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联合附近的农村地区建立起来的国家，城邦即城市国家。
关于城市的定义，我国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中有过许多解释。我国古代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多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意义的军事据点。“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 。市，指的使交易市场。“市，买卖所之也。”“贸、贾，市也”。可见，凡进行买卖的交易场所即为市。从古文文献记载城与市的基本特征看，城与市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有城不一定就有市，相反，市场也不一定围筑墙垣。可见，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复合名词“城市”的概念。只是到了周代，随着城或市的发展与变化，它们才逐渐含有“城市”的意义。即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军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战国至南北朝时期。此时期城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故在此阶段前期，即战国至东汉末，当时我国历史的政治局面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与稳定的时期，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是由点的分散与狭小变化为点的相对集中与扩大。而后期，从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我国境内政权不是呈鼎立状态，就是呈南北对峙或分裂局面，政治动乱持续，战争频繁不断，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趋势就是不稳定，许多城市的兴衰具有政治、战争作用的突发性。另外，这一阶段新兴的城市还有手工业、商业贸易的发展，宗教的传播等原因的推动。此外，随着各个时期边疆地区的持续开发，城市的地理空间分布更广阔，在长江与珠江流域已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但南方除少数大城市的发展水平逐渐接近北方外，黄淮流域的城市数量与发展水平仍居当时全国的主导地位。
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形成、发展的历史。这一时期我国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有以下四种途径：
一、由早期的侯国都邑发展而成的城市。这类城市历史长、规模大，发展的条件，特别是人文主观条件优越，如临淄、曲阜、咸阳、邯郸、大梁、蓟、郢等。它们多在西周时已筑城垣，尽管其早期规模小，城垣简陋，但由于都城特殊的政治地位，能凭借诸侯国内人、财、物的全面支持，加上选择城址时多考虑了其自然与经济地理条件，而且即使在秦汉统一以后，它们中的多数虽失去了国家或政权政治中心的优势，但仍是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他们仍能维持其持续的发展，领先于当时全国城市发展的先进水平。
其二、由于郡县治等地方政区的设置和统一推行，许多郡、州、县治等地方政区治所逐渐形成城市，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是因为，设治的地方多为一个地区的政治、军事等的中心。如秦汉时济北郡治博阳（今山东泰安）金城县治（今甘肃兰州）等，皆是最初作为地方政取得治所而逐渐发展为城市的。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地理条件等变迁，有些郡、县治城以后衰落了，但大多数的郡、县治城则自秦汉以来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甚至大多成为今天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中心，如商丘、石家庄等即是如此。秦汉时千余个郡县治所城市，特别是黄淮流域中原一带的城市，基本是通过这一政治动因的途径迅速形成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其三，处于水陆交通枢纽或是河川渡口、江湖河海交汇点等的城邑，由于交通便利、交换频繁，使人口、货物聚集而发展起来的城市。这类城市经济意义较为重要，因而发展快，也具有城市历史长的特点。一些地方政区治所在选择建城位置时也注意到了交通、水域等，因此，也属于这一类型。如汉武帝征服匈奴夺取河西地区设置河西四郡以后，河西城市开始陆续兴起。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上东西交通频繁，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河西城市不断得到发展。其中以敦煌发展最为显著，东汉时一度成为管辖西域的政治、经济中心。其他如武威、张掖、酒泉等城市发展，作为东西交通的必经之路，其交通的畅通与否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的密切程度是当时直接影响这里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当时的淮阳（今河南淮阳）、广陵（今江苏扬州）、江州（今重庆市）、临湘（今湖南长沙）等城市无不是因滨水域靠要道而兴旺发达起来。
其四，出于军事目的在关隘要塞或边防重地所筑城邑发展而为城市的。一般来说，城邑都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而建筑的防御体系。但是出于军事目的建造的城池和这坐城能否发展为城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城有的在邑落居住地筑起城垣，有的是在旷野重新筑城，如秦汉时期的长城一线，就有许多像朔方（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临沃（今内蒙古包头）北舆（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及九原、云中、定襄等重要的关塞城市。这些城除了直接用于战事的关隘防守以及军队驻扎外，在当时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大多数皆发展为或大或小的城市。
从上述战国至南北朝时期城市兴起和发展情况看，主要有四种途径或四大因素：政治因素；自然条件；经济、交通状况；军事需要。这四大因素中的前两项决定城市兴起、选址的大范围、总地域，后两项决定城市在大范围内的具体位置。
第二阶段，即从隋唐至清末时期，从时间上大致可把当时的城市史地沿革划分为隋唐五代、辽宋金元和明清三个时期。
隋唐时期城市发展的原因除政治的再次大统一以外，大运河的开凿，南方经济的持续发展，海外贸易的兴起、增多，茶叶及其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的影响等也是其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上述原因不仅改善了长江与钱塘江流域和北方地区以及海外的交通联系，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与繁荣，而且完全靠手工操作的密集型商品经济生产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迅速聚集，促使南方地区人口密度不断升高。因此，在运河两岸、南方东南沿海、长江流域、湘鄂赣等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城市，从而不断地改变着城市发展及其地理分布的状况，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开始由中原地区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但这时城市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城市的内部结构仍是实行坊、市分开管理定制；并且这时城市的政治、军事中心职能还比较明显，相对的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还较少。五代十国时期城市发展的趋势更体现了上述的各种特点。
