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60分）春秋时，宋国的子罕执掌重权，有人献玉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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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宋国司城子罕清廉的故事有什么感受?

古文献中的宋国“司城子罕”究竟是谁

春秋时期宋国有人把珍贵的美玉献给相国子罕这是一则啥故事,此类...

春秋战国之宋国详细历史~!

一、春秋宋国司城子罕清廉的故事有什么感受?

反正就是有一人献美玉，子罕不接受，献玉者认为美玉是宝物，故献给子罕，子罕认为自己不贪财才是宝。《增广贤文》中有说过

二、古文献中的宋国“司城子罕”究竟是谁

宋国始祖微子
　　微子名启（汉代因避景帝刘启之讳，改启为开），殷商贵族，帝乙的长子，殷商最后一个王纣的庶兄，周代宋国的始祖。初封于微地（今山东省梁山西北一带），后世因之称为微子启（或微于开）。殷商末年，纣王无道，穷奢极欲，暴虐嗜杀，导致众叛亲离，国势日衰。微子屡谏，不被采纳，乃惧祸出走。周武王姬发灭商，微子自缚衔壁乞降。周公旦平定管蔡武庚叛乱后，成王封微子于商族发祥地商丘，以示不绝殷商之祀，国号为宋，爵位为公，准用天子礼乐祭祀祖先。
　　宋襄公霸业的破灭泓水之战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初冬发生的泓水之战，是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一次作战，也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因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而导致失败的典型战例之一。

　　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去世后，各国诸侯顿时失去了一匡天下的领导人，成为一片散沙。齐国因内乱而中衰，晋、秦也有各自的苦衷，暂时无力过问中原。这样，长期以来受齐桓公遏制的南方强国——楚国，就企图乘机进入中原，攫取霸权。素为中原列国目为“蛮夷之邦”的楚国的北进势头，引起中原诸小国的忐忑不安，于是一贯自我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便想凭藉宋为公国、爵位最尊的地位以及领导诸侯平定齐乱的余威，出面领导诸侯抗衡楚国，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并进而伺机恢复殷商的故业。可是在当时，宋国的国力远远不逮楚国，宋襄公这种不自量力的做法，造成宋楚间矛盾的高度激化，楚国对当年的齐桓公是无可奈何的，但这时对付宋襄公却是游刃有余，所以它处心积虑要教训宋襄公，结果终于导致了泓水之战的爆发。

　　且说宋襄公专心致志争当盟主，虽然雄心勃勃，但毕竟国力有限，因此只能单纯模仿齐桓公的做法，以“仁义”为政治号召，召集诸侯举行盟会，藉以抬高自己的声望。可是他的这套把戏，不仅遭到诸多小国的冷遇，更受到楚国君臣的算计。在盂地（今河南省睢县西北）盟会上，宋襄公拒绝事前公子目夷提出的多带兵车，以防不测的建议，轻车简从前往，结果为“不讲信义”的楚成王手下的军队活捉了起来。

　　楚军押着他乘势攻打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幸亏太宰子鱼率领宋国的军民进行顽强的抵抗，才抑制了楚军的攻势，使其围攻宋都数月而未能得逞。后来，在鲁僖公的调停之下，楚成王才将宋襄公释放回国。

　　宋襄公遭此奇耻大辱，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既痛恨楚成王的不守信义，更愤慨其他诸侯国见风使舵，背宋亲楚。他自知军力非楚国之匹，暂时不敢主动去惹犯它；而是先把矛头指向臣服于楚的郑国，决定兴师讨伐它，以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挽回自己曾为楚囚俘的面子。大司马公孙固和公子目夷（宋襄化的庶兄）都认为攻打郑国会引起楚国出兵干涉，劝阻宋襄公不要伐郑。可是宋襄公却振振有词为这一行动进行辩护：“如果上天不嫌弃我，殷商故业是可以得到复兴的。”执意伐郑。郑文公闻讯宋师大举来攻，立即求救于楚。楚成王果然迅速起兵伐宋救郑。宋襄公得到这个消息，才知道事态十分严重，不得已被迫急忙从郑国撤军。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十月底，宋军返抵宋境。这时楚军犹在陈国境内向宋国挺进途中。宋襄公为阻击楚军于边境地区，屯军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河南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以北，以等待楚军的到来。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
　　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宋襄公把握战机，乘楚军渡到河中间时予以打击。

