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作为四大名著之一， 在中国的封建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有句俗话：“ 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能够做到雅俗共赏， 不但在国内家喻户晓而且走出了国门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于此， 我认为有一下几点原因： 一：以评书的形式传播 虽然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 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 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而且在说书人的表演加工之下， 本来就跌宕起伏的情节自然就更加有魅力。自然口耳相传千年。 二：人物描写的简洁明了，善恶分明 《三国》中的主角，不论是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 赵云还是周瑜等，他们的形象都是面目清楚，忠就忠得义薄云天， 奸就奸得狠毒无比，读者一翻 开书就见到每一个人物立场分明，爱憎清楚。比如曹操， 就自私奸诈得“惊天地、泣鬼神”，否则有怎能说出“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样千古流传得名句？ 让人平读之后犹如看过革命样板剧， 自己不自觉间经历了一次善恶的洗礼。不自觉间感到一身正气。 三：其中的道德基准与儒家文化如出一辙 《三国演义》中的描写重点是“重刘轻曹”，以蜀汉为正统， 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这种观点是符合儒家思想， 并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 认为三国之中蜀汉是正统。而朱熹以前的观点， 从陈寿开始大部分都是以曹魏为正统。自朱熹之后，君王、大臣、 百姓也开始接受朱熹的观点，原因就是这种观点是符合儒家思想， 并能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的。罗贯中也是同意朱熹的观点的。把忠于“ 汉室”的人物“神”化；而忠于魏`吴的人物则给予丑化。 比如周瑜，历史上是英雄早逝，《三国演义》 却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忌贤妒能的人。 丑化大部分都是为神化作映衬的。 而这正好符合了劳动人民的文化需求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 自然皆大欢喜，得以流传。 四：布局和气氛安排高明之极 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 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 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例如： 刘备三顾茅庐，一步一步把主角诸葛亮从喧天的锣鼓声中引出场来； 又例如“草船借箭”的写箭，“借东风”的写风， 一步逼一步地扣得极紧。这一类手法，在外国小说名著中极少见到。 外国小说中的主角，往往一下子就出了场，或者是闪闪缩缩， 面目模糊。《三国演义》 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如官渡之战、 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 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 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 惊心动魄力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 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 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 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 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 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 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 五：人民从其中接受道德教育与价值标准。 《三国演义》在民众心中深深扎根《三国》 故事成了中国大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小说中运用人们所谓的“ 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 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 人民从中学体会到的价值观是——应当像刘备、 关羽那样重视对朋友的义气，要爱护人民， 决不可像曹操那样忘恩负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奸诈毒辣的事。 刘备与关羽的道德模范比孔子、孟子更加普及、有效而重要。 香港的警察以及黑社会人物都要设神坛拜关公，决不拜孔子， 也不拜耶稣、不拜如来佛。 这便是由于小说中的人物言行使植根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得到了体现 ，树立了模范式的主人公。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在长期的集体创作中， 凝聚了中华民族“原型”思维的心理范式， 召唤着人们意识深处沉睡的某种巨大的心理能量，因而能使我们“ 不由自主地被震动，仿佛被一种强大的力量运载或超度”，“ 我们仿佛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 当然再经典的文学作品之中也难免有缺憾，《三国演义》 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 每一个人物都好像以前的革命电影，共产党员一定是炯炯有神， 大意凛然；敌人一定是贼眉鼠眼，心怀不轨。 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 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不过， 若是没有了这样单纯的人物定性，也许旧没有了《三国》现在的红火
第一个将通俗小说排名的是金圣叹，按他的说法他当时计划评点六部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和《西厢记》。后清康熙年间毛宗岗父子委托金圣叹之名将修订的三国名为《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他们托金圣叹之名而不是更早的人也能说明一些问题）。那时有“明代四大奇书”的说法，它的提出亦当是书商们的商业手段，再后红楼代替金瓶梅成为“明清四大奇书”，四大奇书至此定型。“四大名著”做为是“四大奇书”的现代说法，时间自然也不会早了。因此，现在“四大名著”（四大奇书）的提法一定是出现在《红楼梦》成书之后。 但又有人考证，“四大奇书”的说法应在明末清初就确立了。李渔曾在为醉田堂刊本《三国志演义》作序称：“冯梦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可见，至晚冯梦龙已经有四大奇书的提法了，李渔承其说，且以“第一奇书”冠三国而出版，则大概明末清初之际，“四大奇书”的提法已得到相当的固定且流行开来了。 但无论怎样，“四大奇书”这一提法是“四大名著”的最初提法，这一点应该确定。四大名著对往后的文学发展有了很大的贡献。 现在四大名著公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四大名著是中国乃至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文化遗产，在整个华人世界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说过：“生子当如仲谋，交友如鲁达，信心如唐僧，读书就读四大名著。”研读中国四大名著，是浏览中国古典文学的智能之海，也是阅历中国传统人文、社会、伦理、历史、地理、民俗、心理、处事策略的知识之库。
元末明初，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群雄割据，多年战乱后朱元璋剿灭群雄，推。翻元王朝，建立明王朝。期间人。民流离失所，罗贯中作为一名杂剧和话本作者，生活在社。会底层，了解和熟悉人。民的疾苦，期望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作为底层的知识分。子思考，并希望结束动。荡造成的悲惨局面。由此就东汉末年的历。史创作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
西晋陈寿所著《三国志》是三国故事的最早源头，但这是纪传体的史书，记事简略，粗陈梗概。南朝宋人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增加了许多奇闻轶事，传。奇色彩与可读性都大大增强。中唐史学家刘知袭在《史通》中说，诸葛亮未死的故事已“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可见这个时期三国故事已广泛流传于民间。晚唐李商隐的《骄儿涛》中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说明至迟在晚唐时三国故事已妇孺皆知，宋代通。过艺人的表演说唱，三国故事更为流行，并且已经表现出“尊刘贬曹”的鲜明倾向。金元时代三国故事被大量地搬上舞台，院本和杂剧中有许多三国故事剧。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记载，仅元杂剧中就有近三十种演述三国故事的作品。《辍耕录》中记载的金院本有《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和《赤壁鏖兵》等。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出现新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今存最早的，也是唯一一部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平话。该书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约八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每卷都分上下两栏，上栏图相，下栏正文。全书以司马仲相断狱故事为人话，正话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结束于诸葛亮病死。从平话的内容和结构看，已粗具《三国演义》的规模，但整体描写粗枝大叶，文词鄙陋不通，故事情节离奇，多不符合正史记载，人名地名也多谬误，似乎还是未经。文人润色的民间艺人作品。从上述的记载和残留的作品看，从晚唐到元末，在民间流行的三国故事愈来愈丰富，这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元末明初，罗贯中在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的基础上，吸收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故事，写成《三国演义》。已知最早刊本是嘉靖元年（1522。年）刊刻的，称为嘉靖本，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继嘉靖本之后，新刊本大量出现，它们都以嘉靖本为主，只做了些插图、考证、评点和文。字的增删、卷数和回目的整理等工作。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对嘉靖本《三国演义》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整理回目，修正文辞。改换诗文等，内容没有大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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