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国落后西方，谁是祸首？
孔夫子作为中国儒学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封建社会被奉为经典，受人推崇，历代君主都要大力宣扬儒学思想（是这么一回事吧？）。我觉着单从论语这本书来看，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可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开始后，要批判孔子呢？为什么要批判这位大圣人呢？如果他的思想是错误的（尽管我看不出来呀！）那为什么如今又重新推崇开了呢？
简单说，一切变化都来自于中国近代的不自信，也反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准。
1。孔子是个善良的可爱小老头，有点象胡耀邦，他的思想好坏，对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时是“百家争鸣”，有老子，墨子等等更牛比的人。
2。汉朝“独尊儒家”，是为了借用孔子的部分东西以巩固统治，孔子的本意被歪曲了。无论如何儒教正式从此一统江湖，就如武侠小说一样，哪个流派得到政府支持，这个派别就会成为武林盟主。但是，这个时候的儒教不等于孔子。
3。隋唐有了科举。儒教是考试内容。儒教进一步独大。
4。宋朝：科举，儒教，科举，当官，三位一体，彻底垄断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
5。明朝：把宋朝的变态理学列为科举内容。这也许是因为宋朝的理学发明者性“朱”，而明朝皇帝也姓“朱”，也许和理学更适合维持统治。注意，这个时候的“儒教”或者“理学”，与孔子思想更是相差甚远，明朝曾经禁止孟子的学说，后来因为知识分子反抗，把儒家另一个大人物孟子的书删改80余处，才可以发行。删改的是孟子说了“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
6。清朝和明朝类似，到了晚期废除科举。
7。民国：孙文，鲁迅这些愤青，学识不怎么样，但敢于借助日本等列强的势力“革中国人的命”，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否定，包括孔子，也包括中医。
8。五四运动，愤青继续否定传统文化，后来的文革和此类似。
9。我朝：毛时代，批孔是反封建，但同时更是另有所指，反孔是个借口和幌子。
现在，市场经济，金钱第一，道德败坏，有的人希望用传统文化恢复社会风气，但我觉得这和学雷锋一样，首先是上层人当“雷锋”做“孔子这样的圣人”，否则，百姓会学么？
更有甚者，某些人希望用儒教代替马列主义，让儒教再次成为中国的国教。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喜欢跟风，似乎傍上古人就显得自己深沉有内涵有知识；最后是经济效益，能挣到钱能出名，当一次“芙蓉姐姐”又如何？
中国文化落后了，是事实。文化包含很多方面，比如科技，思想，艺术等等。但是，造成落后于西方的罪魁是儒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再没有其他学派的土壤，和先秦比，汉朝之后基本是一直在衰落，和什么“外族”入侵没什么关系。汉朝之后，朝代好好坏坏，但再好也无法和先秦相提并论，没有本质差别。
为什么中国再也没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辉煌？战乱年代或者和平年代，都没有了。关键是儒家排斥其他学派，最明显的例子是，先秦时代的古籍文化，保存到今最完整的是儒家的玩意。其他学派早被边缘化，直到有的消失了。
儒家一统人们的思维，科举，当官和儒教三位一体，而西方人没事的时候可以作实验玩玩。
我认为，唯一和春秋战国时代有点类似的，是元朝，是真正的世界领先，不那么独尊儒家，也因此，现在被儒教弟子骂的很惨。
儒家和汉武帝确实是祸首。汉朝的科技和政治体制不如古罗马帝国，唐朝和宋朝的科技不如伊斯兰帝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几乎是把所有这些好东西加起来，更有创新。
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正是明朝时代，明朝知识分子在玩理学的八股科举，或者写写黄色小说，中国怎么能不落后于西方？
下面这个文章很好：
-------
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20年目睹之怪现状
李零
（一）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我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大家身边非常热闹的问题。
前一阵儿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红心鸭蛋”事件。鸭蛋为什么这样红？事情比较简单，质监局一查就查出来了，鸭蛋里面放了苏丹红。但我们要谈的事可不一样，后边的背景很复杂。
台湾有家报纸，登过篇文章，题目是《孔子为什么这样红》。它是学我们的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雷振邦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孔子为什么这样红？这是个敏感问题。不了解前因后果，不能理解它。比如，于丹为什么这样红？知识分子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红？不管是高兴的红，生气的红，嫉妒的红——电视广告词：酸不溜丢的山里红。
现在，《论语》走进千家万户，民工发，监狱学，领导高兴，群众欢喜，知识分子不能太孤立，自绝于领导和群众。
有人说，孔子死了，2500年才出了个于丹，太可爱，太可爱；就她把孔子讲透了，讲活了，了不起，了不起。这是捧。
有人说，此人活像一说书的，讲的全是心灵鸡汤，心得是她的心得，跟《论语》有什么关系？夫子之道，全让她糟蹋了，我们得保卫孔子，保卫他的道。这是骂。
还有人，深得中庸之道，说人民群众读《论语》，传统文化被发扬，毕竟是好事，我支持你，但《论语》也分雅《论语》和俗《论语》，人民群众归你管，知识分子的地盘你休想进。我们知识分子讲《论语》，那是另一番天地，我才不带你玩儿。
这三种反应，和我无关。
不错，我是知识分子，但最不乐意戴这顶帽子。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填表，我是群众（群众是集合概念，其实应叫群众分子，和知识分子一样）。群众有什么了不起？人多势众，未必真理在握。我还是群众一分子呢。一分子就是一分子，他们代表不了我，我也代表不了他们。
一本书，一人读，想不到闹出这么大动静。我读《论语》，就是我读《论语》，自己写点读书笔记，讲点个人想法，谁也不代表，犯不着绑上一堆人说事。
现在，举国若狂，复古一边倒，不正常。我的声音太小，但我要大声说给你们听，请大家认真想一想，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二）什么是传统？
“传统”这个词儿，现在地位很高，高得吓人，除了过去的“革命”，啥都比不了，谁敢说个不字？
大家记住了，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神话，将来肯定是笑话。