　　但是却为宋襄公所断然拒绝，从而使楚军得以全部顺利渡过泓水。楚军渡河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奉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但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可是，这时一切都已经晚了，弱小的宋军哪里是强大楚师的对手，一阵厮杀后，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重伤，其精锐的禁卫军（门官）悉为楚军所歼灭。只是在公孙固等人的拼死掩护下，宋襄公才得以突出重围，狼狈逃回宋国。泓水之战就这样以楚胜宋败降下帷幕。

　　泓水之战后，宋国的众多大臣都埋怨宋襄公实在糊涂。可是宋襄公本人并不服气，在那里振振有词为自己的错误指挥进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可见其执迷不悟到了极点，因而遭到公子目夷等人的严厉批评。第二年夏天，宋襄公因腿伤过重，带着满脑子“仁义礼信”的陈旧用兵教条死去了，他的争当霸主的夙愿，也有如昙花一现似的，就此烟消云散了。

　　泓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所谓的“礼义之兵”，就是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这时，由于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它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逐渐走向没落。宋襄公无视这一情况的变化，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旧兵法教条，遭致悲惨的失败，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正如《淮南子》所说的那样：“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总而言之，在泓水之战中，尽管就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处于相对的劣势，但如果宋军能凭恃占有泓水之险这一先机之利，采用“半渡而击”灵活巧妙的战法，先发制人，是有可能以少击众，打败楚军的。遗憾的是，宋襄公奉行“蠢猪式的仁义”（毛泽东语），既不注重实力建设，又缺乏必要的指挥才能，最终覆军伤股，为天下笑。

　　当然在宋国臣僚中，也不是人人都像宋襄公这般迂腐的。公孙固等人的头脑就比较清醒。他们关于乘楚军半渡泓水而击的方略和乘楚军“济而未成列而击”的建议，体现了“兵者，诡道”、“攻其无备”的进步作战思想，从而为后世兵家所借鉴运用。如孙子就把“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定为“处水上之军”的重要原则之一。至于实践中以“半渡击”取胜的事例更是比比皆是。

　　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愚蠢的宋襄公
　　宋襄公见齐国发生内乱，就通知各国诸侯，请他们共同护送公子昭到齐国去接替君位。但是宋襄公的号召力不大，多数诸侯把宋国的通知搁在一边，只有三个小国带了点人马前来。

　　宋襄公率领四国的兵马打到齐国去。齐国一批大臣一见四国人马打来，就投降了宋国，迎接公子昭即位。这就是齐孝公。

　　齐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国，如今齐孝公靠宋国帮助得了君位，宋国的地位就自然提高了。

　　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主事业。这次他约会诸侯，只有三个小国听从他的命令，几个中原大国没理他。宋襄公想借重大国去压服小国，就决定去联络楚国。他认为要是楚国能跟他合作的话，那么在楚国势力底下的那些国家自然也都归服他了。

　　他把这个主张告诉了大臣们，大臣公子目夷不赞成这么办。他认为宋国是个小国，想要当盟主，不会有什么好处。宋襄公哪里肯听他的话，他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先在宋国开个会，商议会合诸侯订立盟约的事。楚成王、齐孝公都同意，决定那年（公元前639年）七月约各国诸侯在宋国盂（今河南睢县西北，盂音yú）地方开大会。

　　到了七月，宋襄公驾着车去开大会。公子目夷说：“万一楚君不怀好意，可怎么办？主公还得多带些兵马去。”

　　宋襄公说：“那不行，我们为了不再打仗才开大会，怎么自己倒带兵马去呢？”

　　公子目夷怎么也说不服他，只好空着手跟着去。

　　果然，在开大会的时候，楚成王和宋襄公都想当盟主，争闹起来。楚国的势力大，依附楚国的诸侯多。宋襄公气呼呼地还想争论，只见楚国的一班随从官员立即脱了外衣，露出一身亮堂堂的铠甲，一窝蜂地把宋襄公逮了去。

　　后来，经过鲁国和齐国的调解，让楚成王做了盟主，才把宋襄公放了回去。

　　宋襄公回去后，怎么也不服气，特别是邻近的郑国国君也跟楚成王一起反对他，更加使他恼恨。宋襄公为了出这口气，决定先征伐郑国。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成王可厉害，他不去救郑国，反倒派大将带领大队人马直接去打宋国。宋襄公没提防这一着，连忙赶回来。宋军在泓水（在河南柘城西北，泓音hóng）的南岸，驻扎下来。

