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 泽 东提出的问题。
黄炎培先生问毛 主 席，中国 共 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毛 泽 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 主。
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
毛泽东与黄炎培： 跳出“兴勃亡忽”周期律
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
中国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 泽 东提出的问题。
黄炎培先生问毛 主 席，中国 共 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毛 泽 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 主。
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
毛泽东与黄炎培： 跳出“兴勃亡忽”周期律
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当一个旧的王朝开始脱离实际、脱离人民，也就开始了它的衰落。新兴集团顺应当时需要，起来造反，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然后，慢慢嬗变，走向反面，新兴变没落，再被人民推翻。不断打倒旧王朝，不断建立新王朝，循环往复，历经几千年，完成朝代更替。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做何感想？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诤友黄炎培的“周期律”，引起毛泽东深深地忧虑和思考。七届二中全会上，印发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学习文件，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向全党、全国郑重宣告：共产党不学李自成。把建立和掌握新政权视为进京赶考，意味深长。进入北京后，毛泽东再邀黄炎培，深入研究“周期律”，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究竟如何跳出“周期律”？毛泽东思考、探索、实践了几十年。瑞金时期依法铲除腐败分子谢步升、左祥云、唐达仁。延安时期挥泪杀掉黄克功、肖玉壁。解放后忍痛枪毙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作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所有这些，无一不彰显毛泽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信心。然而，这些举措只治标，不治本，难以跳出“周期律”。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触动了一些同路人。章伯钧、罗隆基等资产阶级右派公然向党要官、要权、要“轮流坐庄”，挑战人民民主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给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影响，苏联政府毁合同、撤专家，更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暂时的经济困难让党内外一些人对三面红旗发生动摇，倒退思想开始滋长，贪污、腐败是对党和国家机体的慢性腐蚀；复辟、倒退则是对国家机体的直接戕害。听之任之断然跳不出“周期律”“四清”或“社教”历经四年，仍然治标不治本。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时年七十三岁，近古稀老人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逆水行舟，艰难异常，惊涛骇浪，险象环生。“无可奈何花落去”，毛泽东日薄西山，精疲力尽。“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慷慨之气，一去不返。“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它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只有天知道。”。暮年毛泽东终究没能跳出“周期律”，抱恨终生。“周期律”成为他不解的心结。毛泽东对民主政制知行不合一的历史真相谁能真正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答案是否定的。客观世界中，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都有一个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由强到盛，然后又经历由盛到衰，由衰到弱，最后消亡的过程，兴亡相随，是在普遍不过的事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样遵循这样一个普遍的规律。任何想使自己的权力、组织、政党能够千秋万代，永远成为统治者的思想和行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事实都将证明，那完全是徒劳的，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荣取辱”，谁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纵观历朝历代，都没有人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一人、一家、一组织、一政党，在取得成功、夺取政权之后，从古到今，无一例外地就是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政权，并且都无一例外的要想做到“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但又无一例外地进入到历史兴亡的大轮回中，没有任何人、任何家族、任何组织能做到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为何？因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荣取辱”，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基于人的本性而产生的。所以，想要“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的思想和行为，是违反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所以，没有人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历史兴亡的规律是由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决定的，而人的思想行为范畴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人的一些固有本性，如私心、功利心、占有欲、不可遏制的各种非理性欲望、喜新厌旧的思维等等，在这些本性的共同作用下，体现到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一个社会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因此，只要是人，而不是神来主宰历史，他们就很难摆脱人的本性束缚，那么也就难以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也就是说，这种历史兴亡周期律时由人的本性引起的社会现象。