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话题。
只给楼主说一点：
中国幅员辽阔，每一年全国各地都会出现各种重大自然灾害。不是涝，就是旱，总有那么几个地方遭灾的。但中国的灾害都是呈地区性出现的，因此，即便有自然灾害也是不会造成全国范围内大量人口死亡的。
那三年是否是真的有全国范围的自然灾害呢？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有吗？我们的气像档案上有吗？出现了百年一遇的洪水？还是出现了百年不见的干旱？
那为什么，“三年自然灾害”会全国范围内造成人口死亡呢？这个原因不能多去探讨了，是机密问题。原谅我国吧，我们的机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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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 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 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分地区有洪灾。 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较大洪水。
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1959年7至9月间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 ，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 ，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 ，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但是，只论新中国，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而1958年之后的自然灾害也是可查的。最大范围莫过于98洪水。从上面资料可以看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灾害多发国，单凭自然灾害要造成全国范围内大量人口减少是不可能的。
研究新中国的前30年，不能回避“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因为这三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人民最苦的三年，更确切的说是农民最苦的三年，下面简要回顾一下这三年的历史。 由于历年大水（特别是淮河，1956年淮河洪水），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建国后，中国开始大范围兴修水利。其中1957年冬春全国水利开挖500亿土石方。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1958年5月中国开始“大跃进”运动，制定了很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58年7月份农业战线进行造假连续放出亩产万斤粮的“卫星”。 1958年7月黄河中下游洪水相当于60年一遇，山东、河南受灾74.08万人，淹耕地20.3万公顷。 1958年8月开始，开展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大量的浪费。1958年8月，中央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开始吃食堂，可以认为是没有节制的吃喝。1958年冬季，全国掀起了比1957年更大的兴修水利工程，征调了大量的粮食。 1959年全国大部地区少雨，受旱面积大，时间长、程度重，全国受旱面积50710万亩，成灾1676O万亩，是建国10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春季粮食减产，并直接影响到秋季作物的耕种。部分地区开始闹饥荒挨饿。另一方面，1959年部分地区开展的水利建设工程，并不比1958年低。 1960年春季大旱，全国受旱率0.253，成灾率0.107，粮食减产率0.073，受灾人口率0.116，全国为极重旱年。 中国早期的发展得益于苏联的全方面支持。1959年左右中苏关系冷淡，1960年7月苏联开始限期召回全部在华专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中国开始勒紧裤带尽快偿还先前欠下的苏联债务。至此，中国开始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进行发展和探索。 我们可以看到，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除了天灾的原因，人为因素是存在的。人为因素方面，大跃进开始后，各级干部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了应付高指标而进行造假，大范围出现粮食亩产万斤的虚假报道，进而影响到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对经济情况做出错误判断，进而为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而进行了大量超常规的工程，主要是兴修水利工程、全民大炼钢铁。另外，对灾难（特别是旱灾）和突发情况（中苏关系恶化，提前还债）造成的灾难预计不足。
求采纳
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原因有大跃进运动、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自然灾害等。
1、三年自然灾害范围：
这是全国出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最为严重的一场自然灾害，受灾面积4463万公顷，成灾人口8043万人，超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
2、三年自然灾害过程：
1959年，“1-4月，冀、黑严重春旱。因去冬以来降水稀少，春旱影响河北省150万公顷小麦生长，成灾62万公顷，另有20万公顷耕地需挑水点种；黑龙江省150万公顷耕地受旱2寸多深，少数4-5寸深，为历史少见。
1960年，全国又发生近百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灾害，北方持续大旱，有些地区三四百天不下雨，山东、河南境内黄河等河流长期断流；东部沿海省区却暴雨频繁，洪水泛滥。5个月内，东南部沿海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
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面积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那一年，全国受灾总面积高达6546万公顷。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1960年。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粮区，小麦比1960年的低水平又减产了50%。江南珠江、湘江、赣江、闽江流域两次普降暴雨，洪水决口，泛滥成灾，水淹10个县市。
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河北、山东部分地区水情百年未遇，受灾面积达160万公顷，占播种面积54％，近100万公顷无收成，直到9月，山东聊城、河北沧州仍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
与此同时，东北松花江流域也因洪水泛滥，7万公顷农田绝收。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和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洪水淹没180万公顷农田，死亡人数和损失都超过往年。
一连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全国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灾情最重，减产378亿公斤。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天灾面前通常是束手无策，而催偿的巨额外债又是雪上加霜。
为还债，当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当时新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在本来就已严重缺粮的情况下，1959年全国出口粮食征购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值，1960年全国出口粮征购量也有26.5亿公斤。来自国外的经济压力，让灾情进一步雪上加霜。
扩展资料：
1、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
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中国，因三年自然灾害引发的饥荒是中国几代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阴影。研究表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民之所以具有较高的罹患高血糖症的风险大都与饥荒有关，而且他们的后代也有较高的罹患高血糖症的风险。
他们的父辈有很高的罹患高血糖症的风险，而这种因饥饿导致的高血糖症患病风险现在已经遗传给了下一代人。
高血糖症是血糖水平过高的一种表现，是患有糖尿病的一种常见迹象。这篇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上的研究指出，在中国1959年到1961年三年期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饥荒事件，是导致那个年代出生人群具有较高的高血糖症和II型糖尿病患病几率的元凶。
但是这个研究结果最让人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虽然现在距离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但他们的后代也有较高的高血糖症患病风险。
来自美国布朗大学和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公共健康专业研究人员以中国3，000多名本土居民及其子女为本次研究对象，最终发现了这一结果。在这些研究对象中，有些人恰逢出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还有一些研究对象是在饥荒刚过去不久之后出生。接受研究的这些后代有的是独生子女，有的是双生子女家庭，而有的研究对象的父母因饥荒而死。
2、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
从“大跃进”直至1980年代初，中国官方一直认为这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工作失误造成的；中国政府也指责苏联由于意识形态的纷争，“中苏论战”向中国索要抗美援朝时期的债务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
然而，1980年以后的海外其他国家，主流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的体制和问题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才是饥荒的关键原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大量的向国外派遣官费留学生到西方学习经济，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称三分之一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责任归于错误管理。
当时中国政府内部实际负责的高层官员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反“右”倾扩大化政治运动和内部对“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分田单干，围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政治斗争。
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各级官员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各级干部追求农业生产单产、总产“浮夸风”和不顾工业基础薄弱片面追求钢铁生产高产量的“大炼钢铁”。这些政府官吏的官僚主义作风，加上强硬摊派一级一级的增加数量的违背工农业生产规律的做法导致最后没有完成任务，同时据此的经济计划也严重被破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年困难时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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