　　两军隔岸对阵以后，楚军开始渡过泓水，进攻宋军。公子目夷瞧见楚人忙着过河，就对宋襄公说：“楚国仗着他们人多兵强，白天渡河，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咱们趁他们还没渡完的时候，迎头打过去，一定能打个胜仗。”

　　宋襄公说：“不行！咱们是讲仁义的国家。敌人渡河还没有结束，咱们就打过去，还算什么仁义呢？”

　　说着说着，全部楚军已经渡河上岸，正在乱哄哄地排队摆阵势。公子目夷心里着急，又对宋襄公说：“这会儿可不能再等了！趁他们还没摆好阵势，咱们赶快打过去，还能抵挡一阵。要是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宋襄公责备他说：“你太不讲仁义了！人家队伍都没有排好，怎么可以打呢。”

　　不多工夫，楚国的兵马已经摆好阵势。一阵战鼓响，楚军像大水冲堤坝那样，哗啦啦地直冲过来。宋国军队哪儿挡得住，纷纷败下阵来。

　　宋襄公指手划脚，还想抵抗，可是大腿上已经中了一箭。还亏得宋国的将军带着一部分兵马，拼着命保护宋襄公逃跑，总算保住了他的命。

　　宋襄公逃回国都商丘，宋国人议论纷纷，都埋怨他不该跟楚国人打仗，更不该那么打法。

　　公子目夷把大家的议论告诉宋襄公。宋襄公揉着受伤的大腿，说：“依我说，讲仁义的人就应该这样打仗。比如说，见到已经受了伤的人，就别再去伤害他；对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能捉他当俘虏。”

　　公子目夷真的耐不住了，他气愤地说：“打仗就为了打胜敌人。如果怕伤害敌人，那还不如不打：如果碰到头发花白的人就不抓，那就干脆让人家抓走。”

　　宋襄公受了重伤，过了一年死了。临死时，他嘱咐太子说：“楚国是我们的仇人，要报这个仇。我看晋国（都城在今山西翼城东南）的公子重耳是个有志气的人，将来一定是个霸主。

　　你有困难的时候，找他准没错儿。”

三、春秋时期宋国有人把珍贵的美玉献给相国子罕这是一则啥故事,此类...