承认这种客观现实，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政党，能够正确的对待个人、组织、政党、政权的兴亡，少做、或者不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更不应该用武力镇压的方式遏制普通民众对政权、执政者的自由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不断前进，否则的话，兴亡事既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爆发摧毁旧政权的激烈革命的爆发那将是不可避免的。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有一段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探讨的是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有没有可能跳出这个历史兴亡的周期律？谁能跳出这个历史兴亡的周期律？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访问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黄炎培指出，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他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出自《中庸》。原文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思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事后还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黄炎培对数千年来，政权兴亡的历史总结是非常客观的，也对以毛泽东在执掌政权后可能出现的变化表示了担忧。而毛泽东以民主理念表现出的要跳出这种历史兴亡周期律的自信，让当时的很多人，包括黄炎培这样的名士来说，的确是倍受鼓舞的。然而，真的有人能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兴亡周期律吗？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从建党88年、建国60年以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当年要跳出中国历史兴亡周期律的自信推断要实现，也是不现实的，还有很大难度。或者说，毛泽东的判断本来就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亡政息”这一规律已经在毛泽东本人身上得到了验证。事实上，毛泽东在位时，经过多年实践，确立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方针政策，称为“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所确立的各项政策和治国理念基本上已经被彻底改变。在现在的中国，“毛泽东思想”已经基本不提，虽然还不时提到毛泽东，但那的只具备象征意义，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导向作用了。毛泽东在位时，对体制内的官员们太过严厉，把他们当成了继续革命的对象，这为他身后“人亡政息”埋下了最大的隐患。从毛泽东身后的历史看，正是这些当时被他作为继续革命对象的体制内官员们，复出之后把他确立的所有方针政策全部废除，“人亡政息”的事实表明，毛泽东的自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包括他个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自邓小平让毛泽东“人亡政息”之后，确立了自己的方针政策和治国理念，现在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吸取毛泽东被“人亡政息”的教训，对体制内的官员及其亲属后代，是倍加关爱。现在我们知道，很多高干子弟都成为了高官，没有成为高官，也已经成为一方富豪，或者至少也是个政协委员、什么理事之类的。具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高干子弟在亿万富翁中占91%的极高比例，那么，中、低级干部及其子弟们，在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中占的比例又是多少呢？还没有见到有人统计具体数据，但凭我们对周围有钱、有势的家庭和个人观察，这个比例一定不小！因此，这些体制内的群体对他是很满意的，所以在邓小平身后，虽然历经两代，仍然还在高举“邓小平理论”，没有出现“人亡政息”的结果。那么有了“邓小平理论”，就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吗？恐怕也是困难的。因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群体仍然只是体制内的获利群体，体制外很多利益受损或者获利很少的群体，早已对其产生了怀疑，并极力否定之。回顾邓小平主政以来三十年的历史看，体制内的人及其亲属后代们都非官即富，或者是又官又富，至少捞个什么委员、理事之类的做做，获得了巨大荣耀和财富，因此，体制内不会出现毛泽东式的“人亡政息”。但他们正在走向另一条不归路，那就是“求荣取辱”。的确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体制内的人在追求荣耀、追求财富上，可以说是捷足先登，业绩辉煌，举世瞩目，令普天下人无不仰视。然而，在他们追求、并获得非凡荣耀和财富的时候，体制外的人则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仇富、仇官正在成为普通民众的基本思维。他们取得荣耀和财富的事实，并没有博得普通民众从心中发出的赞扬，相反，他们正在被普通民众视为极大的耻辱。他们获得的荣耀，事实上已经被相当部分的普通民众视为的耻辱。他们获得的官职、财富和政协委员之类的物质占有、政治荣誉，并没有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而是的增加了普通民众的不满和仇恨。一些偶然小事件诱发的打砸烧政府机关、警用车辆等等事实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走向一条“求荣取辱”的不归之路。他们在不断追求财富、荣誉的同时，也正在不知不觉的把自己置于广大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也正在向“取辱”的归宿走去。贫富差距无休止扩大，将使“邓小平理论”也同样会有“人亡政息”的结果，“邓小平理论”也无法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不过，这次让“邓小平理论”“人亡政息”的，不会是体制内的群体，推动其“人亡政息”的力量主要是体制外的，利益受到损坏的群体。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过程，也就是社会革命在酝酿的过程，也就是当权者由兴到亡的过程。虽然一些体制内的所谓精明人士已经感到了这种危机，并试图改变这一进程，但趋势一旦形成，逆转也是不可能的了。