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作为一种行政区划始创于中国。“道”在汉朝开始出现，起初跟县同级别，专门使用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地区，《汉书》地理志解释为“有蛮夷曰道”或者“县主蛮夷曰道”。
到了隋唐时代，出兵征战经常以方位路向加以命名，为“某某道”，该方面军主将称“某某道行军大总管”（相当于苏联的某地方面军总司令），例如攻打高句丽时的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浿江道行军大总管等等。后来在内务民政上也使用此名词，在撤并郡县（或州县）之初，一级行政区较少时仅作为监察和地理单位，在后来州县增多之后逐渐成为实质性的一级行政区，由州－县二级制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
道是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或监察区划，始设于西汉，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唐宋时期持续发展完善，明清时期趋于完善，中华民国时期沿用，新中国建立后停止使用。需注意的是不同时期的道，其性质和行政单位都不尽相同。
西汉
西汉的‘道’，是设置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与县平行的地方行政区划。
唐宋
隋文帝曾沿袭东魏、北齐旧制，设置过河北、河南、西南等道行台省，每道统辖十余州，但不久即废。至于地方行政区划，自隋文帝废郡，已为州县两级制。经过隋末农民起义及割据战争，唐初户口锐减而州县倍增，不便于中央政权的监督和领导，至太宗贞观元年（627），一方面下令并省州县，一方面又依据山川形势，划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开始并没有在每道设置固定的官员和办事机构，只是临时差遣中央或地方官员兼任大使去进行巡察，名称有巡察、按察、黜陟、巡抚、安抚、存抚等使，分道有时也不是十个。武后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天授二年（691）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台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渐趋固定化。中宗神龙元年(705)，复为御史台，二年始置十道巡察使，由左右御史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充任，两年一替。按察的项目有六条：①察官人善恶；②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③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④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⑤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⑥察黠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这六条和西汉部刺史察事的六条大同小异。但中央监察权的行使往往涉及到政事的处理和官吏的任免，因此在睿宗景云二年（711），诏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府以加强纠察权，除畿内州以外，都隶属于都督府，这样就产生类似东汉时州刺史转化为地方行政官的倾向。当时不少大臣反对这种权力过大的都督，因而废罢。
由于十道监察区域过大，巡察不易，武周时开始有将其缩小的趋势。如武周曾析江南道置黔中道，析岭南道置安南道；中宗时江南道为东、西两道，睿宗又析山南道为东西两道，陇右道析出河西道。但都还是临时措施，未成定制。到了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才正式分十道为十五道。即从关内道中析出京畿道，河南道中析出都畿道，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江南道分为东、西及黔中三道。其余河北、河东、淮南、剑南、陇右、岭南仍各为一道。置十五道采访处置使，三年一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制。道的采访处置使既有固定辖区和治所，又有专停所属刺史职务，差人权摄的任免权，故“道”已渐向州的上一级行政机构转化。不久，边境诸道的采访使又多为节度使兼任，加上兼任支度、营田使（见支度使），使军、民、财政三权集于一身，卒致酿成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之祸。
安史乱起，内地的要冲大郡也遍置节度使。节度使对其下属诸州，具有专擅一切的权力。十五道采访使已不可能行使其监察权，乾元元年(758)只得予以废除。同年稍后，设置观察处置使。从此或以节度使兼观察使，或以观察使兼防御、团练等使。节度使或观察使的辖区称为一镇，也称为一道。这种道大至十余州，小或二三州，分划时有变更，肃宗乾元(758～760)时共有四十四道，德宗贞元(785～805)时共五十道，宪宗元和(806～820)时共四十七道。采访使虽已废除，但十道、十五道作为地理区划名仍沿用不废。故贾耽所撰地理总志仍以《贞元十道录》为名；杜佑《通典·州郡典》中叙唐制，仍作“分天下为十五部”。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虽按当时实际政区京兆、河南二府及华、同二州与四十七镇叙述，也仍依十道编排；所绘全国地图亦称《元和十道图》。《旧唐书·地理志》载及乾元以后增改，仍依十道编次；《新唐书·地理志》所叙州县乃唐末制度，仍依十五道编次。
862年（懿宗咸通三年），岭南道划分为东、西道[4] 。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沿唐制分全国为河南、河东、河北、关西、剑南、淮南、峡西、江南东西、浙东西、广南十道。至道三年（997），改为十五路。辽置五京，各为一道，下辖府、军、州，大抵仿照唐制，随宜设官，各道不一，有盐铁、度支、转运、安抚、处置等使（见辽五京）。
元朝
元朝创建行省，合并宋朝的路，将各路大面积合并。
元代的道是在中书省、行中书省和路府之间设置的地方区划。有以下两种：
