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读书人佩剑，仅限于宋朝以前，宋朝以后，读书人才完全地文弱，只读书，不习武佩剑了。在宋朝以前的古人，都比较尚武，读书人要“习文尚武”，且在古代，宝剑包含有君子之德的意思，文人佩剑，意味着尊贵的身份和地位。古代的读书人无论多穷，也要仗剑而行，这代表着身为士族的尊严，也包涵着札治和修身养德的含义。
在中国古代人物画像中，我们看到许多文人喜欢佩戴的是宝剑，而不是宝刀。例如，孔子、孟子、李白等。
其实这里的古代是指宋朝以前。宋朝采取“重文抑武”的政策，社会主流风气开始贬低尚武之风，武人的地位下降，文人开始不再佩剑了。而到了元朝，朝廷严格限制民间私藏武器、习武、狩猎，文人佩剑已没有可能性。
其实这是一个文化问题，中国古代的十八般兵器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兵器文化。
一般说来，作为杀人武器的兵器主凶，刀也不例外，例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刀山火海，两面三刀，磨刀霍霍，笑里藏刀，千刀万剐，借刀杀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等等，所以古代文人一般是不会佩带主凶的刀的。
但剑却是一个例外，从形式和外表上看，剑只是“十八般兵器”中的一种，与其它兵器相比没有任何特殊性，但从内容和其所包含的文化来看，则完全不同。剑文化内涵丰富，特指寓意深刻，是其它兵器所无法比拟的。
剑是一种平直、细长、带尖、两面有刃的短器械，素有“百兵之君”、“诸器之帅”、“短兵之祖”等美名。冷兵器时代的剑器，是一种防身和作战的短兵器。《礼记》记载，剑产生于商代，最初仅长十余厘米。
春秋晚期至战国是铜剑最发达的时期，这时期的铜剑长度增加，一般都在40~60 厘米。《史记》记载，秦代剑长90多厘米，而秦始皇的佩剑长达7 尺（约1.46米），以至于秦王嬴政在拔剑对付荆轲的刺杀时，竟因剑身太长而拔不出来。
在汉代以前，剑一直是作战部队的“制式”武器。到西汉末年，钢铁兵器已完全取代了青铜。战争中，由于骑兵冲锋的速度较快，马上的短兵器要注重易发力、利砍切的特性，所以，长剑逐渐被环首大刀取代，最终完全退出战场。
剑退出了战阵的主舞台，然而剑的生命并末终结，它不仅没有从历史上消失，反而制作日见精良，技法日趋精妙，成为两两捉对厮杀的利器，继续保持个体作战的武器功能，同时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和更深刻的文化意涵。
二水居士 女人素面朝天，需要一种生理上的丽质天姿和心理上的自信。刀之于文人也一样需要生理与心理基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抑或陈酸迂腐的小文人，是绝对不敢舞刀弄枪的。剑之于文人则不同。大凡文人，即便不懂武艺，即便不涉足江湖，也会喜欢剑。文人，或豁达，或豪放，或迂腐，或抑郁，一剑在手，扬眉吐气，豪气干云。剑之于文人，是一种情结。《贾子》有载：“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可见，在古代，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飞黄腾达也”。在“学而优则仕”的岁月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自然是文人的理想。剑既不是平庸之辈的佩物，也自然赋予了其崇高的内涵。《庄子·说剑篇》揭示了这一内涵，庄子自己以剑士身份去游说喜好击剑而不惜剑士生命的赵文王，旨在开悟君王治国大道。“巧论三剑，一言定邦。”
如果说，文人佩剑，尚有光宗耀祖的意味，那么，文人论剑，更多的是忧国忧民。当然，家国情怀只是文人的“潜意识”罢了。人生得意须尽欢，文人一旦得意，占据其意识的是所谓的“人生况味”。“家国情怀”就会像冰山一般潜入海底，无法显现。文人得意，动辄忘形。这是历代文人政治的可悲之处。如果说，强盗扮书生，尚有良知发现的时候，书生一旦扮演起强盗，那么历史性的悲剧就会上演。历史上每一次焚书坑儒，几乎都有书生在扮演着强盗。看来，“家国情怀”只会在“经难”时才会成为文人心头的痛。因而，剑之于文人，常常是在无奈的境况下抒发家国情怀的。“挂剑空垄”是一种无奈。季子出使回来，故友已逝，只能挂剑垄枝；“苏秦背剑”、“夫子仗剑四游”，游说时的种种际遇也只有身上的三尺须穗能够明了；屈原的挟剑而歌就不是得意的文人所能理解的；李太白“十五好剑术，击剑为任侠”，在如今的武侠迷看来，不知会生发多少离奇的想像，可是酒仙内心深处“倚剑歌所思，曲终涕泗澜”，此般情绪，大概也只有“剑”知道；至于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醉眼之中，家国情怀只有通过“剑”才得以慷慨激昂。原本落魄的书生“忧眠枕剑匣，客帐梦封侯”，酸腐的胃气，恐怕会令剑锋生出铜锈来。
记得海涅有句遗言：“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文人内心落寞的家国情怀，看来还不只是我们中国的土特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