客观的看，组成组织、政党的仍然是人，而不是神，那么他们应该具有人的本性，因此，所作所为也难以跳出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因此，其不能跳出中国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毛泽东之所以自信的得出：有了民主就可以跳出这一周期律的推断，一方面是他过高的估计了他领导的党的成员们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他没有考虑到中国没有实现民主的现实；再者，恰恰是“千秋万代”、“革命江山要万年红”、“要跳出这一兴亡周期律”的思想，阻碍了民主的实现，这种思想阻止了民众实施自由选择和有效监督的权力。没有民主也就谈不上民众对官员的监督。所以，毛泽东的自信推断，也应该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推断。实际上，任何所谓“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那都只不过是脱立人类社会发展实际的空想、梦想了。那么民主了，就能做到一人、一家、一组织、一政党的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的执政当权了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观察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其执政当权的人和政党则是换的更快，而民主国家的相对稳定，则正是建立在执政当权的人和政党的相对不稳定基础上的。实际上，执政当权者的不稳定并不代表社会的不稳定，而执政当权者的稳定也不代表社会的稳定。民主国家中这种频繁的变更的好处，在于不会使矛盾累积恶化，因此，爆发激烈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回顾建党88年、建国60年来的历史，不难看出，要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历史兴亡周期律，恐怕也是很难的。毕竟不管他们是怎样先进、又怎样伟大的什么党，但他们的基本组成也是人，并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会受到人的本性、人的弱点的束缚，那么也就无法跳出由人的本性、弱点决定的社会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兴亡周期律的客观性，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执政党、每一个执政者，正确看待权力更替，正确看待个人、组织、政党的兴亡，不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抵抗历史的潮流，从而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革命，引起更大的社会灾难。试问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风流人物，谁能真正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过去、现在、将来，具难矣，原是人的本性决定！黄大能说，缅怀是最好的纪念。中共成立80年来，在各种战争和斗争中，牺牲了多少革命先烈才取得今天这样的局面？！这些先烈里，既有共产党人，也有民主人士和无党无派的普通民众。不了解过去的历史，就不知共产党成功之不易；不了解先烈们的事迹，就不知民族独立富强之不易。在中共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黄大能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后来人能知道革命之不易，知道中华民族在20世纪里取得自己命运的转折是非常不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缅怀过去，才能更清醒地把握未来。黄大能说，人民选择共产党，历史选择共产党，也是历尽曲折的。他父亲、我国职业教育的开创者、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黄炎培为了救国救民，在20世纪上半叶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尝试，然而却屡遭失败。1945年7月，将近古稀之年的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头一次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大为感慨。后来他又与毛泽东促膝长谈。黄炎培在肯定了边区的成就之后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大能说，这次长谈，使父亲从此扭转了他历来对中共执政的忐忑不安，他从延安、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中国是有出路的，这出路就在共产党那里。从此以后，他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走。开国之初，大半生恪守“不为官吏”信条的黄炎培终于出山，担任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说，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人民自家的政府，他当副总理不是做官，而是为人民做事。经过50多年的风雨坎坷之后重温这段历史，黄炎培的儿子黄大能说，只要看一看共产党给曾经和现在中国、给我们百姓带来了什么，就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的独立靠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富强和远大未来仍然要靠中国共产党。早年曾留学英国、为中国建材科学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的黄大能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时候，他既为共产党取得的伟大历史功绩而倍感钦佩，为国家、民族命运的巨大变化而倍感自豪，但是同时，他也希望，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黄大能说，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综合国力还不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相对来讲还比较弱；与此同时，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企图阻止中国的崛起，他们害怕中国的崛起。国内外的这些情况表明，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必定会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对此，执政的共产党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敢于并善于应对这些挑战和风险黄大能同时指出，对于共产党来说，如何克服党内腐败问题是当前其自身建设中的头等大事。他说，过去人民反对满清政府，就是因为它腐败；后来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还是因为它腐败。共产党一定要高度重视腐败问题，坚定不移地清除党内腐败，这是安定民心、建设国家的政治基础。他希望在中共成立80周年的时候，党内外的同志们能好好反省一下当年在延安毛泽东和他父亲那段关于“周期率”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