①肃政廉访司道。为监察区划，属御史台与行御史台。廉访司除监察地方行政外，还兼理农事。每道置廉访使二人，正三品；副使二人，正四品；佥事二至四人，正五品；经历以下二十八人。每年除二使留司以总制一道外，副使以下分莅郡县按治。肃政廉访司本名提刑按察司。世祖至元六年(1269)置山东东西道、河东陕西道、山北东西道及河北河南道四道，属御史台。其后累有增减。二十八年改名肃政廉访司。成宗大德年间定为二十二道：中书省境分设燕南河北道（治真定路，今河北正定）、山东东西道（治济南路，今山东济南市）、河东山西道（治冀宁路，今山西太原市）三道。辽阳行省只设山北辽东一道（治大宁路，今内蒙古宁城县西）；河南江北行省分设江北河南道（治汴梁路，今河南开封市）、淮西江北道（治庐州路，今安徽合肥市）、江北淮东道（治扬州路，今江苏扬州市）、山南江北道（治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四道。三省共八道，隶御史台，称内八道。江浙行省分设江南浙西道（治杭州路，今浙江杭州市）、浙东海右道（治婺州路，今浙江金华市）、江东建康道（治宁国路，今安徽宣城）、福建闽海道（治福州路，今福建福州市）四道。江西行省设江西湖东道(治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市)。 湖广行省分设江南湖北道（治武昌路，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岭北湖南道（治天临路，今湖南长沙市）、岭南广西道（治静江路，今广西桂林市）、海北海南道（治雷州路，今广东海康）四道。三省共十道，称江南十道，隶江南行御史台（治建康路，后改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市）。陕西行省设陕西汉中一道（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四川行省设西蜀四川一道（治成都路，今四川成都市）。甘肃行省设河西陇北一道（治甘州路，今甘肃张掖）。云南行省设云南诸路一道（治中庆路，今云南昆明市）。四省共四道，称陕西四道，隶陕西行御史台（治安西路，后改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市）。
②宣慰司道。为中书省、行省的派出机构，与分省相类似，是为了弥补省区过大，政令行使不便的一种措施，设置在离省会较远的地方，作为中书省、行省和郡县之间的承转机关，而省会附近的路、府、州、县，则直隶于省，不设宣慰司道。有军旅事时，又兼都元帅府。每道置宣慰使三人，从二品；同知一至二人，从三品；副使一至二人，正四品；经历以下三至五人。元代宣慰司道累有增减。延佑以后至正以前有十一道，分隶中书省和五行中书省：中书省境内有山东东西道（治益都路，今山东益都。领益都、济南、般阳府三路及宁海州。有今山东大部）、河东山西道（治大同路，今山西大同市。领大同、冀宁、晋宁三路。有今山西全省和内蒙古部分地区）。河南江北行省境内有淮东道（治扬州路，今江苏扬州市。领扬州、淮安二路及高邮府，有今江苏江北大部和安徽江北一部）、荆湖北道（治中兴路，今湖北江陵。领中兴、峡州二路、安陆、德安、沔阳三府及荆门州，有今湖北江汉平原及郧水流域）。四川行省境内有四川南道（治重庆路，今四川重庆市。领重庆、夔州二路和绍庆、怀德二府。有今四川东部及东南部）。江浙行省境内有浙东道（治庆元路，今浙江宁波市。领庆元、衢州、婺州、温州、台州、处州、绍兴七路，有今浙东、浙南地区）、福建道（治福州路，今福建福州市。领福州、建宁、泉州、兴化、邵武、延平、汀州、漳州八路，有今福建全省）。湖广行省境内有湖南道（治天临路，今湖南长沙市。领天临、衡州、道州、永州、郴州、全州、宝庆、武冈、桂阳九路和茶陵、常宁、耒阳三州，有今湖南大部和广西小部）、广西两江道（治静江路，今广西桂林市。领静江、南宁、梧州、浔州、柳州、思明、太平、田州、来安、镇安十路，郁林、容、象、宾、横、融、藤、贺、贵九州以及平乐府和庆远南丹溪洞安抚司，有今广西大部）、海北海南道（治雷州路，今广东海康。领雷州、化州、高州、钦州、廉州五路和南宁、万安、吉阳三军以及乾宁安抚司，有今广东湛江地区大部、海南岛和广西钦州地区大部）。
元末，又分出许多行省，如中书省分出山东行省，江浙行省分出福建行省；有些行省区域过大，又划置分省，如福建行省内置建宁、汀州、泉州分省。可见，元末行省制也已开始混乱。
明朝
明代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与都指挥使司事务繁剧，辖区广大，遂由布政使、按察使的同僚分司管理部分专务或一至数府州的民政、监察和军事事务，此即被称为道。其名称不一，按系统划分，有布政分司道和按察分司道，按职掌划分，有分管专门事务的道和管辖地区（府州县）的道，后者又有分守道、分巡道、整饬兵备道之分。
明朝建立后，撤销了行中书省，改设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行省，简称省。明朝有两京十三省。哪十三省？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江西、湖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5] 。
布政分司道，由布政司参政或参议担任。司专门职务的道，有督理粮储的督粮道，设于十三省；有管理户籍、赋役黄册的督册道，设于江西、陕西等省。管地区的道即为分守道。始于永乐年间，先命方面官巡视民间，后定参政、参议分守各属府州县，负守土之责，处理例行地方事务。
按察分司道由按察司副使（副宪）或佥事(佥宪)担任。司专门职务的道，有分理学政的提督学道，有清理卫所军伍的清军道，有管理驿递的驿传道，均设于十三省。另有屯田道，以及浙江的水利道、河南的河道、山东的招练道、陕西的抚治商洛道、湖广的抚民与抚苗道，以及盐法道、监军道等，管地区的道包括分巡道与整饬兵备道。前者始于明初，洪武十五年(1382)置府州县按察分司，以五百三十余人为试佥事，每人巡按二县；二十五年改置按察分司为四十一道。主要职责为监察地方吏治，整肃纲纪。后者始于洪熙年间，设参政、副使等协助总兵官署理文书，商量机密。兵备道副使、佥事，俗称为兵宪。弘治十二年(1499)，因地方军事长官为武臣，权任较轻，因而派宪臣整饬兵务，始正式设江西九江兵备，总辖江防及鄱阳湖防，以后又陆续添设，多在边区。正德年间中原发生刘六、刘七起义，嘉靖末年倭寇日剧，遂发展至内地及东南沿海各省。其主要职责为训督地方军务。
各省的分守、分巡、兵备道数量不一，一般每省有分守三至七道，分巡一至五道，兵备二至七道，但陕西多至十余道。每道辖一府或二三府不等，与邻省交界处的道所辖府、州、县与省境有时不相一致。各道都有固定的驻地，以所辖府州、地区及驻地等为名。分巡及兵备道也有以职掌为名的，其他还有边备道、兵巡道等名称。各省分守、分巡、兵备道的分道、驻地、名称、辖地也不尽相同，少数分守兼分巡或兵备，分巡兼兵备，兵备在中叶以后大都兼分巡。兼管专门职务的，另加专务名，如兵粮道或兼管水利、屯田、盐法、驿传等名。
两直隶直属六部，不设布政、按察二司，境内各道由邻省布、按二司带管。北直隶密云道、大名道、天津道、霸州道，由山东带管；易州道、口北道、昌平道、井陉道、蓟州道、永平道等，由山西带管。南直隶太仓道、颍州道、徐州道，由山东带管，苏松道、漕储道、常镇道、庐凤道、徽宁池太道、淮扬道，由浙江、江西、湖广三省带管。
分守、分巡、兵备诸道因事添设，废置变动较多，据《明会典》、《明史·地理志》、《明会要》诸书记载的不完全统计，有分守道六十一，其中一道兼分巡，二道兼兵备；分巡道四十一，其中二十道兼兵备；整饬兵备道八十三，其中二十九道兼分巡。各道的职责亦有不同，但实际上没有严格的区别，大都相互交错。分守、分巡道可节制所属州县卫所，分巡道可管粮储、水利、盐法，兵备道也可管水利、屯田、盐法。
清朝
清初承袭明制，地方行政机关分省、道、府、县4级，但将明时的布政使司正式改称为省[4] 。
道制到清代逐渐完备，如明代两直隶各道分属邻省带管，清代北直隶成立直隶省，南直隶分置江苏、安徽二省，均设置了布、按二司，就不再有带管寄衔的制度；又如乾隆十八年(1753)取消了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名称，只称道员（即守道、巡道），较明代简易划一；各道官员不再由布、按二司的佐吏兼任，道员皆为正四品，由兼衔变为实官。 清还对明代以来的道加以调整。康熙六年(1667)，就裁并守、巡道一百零八。尔后雍正、乾隆时虽略有增设，但较明代为少。乾隆时期，全国共置守、巡道七十九道。即直隶省七道，山西省四道，山东省三道，河南省四道，江苏省四道，安徽省二道，江西省四道，福建省五道，浙江省四道，湖北省四道，湖南省四道，陕西省五道，甘肃省八道，四川省六道，广东省五道，广西省三道，云南省四道，贵州省三道。此外还有掌管专门事务的山东督粮道、河南督粮道、浙江督粮道、湖北督粮道、湖南督粮道、广东粮驿道、苏松粮储道、江安督粮道、江南驿盐道、山东运河道、江南河库道、福建盐法道、云南驿盐道，共计九十二道。