传统是什么？不就是过去，好的坏的，一锅乱炖，跟现在没什么两样，用不着拔高，用不着贬低。《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儿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留下的东西，什么没有？你别以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叫“孝”。杨伯峻说，“道”是正面的东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了吗？难道我们要改的，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宝贝，最大一件宝贝，是中国人。古今中外，一切遗产，都是为我所用。人吃饭，人是主体。不管什么饭，总是被人吃。饭不能分体用。“中餐为体，西餐为用”，那不是笑话？但我们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浑身的毛病。《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坏都不能拒绝。比如我爸爸的礼物是震颤，我他＊的礼物是过敏。遗传病，年轻没事，年纪大了才暴露。可见就是体，也是好坏参半。
传统，谁都有。比如美国，立国不过200年，家家藏枪，就是传统，所以老有校园枪击案。当然了，溜门撬锁的也要小心，私闯民宅，人家会开枪。
孩子是自己的好，但别人的孩子未必比你差。你排斥人家，人家不排斥你，吃亏的是自己。西方人，开口闭口，言必称国际，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国际二字，背后有霸道，但他们四海为家，气魄比我们大。
（三）西化有什么可怕
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我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哪怕是国产自己造。
我们中国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特别能化人。古书上讲的“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都是讲这类事。就连最不济的宋以来，汉族两次被异族统治，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化了。还有，抗战时，我们讲四大发明，国人称为文化馈赠，很自豪。但结果怎么样？人家学了，却拿船坚炮利来还礼，我们又学他们。
可见，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
中国人的心态很简单，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幻想，说蒙元怎么样，满清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儿，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多少年后，还会大翻盘。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文怀沙说，王鲁湘，你的唐装是满服，我穿和服，才是唐装，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57个少数民族（这话，不仅中国人听了生气，日本人听了也生气）。
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糊涂。
谁化谁，表面是争谁的文化更优越，其实是争支配权。我占有这个势，怎么化都行，什么你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没有，才分彼此，才争高下。想不通的事，换位思考，道理很简单。
中国近代史是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中国文化也挨打，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个国学来，我叫“国将不国之学”。二是剩下一堆国粹，其实是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好像熬药，药被人喝了，留在砂锅里的，全是药渣。原汁原味，本来是药，没有药，只好拿药渣说事。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前一阵儿，各地申遗，什么都申，很多就是这类东西。其实不少是这两年刚造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样，令人自豪，则是我们的国宝。这是真正的宝贝，西化化不动的东西，只能毁而不能造。造出来的都不是国宝。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当然很自豪。古迹、古物和古书，尽管使劲糟蹋，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
古董，很多本来也是普通玩意儿，日用的东西，家家都有。毁的毁，弃的弃，最后剩下来，全是宝贝。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西化的破坏，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价。
文物，摆进博物馆的展柜，都是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糟粕精华，只有进入现代生活的东西，还在使用的东西，才有这类问题。我们把古董摆进展柜，但不必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四）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
前一阵儿，国学网选国学大师。尹小林问我，哪些人算国学大师。我跟他说，举国若狂谈国学，大师不大师，暂且搁一边儿，咱们先得问一下，什么叫国学？
国学是个混乱概念。
什么叫国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国学吗？不是。第一，没有西学，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郑玄不是国学家，戴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国有汉学，同样研究中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很牛。汉学不能叫国学。他们从周边国家讲中国边疆，从中国边疆讲中国内陆，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我们的大师（如陈寅恪），毫无优势可言。当时，五大发现，全和外国人有染，真让国人气短。陈寅恪、傅斯年，他们到外国干什么？就是出去偷艺。他们心里，全都憋着口气：人家看不起，暂时不说话，三十年后，再与他们争胜。