辽宋金元时期，北方地区由于长期受战乱的影响，不仅使原有的城市遭到了战火的破坏，而且大量北方人口由于不堪忍受长期战乱的痛苦再度大规模向南迁移；同时，宋王朝南渡，政治中心随之南移，从而为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以加速南方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另外，广大南方地区自五代以来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自六朝以来南方不断的开发在经过两宋数百年的发展后其经济基础更为雄厚，从而使南方地区城市的迅速发展具备了最基本的，亦是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外，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不断得到广泛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纵横如网的江河湖海，不仅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立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且有利于内河航运和海外贸易的发达，贸易和货物的转运，使南方沿海地区和通往内地的交通线上的城市迅速发展，新的城市不断兴起。
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除上述江南已成为城市发展、分布的重点地区和以工商业为主的城市不断增多，城市的工商业职能进一步加强、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日益明显外，至少还有两点：
一、自宋代始，城市中临街设店、坊、市合一的现象已普遍出现，坊市分离的管理定制开始崩溃，城市内部结构在城市发展中的这种变化已被宋代政府认可，并形成新的合理合法的管理制度。这是因为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场太小以及坊、市分开设置的城市结构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因此，打破坊、市严格分离的界限及其制度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商店、货栈随需要临街而设，即可方便市民，又可无限扩展商业贸易场所，使商业经济更加繁荣，增强城市街道、水系及其对外交通的意义，从而促进城市的迅速发展。宋都的开封、临安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商业中心。此外建康（今南京）、鄂州（今武昌）、苏州、扬州、镇江、广州等，都是商业发达、坊市合一的大都会。
二、一些手工业与矿业等专业城镇开始兴起，并且成为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城市体系中的一种新类型。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一些经济作物种植较为普遍和集中加工以及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密集型的手工加工或矿产开发带来了人口的大量聚集，推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因而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以特种手工业加工或矿产开发为主的城镇，如无锡（米市）景德镇（瓷器制造）个旧（产锡）会泽（产铜）等。
明清两代，城市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其整体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数量、规模、类型、结构、功能等，在这一时期都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当时，促进这种发展和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各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化，及农业经济商品化部分的不断增长，从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而城市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扩大和加深。同时，明清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国家长期统一，国内外交通的发展及其各地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人口的增多，特别是康乾时期人口的成倍增长及其向城镇的聚集和开发边远地区所带来的人口大量流动等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城市的发展，并决定或反映出城市发展的新特点。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特征有：
一、自明代前期起，由于工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促成了明清两代工商业城镇的大量涌现，出现了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大批中小城镇，推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迅速繁荣，构成了这一时期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当时工商业城市发展的状况来看，按其基本职能，主要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类是以手工业为主的城市，它分布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随着大量农业人口向工商业人口的转化，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的发展，因此，以手工业为主的专业城镇大批增加。当时，江南的苏州、杭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均以发达的纺织业闻名全国。
另一类主要是作为国内较大的商业中心，其位置多分布于交通线上的枢纽地带，特别是水运线上或水陆交汇点上。如长江沿岸的重庆、宜昌、江陵、九江等，尤其是今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位于汉水入长江的交汇点上，由于有“九省通衢”之便，成为当时的“四大名镇”之一，另外，运河两岸的天津、沧州、临清、扬州、淮安等也是远近闻名的商业城镇。
第三类是以对外贸易为主要职能的港口城市，这类城是多分布于东南沿海一带便于海运的江河入海口上。其中主要由广州、泉州、漳州、福州、宁波、潮州、太仓、上海等。在这些商业贸易中心市镇，不仅货物繁庶众多，而且商贾云集如织。