自此历嘉、道、咸、同四朝，守、巡道的设置基本未变。至光绪年间，新疆及东北地区相继建省，即在新疆省设三道，在奉天省设四道，在吉林省设四道，在黑龙江省增设三道。在此期间某些省的道又有所增减，故至宣统年间，全国共有守、巡道八十四道，其分布为：奉天省四道，吉林省四道，黑龙江省三道，直隶省七道，江苏省四道，安徽省二道，山东省三道，山西省二道，河南省四道，陕西省三道，甘肃省六道，新疆省四道，福建省三道，浙江省四道，江西省三道，湖北省四道，湖南省四道，四川省四道，广东省六道，广西省四道，云南省五道，贵州省一道。 乾隆十八年定制，各道长官为道员，正四品。属官有库大使、仓大使、关大使，此外还设典吏若干人，协助道员管理日常事务。清初，只有布、按二司以上官员方可封章奏事，雍正乾隆以来，各道“俱准其照藩臬二司一体具摺奏事”。嘉庆四年(1799)又重申了这一作法。知府及其以下州、县各官奏事，必须经由道员批转。道员成为地方大员。 此外，清代守、巡道的区别日益缩小，打破了过去守道只管钱粮，巡道只理刑名事件的规定。如河南分守河北道、分巡南汝光道等道不仅管所辖地方钱粮事宜，还管理刑名事务。光绪年间设置的新疆分巡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则督饬所属水利、屯垦、钱粮、刑名事件，抚驭蒙部，弹压布鲁特，稽察卡伦。此外守、巡道兼管兵备、粮、盐、茶、屯田、水利、关务等事务，不仅可以管辖府、州、县文职官员，同时可以节制所辖地区的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武职。从其职权看，道已成为省与府之间的一级行政组织。
除守、巡道外，清沿明制，设置了若干负责地方专门事务的道，主要有：
①提学道（督学道），管理一省学政。由各部进士出身的郎中选用者，为提学道（后称顺天学政），带按察司佥事衔。由翰林科道选用者为学院。清初，除直隶和江南两省设学院外（顺治十一年，1654年，江南曾改为提学道，康熙二十四年后改为学院），其余各省皆设提学道。康熙二十三年浙江提学道率先改为学院。四十一年以后，云南、贵州、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山西、江西、四川、陕西诸省提学道相继改为学院。雍正四年(1726)规定，提学道一律改为学院。凡由部属选用者，一律加翰林院编修或检讨衔。自此不设提学道。
②驿传道，管理各省驿站事务。清代多不专设，其驿站事务，直隶省为按察司兼管，其余各省为粮储道或盐法道兼理，唯甘肃省专设驿传道。自乾隆四十三年起，各省驿站事务由按察司总管，各守、巡道按其所属府州县分司其事。四十四年，取消甘肃驿传道，改为兰州道。光宣之际，各省驿传事务由劝业道兼理。
③河道，管理治河事宜。专管河务的有直隶永定河道、山东河道和江南河库道（河道总督管辖）。其他河道事务，由守、巡道兼理。有直隶清河道、通永道、天津道、大名道，山东兖沂曹道，河南开归道，江苏淮扬道和淮徐道。咸丰三年(1853)省江南河库道，永定河道，运河道也于光绪末年裁撤。 ④兵备、屯田、水利等道，清代亦不专设。凡紧要地区的守道、巡道多加兵备衔，先后加兵备者达八十余道。顺治年间曾于湖广、江西、江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省设置兴屯道，主持开垦荒地。不久撤销兴屯道，其屯务交守、巡道及州县官吏管理。屯田、水利、茶马事务除当地守、巡道兼管外，粮道、盐道也兼理县事。如甘肃兰州道、巩秦阶道，兼管屯田和茶马事务。浙江杭嘉湖道、江西粮道，等等，皆兼管水利。
⑤粮储道(督粮道)，专管各省粮务。有督运漕粮之责的称督粮道，如苏松、江安及山东、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诸粮道，掌监察收粮及督押粮盘为漕运总督管辖。与漕运无关无督运之责的粮道，如福建、陕西、广东、云南、贵州及甘肃巴里坤等粮道称粮储道。有些粮道兼管驿传或盐法事务称粮盐道或粮驿道。有些粮道兼管地方，山西粮道负责盘查僁、辽泌洲钱粮，江西粮道兼巡南昌、抚州、建昌三府，云南粮道兼巡云南武定二府州等等。光绪、宣统间，各省粮道大部裁撤，仅留苏松、江安、浙江和云南粮道。
⑥盐法道，掌管督察盐的生产和行销事务。清初曾于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山西、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湖南、广西、云南等省设盐法道。盐法道除兼理粮、驿事务外，也兼管地方，如江西盐法袁瑞临道、湖南盐法长宝道、湖北盐法武昌道等等。乾隆以来，盐法道多有裁撤，至宣统三年(1911)各省盐务统归盐政大臣，不设盐法道。 ⑦海关道，同治九年(1870)设天津海关道，驻天津府，专管对外交涉事宜。兼理关务的守、巡道有山西归绥道，奉天锦新营口道，吉林东南路道、东北路道，江苏松太道、常镇通海道，安徽皖南道，云南临安开广道。
光绪末年实行“新政”，于各省添设巡警和劝业两道。巡警道，管理一省巡警治安事务，除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外，其余各省皆设。劝业道，管理一省工、商、矿及交通事务，除黑龙江、新疆二省不设外，其余二十省皆设。
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时期，道是省与县之间的一级地方行政组织。1913年1月8日设，1924年7月1日废。基本沿用前清旧制。各省所辖道数和各道所辖县数不等。治所在省会的称首道。全国各道分为六类三等。首道和地方形势紧要而治理繁难的称繁要缺；地处边陲而又形势险要的称边要缺；以上两类属第一等。辖县较多、财赋较富，或辖虽少而事务繁剧的称繁缺；地处边区而形势重要的称边缺；地当冲要或辖有重要商埠的称要缺；以上三类属第二等。辖县较少、政务较简，或财赋较少的称简缺；这一类属第三等。全国共计九十三道，计一等三十八，二等三十九，三等十六。各道行政首长初名观察使，1914年 5月23日改称道尹。其职权主要为颁行单行规程、监督所辖官吏、节制调遣地方武装、奉行上级委办事务、出巡等。道署初名观察使公署，1914年 5月23日改称道尹公署，分置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四科，各科设科长一人，科员若干人。
天文 水利 历法
首先你要知道自然科学和科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自然科学 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认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认识的任务在于揭示自然界发生的现象和过程的实质，进而把握这些现象和过程的规律性，以便控制它们，并预见新的现象和过程，为在社会实践中合理而有目的地利用自然界的规律开辟各种可能的途径。 四大发明就是认识自然的结果，用来指导实践。还有【齐名要述】也是。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但从运用方面来说，可以称其为自然科学的。因为自然科学或者是科学的重要价值就是在于运用，只要运用好了就是科学。至于我们没去深入研究其中的本质，是因为我们的哲学体系是天人合一，是宏观的现象。我们只考虑宏观的事物，对于本质问题等微观的事物，是不在考虑范围中的