我的看法，国学虽刻意区别于西学，但实质上是“国将不国之学”。它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新学，就连国学家也学，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学——明着不学偷着学。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几乎没有，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所谓大师也很简单，全是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
现在，一般人的印象，读古书就是国学。比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还有钱穆，这样的人才算国学大师。如果这才叫国学大师，很多人都不能算，国学的阵容很可怜。
我的意见，近代学术，有些太新，不算国学，最好归入西学；有些太旧，也不算，最好归入清代学术。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宋人讲的考古学；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清代的小学和考据学。李济、夏鼐，不算国学家；李方桂、赵元任，也不算国学家。
大家说的国学，很多都是不新不旧之学，什么算，什么不算？标准很难定。如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材料是五大发现，全是新材料，他们和法国、日本的学者有不少交流，眼界也很新，这种学问，大家叫国学。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好像不算（地理系，现在归理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算不算，让哲学系一讲，当然算，特别是近代尊孔的名人，更是绝对没跑，肯定都是国学大师，就连释道二藏也算是国学。
大家都知道，史语所的“史”，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语”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这样的学问，都是不新不旧。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也是不新不旧，有些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学。
现在，最奇怪的是，连季羡林都成了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说不是，好事之徒，还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也反映了国学概念的混乱。
（五）国粹多是国渣
国粹是个可笑的概念。
中国古代，两河文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要发达一点。从前的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近代，情况反过来，“鬼子”从海上来，现代化从东南往西北推，屁股变成头。最先进的跟最落后的凑一块儿，反而成了欢喜冤家。西化越凶，才越讲国粹。
古人说，楚地多巫风，江南多淫祀。明清时期的闽越还是如此，拜拜的风气最浓。我们的同胞，漂洋过海，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国人看来，最中国。他们成了中国的窗口。唐人街，舞狮子，舞狮子是汉代传入的外来艺术。港台好武侠，武侠是人文幻想加义和团，专打外国人。好多人说，礼失求诸野，求出来的礼，很多都是这类东西。
中国的国粹是什么？很可怜。全是西化剩下来的东西，有些城里化了，乡下没化，沿海化了，内地没化。中医中药，国剧（京剧）国术（武术），还有中国菜，数来数去没几样。
我们，身上穿的，屋里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见的，几乎全是洋的。我们的词汇，留下了一堆“洋”：点灯用洋油，烧饭用洋火（或洋曲灯），穿衣用洋布，就连梳头洗脸，也是洋瓷脸盆洋胰子。
衣，中国传统，特重发式和衣冠，披发束发，左衽右衽，所以别蛮夷。满人入关，为争这口气，死了很多人。衣服的进化，全世界差不多。早期，裁剪技术不高，全是拿片布，往身上一裹；第二步，才宽袍大袖。紧身衣，类似运动装的衣服，往往和军事、体育有关，特别是骑马，我们叫胡服。所谓深衣、汉衣冠，早就没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大家不爱穿。
食，我们以为特国粹。其实，打新石器时代就粹不起来。烹调方法不说，材料是五花八门。五谷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方原产，水稻是南方原产。历史上，多少动植物，都是引进。比如各种瓜，除了香瓜，多半都是外来。现在的东半球，据说1／4的食物，全是来自西半球。比如辣椒从哪来？烟草从哪儿来？西红柿从哪儿来？红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没有辣椒，还有什么川菜？
住，古城，秦始皇铭功刻石，自诩堕坏六国城郭，我们比他还厉害，拆；城里的胡同四合院，拆；这些年，农村的老房子，也都扒了。我回老家，就连北方的土炕（从新石器时代就使用）也都扒了，年轻人要睡席梦思。
行，也是汽车、轮船、飞机的天下。就连自行车，也是外来，我们老家叫洋车子。
祖宗留下的，还有什么？我是说，生活层面的东西。抓耳挠腮，大家想到了语言。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话写中国人，汪增祺如是说。但就连这事，也要打折扣。研究外来语的都知道，我们的汉语，很不国粹，哲学术语、科学术语、军阶官衔、制度名称，几乎全是外来语（很多都是日本传来的假汉语），甚至语法也大受影响。
唉，就连最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港台的同胞想不开。
（六）国宝要保不要造
中国历史太悠久，地上地下宝贝多。古人说，地不爱宝，稍一动土，就有发现。
古迹古物，和我们的万里河山分不开。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生态，是我们肩上的重任。
我们的地面遗迹，长城、大运河，很宏伟。长城断断续续，运河断断续续，保护起来最费劲。后者的现状非常惨，我亲眼目睹，不是排污渠道，就是垃圾坑。利用南水北调，古的变新的，不像话；不利用南水北调，又没有钱。
中国的考古发掘，年年大丰收，但盗掘也十分猖獗。
传世品和出土品，书画、陶瓷、青铜器，博物馆的收藏很丰富。近两年，全国都在盖新馆。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流入海外市场。
地面遗迹，《封禅书》、《郊祀志》、《水经注》等书所载，如甘泉宫、后土祠、八主祠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遗迹。岳镇渎海的庙，也有存留。古建，山西最多，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震后的劫后余存。
这些都是真古物、真古迹，一定要保。