二、明清时期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广大边境地区的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区是相对加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完全不平衡的状况、，这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又一特征。这是因为长期统一，边疆行政中心治所于军事重镇的设置，以及人口的飞跃式增长和向边疆地区的平衡流动等因素，加速了边疆的开发，使其城市发展加快。如东北的瑷珲、吉林、锦州等。因此，城市发展在经过明清长期的兴盛以后，不仅当今所有的省会级城市在当时已经形成，而且绝大多数地县级治所城邑也已经形成，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城市分布的格局，在我国社会生活体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理空间位置。
三、明清时期城市的设计、规划、建筑水平等大为提高，城市自身特别是京城的用地布局和道路系统不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而且能够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把一些河湖水面组织到城市总平面中来，从而大大地丰富了城市面貌，同时使城市更具有安全感。当时，许多城市中仍有农田、水利设施即属此类。这是明清时期城市发展的第三个特征。这对以自然经济为主、科学技术不甚发达时期城市的发展史尤为必要的。
正是由于城市及其城市工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等原因的推动，从而敲响了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没落的丧钟；社会经济生活包括人们思想观念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而深刻的变化，城市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方式业愈加成为大多数人所虔心向往的东西；历史也因此踏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
世界城市的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城市产生及早期发展阶段；中世纪阶段，即前工业化社会时期；工业化时期；当代或称后工业化社会时期。为分析的方便起见，本节仅讨论前三个阶段，当代世界城市化进程将放在下一节讨论。 一、城市产生及早期城市的发展 公元前3500到3000年间，先是在尼罗河流域，然后是两河流域，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最早一批城市。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形成统一的王国，定都在提尼斯，以后又建新都孟斐斯。公元前3000—25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开始了最初国家的形成过程，出现了很多城市国家，重要的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等。这些早期城市国家是由几个地区围绕一个中心城市联合而成的。在尼罗河和两河流域文明共同影响之下，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小亚细亚的赫梯和地中海东部沿岸的腓尼基也开始出现城市。公元前19与18世纪之交，赫梯人已建有设防城市，以库萨尔、涅萨和察尔帕为最重要。腓尼基则与两河流域相似，出现很多城市国家，最重要的有乌加里特、阿瓦尔德、毕布勒、西顿、推罗等。腓尼基诸城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与埃及、克里特等地发生商业往来。约在同时，东地中海上的克里特岛上也开始出现城市文明。 印度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又一发源地。1922年，先是在信德地区的摩亨卓达罗，后在西旁遮普的哈拉帕发现古城遗址，它们统称为哈拉帕文化。哈拉帕文化的存在时期，估计为公元前2500—1500年，但也有一说上推至公元前3500年，从而使这两个城市成为世界上已知最早的城市。哈拉帕时期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但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当发达。城市有又高又厚的城墙，并占据相当大的面积，如摩亨卓达罗占地达260公顷。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两个城市进入繁荣期，人口估计为2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中国也是世界城市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约公元前2500—2000年，出现城市的雏型，公元前 2000—1600年间出现城市，我们将在第三节详细介绍。美洲和非洲作为另两个城市发源地，城市的出现略晚一些。在危地马拉热带丛林中发现的一座玛雅人城市埃尔麦雷多，其兴盛年代是公元前300年，产生的年代则应更早一些。在非洲，特别是在津巴布韦、尼日利亚、苏丹等地都发现了城市遗址，其中一些至少在公元1世纪就存在了。 综上所述，公元前3000—1500年，是世界上城市产生的主要时期。从此，在亚欧非大陆上，从西部到东部，城市文明蓬勃地兴盛起来。澳大利亚著名史学家蔡尔德（V。G。 Childe）称城市的出现是人类史上的一次革命，他还强调了在产生古代文明的泛滥平原上灌溉过程与广泛贸易活动的兴起在城市革命上的重要性。但是，美国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L。 Mumford）却认为：“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这是因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中，“商人”这一词汇是到公元前2世纪才出现的。从埃及、苏美尔、中国等地城市兴起原因看，王权制度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腓尼基、希腊等地城市兴起的因素中，商业的作用更大一些。因此，各个地方城市起源的主要因素有所不同。 从公元前1000年以后至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衰亡为止，欧洲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罗马文化，这一文化的出现是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在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中国，产生了可以与之媲美的春秋战国及秦汉文化，同样是以城市的发展为主要标志。 公元前8—6世纪，希腊各地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主导因素是铁矿的开采。而后，随着与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贸易往来，商业也大大发展起来。这些因素促进了希腊奴隶制关系和阶级分化的发展，城邦国家也一个接一个出现。在最初兴起的希腊城邦中，尤以米利都、以弗所、卡尔息斯、科林斯等最为繁盛。雅典和斯巴达则是后来两个最大的城邦。希腊城邦发展中还通过移民在希腊以外地方建立移民城邦，将城市文明扩散到地中海西部和黑海地区。