自然科学的基本要素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一般的科学常识；（2）对自然科学中一门或几门学科的基本内容有较系统的理解，从而对科学方法、科学态度有所体会；（3）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某些趋势或动向有所了解。这些基本要素在参与经济、科技等政策性研究时具有重要作用。
古代中国只有科学成果没有自然科学
最可能有的是数学
因为史实是中国数学曾经比较先进，比如九章算术，周髀算经，都是很早的数学丛书，还有中国人都知道的祖冲之同学
因为中国古代是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迷信天命，有专门的天文官员，比如张衡，而为了精确计算星座的变化，数学是必须仔细研究的
张衡
（78～139） 东汉科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字平子。河南南阳西鄂（今河南省南召县石桥镇）人。少游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通五经”，“贯六艺”，永初五年（111）徵拜郎中。自元初二年（115）至永建初，两次为太史令。精通天文、历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水力转动的浑天仪和测定地震的候风地动仪。在天文学理论方面，张衡是“浑天派”的主要代表。关于天地之起源，他认为天地未分之前，乃是一片混沌，既分之后，轻者上升为天，重者凝聚为地，阴阳相荡，产生万物。他还第一次正确地解释了月蚀形成的原因，认为月光是日光的反照，月蚀是由于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的。他依据当时的天文学知识，肯定了宇宙的物质性和无限性。张衡把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和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其著作收集在清严可均所编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
英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院士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保持一个让西方望尘莫及的发展水平，中国科学发现和发明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古代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应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1〕这是李约瑟难题之一。笔者在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和前人相关资料后，想从古代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中来认识这一问题，力图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回答。
一 中西科学技术比较观之浅议
所谓科学技术的比较观，就是对比较两种科学技术所持的基本观点、思路和方法，是关于对科学技术进行对比的方法论之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对一些事物做出选择或比较，有些是直截了当的，如“甲比已好”，显然主体把甲和已进行了对比后而说的；而有些是不经意的，我们能从语言和行动中推测出来主体所做出的结论或选择是经过了比较的，但主体可能却没有明确表示其比较意向。如“甲优秀（或好）”单从这一句话，就可看出主体是把甲和其它事物经过比较后而说的。还有我们常常做出一些选择，如 “舍生取义” “舍近求远”“舍鱼而取熊掌”等这些都是经过主体比较了的。“舍身”是因为“义”比“生命”更重要；“舍近”是因为“远”比“近”更合适；“舍鱼”是因为还有比“鱼”更好的“熊掌”。既然比较是一种常见现象，那么我们在对事物进行比较时，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遵循那些基本原则呢？
（1）属性相同。我们常说的“可比性”就是指被比较的两种事物在属性上应当是同类别的，不同类别的事物一般不能作以比较（当然分类标准应当同一）。如把甲物体的质量和乙物体的体积做比较就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区分出来二者在两个不同属性上的差异来。因此要比较两个事物在某一属性上的差异，必须就两事物的同一方面的属性去比较才是有意义的。
（2）时期（阶段）相同。在对两个事物同一属性进行比较时，有时这一属性的历史跨度比较长，中间可能分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事物的属性也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对同一属性领域的同一历史阶段去比较才是有意义的。如要比较中西科学特征，由于科学的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同一地域在不同历史阶段科技状况不同，同一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的科学发展也不相同，又由于中西历史阶段不完全对等，社会形态不统一，自然科学本身又具有中立性，所以不能苛求在同一社会形态背景下进行，只能按照历史时代来划分整个科学史，根据科学史的通常分法，一般把整个科学史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与本文有关的只是古代和近代，对古代史欧洲还又分为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两部分，我们统一把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归到古代（包括中世纪时期），把中世纪以后的历史统一归到近代。拿历史纪元来说，可能更准确些，即把17世纪以前统一划到古代史，17世纪到19世纪为近代，19世纪以后为现代。
（3）坚持联系的观点。要分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必须联系中西方在古代的科学基础，由于科学技术具有传承性，后来的科学总是在先前的水平上发展的，所以不能孤立地割断这种联系，而只片面讨论某一历史时期的科学和思想，这也是科学史的辩证法。
二 对中国科学发展在明清之际落后于西方的再认识
