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是个仅仅会打仗的赳赳武夫，他还兼具了政治家的胸襟和文学家的情怀。曹丕《典论·自叙》中记载：“上（指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曹操于文章与诗歌上皆下过一番工夫，音乐方面也有相当深的造诣，王沈评价他说：“（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曹操首先是个政治家，军事家，其次才是个诗人。曹操大部分诗里都在表达他的政治理想，反映他军事生涯中的所见所闻。曹操的政治抱负很远大，无论是作“汉故征西将军”，还是做统一天下的君王，这个气魄都非常人所能比的。所以他的诗中自然灌注了一股刚健而又沉雄的生气，那种以天下为已任的豪迈表现出的都是帝王的气象，古今诗人中能有这种气魄的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比如他的《观沧海》《短歌行》，视界极其阔大，日月星辰仿佛都在他的掌控中一般。可以说曹操是以帝王之气在写作，曹丕说的“文以气为主”用在曹操的身上最合适不过了。政治领袖的身份使曹操的诗达到了一种超迈的境界，而诗人的身份又使他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面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他满怀同情地写下“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样的诗句；对于生命苦短，年华易逝，他又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样焦灼的呼喊。这些给他的诗定下了一个苍凉的基调。所以曹操的诗，慷慨中隐悲壮，豁达中又见苍凉，成为“建安风骨”代表性的风格特征。
与曹操相反，曹植首先是个诗人，其次才是个政治人物。这里我不称曹植是个政治家，因为曹植的政治才能远远不能和他的文学才华相提并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植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建树，从他夺嗣失败可以看出，在政治上，他不仅没有曹操的雄才大略，甚至连他的哥哥——相对平庸的曹丕也不如。然而曹植却自视甚高，他一生最大的愿望是领兵打仗，在政治上建立不朽的功勋。然而这个愿望却一直遭到排挤和打击，直到最后曹植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曹植可以说是个悲剧性人物，因为他的人生道路是从显豁走向局促的。在他早年的时候，他在父王的庇护之下过着贵公子的无忧无虑的奢华生活，这些从他写作的公宴诗，宴游诗中都可以看出来，诗中充满少年人蓬勃的朝气和纵恣的才华。而在他人生的后期，不断受到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不断地迁都，一直居无定所。他建功立业的志向不断遭受打击，直至最后彻底破灭。这使曹植满怀悲愤，反映在诗歌中就是诗风从华丽绮靡转向沉郁苍凉，诗的基调也从少年时期的昂扬向上转向了中年时期的低徊婉曲。从他的《赠丁仪》至《赠白马王彪》，我们都可以感到曹植对当时的政治是有很多不满的，对于自己的身世也颇有怨言。所以钟嵘《诗品》评价曹植“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是非常中肯的。作为一位诗人，毫无疑问，曹植是一流的，然而作为一个在政治旋涡中翻云覆雨的政治角色，他无疑却是失败的。他把慷慨使气的诗人习气带入到刻板严肃的政治生活，这无疑是不符合政治游戏的规则的，所以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其实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曹植并不是唯一一个“怀才不遇”的文学家，在他之前的屈原、扬雄，在他之后的李白、辛弃疾皆是文采出众而仕途坎坷。如何在诗与政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大概是无数诗人或政治家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至今没有作案。也许诗与政治本身就是一对永恒的矛盾。诗人气质在政治斗争中永远只能碰得头破血流，然而因为政治的失意而造就了无数伟大的诗人，这却也是历史奉送给我们的一份厚礼，所以就让诗与政治的纠缠永远进行下去吧。
比之曹操的政治手腕和曹植的文学才华，曹丕的光芒都要黯淡得多。相对于曹操的苍凉大气，曹丕多了分儿女情长，相对于曹植的才思敏捷，曹丕又多了分深思熟虑。曹丕在文学史上的形象似乎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诗人”，有着儒雅的风度气质和中庸的思想观念。与曹操的慷慨悲歌和曹植的任性使气不同，曹丕的诗温和的多。因为他没有受过行军打仗之苦，接触的社会现实也少一些，所以不像曹操那么慷慨悲壮，又因为他在政治上一直都是一帆风顺，所以思想也就平和中正的多，而不像曹植那样愤慨激烈。曹丕的诗主要包括一些宴游诗（如《芙蓉池上作》《于玄武陂作》等），描写游子、思妇互相怀念的爱情诗（如《燕歌行》《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等），表达及时行乐观念的游仙诗（如《折杨柳行》等）。这些诗大都风格流丽，代表了当时文人的情趣。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评价他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兢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这里刘勰力排人们抑子桓而扬子建的偏见，给予了曹丕很高的评价，持论相当公允。
曹操诗是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他采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比如汉乐府的《薤露》和《蒿里》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为写求仙；《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曹操用来抒发欲乘时努力，早成就霸业而前路坎坷、时势艰难的感慨。他的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曹操《短歌行》等诗是“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诗薮》内编卷一）。他的诗于悲凉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陈祚明评其诗 “跌宕悲凉，独致超绝”（《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冯班评其为“慷慨悲凉” （《钝吟杂录》）。如其《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满堂，女娥长歌时，他又会因“为乐常苦迟”（《大墙上蒿行》）而心悲；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忧虑。他著名的作品《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绮练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馀首诗，却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其中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长达75句，三百六十馀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极尽纵横开阖之能事。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曹植的诗确如钟嵘《诗品》所说：“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钟嵘《诗品》说：“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张戒《岁寒堂诗话》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诗对后世诗坛影响很大，诚如胡应鳞指出的那样：子建“《虾
曹操：富有抒情化、个性化的特色，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语言占朴苍劲，风格悲凉慷慨、雄健沉郁。
曹丕：多写游子思妇题材。兼有年命之悲和行乐之情，充满乱离时代的哀怨之音，诗风清丽哀婉。
曹植：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也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作家，其诗歌加强了抒情化色彩；描写细致，善用比喻。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词藻丰富华美，讲究对偶、炼字，语言绮丽而自然，韵律、色调和谐；讲究谋篇布局，风格“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拓展资料：
“三曹”指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他们的创作对当时的文坛有很大影响，故后人合称为“三曹”。
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涛文俱佳，风格清峻通脱。
曹丕擅长诗、文及辞赋，其名作有《燕歌行》、《与吴质书》等，其中《燕歌行》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他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与吴季重书》和《与杨德祖书》是两篇有名的散文书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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