在新建立的移民城邦中，包括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叙拉古，高卢南部的马赛利亚，黑海南岸的西诺普等等，它们都是重要的工商业中心。 雅典位于希腊东南沿海的阿提卡平原上，这里有肥沃的农田，大片的粘土（用以制造陶器），丰富的银矿和曲折的海岸线。这种良好的地理条件使雅典的人口、权力和威望大大发展起来。雅典的人口超过了40万人，其贸易往来远达埃及、南俄罗斯、利比亚、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沿海地区。 古希腊城市是早期城市的典型，其特点是：①大多数座落在有利于农业、防御和贸易的地方；②大都有城墙环绕；③宗教在城市布局和社会结构方面占主导地位；④大都有中心广场，广场四周是宗教和政府的建筑物；⑤从中心广场放射出宽阔的林荫道，在市中心的林荫道两侧居住着富人；⑥从富人住宅的周围一直延伸到城墙的地带是其他人居住的地方；⑦商人和工匠住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这里称为市；⑧城市统治其周围的农业土地，从农民那里取得粮食，作为回报，城市保护农民不受侵犯。 当希腊文明逐渐衰弱之时，亚平宁半岛上的罗马开始强大起来。公元100年时，罗马控制了地中海和西欧的大部分地区。罗马的统治者不断进行军事征服，为这一目的建立了公路系统。正是这个公路系统，使罗马人在欧洲内陆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市场、行政中心和军事基地，现今欧洲一些著名城市，如伦敦、巴黎、科隆、维也纳等均始兴于这一时期。罗马在顶峰时，人口达80到100万，占地约206k2。罗马的城市建设也取得很高的成就，修建了环绕整个城市的长达数百英里的排水道，还有一些高达35m的建筑物，相当于10层或11层楼。至今，罗马还保存着规模巨大的浴池、斗兽场、宫殿寺庙的遗迹。但是，在罗马城市建设成就中极其富丽堂皇的另一面是极其奢侈糜烂。罗马是一个寄生城市，后来又发展为一个病态城市。芒福德称古希腊文化是讲求体魄强壮而又精神健康，而古罗马文化基本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讲求满足物欲，靠自己的权势过着寄生生活。公元5世纪，罗马的城市文明与罗马帝国一起消亡。 在当时的亚洲内陆地带，波斯帝国十分强盛，东征西讨，扩大疆域。波斯帝国的首都苏萨城，以及波塞玻利斯城（今伊朗设拉子附近）都是当时有名的都城。 二、中世纪城市的发展 中世纪是欧洲各国的封建社会时期，从罗马帝国消亡至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持续达1000年。 传统见解认为，中世纪是欧洲的黑暗时期，城市文明几乎消失殆尽。确实，罗马帝国的消亡使很多城市遭到严重破坏，而南下的日耳曼人以农业耕作为主，对城市的依赖程度轻，加上频繁的战争使商路断绝，手工业、商业萧条，人们生活重心转入乡村，这些因素使欧洲很多城市衰落，如罗马城由近百万人减至4万人。但是，欧洲的城市传统并没有完全消亡，中世纪的后半期，约从11世纪以后，城市在整个欧洲再次出现，因此，笼统地说中世纪是“黑暗时期”是不确切的。 早在公元9世纪初，欧洲形成一些新的城市中心，巴黎有2.5万人，西班牙的科尔瓦多有16万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人口更高达30万人。在意大利，罗马有5万人口，那不勒斯有3万人口。9世纪时，随着查理曼帝国的建立，城市生活方式在欧洲重新复苏。查理曼大帝重新组织了欧洲的政治结构，还通过威尼斯、那不勒斯、热那亚等城市，重新开辟了贸易渠道。 10世纪末起，欧洲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农业生产也开始恢复。农奴、手工业者成批逃离封建领主的庄园，到便于销售产品的关隘、渡口、交通要道、寺庙附近及罗马旧城等地方去，其聚集地就逐渐形成了城市。如在法国，500个城市中有420个就是这样兴起的。还要指出的是，一些封建领主给予前来城市的工匠与商人以永久定居的各种特权和利益，从而保护了新兴的商人阶级。如果农奴在某法定城镇能够连续居住一年零一天，他的农奴身份和义务便被免除了。因此中世纪城市便成为一个竞争力很强的环境，它从农村向自己身边吸引了大批更有开拓精神和技能的人口。 尽管中世纪城镇初建时的政治需要早于其经济需要，军事上的考虑放在第一位，但随着商人阶级的兴起和商业繁荣，不久一些城市“市”的色彩日益增强，这是中世纪城市与早期城市的一个显著差别。随着贸易的复兴，城堡的君主也越来越依赖商人，以便从他们那儿得到奢侈品。其后果是商人的力量增强，被允许在城堡外筑起城墙自卫。由于城墙的存在以及君主们为获得奢侈品而对商人的依赖，城市的局部自治就出现了，而且自治的程度越来越大，最终形成“自治市”。 欧洲新城市发展的核心是“自治市”或称“自由城市”、“帝国城市”。自治市实际上是以城市为中心、辖有周围农村的一种政体。与古希腊城邦不同的是，它是一种封建制的共和政体。12—13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锡耶纳等，德意志的汉堡、不来梅、卢卑克、科隆等都属于这样的城市国家。 但是，自治市的权力并不能导致实现完全的地方自治，即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因此一些自治市结成同盟以保护自己的政治与商业利益。在这些同盟中，最著名的是汉萨同盟。汉萨（Hansa）一词的德文含义为公所、会馆。最初只是德意志北部卢卑克、汉堡、不来梅几个城市为维护海上交通安全而联合，后来正式结盟。参加的城市最多时达160多个，以卢卑克为首。从14世纪到17世纪，汉萨同盟一直是北欧政治结构中的一个活跃因素，这些城市的自治权力则一直勃兴到19世纪中叶的俾斯麦时代。至今、汉堡、不来梅仍拥有庞大的自由港区。 以城市为单元，结成政治性同盟，以及以城市为中心形成城市国家、自由城市、帝国城市等政治客体，这些都说明了城市在地区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也是欧洲中世纪城市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欧洲城市的发达，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成为日后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舞台。 从总体上说，中世纪欧洲城市的人口规模仍较小。据估计，1400年，仅巴黎的人口达27.5 万，布鲁日、威尼斯人口超过10万，伦敦、罗马、那不勒斯、科隆、佛罗伦萨、根特等人口在4到5万之间。与西欧城市规模相比，当时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中国的北京人口达70万，日本的大阪、东京、京都、埃及的开罗的人口达30到40万，显示了更高的城市发展水平。 三、工业社会时期的城市化 中世纪末期，即15—17世纪初，资本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发展起来。当时欧洲发生了两件重大事件，一件是文艺复兴运动，另一件是新航线的开辟。新航线的开辟使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心从意大利转移到北海沿岸的尼德兰、英国等国，在那里逐步兴起很多新兴工商业城市。 17世纪后，欧洲开始了现代国家的产生过程，君主制的建立对首都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们很快就达到中世纪从未达到的规模。17世纪初，伦敦、那不勒斯、米兰、巴黎的人口达到20万，巴勒莫、罗马、里斯本的人口达到10万，塞维利亚、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发展也很快。19世纪初，人口 20万以上的城市有莫斯科、维也纳、圣彼得堡、里斯本，人口达10万大关的有华沙、柏林和哥本哈根。巴黎的人口达54.7万，那不勒斯有43万，而伦敦达到86.1万，成为欧洲有史以来继古罗马之后的最大城市。但是，当时一些工商业城市规模仍较小，象利兹、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城市人口不足5万。 