假古迹，也不少，用《红楼梦》上的话说，很多都是“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的”东西。比如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江苏的泰伯祠，还有各地的关庙，等等。这些古迹，历代翻修，本身也是古迹。但各地公祭，烧香磕头，十分滑稽。不仅如此，为了寻根问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还拆了不少真古迹，造了不少假古迹，十分荒诞的假古迹。保护真的没钱，造假倒有钱。
现在的中国，文物古迹大破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能怪五四，不能赖文革。中国的地方官、旅游部门、施工单位，考古文博单位，都有责任。
中国的干部队伍，底色是农民。文物古迹被破坏，主要是管不住农民和地方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博物馆交农民办，会办成什么样。肯定不是女尸，就是长着五条腿的驴。
中国传统再伟大，也不能靠毁真造假来发扬。推而广之，就是古代思想，也是同样的问题。真孔子，没人爱。大家更爱假孔子。
（七）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然，孔子无恙。当时的非圣疑古，表面上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它对中国新学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西方科学的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军事学，是全面占领。人文学术，也革旧鼎新。从旧经史之学到新史学，从旧子学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旧集部之学到新文学，革新是全面的。
中国的新学术，不光是靠点滴积累，一砖一瓦往起垒，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感谢鲁迅，也感谢胡适。五四的遗产是多方面。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很多问题，要全面总结。
五四有两个遗产，和胡适有关。
第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这个运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标志。它和胡适的影响直接有关。胡适和顾颉刚，都很重视崔东壁，美国的Arthur W。Hummel也很重视。顾颉刚对崔东壁很佩服，但明确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样。崔东壁尊孔卫道，他不是。正因为不是，所以顾先生才敢怀疑圣人，怀疑孔子时代的圣人（尧、舜、禹）。这是了不起的突破。虽然，在方法上，顾先生沿袭了崔氏的方法，没有反省这类方法的不足，在古书体例的研究上没有突破。其实，宋以来的辨伪学，辨伪考实乃禁书之策，考据是为了保卫孔子的道，并不是纯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识形态。《古史辨》留下的问题，今天也还是问题。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们的族团说，都破顾说，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断，即使今天，也还在争（如关于断代工程的争论），可见影响多么大。
第二，是中国哲学史的建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讲诸子，直接讲老、孔，当时人以为学问不足，但他的路是对的。这书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胡适之后，冯友兰是大家，书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讲六家，冯讲；胡否认王官，冯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冯以老在孔后。这些分歧，现在也还是争论的话题。一般认为，这门学问，冯氏才是真泰斗。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胡适的考证诚多可商，但文化立场，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和诸子平起平坐，冯氏却是尊孔派。胡适指出，冯氏争孔、老先后是信仰问题，看得很准。即使今天，胡适的看法也是解毒剂。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后来分为两叉。1949年后，更被海峡隔绝，判若两个世界。
1998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过《新史学之路》。什么是新史学？不光梁启超，不光傅斯年，派别很多。他们说的新史学，只是新史学的一支（现在去蒋，还讲什么傅斯年）。史语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发掘。这个队伍，海峡两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边。我呆过的社科院考古所和历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参加安阳发掘和西北考察的旧人。我的老师张政烺就是史语所的人。罗王之学的传人，绝大多数也在大陆。史语所的研究，强调的是动手动脚，找各种实证材料，这种材料，新东西全在大陆，研究是由大陆的学者在继续。过去的研究根本没法比。超越这类研究，打散了研究，提高了研究，还有不少东西，比如社会史的研究，也和共产党关系更大，即使走过曲折的路，也还是有很多贡献。
新史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以慢慢讨论，来源是什么，很清楚，根本没法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分疆划界。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
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
近年，余英时说，郭沫若抄钱穆，引起轩然大波。钱穆和郭沫若，分属不同的营垒，分属海峡两岸各一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怎么样，可以另外评价。政治观点不同，当然不一样。但他们俩，学术成就怎么样？自有公论。钱穆，学问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他们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很不满，但学问没商量，还是承认，照样提名。傅斯年说了，只要不是。
其实，学术就是学术，即使罗振玉的书，我们也要读。他有学问，还是有学问。
这才是公允的看法。
（八）文化断裂和复古风
现在的中国，复古成风，动言断裂。断裂和复古是自古有之。艺术尤其明显。我有一本书，叫《铄古铸今》，就是讲这个问题。
