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校训是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11月11日在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时亲笔提写的。校训词为“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
十字训词原文出自儒家经书《礼？中庸》。《中庸》第二十章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按《中庸》原意是指人具有“诚”之本性，只要按“至诚”之本性从事修身，透过学、问、思、辨、行五个环节，便可以把自己修养成“君子”。实际上以中庸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为指导原则，使封建时代读书人不违背封建宗旨，成为封建主义的接班人。
明末清初，随着社会的变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发展传统《中庸》思想，强调“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即把做学问与立志结合起来，所以对“博学”做出新的阐发：“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顾炎武所指的“文”，已不是纯粹古代的经书文章，而是包括一切天下国家大事。他所指的“耻”，不是指个人荣辱，而是指全体人民的荣辱。博学的指导思想从个人自身修养扩大到“当务之事”的社会大事，所以他作出学、问、思与立志的统一。顾炎武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爱国主义者，故他对传统教育能按照新形势需要而做出新释。
孙中山则处于伟大民主革命的时代，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十分重视教育，造就一代振兴中华，再造文明的人才。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倡议在广东设立两所学校，一是黄埔军校，一是广东大学，以一文一武的学校模式，为造就“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服务”的人才。十字训词是他继承传统的教育形式而赋予时代的、革命的新的教育方针和内容。可以说是近代思想创新的里程碑。
首先，孙中山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五者作为有机统一体给予新释，他所指的“博学”是指学生要学习“古近中外的知识”，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乃至社会实践，更值得重视的是，孙中山的“博学”而识，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远大志向而又有广大文化知识的人才。
其次，孙中山反对死读书的方法，强调独立思考。他告诫青年，学、问、思、辨的关键在于独立思考，学科学、发展科学，首要在于要明白任何科学的创造发明，不是靠书本知识，而是由于科学家长期考察心得贡献到人类的记录。可见孙中山的问、思、辨，是指人的学习认识方法，把“观察”和“判断”这两种近代科学思维方法运用到教学方法上，这显然也是创新的方法。
第三，孙中山把古代“笃行”发展为社会实践。
孙中山认为创办教育、是为了造就建设人才。广东不只要有一个岭南大学，而且必须要有“几十个岭南大学，中国必须要有几百个岭南大学，造成几十万几百万大学生”，但是学生学业成就之后，要“专心做一件事，帮助国，变成富强”。这是学生的责任，到社会去发展聪明才智，这学与行，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由此可见，孙中山把造就振兴中华置于自己肩上的人才学校，作为“好学校”：把学生培养成具有为人民、为国家、为社会、为社会服务崇高理想的人，育的是合格人才，这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具有启示的意义。
第一，学校主要任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学校教育的方向，孙中山强调为革命造就人才，我们今天应给予继承和发展。
第二，学校要培养学生有正确的人生观，孙中山强调学生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不要把学生造就成新的欺负人民的新贵，这表明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把学生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科学地发展学、问、思、辨和行的教育认识规律，孙中山强调在立大志的前提下发挥学、问、思、辨和行五者的辨证关系，表达了对教育认识规律的合理性，今天我们要坚持的是，在坚持教育基本路线前提下必须坚持广博的学识，独立的思考，分辨正确与谬误，批判抵制社会和国际的错误思潮，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
在社会主义开放与改革新时期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教育遗训，是时代赋予我们新任务。
《礼记 中庸》子思十九章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说的是为学的几个层次，或者说是几个递进的阶段。“博学之”意谓为学首先要广泛的猎取，培养充沛而旺盛的好奇心。好奇心丧失了，为学的欲望随之而消亡，博学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和宽容。惟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世界眼光和开放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进而“泛爱众，而亲仁”。因此博学乃能成为为学的第一阶段。越过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要对所学加以怀疑。问过以后还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不能为自己所用，是为“慎思”。“明辩”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辩越明的，不辩，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伪难辨，良莠不分。“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就是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笃”有忠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只有有明确的目标、坚定的意志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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