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迎来了城市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时期。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城市发展之快、变化之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工业革命，结束了城市中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形式，代之以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形式，使城市中经济活动的社会化、生产的专业化向着更广的范围发展。工厂企业为寻求协作利益和增强竞争能力，在地域上出现了相对集中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近代城市内部的扩展形式和城市的区域分布格局。 在城市内部，蒸汽机的发明导致城市中铁路和火车的出现，中世纪紧凑的城市出现了向郊区发展的倾向，成片的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也开始出现。 在区域范围内，随着资本、工厂、人口向城市的迅速集中，某些地理条件优越的地区人口集中、密度高，工业，特别是在煤田和沿海地区，如英国的兰开夏地区，德国的鲁尔地区，美国的大西洋和五大湖沿岸，都在工业革命中形成城市密集地区，导致城市空间分布严重不平衡。 总之，工业化带动城市化，是近代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工业革命始于英国，因而英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近代城市化的国家。在工业革命推动下，19世纪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一大批工业城市，如格拉斯哥、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纽卡斯尔等迅速成长起来。从1801年到 1851年的半个世纪里，英国 5 000人以上的城镇由106座增到265座。城镇人口比例由26％增至45％，到1900年上升到75％，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的国家。 19世纪起，法、德、美、荷兰、比利时等国也相继开始工业革命，城市化的进程在西方国家大幅度铺开。例如，美国1800年时城镇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6.1％，到1890年则上升到35.1％，城镇数目也由33座激增到1384座。必须指出的是，19世纪开始的以欧洲向南北美洲大规模的移民，是美洲城市化进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从1846年到1939年，欧洲共向外移民5 159万人（19世纪前半期约数百万人），其中大部分到美洲，一部分到大洋洲和世界其它地区。这些移民首先在沿海港口登陆，然后向内地推进，故在沿海形成很多著名港口城市，如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墨尔本、悉尼等。 在进行工业革命的同时，英、法、葡、德、美等国开始向海外实行殖民主义扩张，通过炮舰政策不断向落后的亚非大陆施行殖民和掠夺。亚洲、非洲众多的沿海城市被殖民主义者选为侵略的桥头堡，而内地的部分区域中心被选为掠夺基地。这些城市在殖民主义刺激下，开始畸形繁荣起来。如非洲的阿克拉、布拉柴维尔、金沙萨、内罗毕、拉各斯等，南亚的卡拉奇、孟买、加尔各答、科伦坡等，东南亚的新加坡、雅加达、曼谷、西贡（今胡志明市）、马尼拉等，我国的香港、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尽管这些城市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态下，但所引进的近代工商业对本国的封建经济造成了一定冲击，产生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加速了社会分化和社会变革的步伐。由于这些城市的兴起，亚非广大国家也开始近代城市化的进程，一元的封建城市体系向封建城市与近代城市并存的二元结构转化。这是近代世界城市化的又一特点。 随着资本的扩张，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开始建立起来，世界城市体系也逐步形成。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使它们的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也处于垄断中心的地位。1900年，伦敦、巴黎、纽约、柏林、阿姆斯特丹是国际商业、金融的中心，也是政治经济决策的重要中心，世界城市体系的出现成为近代世界城市化的第三个特点。但是，由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竞争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它们首位城市的发展有所不同，并进一步影响世界最大城市的规模分布变化。
其实你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城市的演变过程，关于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浅谈下中国政区、人口、城市的演变及其原因了：
中国政区、人口及城市的演变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各有特点，演变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方面，但政治、军事也起很大作用。本文就此作一浅述。
第一阶段 唐朝以前
政区 中国古代政区产生早、变化大。西周实行分封制，地方采用封邦建国的办法进行管理。周王除了在王畿附近有自己直接管理的一块土地之外，在国家疆域范围内的其他地方，均采用层层分封的制度进行统治。分封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建立诸侯国的目的是拱卫王室，服从天子的命令，按期朝贡，并随从作战。春秋中叶以后，一些诸侯国强大起来，并开始发展中央集权，对新开拓的土地或从私家夺来的土地不再进行分封，改由国君派遣官员直接进行管理，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早期国家管理模式开始让位于行政区划。行政区划的产生及发展是上层建筑为适应生产力提高而做的一次调整。战国时期，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秦统一六国之后郡县制正式成为全国划一的政区体制。秦始皇在全国实行郡县制，除京畿地区由中央管理外，其余的疆域分为36郡。至秦朝末年，约有50个郡级政区。据不完全统计，秦朝的县已有上千个。实行郡县制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但秦王朝在条件不成熟的状况下推行单一郡县制，也是造成其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变化最快的是人的思想，变化最慢的也是人的思想”，秦统治者忽视了旧贵族的力量和利益，秦农民起义被旧贵族利用，出现了项羽复辟分封制的活动，但彻底退回分封制，恢复封建割据显然已不和时宜，项羽的做法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他的失败也是迅速而必然的。西汉的建立及统治时间长有政区制度上的原因，西汉采用的是郡国并行的政区体制，也实行两级制，即郡（国），县（侯国、邑、道）两级。