张光直先生有个说法，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最近，法国的沙义德（John Scheid）教授来北大讲罗马的皇帝崇拜，他说，他不同意这一说法，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
西洋史，断裂多，不然不会有他们的阶段说、形态说。但罗马推崇亚历山大，很多方面继承希腊；蛮族入侵，灭罗马，只是西罗马亡了，东罗马还在。东罗马一直有希腊之风。亚历山大灭波斯，也接受波斯文化，不光女人和地盘。
历史，都有断裂，也有连续，就像《三国演义》上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就算连续性强，也还是有很多断裂。他们有断裂，更不用说，否则还有什么文艺复兴。
现在，时兴讲文化断裂，好像只是中国大陆断了，香港、台湾没有，日本没有，欧美更没有。断裂的罪魁祸首，据说是五四运动。这是危言耸听。
断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现代化。这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时段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几百年来，带有全球性的普遍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断中世纪的传统，接希腊、罗马的传统；日本的脱亚入欧，也是断中国传统，接欧洲传统。谁都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反认他乡是故乡。这是风水轮流转和历史时装化的普遍规律。
还有，古典教育衰落，也很普遍。欧洲，是20世纪衰落，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拉丁文唱诗，如法国的天主教堂，1960年代后，也彻底不行了。
传统为现代化腾地方，哪儿都如此。就连事后诸葛亮的保古，也是由现代化来买单，由现代化来挽救——尽管摧毁它们的也正是现代化。
我说过，保古的前提是舒缓现代化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减，全是空话。欧美日本比我们做的好，主要原因是，他们先下手为强，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败家和疯狂致富的冲动没我们强。
中国的败家，是和现代化拴在一起，是和现代化引起的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灾难拴在一起，参与其中的所有政治派别都有份，就连满清王朝也有份。比如五大发现，为什么都在世纪之交，就是中国败家败出来的。西域汉简、敦煌文书，被“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搞到外国去了，那是清朝的事。内阁大库档案造了还魂纸，那是民国的事。这些都不是现在的事。
大家把气撒在五四身上，五四和鲁迅成了众矢之的。众怨所集，才有目前的各种发烧发狂。背后的台词我不说，谁都知道。
（九）说经典阅读
说起读古书，我们会想起鲁迅。
今人厚诬鲁迅，主要因为他是左翼，是延安树起的文化革命旗手，1949年后，在思想文化界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但我国知识分子，真奇怪，居然和美国的大老粗一般见识，以为只要沾个右字就好。毛泽东不是说，鲁
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历代政权的地方行政区划、地方政权机构及其职官设置等制度。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的沿革演变，可分为分封、郡县、州郡、道路、行省五个时期。其制度既相互继承，又各有发展。
分封制指夏、商、西周三个奴隶制王朝实行的地方政治制度。史载夏王朝为当时各部落的盟主，只能以“封诸侯、建藩卫”进行统治。商承夏制，西周发展为全面的层层分封。当时已出现中央与地方的统属关系，有的都邑直属中央政权，有的都邑则由诸侯国管辖，西周还有“六乡六遂”制度。但这个时期的地方政治制度尚不成熟，史书所载也互有出入。
郡县制这是古代较完整的地方政治制度，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最初的郡县互不统属。后因经济开发，人口增殖，中原各诸侯国北部边境的郡开始分县而治，中原腹地的县逐渐划小，数目增多，于是在县上置郡，形成郡县两级政区。至战国后期，各诸侯国除都城外已普遍置郡。秦统一六国时，将各国都城改为郡治。这样，除秦都咸阳设内史管辖外，郡县制行于全国。
秦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使地方分权而治。郡设郡守主行政，郡尉主军事，中央派驻各郡的监御史负责监察。郡守官秩相当于中央九卿，郡尉略低，均置丞作为助手。万户以上的县置县令，不满万户者设县长。有县丞掌文书及仓狱，另有县尉主治安。县以下设乡、亭、里。其中，乡置三老主教化，啬夫主诉讼和赋税，游徼主治安；乡辖亭，亭置亭长；亭辖里。郡县两级地方政府均有下属办事机构与职能部门。办事机构称门下，置门下主簿，下设文书档案、侍从警卫、财务出纳和谋议等机构。职能部门称列曹，有掌民政的户曹、田曹，理财政的仓曹、金曹，主兵政的兵曹、尉曹，管司法的贼曹、决曹。县还设负责营造交通的司空、将作、桥津、传舍等部门。各部门主管称椽史和啬夫。这样，形成宝塔式的严密统治机构。
两汉承秦制，但因片面总结秦亡教训而大封同姓诸侯王以为藩辅，实行郡国并行的双轨地方行政制度。即将当时全国60个郡的3/4分封给诸侯王，中央直辖仅15个郡。于是重蹈战国时割据之势，终于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平叛后，西汉朝廷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并以“推恩令”分割王国封地，缩小其辖境。从此，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郡国并行制名存实亡，实际已恢复秦的郡县制。
州郡制指东汉末形成的州、郡、县三级地方政治制度。州起源于汉武帝所建部刺史监察制度。由于十三监察区借用儒家经典内古代州名，故当时即以“州”作为监察区的俗称。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后，东汉朝廷派中央九卿出任各地州牧，集中一州所辖各郡之军、财、民力镇压起义民众。从此，州由中央监察区变为地方行政区，实行州、郡、县三级地方政治制度，各州均置行政机构和长史、司马、东曹椽、诸校尉等官属僚佐。由于州牧、刺史手握重兵，并以此为割据资本，使中央集权陷于瓦解，导致三国鼎立割据局面。
