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是由胡适写的《尝试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产生巨大影响的诗集是由郭沫若写的《女神》；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一本小说集是由郁达夫写的《沉沦》。
《诗》月刊。1922年，叶绍钧、刘延陵、朱自清等以“中国新诗社”名义创办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月刊。
1是冰心2，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新诗的成熟期
有了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派，有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再有了冯至的抒情诗和鲁迅的散文诗，中国新诗可以骄傲地说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诗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一是“大众化”（非诗化）的革命诗歌的活跃，一是“贵族化”（纯诗化）的现代派诗歌的崛起。
1928年1月，闻一多的第二部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出版，这是标志着当时诗歌艺术水平的重要诗集。这年2月和3月，郭沫若的《前茅》和《恢复》先后由创造社出版，则代表着一个无产阶级诗歌运动的开始。这年8月，戴望舒的《雨巷》一诗在《小说月报》上的发表，又标志着一个现代大诗人的“横空出世”，他也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30年代的现代派被看作是“后期新月派”与20年代末的象征派演变而成的，而《雨巷》则被看作是显示了由新月派向现代派过渡的趋势。这年创刊的《新月》月刊，成为“后期新月派”形成的标志，这年12月，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一诗在《新月》上的发表，也被看作是当时诗坛的一个重要收获。
1929年4月，戴望舒的《我的记忆》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是这年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特别是诗集中的《我的记忆》一诗，既被看作是戴望舒诗歌艺术探索上的一次转折和自己风格形成的开始，也被看作是现代派诗歌的起点。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胡也频的《也频诗选》、冯至的《北游及其他》，以及刘大白的《卖布谣》等。
1931年，是新月派最后辉煌的一年，这年1月，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创刊，梁实秋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诗的格调及其它》，陈梦家则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梦家诗集》。这年8月，徐志摩还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诗集，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诗集《猛虎集》。这年9月，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出版，收入了18名新月诗人的作品，其中还包括林徽因、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作品，给新月派诗歌作了一个总结，预示着新月派的结束，而这年11月19日，徐志摩在空难中逝世，则正式宣告了新月派的终结。在这年去世的重要诗人殷夫，他被看作是“红色鼓动诗”的创造者，继承了蒋光慈开创的政治抒情诗和郭沫若开创的无产阶级诗歌的传统，是3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这年2月7日，他与柔石、胡也频等左翼青年作家一起，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他生前编辑的诗集《孩儿塔》也因此未能出版。鲁迅曾为他的这个诗集作序《白莽作〈孩儿塔〉序》，对他的诗给予了高度评价。
也许是巧合，新月派刚刚在1931年谢幕，现代派就在1932年登场。1932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创刊，宣告了现代派的正式亮相，“现代派”也因此刊物而得名。在这年正式亮相的还有“中国诗歌会”，这年9月，由蒲风、穆木天、任钧、杨骚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以诗歌大众化为主张，是一个以新月派和现代派作为对立面而成立的诗歌社团，也被看作是继殷夫之后最重要的左翼诗歌力量，也是当时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3年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这年7月臧克家的第一部诗集《烙印》的出版。这部由闻一多作序的自费出版的诗集，一面世就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茅盾甚至认为“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臧克家的诗在形式上主要受新月派的影响，而在内容上则主要表现乡土的生活和中国农民精神上的“坚忍主义”，被看作是30年代乡土诗歌的代表。这年的重要事件还有林庚的《夜》、戴望舒的《望舒草》等诗集和中国诗歌会的刊物《新诗歌》的出版，以及茅盾的《徐志摩论》等的发表。
1934年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艾青的出现。这年5月，他于前一年在狱中写成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在《春光》月刊上，立即引起人们的注目，被胡风称为“吹芦笛的诗人”，而大家从艾青吹奏的这支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来的芦笛声中，人们也看到了西方象征派大诗人凡尔哈仑和波特莱尔的影响。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臧克家的长诗《罪恶的黑手》、蒲风的《茫茫夜》、朱湘的《石门集》等。