郡和县是继承秦朝而来，是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分封王国是向旧贵族的妥协，西汉之所以郡国并行，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决定的。这种折衷的行政区划，有利于社会稳定，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东汉行政区划变化的特征是由二级制转变为三级制，即变为州——郡（国）——县（邑、侯国、道）制。东汉初年，州只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区供管官不管民，不能干涉地方行政。东汉末年，为了镇压黄巾起义，加强地方权力，州才由监察区向行政区转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的政区变化不大，但有一点需要指出，西晋的郡和县开始划分等级，以人口多少为划分标准，西晋这种政区的划分方法，对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人口 从夏朝建立到春秋战国之交，中国经历了16个世纪的奴隶制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铜和铁器的应用；牛耕得到推广；水利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商业、手工业及大批城市兴起等等。这一切同人口的增长互为因果。按照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记载，公元前2140年前后为1355万人，公元前1060年前后为1372万人，公元前684年为1885万人。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变动时期，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开始萌芽。春秋后期，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人口有了明显增加，据史料记载，这个时期人口可达2500万以上。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7世纪，历时约1090年，中国人口由2000万增至6000余万，踏上了中国人口发展曲线的第一个高台阶，并经历了人口分布上的第一次大转变，使黄河中下游地区历来作为人口重心的格局开始转变。下面扼要加以叙述。
战国时期的人口数估计超过2000万，高峰时可能超过3000万人，与春秋时的人口峰值比较，约增长1／5，其中4／5位于黄河中下游。战国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基本完成，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但战国时人口增长并不快，主要原因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扼制了人口的增长。秦统一后，本来为人口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秦始皇“臣畜天下”的野蛮政策和滥用民力造成经济和人口的大倒退，加上农民起义及楚汉之争，都阻碍了人口的发展。秦灭六国后，人口总数约2000万人，至汉初减至1800万。与战国时的峰值相比，减幅达四成。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一次大浩劫。西汉时，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和人口发展的措施，“文景之治”时，全国人口已达3000余万，武帝初年又增至3800万人，到平帝年间已达6500万人。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发生了王莽篡汉及对匈奴的战争，再加上连年灾害，在短短二三十年内，中国人口剧减一半。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饱受蹂躏，南方却相对安静，流民大量南迁，中国人口出现了南增北减的变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珠江流域在公元2年与公元140年比较，人口比率由83：16：1变为63：33：4。东汉延续近二百年，人口逐渐恢复，公元180年又超过7000万人。东汉末年，战乱与三国鼎立及两晋南北朝群雄割据，又造成人口的急剧减少。在中原战乱之际，南方未受战火蹂躏，经济发展，流民南迁。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估计，南方人口达到2000万人。其后的两晋南北朝时中国的总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波动。此时，南北人口差距很小了。
城市 城市从诞生到西周时期，计有26座，就其地域分布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地区，其中以晋南、豫北及豫东最为集中，此时城市规模较小，职能比较单一。到百周末年，尽管经过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仍有一百四十多个诸侯首邑城市。在西周宗法制下，可把全国各级城市的统属关系视作人体各部分的关系，有主有从，以大制小，用城邑规模等级关系来强化其宗法和政治上的统属关系。基本形成了全国以政治职能为主的三级城邑网络，即：王城居首，为全国宗法血缘政治中心；诸侯城列第二，是周王朝在一个地区宗法血缘政治的据点；卿大夫都城为第三级，系周王朝宗法血缘政治据点。这种等级关系，可视为我国从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的以政治为中心，从上而下的城市等级规模关系的张本。
中国城镇初步形成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发展于封建社会时期。秦汉时期郡县制度的确立，农产品、手工业品商品量的增加，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秦汉时，北方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城市的分布也以北方为主。从城市分布的地域空间结构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城市数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0％；其次为淮海流域，约占14％；而东南沿海分布最少，一般地说，经济开发水平愈高，城市分布愈密。当然此时期最主要的还是以行政中心为主的城市，西汉末，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已达1690座，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城市体系中的主体。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城镇发展的重要时期，封建经济走向繁荣，城镇的职能多样化，除政治型城市外，手工业城市、交通性城市大量兴起。城市等级规模差别加大，区域中心城市有了较大发展。在空间分布上不仅表现为体系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及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出现了沿河、沿江的城市发展轴线。
此阶段，中国北方虽然仍是政治、经济的重心，但优势地位开始滑坡，南方战乱较少，经济发展较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我国历代南北政区数量的变化得到印证，人口与城市的变化与政区的变化大同小异。
时代 政区名称 北 南
数量 % 数量 %
秦末 郡 34 72.3 13 27.7
东汉永和五年 州 8.5 65.4 4.5 32.1
郡国 71 67.6 34 32.4