魏晋南北朝期间，各王朝大体皆沿东汉末年的州郡县制。自永嘉之乱后，东晋南朝还出现侨州郡县这一特殊制度。当时因北方战乱，大批北人举族南徙长江中下游定居避乱，其聚居区仍沿用北方原籍的州郡县旧名，于是各地出现大量侨州、侨郡、侨县，造成地方政治制度混乱。后经长达二百年的九次“土断”，才基本解决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南北两朝政权还多次滥设州郡。至北周大象二年(508)，北方已有221个州、508个郡、1124个县；梁大同五年(539)时，南方也有州107个、郡586个。不少地区出现有州而无可辖的郡，郡无可辖的县；有的两州同在一地或一地有两个郡名，使地方政治制度陷于极度混乱境地。隋立国后，对地方政治制度大力整顿。其措施有：①撤销郡级机构，以州辖县；同时裁并滥设的州郡，全国并为311个州。隋炀帝即位后改州为郡，进一步并县，使全国有郡190个，县1255个。②地方人事权收归中央。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由皇帝下诏除授，六品以下由吏部任命；并提倡科举考试选官，替代魏晋以来“九品中正”荐举任官制度。③恢复地方军政分治，并规定郡县长官由外地人担任，县令以下官吏三年一调，不得连任。④仿汉监察制度，设司隶台大夫、别驾、刺史等监察大员，分别巡察各地，也按六条问事。至此，地方政治制度重新走上正常轨道。
道路制指唐代的道制和宋代的路制。唐初有州328个、县1573个，为加强管理，按山川地形分全国为10道，后增至15道。设道之初仅由中央派监察大员不定期赴多事地区视察，未成定制。至开元时始置各道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如汉刺史。后因边患频增，为加强边帅权力，使边境节度使兼任道采访使，且兼辖州县事务，重演东汉末年外重内轻的局面，最后导致安史之乱。平叛后节度使制已行于全国，形成道（方镇）、州府、县三级政区。割据之势已成，尾大不掉，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府建于唐开元时，相当于州。当时凡属京师、陪都或本朝帝王驻跸地，皆建府以显示其特殊地位。府的行政长官为府牧、府尹、少尹，其下属机构府、州大致相同，均置司录、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府（州）学等，但府属官吏的品秩比州高。从五代至宋、元，建府地区逐渐扩大。到明代，全国已普遍建府，取代唐以前的州。
唐代地方机构还有都督府与都护府。都督的名称始于东汉，魏晋以后常兼驻地所在州的刺史。北周改称总管，至唐复为都督。景云后凡持节的都督改称节度使，都督的名称遂名存实亡。都护府源于汉的西域都护。唐代沿袭该制于四境置六都护府，成为管理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都护府下属机构与内地府州大致相同。
北宋统一中原后，为改变“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除收军权于中央外，地方行政机构采取分路而治，成为路—府、州、军、监—县三级政区。路以水陆转运使为行政长官，又置安抚使、刑狱使、常平使，分掌兵、刑、市场平□与盐铁专卖，恢复秦汉以来地方分权而治的状况。府州机构沿袭唐代。军原为五代时的军区，后因兼理民政而成为行政区，仍保留军的旧名。监多半设于工矿地区，以加强矿产开发的管理。为进一步控制地方，北宋朝廷常派京师供职官员到州县执行中央政令，其职衔为知府、知州、知县等。同时在各府州置通判，规定一切政令须经通判副署，通判并可随时向朝廷奏报府州情况。于是各级官吏层层牵制，事事听命于朝廷，地方无主动性可言，并使机构臃肿，冗官充塞，行政费用猛增。县以下行政机构，隋唐为乡里制，北宋一度推行保甲制，但因新旧党争而时行时废。
在宋代，与宋王朝并存的辽、金、西夏、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地方政治制度均受中原文化影响，或仿唐，或学宋，同时保留其原有制度。如辽仿唐制置五京道，为道—府、州、军城—县三级政区。道属行政机构，又仿宋制，置都总管府、处置使司、转运使司相互牵制；契丹族原有的头下军州、斡鲁朵等机构也予保留。金早期仿辽制置五京道，入主中原后仿宋制分路而治，仍保留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度。
行省制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仿金制，设行尚书省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元世祖中统年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地方机构也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清所继承。元行省所辖路府州县无固定统属关系，随意性很大。有些行省与路之间还设道，属监察性质。为加强控制，元在路府州县均设蒙古事务官“达鲁花赤”，监督各级官吏，执掌最高权力。县以下设村社和里甲，常由蒙军驻村社实行军事统治。里长通常为蒙古人、色目人，衣食用度悉由居民供应，成为当地的最高主宰。由此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
明立国后为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对元的行省制加以改革：①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废除与中枢相同的机构与官名，降低其品秩等级。②地方分权，相互牵制，由布政使司掌民政、财政，另设都指挥使司主兵政，按察使司主刑狱，三机构互不统属，各直隶中枢，凡遇重大政事便共同商讨。③整顿地方机构统属关系，实行布政使司、府和直隶州、县和一般州三级统属。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废中书省与丞相制，原由中书省直辖地区更名直隶，归六部管辖。从此，“省”的机构不复存在，只因各布政使司辖境与原行省相同，习惯上仍以行省称之。但自永乐以后，鉴于地方分权无法应付农民起义与边患，不得不派部院大臣担任巡抚奔赴出事地点，总揽军政大权，相机处理。明中叶后还加派更高官秩大臣出任总督，跨省区统一指挥。但明朝廷严格规定督抚为中央派遣大臣，限制其插手地方政务，督抚辖境、治所尽量避免与布政使司重合。布政使司虽听从督抚指挥，仍为一省的行政首脑。明代县以下为里甲制，110户为一里，置里长；10户为一甲，置甲首，以当地丁粮最多者担任。城区、近郊置坊和厢。后又改里甲为保甲制，保辖10甲，甲辖10牌，牌辖10户，分置保长、甲长和牌头，负责征收赋税并维护治安。
清承明制，在内地设18行省。省置巡抚，总揽军政；撤销都指挥使司，降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为省属机构，使巡抚成为一省之长。同时置8总督，统辖除鲁、豫、晋3省以外的行省。其中，直隶、四川为一省一总督，两江总督辖3省，余皆各辖2省。督抚治所除江苏外，皆在省城。同治后经逐步调整，凡督抚同在一城的省，存总督而废巡抚；非总督驻节的省，巡抚可全权处理军国大事，只江苏一省因督抚治所不同仍维持原状。至此，行省制臻于健全。辛亥革命后仍沿袭，只将督抚更名为督军、督办、省长而已。清行省以下机构大都承明制，但其长官称知府、知县。后因省区太大，政务日繁，又在行省与府、直隶州厅之间置道，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称道台，设四品道员1人。辛亥革命后废府存县，道台演变成省府派驻各地区之行政专员公署。