“司城子罕”这个名字见诸于《韩非子》、《吕氏春秋》、《册府元龟》、《左传》、《史记》、《淮南子》、《说苑》、《竹书纪年》、《墨子年表》等书籍。由于上述史书在对人物叙述的时间上比较模糊，致使后世对“司城子罕”的姓名的解释出现歧义。笔者试图通过各种文献的对比来了解“司城子罕”的史实。
一、宋人献玉，子罕不受：
1.《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献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宝也，宜为君子器，不宜为细人用。”子罕曰：“尔以玉为宝，我以不受子玉为宝。”是以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
2.《左传·襄公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3.《吕氏春秋·卷十·孟冬纪第十》：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请曰：“此野人之宝也，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
《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与《左传·襄公十五年》和《吕氏春秋·卷十·孟冬纪第十》所述史事应是同一个故事，此事当发生在鲁襄公十五年（公元前558年），此时，当宋国宋平公时期，宋平公时期宋国的六卿：公元前576年：右师华元、左师鱼石、司马荡泽、司徒华喜、司城公孙师、大司寇向为人、少司寇鳞朱。公元前575年~公元前573年：右师华元、左师向戌、司马老佐、司徒华喜、司城公孙师、司寇乐裔。公元前573年~公元前567年：右师华元、左师向戌、司马华弱、司徒华喜、司城公孙师、司寇乐裔。公元前567年~公元前559年：司城乐喜、左师向戌、右师华阅、司马皇郧、司徒华臣、司寇乐遄。公元前559年~公元前556年：司城乐喜、左师向戌、右师华阅、司马仲江、司徒华臣、司寇乐遄。公元前556年~约公元前538年：司城乐喜、左师向戌、右师华皋比、司马仲江、司徒华定、司寇乐遄。公元前538年~公元前536年：司城乐喜、左师向宁、右师华合比、司马华费遂、司徒华定、司寇乐遄。公元前536年~公元前531年：司城乐喜、左师向宁、右师华亥、司马华费遂、司徒华定、司寇戴恶。
乐喜从公元前567年~公元前531年均为司城。该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58年，因此，此时的司城子罕应该是乐喜。
二、寓言故事——御马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一：造父御四马，驰骤周旋而恣欲于马。恣欲于马者，擅辔策之制也。然马惊于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辔策之严不足也，威分于出彘也。王子于期为驸驾，辔策不用而择欲于马，擅刍水之利也。然马过于圃池而驸驾败者，非刍水之利不足也，德分子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连、成窍，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连鼓上、成窍擑（音叶，用手指按）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辔而御，不能使马，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以田连、成窍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与其臣共势以成功乎？
　　一曰：造父为齐王驸驾，渴马服成，效驾圃中。渴马见圃他，去车走池，驾败。王子于期为赵简主取道争千里之表，其始发也，彘伏沟中，王子于期齐辔策而进之，彘突出于沟中，马惊驾败。
　　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与，展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诛罚，民之所恶也，臣访当之。”宋君曰：“诺。”于是出威令，诛大臣。君曰“问子罕”也。于是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处期年，子罕杀宋君而夺政。故子罕为出彘以夺其君国。
　　简公在上位，罚重而诛严，厚赋敛而杀戮民。田成恒设慈爱，明宽厚。简公以齐民为渴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为圃地也。
　　一曰：造父为齐王驸驾，以渴服马，百日而服成。服成，请效驾齐王，王曰；“效驾于圃中。”造父驱车入圃，马见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马久矣，今马见池，駻而走，虽造父不能治。今简公之以法禁其众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倾圃池而示渴民也。
　　一曰：王子于期为宋君为千里之逐。已驾，察手吻文。且发矣，驱而前之，轮中绳；引而却之，马掩迹。拊而发之。彘逸出于窦中。马退而却，策不能进前也；马駻而走，辔不能正也。
一曰：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杀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访当之。”于是戮细民而诛大臣，君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民知杀生之命制于子罕也，故一国归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夺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为出彘，而田成常为圃池也。”令王良、造父共车，人操一边辔而出门闾，驾必败而道不至也。令田连、成窍共琴，人抚一弦而挥，则音必败、曲不遂突。
此段文字中：造父，又见于《史记·赵世家》：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乐之忘归。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干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而为赵氏。据此判断，造父当为周穆王时期人，故事约发生在公元前921年以前。
简公应为齐简公，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81年在位。田恒：田成恒，即田成子，齐简公时期的执政大臣。故事诉说的事情当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赵简主，公元前525年赵鞅代父上朝，为六卿之末——下军佐，时晋昭公在位。王子于期，也称王于期，王良的别名，以善于驾车著名，为赵简主的车夫。文中有“王子于期为宋君为千里之逐”句，据此，此段文字中的宋君当为宋平公或宋元公，司城子罕仍应是乐喜。
三、子罕之仁节
1.《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士尹池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觞之。南家之墙信絭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径其宫而不止。士尹池问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庳，潦之经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归荆，荆王适兴兵而攻宋，士尹池谏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贤，其相仁。贤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国攻之，其无功而为天下笑乎！”故释宋而攻郑。孔子闻之曰：“夫修之於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谓乎！”宋在三大万乘之间，子罕之时，无所相侵，边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终其身，其唯仁且节与？故仁节之为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节俭。
2.《册府元龟·卷四百十一》：子元（楚王之弟）为楚令尹，以车百乘伐郑，入于桔秩之门（桔秩郑远郊之门也），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许昌东北有桐丘城）。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谍间也，幕帐也）。子罕为宋司城（宋以武公讳司空为司城子罕戴公后乐喜也。），阳门之介夫死（阳门宋国名介夫甲卫士），子罕入而哭之哀。晋人之觇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觇窥视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觇国乎！（善之甚微）诗云：凡民有丧，葡萄救之（救犹助也），虽微，晋而已，天下孰能当之（微犹非也）。
上述两篇文字中有孔子对司城子罕的称赞，说明文中司城子罕应与孔子为同时代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8年）。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终其身，进一步证明司城子罕为乐喜。
四、子罕劝谏
1.《左传·鲁襄公十七年》：宋皇国父为大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功。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尉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且诅有祝，祸之本也。”