现代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关于落后的起始时间许多人认为始于明清之际，大约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为止，中间有二百年左右的过度期。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在宋元时期，科学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数学和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也是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宋元时期对应的历史时间段是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而这个时间段对应西方欧洲的却是黑暗的中世纪。
（1） 欧洲中世纪简况。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了封建社会， 历史学通常把西罗马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千年称为中世纪，而科学史稍有不同，一般是指古希腊罗马文明结束到欧洲文艺复兴这一千年的时期，大约是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欧洲科学由于遭到基督教神学的压制和迫害沦为神学的婢女，任何揭示自然奥秘的科学思想只要不符合宗教教义都会被斥为异端学说而遭到镇压。尤其是当基督教被立为国教以后，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垄断了整个精神生活。教会这种一教遮天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必然会敌视、压制以对自然的自由探索为己任的科学。其中最突出的证据就是藏书达70万册，珍藏着人类古代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世界第一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曾两度遭到基督教徒的焚毁，以及由柏拉图创建，持续了900多年的希腊学术大本营＿＿柏拉图学院被封闭（公元529年），这标志着欧洲古典科学文化的终结和科学史意义上的欧洲“黑暗中世纪”的真正开始。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发现了古希腊文明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在这种环境下，科学知识难有生根发芽的土壤，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当然阻力重重，停滞不前。
（2）对在中世纪时期中国科技领先的思考。
由于欧洲在中世纪特殊的社会环境，科学技术不可能在这时期有大的发展，出现倒退也是不足为怪的。相形之下，中国在从秦朝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之后，一直到明清之前，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平稳渡过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转折和变化，科学技术的生存环境相对宽松，统治阶级对科学技术至少还没有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在某一朝代君主贤明，政策得当，科学技术还会出现蓬勃发展之势。如中国的汉唐及宋元时期就是例证。如此说来，中国从汉唐以来长达近千年领先世界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制度无不有关。也就是说在中世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还是能适应科技发展的，从而出现了唐宋时期科技发达的史实；而欧洲此时却一蹶不振，进入昏睡状态。由于欧洲的停顿才显示出中国科技的一枝独秀。而我们的古人此时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相对意义上的独领风骚，是一种占天时之利而领先的话，那么他们也许会冷静分析，在这种没有竞争对手的领先背后，是否还潜藏着制约科学发展的不利因素？也就不至于那样盲目乐观，以“泱泱大国舍我其谁”的态度而自居。这种夜郎自大、目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使中国从宋朝以后忽视科技的研究和发展，不思进取，满于现状。如果当时有人把中西科技作个比较，分析他们各自的优缺点，能认识到西方科技有哪些潜在的优点，中国科技还存在哪些不足，那么中国近代科技史就有可能改写了。为此，我们就不能仅局限在明清之际找原因(明清时候科技落后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国人也渐渐认识到这种差距罢了)，而应当从比较中西古代科技特点入手，查找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近代科学的特征都有哪些。
三 近代科学的突出特征
（1）分科研究
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古代人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不同，近代自然科学把自然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例如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或者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等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科学家已不再关心古代自然哲学所讨论的那些诸如世界本原和运动的源泉问题，而是着眼于自然界的特殊的具体问题，探索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
（2）近代自然科学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
近代每一门自然科学都要依据观察实验所积累的材料对探讨的自然现象提出理论上的解说和说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不像古代学者那样依靠哲学思辨对自然界提出种种猜测，也不像古代工匠那样仅仅追求某种实际的目标(如制造某种产品，改进某种技艺)，他追求的是对自然界的理解。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要求必须把自然现象从实际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实践中抽取出来，在人为控制下加以研究，这就是近代自然科学所开创的实验方法。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独立的实践活动从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为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一个最切近的基础。恩格斯在总结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时指出：“现代自然科学与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的消逝了的发现相反，他唯一的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2〕。这段话指出了近代自然科学与古代自然科学的重大差别。