1935年是现代派诗歌继续活跃的一年，这年10月，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创刊，虽然只出版了一期，却扩大了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这年12月，还出版了另一位重要的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的第二部诗集《鱼目集》。此外，还有田间的《未明集》和蒲风的《六月流火》面世。
1936年和1937年被看作是现代派诗歌创作的极盛期，同时，也因为“国防诗歌”口号的提出而使诗歌大众化运动达到高潮。在现代派方面，在1936年3月，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三位现代派诗人出版了著名的诗合集《汉园集》，内收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卞之琳的《数行集》；这年10月，以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戴望舒为编委的《新诗》月刊创刊，壮大了现代派的声威；在随后的四个月内，又有徐迟的《二十岁人》、艾青的《大堰河》、戴望舒的《望舒诗稿》等重要诗集出版。在国防诗歌方面，1936年10月，由全国14个诗歌团体组成的“中国诗歌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诗歌杂志》创刊，同时，蒲风的《钢铁的歌唱》作为“国防诗歌”丛书之一由诗歌出版社出版，1937年，又有蒲风主编的《中国诗坛》创刊。此外，田间在1936年7月还出版了他的长诗《中国农村的故事》。
4。新诗的深化期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这时开始的“八年抗战”和随后进行的三年内战，使中国一直处于动荡的战争时期，所有的文学创作也都打上了战时的烙印，因此，从这时起的12年的文学，现代文学又通称为“40年代文学”。在这时期的诗坛上，最为重要的两个诗派，就是以现实主义为特征的“七月诗派”和以现代主义为特征的“九叶诗派”。
1937年抗战爆发后对诗坛影响最大的事件是这年9月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的创刊。《七月》虽然发表各种体裁的作品，但以诗歌影响最大。这个刊物上发表诗歌的有艾青、田间等30多位诗人，他们大多是“初来者”，在风格上也多受艾青、田间的影响，形成了一个风格相近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也是40年代最大的一个诗派。同时，由原中国诗歌会成员穆木天和蒋锡金主编和以原中国诗歌会成员为主要作者的《时调》半月刊，于这年11月1日在武汉的创刊，对于提倡群众性的诗歌朗诵运动，产生过较大影响。
1938年几乎所有的诗歌作品都与抗战有关。其中，影响最大的诗歌活动是这年8月由延安战歌社和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延安发起的街头诗运动。这年发表的重要作品有田间的《给战斗者》、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太阳》（长诗）、《我爱这土地》和柯仲平的《边区自卫队》（长诗）等，出版的主要诗集有郭沫若的《战声集》、高兰的《高兰朗诵诗集》等。
1939年的重要作品主要有艾青最有代表性的诗集《北方》、邹荻帆的《尘土集》，以及柯仲平的长诗《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等。这时的昆明，在大后方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里，聚集着不少著名的诗人，如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李广田等，围绕在这些老诗人身边的是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等一大批新诗人，形成了一个特殊诗歌氛围。
1940年的主要收获是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和艾青的《旷野》，此外还有臧克家的《淮上吟》和邹荻帆的长诗《木厂》。
1941年和这以后的几年中，都是“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的诗人最为活跃的时期。1941年7月在桂林创刊的《诗创作》由于有延安诗人的投稿，曾产生过较大影响。10月和11月，由邹荻帆、曾卓、绿原、冀汸等七月派诗人编辑的《诗垦地》丛刊和由艾青主编的《诗刊》先后在大后方的重庆创刊，年轻的现代派诗人徐迟也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最强音》。此外，还有艾青著名的诗歌理论经典《诗论》。
1942年，邹荻帆等人创办的《诗垦地》在重庆的《国民公报》上又开辟了一个副刊，而七月派的许多重要诗人都开始陆续推出自己的诗集，胡风有《为祖国而歌》、阿垅有《无弦琴》、冀汸有《跃动的夜》、绿原有《童话》等。现代诗派最重要的收获则是冯至的《十四行集》和卞之琳的《十年诗草》。此外，力扬在这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也曾有较大影响。
1943年前后，桂林几乎成为了诗歌的出产中心，在前一年集中出版了胡风、阿垅、冀汸、绿原和冯至、卞之琳等人的诗集后，这年又推出了艾青的《黎明的通知》、臧克家的《泥土的歌》、鲁藜的《醒来的时候》和田间的旧作《给战斗者》等。在重庆还出版了孙望、常任侠编辑的大型诗选《现代中国诗选》。这年面世的重要诗论还有朱光潜的《诗论》和闻一多的《时代的鼓手》。
1944年的重要收获是冯文炳（废名）的《谈新诗》和李广田的《诗的艺术》两部诗论集，这年出版的主要诗集则有废名、开元的《水边》、路易士的《出发》、力扬的《我底竖琴》、曾卓的《门》，以及臧克家的《十年诗选》等。
1945年的重要收获主要集中在穆旦和何其芳两人身上，穆旦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而何其芳则出版了代表着他不同风格的两部诗集《预言》和《夜歌》。
1946年出现的两部重要诗集，一是解放区民歌运动的代表作、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一是国统区讽刺诗的代表作、袁水拍以“马凡陀”的笔名创作的《马凡陀的山歌》。此外，还有杜运燮的《诗四十首》、臧克家的《宝贝儿》、任钧的《任钧诗选》、冯雪峰的《灵山歌》等。
1947年在诗坛上最重要的事件是臧克家与曹辛之等人在上海组成“星群”出版社，并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了《诗创造》月刊，还出版有《创造诗丛》12种，包括有七月派的苏金伞、九叶派的杭约赫（曹辛之）、唐湜等人的诗集。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穆旦自费出版的代表作《穆旦诗集》、田间的叙事长诗《她也要杀人》、张志民的叙事长诗《死不着》等。此外，还有朱自清的论文集《新诗杂谈》等。