2.《左传·襄公六年》：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子荡怒，以弓梏华弱于朝。平公见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难以胜矣！”遂逐之。夏，宋华弱来奔。司城子罕曰：“同罪异罚，非刑也。专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荡。子荡射子罕之门，曰：“几日而不我従！”子罕善之如初。
3.《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师请赏，曰：“请免死之邑。”公与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以诬道蔽诸侯，罪莫大焉。纵无大讨，而又求赏，无厌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师辞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师曰：“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乐喜之谓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谓乎？”
4.《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襄公二十九年，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鲁襄公六年、十七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时，宋国司城为乐喜。
五、司城子罕相宋
1.刘安（《淮南子·道应训》第十六篇：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2.刘向：《说苑·卷一·君道》：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国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乱，在君行之赏罚也；赏当则贤人劝，罚得则奸人止；赏罚不当，则贤人不劝，奸人不止，奸邪比周，欺上蔽主，以争爵禄，不可不慎也。夫赏赐让与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罚杀戮者，人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君曰：“善，子主其恶，寡人行其善，吾知不为诸侯笑矣。”于是宋君行赏赐而与子罕刑罚，国人知刑戮之威，专在子罕也，大臣亲也，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尊其政，故曰：无弱君无强大夫。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谓也。
老子（约公元前570年~公元前500年），姓李名耳，字聃（dān），楚人，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曾在东周国都洛邑任守藏史，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向老子问礼。据此，文中所载司城子罕为乐喜。
六、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
1.《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史记邹阳传》云：“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汉书邹阳传》作子冉，误。）考子罕有二人。一在春秋鲁襄公时，《吕氏春秋召类篇》，称其“相平公、元公、景公，以仁节终其身”者也。其事迹详《左传》。一在战国初年，韩非（《二柄》《外储右下》《说疑》诸篇。）李斯（《上二世书》，见《史记》本传。）韩婴（《诗外传》七。）刘安（《淮南子·道应训》刘向（《说苑君道》。）诸氏书，言其劫君而擅政者也。韩非《内储》，“皇喜与戴驩争权，遂杀宋君而夺其政”，《左传》子罕乐喜字，则此子罕乃皇喜字也。杀者，《孟子》杀三苗于三危，《虞书》作窜。《左》昭元，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注：蔡，放也。杀蔡互通，谓窜逐放之耳。子罕劫君当为昭公。宋前后亦有二昭公。《韩诗外传》六，《贾子先醒篇》并有昭公出亡反国事，皆指后昭公言。而高诱注《吕览》，谓春秋时子罕杀宋昭公。（见《召类》。）此当由战国时子罕与后昭公同时，擅权逐君，高氏误记，遂谓在春秋时也。（梁玉绳《吕子校补》则谓高注子罕杀昭公为无据。）据此则墨翟当与宋后昭公同时。《史记孟荀列传》：“墨翟为宋大夫。”鲍彪谓当景公、昭公时。孙诒让则断为正在昭公时。《年表》昭公薨在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孙氏《墨子年表》云：“疑昭公实被放弑，墨子之囚，殆其末年事。”余考昭公末年在周威烈四年，去墨子止楚攻宋已逾二十年。墨子若仕宋，应即在止楚攻宋后。子罕劫君擅权，并不在昭公之晚节，则宋囚墨翟，乌见其必在昭公之末年乎？大体在昭公三十一年以后，则颇可定也。
2.墨子年表第二：史迁云“墨翟，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史记孟荀传。刘向云“在七十子之后”。史记索隐引别录。班固云“在孔子后。”汉书艺文志，盖本刘歆七略。张衡云“当子思时”。后汉书本传注引衡集，论图纬虚妄疏云“公输班与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众说舛啎，无可质定。近代治墨子书者，毕沅以为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既失之太后，汪中沿宋鲍彪之说，鲍说见战国策宋策注。谓仕宋得当景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于鲁哀公二十六年，见左传。史记六国年表书景公卒于贞王十八年，即鲁悼公十七年，遂减昭公之年，以益景公，与左氏不合，不可从也。据本书及新序，墨子尚见田齐太公和，有问答语。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三年，即令墨子之仕，适当景公卒年，年才弱冠，亦必逾百岁前后方能相及？其可信乎，殆皆不考之过。窃以今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子子相问答，见贵义、鲁问、公输诸篇。而后及见齐太公和见鲁问篇。田和为诸侯在安王十六年。与齐康公兴乐、见非乐上篇。康公卒于安王二十三年。楚吴起之死，见亲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盖信。审覈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并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鲁穆公，年已八十余，不能至安王也。史记孔子世家谓子思年止六十二，则不得及穆公。近代谱牒书或谓子思年百余岁者，并不足据。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亦寿考矣。其仕宋盖当昭公之世。邹阳书云“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史记本传。其事他书不经见。秦汉诸子多言子罕逐君，高诱则云子罕杀昭公，吕氏春秋召类篇注。又韩子说皇喜杀宋君。内储说上。子罕与喜当即一人。窃疑昭公实被放杀，而史失载。墨子之囚，殆即昭之末年事与？先秦遗闻，百不存一，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箸于春秋经传，然尚不无差异。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传者，亦不能备。外此，则孟、荀诸贤，皆不能质言其年寿，元人所传孟子生卒年月，臆撰不足据。岂徒墨子然哉？今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其年数，而以五十三篇书关涉诸国及古书说墨子佚事附著之。史记六国年表鲁哀、悼，宋景、昭年，与左传不合，今从左传。本书贵义篇墨子尚使卫，年代无考，他无与卫事相涉者。又墨子当春秋后，非攻下篇、节葬下篇，并以齐、晋、楚、越为四大国，时燕、秦尚未大兴，墨子亦未至彼国，今并不列于表。虽不能详塙，犹瘉于冯虚臆测，舛缪不验者尔。
3. 《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昔者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於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
墨子、孔子、公输般与司城子罕同时出现，说明司城子罕当是乐喜。子罕劫君当为后昭公时，误。
七、宋桓公与剔成君的废立
1.《史记．宋世家》：“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
2.《竹书纪年》（六七）：王劭按《纪年》云：宋剔城肝废其君璧而自立也。
《史记·宋世家》索隐以剔城为桓公之子，父子继位，其间无废夺事，与《纪年》大异。
临沂银雀山出土汉简证实了《史记·孙子列传》的可靠性。甲骨文出土证实了《史记·殷代世系》的可靠性。这表明《史记》的许多记载是符合史实的。《竹书纪年》自晋代出土以来，原本竹简已经亡佚，而晋人所作的初释本、考正本也散佚，宋明时期有今本竹书纪年，但是经过清代学者考究，证明是伪书。
八、皇喜非为子罕
《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戴驩为宋太宰，皇喜重于君，二人争事争事，争权夺利而相害也，皇喜遂杀宋君而夺其政。
狐突曰：“国君好内后宫则太子危，好外嬖臣则相室危。”
狐突(？~公元前637年)，亦曰伯行、伯氏、狐子。原姓姬，因其祖封于狐氏大戎，故改姬姓为大狐。
戴驩，据《庄子传·战国纵横百年纪》，戴驩为宋桓公时太宰，与庄子（约公元前369～公元前286）、白圭为同一时期人。
该文中的皇喜当是宋桓公时的六卿，未见皇喜是剔成的记载。宋平公时期的司城子罕又名皇喜，此司城子罕约早皇喜二百余年，皇喜根本不可能是司城子罕，韩非子此说他书也不经见，后世虽有附会之言，但大都源于韩子之说。所谓戴氏篡宋更是源于臆测，乃牵强附会而已。
综上所述，史书所载司城子罕当为乐喜~

