行不通，宁可去死，也不原受辱。这种刚毅，很让人想起历史上让人敬佩的人士，慷慨悲歌，豪气冲天，侠义行天下，可杀不可辱……是的，人不仅要活个面子，也要活口气，活个气节。儒者的刚毅是浸透在骨子里的，外表却很柔弱，如棉里裹针，这就更加让人敬畏之分。
但是，并非从古至今所有人士皆为儒者，并非所有人士一概遵守“士可杀，不可辱”这种人生观，反之，则是忍辱负重。
司马迁著有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是我们可曾想过这么一部巨作是司马迁受过极刑后而最终完成的。若不是当时他忍辱负重，怎会有一部巨作、中华文明的光辉诞生。怎会有耐人寻味的本纪、列传。司马迁也曾想过放弃，做一名可杀不可辱的士，但是他的理性战胜了，他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他以种种忍辱负重之人后有成就来勉励自己，他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有远大抱负，因而忍辱负重。
也许，儒者的可杀不可辱的士的精神令人敬佩，但是，我更敬佩忍辱负重的人。他们不会因一时的豪情壮志而了结此生，他们只是留下自己短暂的生命来做惊中华上下五千年之壮举。他们虽忍辱苟活，被当时的人所唾弃，但是却被今天的人所赞颂，永久比短暂更为美丽。
“士可杀，不可辱”是儒者风范。“忍辱负重”却是人生的另一种典范。
四、对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感...
对于司马迁的遭遇来说，这句话恰恰是相反的。司马迁遭遇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最大的耻辱——宫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是一个不完整的男人，这是对他人格极大的侮辱。可是，他却选择了生存下来，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中苟延残喘。但是，他如此的选择并不是苟且偷生，他能够忍受如此大的耻辱，只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他要写下一部反映真实历史的史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忍辱负重的十三年中，他完成了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伟大的史料著作——史记，开创了中国传记式史书的先河。所以说，有的时候选择生存不一定是懦弱的表现，反而是勇敢的面对，是真正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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