清代边疆地区政治制度因地制宜，因民族而异。北部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乌里雅苏台、伊犁五将军，分别统辖从东北到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大都保留各少数民族原有制度。光绪时还改设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4行省。西藏地区由当地宗教领袖达赖、班禅与清驻藏大臣三方共同协商政事，保留其原有地方行政机构。西南民族地区沿袭元明土司制，并通过改土归流纳为地方行政机构。这些因地制宜、因民族而异的地方政治制度既保留当地民族习惯，又能统一于中央政令之下，故能为边疆各民族所接受，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曾起过积极作用。
老舍，《茶馆》，无可复加的戏剧杰作。读过很多遍，也看过电影，有人称它为三个黑暗时代的送葬曲，揭露了种种不公平的社会现实。而那张挂在茶馆里的“莫谈国事”的大字如同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牌在掌着市侩百姓的嘴，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上台的人物所发生的故事，无论悲喜，只要追溯一下因为所以，总是那档子破国事，万花筒也好，西洋镜也罢，茶馆就是如此一个社会矛盾集中的体现，跑不了。
至于剧情的再现此处就不表了，王利发刘麻子等一摞人物已经随着这部经典作品一遍又一遍的被阅读被再现深深扎根于读者的心中，我看来，《茶馆》的大范围传播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与作者蜚声海内外的名望互为表里有着互相宣传的意味，另一方面，《茶馆》通俗易懂的语言也在传播上提供了客观性的便利，就像读完《水浒传》总能说上句“贼厮鸟”，连我不喜读书的朋友看完《茶馆》也能津津乐道几句：“屌！揍他个小舅子！”
这几句随不登大雅之堂，然而颇具江湖之风市井之气，作品中常含有这类平易近人的词语，自然能较为简易地被大部分读者所接受和认识。在《茶馆》中，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段话是剧末了，常四爷的那段感叹：“我自己呢？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我窃以为，这句话，可以当做剧中大多数人物心声的总结。常四爷不必说，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看不惯洋人愿自食其力；深究王利发，也可以归纳于这句话之中的，在这个人物避重就轻，懦弱无奈的背后，是对和平年代的单纯向往，是对国泰民安的一种本能渴望，而这种向往与渴望在群魔乱舞的社会现实中被压抑，被限制，使其产生了对于政治的恐惧心理，对于时局的回避态度。除了趁乱而起的既得利益势力，无论是革命者，农民，民族资本家，都抱着一定的拳拳爱国之心，而《茶馆》以描述这些人的冷暖人生，悲痛无奈，将社会之狡诈黑暗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些《茶馆》的品鉴者将老舍归结为“他是一个嘲讽旧世界腐朽生活的能手，却是描写新生活的蹩脚者。”将《茶馆》的意义归结为“《茶馆》是反映北京小市民生活的杰作。这部作品通过揭露鞭笞旧世界的腐朽黑暗，从而，从侧面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这是作品的潜在主题。”我觉得都是非常的不科学的，在第一点上，描写新生活的任务不应该也不合适存在于《茶馆》的历史背景之中，《茶馆》的三幕剧分别处于戊戌维新失败后，北洋军阀割据时期与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这些时候，时局混乱，中国都是处于一种对于前途摸着石子过桥的阶段，茶馆位于的北平更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因为它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意义，意味着北京的政治立场的转变必须是阵痛而不是循序渐进，既黑又红的重叠一来不符合历史背景也平白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可能很多人抱着“不破不立”的想法，而强加给了这个时代以展示革命力量的责任，在我看来，这已经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了。
第二点，虽然老舍对于旧社会的种种不公有着深恶痛绝的鞭笞，但在这部话剧本身看来，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所谓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命题确实是穿凿附会上的。王利发不是潘冬子，沈处长也不是胡汉三，《茶馆》中百姓与官员政治力量的对立并不是对等的，也没有什么逼急了走上革命道路的义举，而是一种更为典型的上下级被压迫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更具有普遍性，因为无论是军阀还是国民政府，都是国家的掌控者，是一种暴力的象征，反抗的代价是巨大的，甚至是戏剧中可通过阅读预见的。因此王利发最后的自尽也并非什么无声的抗议，而是无奈的自绝。倘若非得加上点红色气息，那也得再写部什么《康大力智取沈处长》才行。在《茶馆》的剧本当中，应该说是见不到的。
虽然《茶馆》并没有展示出太浓厚的作者的政治立场，但是它所展现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依然可作为我们政府部门管理工作时候现在值得借鉴参考的案例，宋恩子吴祥子这类仗权鱼肉的恶霸现在有没有？唐铁嘴这样的封建余毒清没清？说不好，也不能乱说，然而我们理论上可以开诚布公地去谈，因为现在这可是人民内部矛盾。至于管理的效果如何，那也不妨留心一些坊间有没有大傻杨这样打竹板的调侃世事的段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爱恨情仇皆故事，止不定调研出个猛料，百姓的生活也就能更太平些了。（张及）
《狂人日记》读后感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现代白话小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山意义的作品，已经显示出极其成熟的特色，使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为之倾倒，究其原因，除了鲁迅深厚的文学素养外，我们也无法不叹服于先生的天才。 下面，我将对《狂人日记》进行个人化的解读，其中自然有偏颇之处，然而作为一位读者，我想也可以有放肆一下的权力。 翻开《狂人日记》，首先进入读者视野的是“狂人臆想的世界”。这个狂人臆想的世界，是通过“常人视角”叙述出来的：狂人发病枣旁人侧目枣家人延医救治枣狂人复原。这一层的意思凡识字者均可以解读出来，因为在小说的“序”中清楚地交待了：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 通过常人视角，我们可以合理地解释狂人眼中他人对其的“迫害行为”。比如小说的第一节中狂人记道：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因为得知狂人发了狂，因此大家对他有些害怕，并且议论他的事情，然而落在狂人的眼里，却认定是大家谋划好了，要害了他了。 再如，狂人的大哥请了医生来给狂人诊治，开了药，嘱咐大哥赶快给狂人吃下，然而在狂人的眼里，却是这样的情形： 老头子跨出门，走不多远，便低声对大哥说道，“赶紧吃罢！”大哥点点头。