四 中西古代科学特点之比较
1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
（1）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特点
古希腊自然哲学包容哲学和早期各门自然科学，那时哲学和自然科学还没有“分家”，没有单独分立的学科，后人为了研究方便把有关世界本原论以及对于运动一般规律的认识提列出来归到哲学里，形成自然哲学独特的认知领域。无论是关于物质构成的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还是阿拉克萨哥那的“种子说”以及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学说，都把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后来转移到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层面上。后期的“原子论”的思想已经接近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基本思想，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创立者道尔顿承认他的原子论得益于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思想，大科学家牛顿也认为古代“原子论”对它的科学研究影响很大。这是因为从整体论到单元个体论，不仅仅是认识层次的变化，同时也是认识方法的变化。如果说整体论采用的是综合法，那么“原子论”用的就是分析法。而近代科学总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分析法或分解法。比如研究对象从单个物质进入到单个分子，从单个分子又进入到单个原子，从单个原子又进入到原子核，从原子核又到基本粒子(质子、中子、电子)，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夸克层子水平上了。认识层次的逐渐分化是近代科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个思想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原子论，没有原子论也就没有今天的各种学科。
（2）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是带有浓郁思辨性质的自然观。如”阴阳说“主张阴阳和谐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五行说”则认为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组成，元素之间“相邻相生，相间相克”；柳宗元的“元气说”认为万物都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成，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原因，张载认为“凡象，皆气也”，并提出“一物两体”“不有两，则无一”的矛盾论观点；王夫之的“方动方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理论阐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总之，我国古代自然观更多讨论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和对运动规律的思辩解说，纯粹是各家的主观臆测。对事物的认识是从整体角度考虑的，注重的是辨证统一。对问题的讨论也只是泛泛而谈，不作深究。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那时不可能出现象古希腊“原子论”那样的思想，而且这些辩证思想与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没有多大的联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有中医学是个例外。
2。数学方面的比较
古希腊人喜爱几何，注重数学推理和证明。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大数学家，他们崇拜数学，尤以柏拉图为最。他曾在他创办的“柏拉图学院” 门口写有“不懂数学者不准入内”的牌子。到了后期，欧几里德将所有几何命题通过一组公设推导出来。他的《几何原本》把古希腊数学推向理论最高峰，开创了公理化方法的先河，使数学理论首先达到体系化，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在古代中国，数学基本上是一门实用性科学，学科的发展随生产实际的需要而变化，多为条块分割型的，而且集中在代数领域；而在古希腊，数学不但着重于向理论方向发展，遵循严密的逻辑形式，而且创建了一些研究数学理论的基本方法，如归谬法、归纳法、演绎法、公理化法等。而中国古代数学在这方面却是个空白，虽然中国古代数学成就不斐，但偏重于代数运算，算法很高明，却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体系，知识比较零散，各部分关联性差，没有形成体系，而且还集中在代数领域，几何方面似乎羞于启齿，即使计算结果的精确度异常的高。如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π<3.1415927之间。无论是《九章算术》，《周髀算经》，还是《海岛算经》、《测圆海镜》、《四元玉鉴》等都是在算法上精益求精，力求数字的准确。这与中国古代重视农业生产应用，重视天文观测应用有关。
3逻辑方法的比较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论述了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其中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系统化运用逻辑推理的范例，《工具论》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虽然我国战国时期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中也采用了多种形式的逻辑推理，如二难推理、类比推理、假言推理或它们的组合，但都仅限于社会学说领域，自然科学中没有看到使用逻辑推理，而且即使士大夫高谈阔论中运用了逻辑推理，也难以保证逻辑推理就成为科学研究的普遍工具。史实是在中国古代的数学等自然科学中，找不到用逻辑推理形成公理化体系的著作。而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志是以科学实验与数学证明的结合为特征，这似乎与社会学说运用逻辑方法关系不大。把逻辑推理上升到理论层面上进行系统总结，这只有在古希腊科学中才能看到，而中国古代的科学缺少这种特殊的东西。