1948年在诗坛上最重要事件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 了一个新的诗歌派流派“中国新诗派”（后因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派》称为“九叶诗派”）。这年也是九叶诗派大丰收的一年，他们相继出版的诗集主要有辛笛的《手掌集》、穆旦的《旗》、陈敬容的《盈盈集》、唐祈的《诗第一册》，出版的诗论和诗论集还有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和唐湜的《诗的新生代》等。此外，这年出版的重要诗集还有戴望舒的《灾难的岁月》、郭沫若的《蜩螗集》、绿原的《又是一个起点》、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续集，以及闻一多编选的《现代诗钞》等。
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前出版的主要诗集，一是九叶派诗人杭约赫的《复活的土地》和郑敏的《诗集（1942-1947）》，一是解放区民歌运动的另一部代表作、阮章竞的叙事长诗《漳河水》。
《新青年》：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思想上最重要的刊物。1915年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同时进行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改革运动。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提出了民主、科学的反封建思想的革命主张，1917年初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掀起文学革命。1918年5月，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其上。该刊还广泛译介外国文学。1920年9月，它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1926年终刊。
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理论文章，对文学革命在理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入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文章宣扬的是一种反拟古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从不同角度针贬了旧文坛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流弊，粗浅的触及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以及语言变革等问题，初步阐明了新文学的要求和推行白话文的立场。
文学革命论：1917年2月发表于《新青年》，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征战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人的文学”：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对当时的文学革命影响很大。周作人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充分肯定人道主义，强调一种“利己而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生活”，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应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这深深影响了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主题的创作，“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平民文学》中，周作人进一步阐述“人的文学”的主张，强调文学须应用于人生上，提出“普遍”与“真挚”的原则，并申明“以真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学观念，这对五四时期尤其是为人生派的创作影响很大。
学衡派：得名于1922年1月在南京创办的《学衡》月刊，主要成员有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他们既是欧美留学生，又是大学教授。他们以《学衡》为阵地，打着“学贯中西”旗号，提倡尊孔读经、复古倒退，攻击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和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列主义。1933年，《学衡》停刊。
甲寅派：得名于《甲寅》杂志。1925年《甲寅》在北京复刊后，成为章士钊等宣传复古思想，反对白话文，为镇压进步学生运动制造舆论，维护反动军阀统治，抨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经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革命阵营的奋力批驳，甲寅派很快败下阵。至此，白话与文言之争以白话文的胜利而告终。
鸳鸯蝴蝶派：始于20C初，盛行于辛亥革命后，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花月痕》中的诗句“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因其内容多写才子佳人情爱，又因鸳蝴派刊物中以《礼拜六》影响最大，故又称“礼拜六派”。主要作家有包天笑、徐枕亚、周瘦鹃、李涵秋、李定夷等。主要刊物有《礼拜六》《小说时报》《眉语》等。他们的文学主张，是把文学作为游戏、消遣的工具，以言情小说为骨干、情调和风格偏于世俗、媚俗的总体特征。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这股文学思潮存在时间较长，到1949年才基本消失。这一流派的出现有社会和文学自身原因，在从古代小说到现代小说的过渡期间起过一定的承前启后作用。
自己体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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