四、春秋战国之宋国详细历史~!

【习作例文】
以廉洁为宝
春秋时，宋国司城子罕十分清正廉洁。有人得到一块宝玉，请人鉴定后拿去献给子罕，子罕拒不接受，说：“你以宝石为宝，而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接受了你的宝，那我们俩都失去了自己的宝物，倒不如各有其宝呢！” 子罕“以廉为宝”，品德高洁，因此受人爱戴。
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总可以凭借着自己坚定的信念，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这和两千多年前的子罕何其一脉相承啊！子罕之所以拒宝不受，就在于他有“以廉为宝”的坚定信念。
清廉是福是宝，贪腐则是祸是恶。历史上，不乏因贪污腐败致使身败名裂甚至国破家亡的例子，如：明朝十大太监贪污滥权终于使明朝灭亡。在现代，苏联的解体也跟领导阶层的腐败不无关系。
清廉的人品行高尚，贪腐的人灵魂肮脏。清廉的人促进社会清明，贪腐的人则是社会的蛀虫。所以清政廉洁是关系到社会发展、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们今天是学生，明天就是整个社会的主人，我们将担负起建设祖国未来的重任。我们应该从小敲响警钟，把“廉宝”放在心中，把“公生明，廉生威”“清廉光荣，腐败可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我们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班干部职务的中选，就用糖果贿赂同学，这样失去的远远高于得到的。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从勤俭节约做起，心中时刻要有“崇廉敬洁”的理念，让“清正廉洁”成为自己行为的准则，让“以廉为宝”的坚定信念从小扎根在我们的心中。
拥有廉洁就如拥有一块宝玉。祝愿我们小学生人人都怀拥“廉宝”，长大后像爱因斯坦说的那样“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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