由此来看，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思想理论虽然有明显的相似性，特别是对世界本原的看法，无论是中国的“五行说”，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很难说它们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但是古希腊自然哲学遵循形式逻辑原则，力求形式的圆满；而中国自然哲学遵循辩证逻辑原则，注重哲理的思辩，不考究命题在形式上的统一；西方科学有一种刨根究底，穷追不舍的精神，注重单个因素的作用；而中国科学一直把和谐统一作为最高境界，注重整体的完整一致，忽视个体的力量。这种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古代的自然哲学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种是自然哲学进一步理论化，形成严密的符号逻辑系统，并和严格的实验相接合，形成自然科学理论；另一种是进一步抽象概括，和道德观念相结合，形成远离自然科学的伦理哲学。结果，西方走上了第一条道路，而中国走上了第二条道路，中国哲学最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说教的工具，而自然科学一开始就缺乏严密的理论指导，只凭经验和需要选择研究方向，所以难以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4。古希腊有物理学，物理学研究初具成果和规模。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学专著，它使物理学成为一门学科而建立起来。阿基米德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在于他总结了一套科学研究物理学的方法。他既重视观察和实验，又重视严格的逻辑推理；既分析物理现象，又注意用数学方法论证，在他那里体现了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完美结合。而近代自然科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实验方法结合数学理论。由此可见，从阿基米德时期就已经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端倪。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还没有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实验和严密的数学方法基础上的物理学，没有独立的物理学科。尽管《墨经》中有关于光、磁、力等现象的记载，但只限于定性探讨，似观察记录，未分析论证原因，没有形成规律性认识。这和古希腊物理学相比，实在不及。而且墨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持久的作用力量。墨家的科学传统遭到“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政策扼杀，中途夭折，这是物理学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墨学主张：“非攻”“兼爱”“尚贤”为统治阶级所不齿。《庄子天下篇第三十三》说墨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己之大顺----生不歌，死不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柰天下何”〔3〕。墨家在封建社会诸子百家中，由于不谙世事，独法自然，不群于政道，为统治阶级所不屑，虽有点滴功绩，但结果可悲，为后来弟子不循，故其渐趋衰灭，后继无人，自绝于世。墨家学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源地，此说绝迹，不可谓不是一大损失。封建统治阶级以及文人学士乐于政道，尚治国安民之策，对无关其痛痒的“方伎”(技术)不予重视。李约瑟在研究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后认为：“在明代以前，似乎只能例外地发现某一重要工程师在工部任高级职务。这可能是由于真正的工作总是由文盲半文盲的匠人手工艺人去做，最大的发明家无意来自平民匠师手工艺者，他们从来不是官员，甚至连文人也不是-----有时甚至找不到这类人的姓名”〔4]。 18世纪法国传教士认为，中国科技不发达，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科技不能使他们升官发财而不愿从事科技。(墨子就是例证)加之，封建社会从明朝以后推行科举八股制度，尽揽天下文才，这些文人多数只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对科学技术知之甚少。而那些技艺精湛者，善于“天元术”者，未进缙绅之列，得不到重用，才能得不到发挥。自始至终，封建统治阶级精于治世，而疏于制“天”，这是中国传统的缺陷。
从欧洲古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古希腊科学在思想和方法方面已接近近代科学的特征，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在于给后人留下了伟大的物质文明，而在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研究方法，这才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5〕。古希腊科学偏重理论思维，讲究思维方式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中国古代科学在这方面却先天不足，这不能不是制约它发展，与近代科技失之交臂的原因。这样说来，早在明清之前，即使在宋元时期，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科技由于自身的缺陷，已经限制了它继续发展的势头。这才是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 对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性再认识
一提到中世纪，人们总认为一团漆黑，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只有从时间上划界，才能说清楚。科学史一般把中世纪时期分为两段，公元11世纪以前的五百年为前期；11世纪至15世纪为后期。中世纪的前期，科学遭到教会血腥镇压，几乎一片空白，是真正的黑暗期；中世纪后期，特别是当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找到了他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后，科学技术有了复苏，是中世纪的苏醒期。