县 770 65.3 410 34.7
西晋太康元年 州 11.5 60.5 7.5 39.5
郡国 97 56.1 80 43.9
注：南北方以秦岭、淮河为界，西晋徐州横跨淮河，故南北各计半州。
资料来源：引自《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第225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
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对政区、人口及城市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正是由于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北南双方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隋唐以前，虽然北方仍是政治、经济重心，但经济逐步衰落。南方经济发展较快，南北差距缩小。
第二阶段 隋唐至明清时期（1840年以前）
政区 隋朝建立之后，于开皇三年（583年）撤销郡级建制，直接以州领县，实行二级制。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又将州改称为郡，从此州即是郡，郡即是州。隋之所以作此改变，主要是南北朝时期的一百六十余年，中央的行政体制和地方行政体制之混乱已达极点。三级制比例失调，失去实际意义。隋朝变三级制为二级制，隋炀帝时，郡（即州）、县各分为三等，郡县划分的依据是境域大小、人口多寡、事务繁简。南方经济超过了北方，因此南北方政区的数量对比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隋大业五年（609年）北方郡总数为92个，占全国总数的48.4％，南方郡为98个，占全国总数的5l。6％。
唐朝大部分时间实行的仍是州（郡）和县两级制。同时，唐乾元元年（75年）改郡为州，郡这种政区模式和名称，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唐初，州是一级政区，共三百多个州。但鉴于历史教训，决策者又不愿在州之上再设一级政区，避免加大地方与中央的抗衡力量。然而，朝廷直接面对三百多个州，事务繁杂，难于统理，于是便逐渐形成了“道”。道的产生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一经产生，便逐渐向完全的行政区转化，最终成为州以上的一级政区。唐初依“山河形便”划分10道，这10道仅为自然地理区划，不存在任何政区的意义。唐朝中期，又出现了节度使辖区，节度使权力渐大，唐肃宗至德年间以后，全国遍设节度使。节度使辖区又称道、镇、方镇等等，于唐朝后期形成了州以上的真正的行政区划，道（镇）——州腑）——县。三级行政区划体系形成。
唐时，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日益重要，与隋时相比，政区数量也比北方多。例如唐开元二十一年，北方道7个，南方道8个；北方府州141个，南方213个。以后差距加大，此时，北方仍是政治重心，南方则成为经济重心。
五代十国是唐末割据局面的继续，此时期的行政区划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也是唐末割据状态的继续，同时也是结束割据，国家重新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北宋的政区设置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政区设置和地方行政管理形式互相配合；二是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割据局面的教训，在政区和行政管理体制上采取了特殊的防范措施。与唐朝大部分时期一样，北宋采用二实一虚的政区体制，即州、县二级为实，路一级为虚。北宋的州县也分等级，其依据仍然是政治、经济地位和人口数量。北宋新创造的政区是“路”，即将全国分为若干区域，每个路置转运使，负责征收和转输各地财赋到中央。设置的目的也是防止地方出现与中央对峙的割据势力。
元朝的政区体系相对复杂，从层级上说，因地区不同，层级也不同，从类型上说，有内地、边疆之别。
行省作为高级政区，是元朝综合前代实践结果的一种创造。元初设行省时，本意也是因军事行动的需要。由于元朝建立后经历的军事行动时间很长，占领一地后，往往又遭遇顽强抵抗，因而行省制度就被保留下来。又由于行省的官吏是中央的官吏，位尊权重，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行省官员地方化和行政区域固定化，最后终于形成了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元朝在行省以下设路、府、州、县，以人口为划分标准，这是元朝的创造。
元时，南北政区数目进一步扩大，北方路、府、州数量为97个，占35.9％，南方173个，占64.1％。明初的政区基本沿袭元朝，只是在洪武九年（1376年）废行省，改设布政使司。但由于习惯势力，地方上仍然习惯称布政使司为省，布政使司下设府、州、县。划分的标准以上缴钱粮数额为标准。以纳粮数额而不是以人口数额作为划分政区等级的标准是明代首创。清朝的政区与明朝相比有沿有革，清朝在内地以省为最高政区，在边疆地区设将军进行管理。省级政区之下，清朝在内地设有府、州、县等政区，划分标准与明代相同。至清朝时，南方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赋税几乎占天下70％，政区数量占79。l％，北方只占20.9％。
人口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经济发展，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人口数相继达0.8亿以上，在中国历史人口的发展曲线上攀上了第二个高台阶。人口地理分布也在过去几个世纪演变的基础上，经历了又一次突变，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分布重心。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率由6：4倒转为4：6。
由于战乱，黄河中下游人口大批南迁，南方人口普遍增加。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有户2000万，每户以5口计，北宋境内约有1亿人口。北方有户880余万，南方有户1100余万，这反映了从唐代后期至北宋中后期，由于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增长。南方人口的绝对数字开始超过北方，这是中国人口南北分布的转折时期。
北宋末年，女真南侵，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南方人口大大增加，到了元代，南方人口竟占全国人口的83.7％。明初，政府采取移民措施，再加上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南北人口分布趋于平均。明初全国人口有6000多万，到中后期增加到1.4至1.5亿，而明末的战乱使全国人口减少一半。1712年清廷采取“摊丁入亩”的办法，取消人头税，人口加速增长。据统计，清代人口于1782年突破2亿，1834年突破4亿，到1840年，人口达4.13亿，与清初0.8亿相比，200年中增长了4倍。中国社会第一次感受到人口过多的沉重压力。