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有了这些描写，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完整的符合逻辑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由于脑筋出了毛病，因此疑神疑鬼，臆想所有人都在对他进行迫害，并且吃人，但不久之后由于医生的治疗年轻人的疯病治愈了，重新进入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赴某地候补矣)。我们所看到的“狂人日记”就是这样一个医学上的病例的记载。由于鲁迅曾经学习过医学，并且护理过患精神病的家人，因此这份“狂人日记”模拟得十分真切、详尽。 以上是对《狂人日记》的第一层解读，然而大多数人都可以很轻易地透过病例的假象，看到鲁迅以象征的形式对封建传统所进行的批判枣在这里，我将它作为我的第二层解读，即狂人“狂行下的表层批判”。 当我们以“狂人视角”对作者笔下的世界进行关照时，我们就开始了解狂人眼中的世界真相：狂人忽然醒悟“传统”杀人、吃人的罪恶枣周围人无法容纳清醒者开始对他进行迫害：加之“疯”的罪名枣狂人重新屈服于恶势力，同流合污（或被吃）。 这是在《狂人日记》发表的当时和以后，大多数评论者所解读出来的共同结果。在这种解读中，出现了一个时代化的批判对象：“传统礼教”----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着力批判的对象。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此为自己批判的焦点，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也的确是鲁迅当时的创作目的，在作品中，也用狂人的自白清楚地昭示出来：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另外，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也曾表示《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正因为有了这种共同的解读，《狂人日记》才被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文学范本，通过它，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打起一面大旗：“救救孩子”！ 然而一个文本在它被创作完成之后，便脱离了作者成为独立存在的事物，因此在不同的时代中，不同的读者将会有不同的解读出现。正如世纪末的今天，在我的眼中，《狂人日记》可以解读出的第三层意义：这就是狂人“对人类的深层批判”。 依然是通过“狂人视角”关照周围世界的真相：敢于对世界和人生做抽象思考的狂人，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提防、倾轧、残杀，并且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扼止的恶性循环：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于是狂人呼吁人类和睦相处：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 然而： 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绝望当中狂人呐喊、呻吟，发出“救救孩子……”的绝望之音。 对人类整体的批判也许并非鲁迅创作时清醒的本意，但狂人眼中的常人世界却具有广阔的共时性和世界性，因而其批判便决不仅止于五四前的中国国民而可以延伸到整个人类；其批判所指的人类劣根性也不是仅仅消灭“封建文化制度”并可以根除----也许它本就是人类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一个分子，永远无法消除，并将在最终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这征兆，我们在今天已经可以看出：可以将地球毁灭几千次的核武器、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对地球的污染、因人类道德沦丧爆发出来无法治愈的世纪疾病“爱滋”……鲁迅正是因为看到了人类的这种难以根除的劣根性，因此才感到深深的绝望，“救救孩子”的呼声之后才不是一个“感叹号”而是“省略号”。在他看来，这呼声俨然如将封闭在无法打破的铁屋子里的将死之人唤醒，使他们感到无法解脱的痛苦。 然而鲁迅始终是一位直面现实的勇士，即使他内心中已经感到绝望却仍然站起来进行绝望中的反抗。而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在今天也并非全部灭绝，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人在呼吁保护地球、建立绿色家园，有人在“以笔为旌”，寻找人类的终极价值……虽然这呼声十分微弱，但却令人看到了人类世界的最后曙光。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男人在二十岁的时候，会举行冠礼，既然名为冠礼，这仪式主要内容就是父亲或是族中长辈给他戴上一顶帽子。举行冠礼，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成人了，可以负起家庭、宗族和国家责任了。要是一个人下定决心在任何场合都不戴帽子，那就意味着他要自绝于社会了。东汉的袁闳，见朝政昏暗，就“散发绝世，欲投迹山林”，唐朝的李白发牢骚，也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而且，这帽子也不是随便戴戴就行，庶民有庶民的戴法（平民戴不起帽子，以黑巾裹头，所以庶民就叫“黔首”），官员有官员的戴法，在什么场合什么人戴什么帽子，被国家以近乎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一旦违背，后果难以预计，轻则受顿训斥，重点罢官免职，再重点要是被扣上藐视朝廷的罪名，那就更恐怖了。
大略来说，唐朝官员的衣服分为常服、公服、朝服和祭服，在不同的场合穿着。每种服色也有相应的帽子。闲居所穿常服，帽子为平巾帻，日常办公或是一般觐见皇帝所穿公服，帽子为弁冠，也就是俗称的乌纱帽；重要典礼所穿为朝服，帽子为进贤冠（王爷为远游冠，御史大夫、中丞、御史为法冠，近臣为高山冠）；重大祭祀场合所穿为祭服，帽子为冕冠（具体而言要比这细得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新、旧《唐书》的《车服志》看看）。
电视剧中场面，是唐太宗为找应梦贤臣而让大臣出主意，不是重大典礼的场景，按理应穿着公服。另外，贞观年间，徐茂公为英国公，是三品官，应该戴七琪之弁冠。可是你看他居然不戴帽子，而身后那两位大臣，一位戴着弁冠，一位戴着通天冠，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场合了。当然，也不能从衣服判断，那更是乱七八糟一堆，吐槽都不知道从哪儿吐起……
- 上一篇：中国历史上哪些皇后最有名？
- 下一篇：中国古代建筑工官制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