（1）古希腊文明失而复得
尽管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禁锢无以复加，但古希腊科学思想还是被人们偷偷地保存下来了。由教士本尼狄克创立并为天主教教皇格里高里一世所发展的修道院制度，为欧洲在黑暗时期保存了少许文化知识，早期的修道院后来也变成了大学。罗马贵族波依修斯用拉丁文翻译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纲要和注释，是早期欧洲人所了解的仅有的希腊科学，科学以微弱而顽强的力量存活下来[6]。自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人那里发现了古希腊文化以后，欧洲人在他们祖先的文明面前惭愧万分，他们积极向阿拉伯人请教，学习东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办译馆，开书院，走出去，请进来，到了13世纪就已经全部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如动力机械技术，熔炼铸铁技术，造船技术，火药火炮技术等。这些技术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欧洲人思想解放的进程，他们极力想冲破教会的束缚，重温昔日的辉煌。所以中世纪并不是科学的大毁灭，它酝酿着一场科学革命即将到来。
十三世纪对应的时代大约是中国的元朝，此时正值朝代更替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如果要界定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准确时间，恐怕不是在明清之际，而是在此以前的十三世纪就已开始了，因为此时中国人的思想和欧洲人相比已经远远落后了。尽管元朝还出现了富足繁荣的景象，但这是大宋时期全面发展的余辉，是发展的“惯性”结果，就像跑的很快的车，一下子要让它停下来是不可能的。十三世纪的欧洲却像蓄势待发的跑车，已经进入了比赛的场地，只等清道夫清除掉路障就可一展风采了。
（2）世俗大学的建立为欧洲科技起飞和科学革命准备了力量。
十一世纪后期，意大利成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大学，此后，欧洲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大学，如牛津大学（1168）和剑桥大学(1209)及巴黎大学(1200)等。至十四世纪末欧洲已有65所大学[7]。这些大学成为当时学习和交流科学技术的专门学术机构，为欧洲科技起飞，也为近代科技在欧洲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从大学开设的课程来看，既包括人文学科，也包括自然学科，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天文、音乐、法律、医学等一应俱全，在校学生多达千人，学制5-6年，这些大学同时也为欧洲的科技革命提供了生力军。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将有三分之二都是以前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如罗吉尔·培根、达芬奇、哥白尼、薄伽丘、塞万提斯、布鲁诺等。而与此同时的中国高等教育还袭用以前的“程朱理学”，“四书”“五经”千古不变，“农医天算”悉听君便，自然科学始终屈从于人的实用意图，不但起步较晚，而且时兴时废，完全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那时连办新式大学的想法都没有，这不能不是一个差距。
（3）欧洲中世纪已有了近代科学实验思想的先驱
在中世纪后期，继古希腊阿基米德之后出现又一位科学思想的先驱者――――罗吉尔·培根。罗·培根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在经院哲学盛行的时候，他大胆地卓有见识地提倡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用实验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界。他说“聪明人通过实验来认识理智和物质的原因，没有实验什么东西也不能令人满意地得到理解”。〔8〕罗·培根在重视实验的同时也很重视数学，他认为经验的材料必须用数学加以整理和论证，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离开数学。我们知道，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以及二者的结合，是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建立的支柱，这样的研究方法在阿基米德那里已见开端，罗·培根把它提到了原则的高度，如果说古希腊科学离近代科学已是一步之差，那么中世纪后期就已到了科学的边缘。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的理论优势加上中世纪科学思想的先入为主，造就了近代科学诞生的温床，科学选择了欧洲正像欧洲选择了科学作为文明复兴的法宝一样，都是理所当然的。
六 结束语
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既是一个谜，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可能存在单一的终极原因。如果从科学自身去找原因，可能会最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把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分为外因和内因，那么古代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就是内因；如果把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分为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那么中西科学特征的差异就是主因，科学自身的缺陷和封建统治阶的不予重视是形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根源，而科学的缺陷主要集中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逻辑理论思维的欠缺是古代中国科学的制约因素。本文只从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探究这一难题，意在突出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对一个民族和地域的科学发展意义重大，希望有关部门能以之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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