城市 隋唐政治上的统一，必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和城市间联系的加强。由于国内环境相对稳定，农业生产繁荣，商业较前期发达，自然又为手工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种数量有限的商品流通以涓涓细流的方式变为滋润自然经济的重要调节机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及城市间的联系。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开放的商业政策。唐代虽然颁布过栈商令，但在市场和商业方面仍实行开放政策，不仅没实行专卖制度，而且还实行了免征或轻税政策；在流通方面又开关解禁，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第二，发达的水运网形成。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经济水平超过其他流域，成为全国首富的农业地区，形成了“国家财赋，仰给东南”的局面。与之相对应，长江干流及大运河共同构成了中国南方及东部发达的水运系统，促进了沿运河和沿江城市的兴起。第三，海外贸易的开拓。隋唐时，海上贸易发达，广州执海港之牛耳，扬州地当长江、运河会合口，成为我国中部河海大港，山东登州（今蓬莱）居朝鲜、日本进入中国之大门，成为北方的主要港口。
五代、宋、元时期是我国城镇体系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职能普遍加强，定期的集市向商业集镇的演化和港口商业贸易城市的大量出现，导致了城镇等级规模结构日趋完善，基本上形成了州县两级网。然而，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严重束缚了城镇的发展与开放，城镇体系的整体结构表现为“开而不放”的总特征。
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这一时期，城市，特别是小城镇得到了大量的增长；按地域组织的不同类型的城镇职能组合结构开始出现；城镇空间结构主要表现为江南市镇蓬勃兴起，沿海港口城镇起伏发展，沿江、沿运河城市轴线进一步定型以及城镇分布的地域开始扩展。
综上所述，隋唐以来，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同，南北形成两个重心，南方是经济重心，北方是政治重心，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南北方的政区、人口、城市分别打上了政治、经济的不同烙印。
第三阶段 近代时期（1840—1919年）
政区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的行政区划发生了若干变动，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在新疆和东北地区建省，光绪九年（1883年），设新疆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设置奉天、吉林、黑龙江省。第二，在内蒙古部分地区采用新的管理体制。光绪二十二年（190年）设阿尔泰办事大臣。之所以有以上变化，主要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来势力的压迫下，封建统治者被迫采取的某些变革措施，对政区设置产生了影响。
北洋政府时期，省级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与清朝大体一致，只是对省以下政区进行了调整。1913年1月北洋政府公布《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法》，实行废府、厅、州等政区，并对道和县二级区划进行调整。经过调整以后，北洋政府实行的是省、道、县三级政区制度。
人口 鸦片战争后，外国殖民主义势力不断渗入，使中国内部原已渐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又兼自然灾害频繁，死亡人数多达1500万人。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后，由于战争的破坏，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损失严重。浙江、安徽两省的人口减少65％，江苏省减少56％，全国总人口减幅达到二成，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此巨大的人口减耗，在其数千年开发史上从未有过。中国南方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自此开始回落。但东北人口的大发展却很引人注目，60年中大约增长了4.5倍，占全国的比重由0.5％急升至5.0％，与人口严重减耗的长江、黄河流域形成鲜明对照。北洋政府时期，人口分布大体上仍循着清代末期的轨道。由于自然增长率低，再加上人口大量向边疆、城市迁移，中国内地和沿海许多农村地区人口发展始终在低谷徘徊。
城市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大举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589页）。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工业革命的兴起，新技术和大机器生产的浪潮也波及中国，使中国城市的发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是，由于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下，城市化进程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又是十分缓慢的。据美国学者斯金纳的研究，1843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约为5。l％，到191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上升至7.6％，仅增加了2.5个百分点，同期世界城市化水平却增加了12.8个百分点。
近代时期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二元结构的城市体系。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由一元的，即以各级行政中心城市为主的结构，转向以近代工商业城市为一方，传统的中心地城市为另一方的二元结构。在这二元结构中，近代工商业城市居。于统治地位。第二，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区域差异明显。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新兴城市，它们多为矿业或工矿业城市。由于中国资源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新兴城市也多位于东北及华北地区，这样，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城市主要在南方发展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北方再次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资本主义在南方的发展主要在条件较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发展尤快。在很多交通不便，又没有什么特殊资源和外来经济条件刺激的地区，城市发展不快，甚至有所衰落。
广大西部地区是近代城市化进程中最落后的。由于缺乏现代经济的支撑，绝大多数城市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从城市职能到空间结构基本保持前工业社会城市的特征。
总之，政区、人口及城市的演变是一个有规律的历史过程，它们随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经济的发展是其演变的基本原因和基础。同时，政区、人口及城市的发展也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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